49近代教会史

218、天主教的传教工作

218.1公教会的传教工作获得了很辉煌的发展，这个发展持续在整个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自从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以来，所有的教宗都特别重视传教工作。从人数来看，目前（1968年）大约有10万个（公教）传教士，他们照顾3000万新皈依的信徒。传教的方式随着全球地理上的开发和文化上的平均化（kulturelle Ausgleichung／cultural equalization）而变成了更全面的、更个人化的和精神化的（umfassender，individueller und geistiger）。这个时期的传教成就需要更多时间，但大多情况下，传教成果比以前的时代有更长期的影响。那种“适应方式”，即适应印度、中国、日本和非洲人的思维方式今天也被视为很迫切的问题。教宗良／利奥十三世和他的继承人尤其重视本地司铎的培养和重用（包括使他们当主教），这样想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在传教士人数和投入的资金方面，法国仍然处于第一位，尤其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然而，比利时、荷兰、爱尔兰、意大利、德国与美国在20世纪也完成了很大的任务；同时，传统的传教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这方面有所衰退。在德国，新兴的传教兴趣大约在1820年开始广泛地影响公教民众，这就导致一系列新的传教协会和修会的成立（参见下文），但也准备了一个新的学科的崛起，就是传教学／传教学（“Missionswissenschaft”），第一个教授座建立于1910年。除此之外还有“传教医学”方面的努力。两次世界大战对传教工作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参见230）。

几乎所有的在19世纪创立的新兴修会（参见207.6；219.6）都参与海外传教工作，而部分的传统修会也参与其中。新兴的“传教修道院”（Missionsseminar，即培养传教司铎）也同时出现，比如在米兰（Milano，1850年），在里昂（Lyon，1856年），英国的弥尔—希尔会（Mill—Hill，1866年），帕尔玛（Parma，1895年），美国的玛利诺会（Maryknoll，1911年）等等。

除此之外还形成了很多新的传教修会（部分是由于两个会的结合而形成的），比如圣神会，亦称黑衣会（Fathers of the Holy Spirit，1848年在巴黎成立，1864年传入德国，1872年因文化斗争驱逐，1894年再次被允许，他们的传教院在德国的Knechtsteden）；至圣耶稣圣心传教会（Missionaries of the Sacred Heart，1854年在法国的Issoudun创立，德国的会院1897年在Hiltrup建立）；圣母圣心会（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1862年在比利时的Scheutfeld成立）；白衣神父会（White Fathers／Peres Blancs，1868年由阿尔及尔Algier的总主教拉维基里Lavigerie创立（参见下文218.2b），他们专门针对阿富利加（Africa）地区并在德国的特里尔有会院；圣言会（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亦称Steyler Missionaries，因为他们的母院在荷兰的斯太尔，于1875年由充满热忱的德国司铎圣Arnold Janssen成立，他于1909年去世；圣言会不久后也传到奥地利和美国）；至圣耶稣圣心司铎会（Priests of the Most Holy Heart of Jeasus，1877年于St．Quentin成立，在德国也有会院）；在Natal的玛利亚希尔（Marianhill）的德国特拉普会士（1882年成立）；巴伐利亚欧提连（St．Ottilien）的传教本笃会会士（1884年或1887年成立）。19和20世纪的传教修会几乎也都有一些“姐妹修女会”，因为在海外地区和属于穆斯林的地区中，妇女们的皈依非常重要，而在这方面需要妇女（修女）的协助。

原先已经形成的一些平信徒协会也来协助传教工作。新创立的平信徒协会有这些：德国公教徒的阿富利加协会（Afrikaverein deutscher Katholiken，1888年成立，1920年解散）；圣伯多禄业会（Opus S．Petri，1889年在法国Caen成立，1920年迁到罗马，它资助传教地区的神学院的创立和经营）；圣伯多禄·克拉维协会（St.Petrus-Claver Sodalitaet，其基地在罗马，1894年创立）；德国公教妇女和少女的传教协会（Missionsvereinigung katholischer Frauen und Juingfrauen Deutschlands，1893年创立）；司铎传教协会（Unio Cleri pro missionibus，1916年在米兰创立，不久后有广泛的传播）；德国大学生传教会（deutscher akademischer Missionsbund，1910年在Muenster明斯特创立）；美国学生十字军运动（Student＇s Crusade，1918年成立）；德国的医学传教协会（Verein fuer aerztliche Mission，1921年成立，在维尔茨堡Wuerzburg有传教医疗研究所，1922年成立）；所谓的Miva（传教交通协会Missions-verkehrs-Arbeitsgemeinschaft，1927年成立）；科隆的传教工作协会（Missions-Werkbund）等等。公教徒为传教捐的资金在1913年大约有160万到200万德国马克。

218.2公教会在世界上的传教活动大约呈现出这样的蓝图：

218.2a在伊斯兰教地区和希腊教会地区的传教努力处于非常艰难的状态；穆斯林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东正教的信徒对公教有一些敌意，所以传教士主要照顾当地的信徒团体，照顾教会的圣所，并进行一些慈善工作。1914年分布在近东地区的公教徒和与公教合一的信徒大约为75万。在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1856年）后，土耳其政府说基督徒与其他的公民可以有同样的权利，但仍然发生一些暴动和残酷的迫害行动：在大马士革（Damascus）和黎巴嫩（Lebanon）地区的马若尼特（Maronites）信徒于1860年被德鲁兹派穆斯林（Druses）迫害，而亚美尼亚（Armenia）的基督徒于1895／1896年和1909年遭受集体屠杀。自从16世纪以来，法国在近东地区有一种“保教权”（虽然法国多次从政治的角度利用了这个特权），而宗座在1888年还承认了法国这个保教权，但因为法国（在1905年）分裂教会和国度，法国这种特殊任务失效，虽然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于1926年允许法国在近东的代表具有某些礼仪上的特权。在1862年，教宗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为东方教会的问题创立了一个教廷部门，而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提升这个部门为独立的枢机委员会并建立了一所东方研究院。良／利奥十三世很热忱地想吸引东方人，提高东方合一教会的圣职人员的地位并使他们与罗马有更多关系，同时保持他们自己的礼仪方式。他在罗马建立了几所培养东方司铎的学院。很多修会（尤其是法国的）支持教宗的努力，他们也创立了一些学校和慈善机构。在这些组织中，法国耶稣会会士在叙利亚的贝鲁特（Beirut）创办的圣若瑟／约瑟大学（St.Joseph＇s University，1875年建立）有特殊性的地位。在埃及大约有2万个科普特信徒（Copts）与罗马教会合一，而良／利奥十三世为他们创立了一个特殊的宗教区（Alexandria教区），1968年有三个教区（共7万信徒）属于这个宗教区。一些意大利的和法国的嘉布遣会会士（Capucheans）工作在阿贝西尼亚（Abyssinia，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地区以及在格拉（Galla）部落的山区，他们也获得良好的成就，特别是那位杰出的宗座代牧马塞亚（G．Massaia）主教（1846—1879年，1884年当枢机）。在巴勒斯坦地区也有一些传教活动，其中有“德国圣地协会”（Deutscher Verein vomHl．Lande），它于1895年形成。威廉二世（Wilhelm II）皇帝于1898年交给它在耶路撒冷的熙雍／锡安山的一块地（Grundstuieck der Dormitio B.Mariae Virg.），而该协会在那里建立了一所教堂和隐修院，交给贝任（Beuron）的本笃会会士。

218.2b欧洲人在阿富利加／非洲（Africa）的西北地区越来越多（尤其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所以公教信徒也比较多（1951年已经有200多万），但在本地人的传教工作因种种困难非常缓慢（参见206.2c）。在1867年，阿尔及尔（Algier）成为总教区，属于它的管辖有另外两个教区（即奥兰Oran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e）。原来任法国南锡（Nancy）的主教，拉维基里（Charles Lavigerie，1882年提升枢机，1892年去世），成为阿尔及尔（Algier）的总主教。他尽力推广基督信仰和文明教育，又在消除奴隶买卖活动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他创立了“白衣神父会”和“白衣修女会”（参见上文，218.1），而这些传教士至少能够吸引2000个属于柏柏尔（Berber）部落的人进入教会，并组织信徒团体。在1881年，法国对突尼斯（Tunis）有统治权，此后那些法国和意大利移民也获得比较全面的牧灵照顾，而拉维基里（Lavigerie）于1884年同时被提升为迦太基（Carthago）的总主教和全阿富利加／非洲（Africa）的首席主教（Primate）。在1930年，全世界的圣体大会举行在迦太基（Carthago）。另一个传教士是属于特拉普会（Trappist）的查理·得·福科（Charles de Foucauld），他在阿尔及尔（Algier）南部地区过了一个隐修者的生活并在穆斯林中间进行传教；他于1916年被当地的图阿雷格（Tuareg）杀死。

在19世纪的70和80年代，阿富利加／非洲（Africa）的中南部被殖民强国分配，而公教的传教工作在这些黑人地区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拉维基里（Lavigerie）枢机推动的反奴隶运动带来很多黑人的爱戴。在另一方面也有很多阻碍传教工作的因素：难受的气候、本地人分裂为无数的部落和语言、某些部落的迟钝和无序、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强烈推广（1880年／1898年在苏丹发生的马赫迪Mahdi起义）。因此，投入的大量精力并不一定产生相应的结果。无论如何，在某些地区有很多本地人加入了教会，比如“圣神司铎会”在东阿富利加地区有成就，而“白衣神父”在“大湖地区”也相当成功［乌干达Uganda曾称为“阿富利加最杰出的教会”，于1954年有176万受过洗的公教徒；22位年轻的乌干达殉道者于1885／1886年为基督牺牲性命，他们于1922年被宣布为真福品（beati）。］圣母圣心会在比利时的殖民地刚果（Congo）也有很好的进步，法国的耶稣会会士工作在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德国的特拉普会在南非的纳塔尔（Natal）服务；不同的其他的传教修会工作在德国以前的殖民地：在多哥（Togo）：圣言会，在喀麦隆（Cameroun）：帕罗提会（Pallotti）；在坦桑尼亚（Tanzania）有圣欧提连（St.Ottilien）的本笃会会士。与此相比，新教的传教活动在南非有更大的影响。

218.2c在印度地区，教廷与葡萄牙那种长期的司法争论（参见206.2a）于1886年通过政教协定解决了。现在可以建立印度的圣统制。果阿的总主教成为东印度的宗主教（Titularpatriarch），属于他的教区有4个，共有33万信徒。在1910年，不列颠的印度王国分为8个教省。那些与罗马合一的托马斯基督徒（参见177.4b），即属于叙利亚—马拉巴尔礼仪的信徒（大约45万人）在1923年获得了自己的圣统制（Ernacolam总教区和3个教区）。除此之外还有大约35万个没有与罗马合一的托马斯基督徒。

印度天主教的传教事业自从印度融人不列颠世界王国以后（1858年）处于一种相当有利的情况。基本上，政府坚持它所许诺的宗教自由原则。印度人分裂为无数的民族、语言和宗教，还有很多严格分开的种姓，而其中的伊斯兰教徒是7000万。因此，传教士们特别重视和培养间接的传教方式，即通过教学、培养、慈善工作准备人们接受基督。应该受赞美的机构是德国耶稣会会士于1868年在孟买（Bombay）创立的圣沙勿略学院（St.Xaver—College）。那些皈依教会的印度人大多数都来自比较下层的社会阶层；然而，在马都拉（Madura）工作的耶稣会会士也在婆罗阶层（很受尊敬的阶层）中也有相当大的成就。

218.2d就越南而言，残暴的教难没有结束（参见206.2a），而在1885／1886年仍然有几千个信徒被杀。法国人于1884年占领了越南的南部地区、柬埔寨（Cambodia）、老挝（Laos）和东京支那，而英国人于1885年占领缅甸，此后有比较多的平安与安全。然而，法国政府对教会的敌意为传教工作造成很大的阻碍。1930年的越南地区有120万公教信徒，而进行牧灵工作的大多都是本地的司铎。除此之外，另一些地区加起来也有30万公教徒，即泰国、英国的马六甲以及印度尼西亚（荷兰政府于19世纪初才允许了公教传教士进入）。

218.2e在亚洲地区，菲律宾是唯一的公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度。因为美国和西班牙发生战争，而美国于1898年合并了菲律宾，公教会的情况变得很不利。大部分的西班牙修会司铎被迫离开菲律宾，而本地的司铎很少，所以出现严重的司铎空缺。一些美国来的教派传入菲律宾，而且美国人执行他们自己的制度（国度和教会分裂），也施行那种没有宗教教育的教育制度。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迷惑了很多人的教派，就是阿格里派（Aglipay）司铎推动的运动（这个教派于1902年离开公教会，大约有10万人）。教宗良／利奥十三世于1902年整理菲律宾的教会制度并在马尼拉（Manila）建立一个宗座代表处。教宗于1910年再创立了4个教区并派遣新的传教士到菲律宾。虽然如此，菲律宾的司铎仍然很缺乏，而那些已经受过洗的菲律宾人不一定都在内心上接受了名副其实的基督精神。

218.2f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同时也被西方视为亚洲最重要的和最有前途的传教地区。在1857—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被迫在《北京条约》（1860年）中允许国人有宗教自由，又允许传教士在内地有居住的权利，并且要作出赔偿和归还没收的教产。在华的公教会传教士享受了法国的保教权。虽然有部分的官员反对教会，但在华的传教工作仍得到很大发展。另外，民众对基督徒和外国人的敌意也有几次爆发，比如在“天津教案”（1870年）以及“义和团起义”（1900年）—后者导致很多传教士的伤亡，而几千本地的基督徒丧命。每年都有很多新人加入教会，在1910年代每年大约10万人。然而，在满人的政权被推翻后，中国人宣布成立中华民国（1911年），但此后整个国度陷入严重的动荡和长期的政治变动中。一方面，新的宪法确保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且不再继续要求官员参与对孔子的敬拜，但另一些因素阻碍了传教的进展：长期的内战、一些好高骛远的将军的政变、越来越强的爱国主义运动、军阀四起，还有很多自然灾害，如洪水、饥荒、传染病等。虽然如此，很多修会和传教会全面投入于传教的工作。他们也更多注意到办学的重要性。法国的耶稣会会士在1903年在上海的徐家汇创立了一所大学（震旦大学，Aurora），而美国的本笃会会士于1925年在北京建立了一所公教大学，1933年由圣言会的传教士接管（即所谓“辅仁大学”，原名为北京公教大学）。

218.2g在200多年的封闭状态后，日本在19世纪下半叶向外国世界开了大门。在这200年当中，基督宗教仅仅过了一种“地下墓穴”式的存在（关于一些老日本信徒在1865年被发现的事件，参见177.4d）。日本在1856年后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签订了一些契约，因此有一些港口是向外国人和传教士开放的。在1867—1870年间发生了严重的迫害教会运动，但因为西方各国提出相关的要求，日本政府于1873年和1876年取缔了那些反对基督信仰的种种惩罚和禁令。1889年的宪法确保全面的宗教自由。日本民族是有才华并且勤奋的民族，他们非常热忱地接受了欧洲的文明并使他们的中世纪般的封建国度成为一个现代的文化国家和一个强国，但日本人很缓慢地接受了基督信仰。其中一些发挥作用的因素是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他们对宗教的国家化概念（nationale Auffassung von Religion）、他们的强烈家庭意识和传统意识、佛教的影响、与西方实证主义思想的接触、许多日本人的物质主义思想倾向等等因素阻碍了迅速的发展。然而，良／利奥十三世能够在1891年创立东京总教区以及三个属于它的教区（大阪Osaka、长崎Nagasaki和Hakodate）。在1933年，日本总人口是6500万，其中有10万公教信徒和17万新教徒。自从1913年，德国的耶稣会会士在东京指导一所公教大学，而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承认这所大学。

日本于1904年占领韩国，1910年合并了它。在韩国的教会获得了很好的发展，虽然韩国的信徒经历了长期的教难。只有在19世纪末以及在日本人的时代，基督信仰享受了比较大的自由。在1936年有12万公教徒和21万新教徒在韩国，而全国的人口则是2100万。除了一些法国的传教士之外还有来自德国欧提连（St．Ottilien）的本笃会会士（1909年以来）在韩国服务。

218.2h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群岛上，公教会的传教事业有良好的发展，虽然它在19世纪才开始（参见206.2d）。一些阻碍传教的因素是本地人的教育水平低、与公教竞争的新教团体来得早并且人数多、法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干涉等等。在1950年大约有35万公教徒在那些地区，在新几内亚有圣言会的传教士，在玛里安（Marian）群岛和加罗林群岛（Carolines）有德国的嘉布遣会传教服务。一位属于比克保（Picpus）会的传教士，即达缅·得·菲斯特（Damian de Veuster）从1873年到1889年以英雄般的勇气在莫罗开岛（Molokai，属于夏威夷）为那些患麻风病人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218.2i在澳大利亚的公教会经历了最令人感到惊异的发展。1820年的澳大利亚只有2000名公教信徒，但在1955年大约有200万个。然而，这个教会似乎完全是白人的教会和欧洲人的教会（大部分是爱尔兰人）；那些人数仅仅达6万的原住民过一种游牧的生活，向他们进行传教的尝试不多。澳大利亚的教会分为6个总教区（悉尼Sydney、摩尔本Melbourne、阿得雷德Adelaide、布里斯班Brisbane、佩思Perth、塔斯马尼亚Tasmania的霍巴特Hobart）以及20个教区。除此之外还有新西兰（New Zealand），它与澳大利亚一样属于英国的统治，在那里有一个总教区（惠灵顿Wellington）以及3个教区，共有26万个信徒，其中有5000个毛利人（Maori）。国度和教会的分开致使公教徒们必须靠自己的钱维持教堂和学校。他们的教会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普遍被尊敬的地位。教育活动和各种协会繁多。自从1885年，在悉尼（Sydney）有几次举行全澳大利亚的主教会议。悉尼（Sydney）的总主教莫冉（Patrick Moran，1911年去世）成为第一个澳大利亚的枢机主教（1885年）。1928年的全世界圣体大会在悉尼（Sydney）举行。

218.2k在美洲的传教地区很大，从阿拉斯加（Alaska）的冰山一直到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北部和南部的情况大不一样。在北美洲，来自欧洲的移民驱逐和消灭了印第安人，剩下的只有很少几个部落。在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中有4.1万个公教徒（OMI＝圣母献主传教会照顾他们）、3.5万新教徒和2.4万非基督徒。在1962年的美国大约有50万印第安人，其中12.9万公教徒。由于西方人在17和18世纪送很多黑人奴隶到美国，所以1960年的美国大约有1800万黑人，其中600万新教徒，但只有70万公教徒；其他的黑人没有基督信仰或属于某些教派。美国在1865年放弃了奴隶制度，所以黑人的地位在社会和经济上有改进，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争的时候有几百万黑人从美国南部迁到北部。因为种族歧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减低，传教的工作也受阻碍。

在中美和南美地区，属于公教的殖民大国西班牙与葡萄牙对当地的居民怀着比较宽容的态度，所以在那里仍然生活大约1500万印第安人，仅仅在墨西哥有460万印第安人。大多印第安人接受了基督信仰（公教信仰），虽然部分上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参见177.2；205.3；217.4）。只有小部分的印第安人与混血人仍然没有接受基督信仰，在中美地区大约50万人，在南美地区同200多万。主要有一些欧洲的修会和传教会在那里进步传教工作；他们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地区的辽阔和长远的距离、气候的难以适应、部分印第安部落的分裂和素质差、许多白人的腐败和反对宗教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