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近代教会史

202、1850年以前的教宗：利奥十二世（Leo XII）、比约八世（Pius VIII）、额我略／贵格利十六世（Gregorius XVI）和比约九世（Pius IX）

202.1比约／庇护七世（Pius VII）的继承人也面临很多困难，因为有一部分人想恢复传统的古老情况，而另外一些人却非常激烈地要求实行新的方式。因此，枢机团中也分为两个派别。比约／庇护七世（Pius VII）基本上是一个温和的“改革者”，而驻德国的宗座大使根格（Annibale della Genga，参见201.1）则属于“保守派”，现在后者被选为良／利奥十二世（Leo XII，1823—1829年）。他首先继续推动教会在不同国度中的重整与重组，在这方面也完成了某种成果，达到了一个终点。在教会国的统治方面，他获得了“热烈派”（Zelanti）的支持—这个“热烈派”的影响越来越强大，他们想尽可能恢复原来的状态。教宗良／利奥十二世（Leo XII）以严格的惩罚来控制共济会（Freemasons）和煤炭党（Carbonari）的秘密活动。利奥十二世（Leo XII）也于1825年庆祝了一个大禧年。

下任教宗是比约／庇护八世（Pius VIII，1829—1830年），他属于意大利的卡斯提留尼（Castiglioni）贵族，具有崇高的理想、学问渊博，也有良心，但他的任期只有20个月，所以他无法完成比较重要的事务。他让那位能干的国务卿阿尔巴尼（Albani）负责世俗的事务。在他的任期内发生了英国的“公教徒解放运动”（参见204.5）以及巴黎的“7月革命”（参见204.1）。他也针对普鲁士的“混合婚姻争论”而采取了关键性的措施（参见203.3）。

202.2在比约／庇护八世（Pius VIII）以后，属于卡马尔多里（Camaldoli）隐修会的卡佩拉瑞（Cappellari）枢机被选为教宗，取名为额我略／贵格利十六世（Gregorius XVI，1831—1846年），他受过良好的神学教育和教会法培训，生活简朴廉洁，严格遵守教会的规律，但在政治上没有经验，而且不太理解世俗社会（weltfremd）。当时在教会国的不同地点爆发了一些叛乱（1831／32年），而教宗只有依赖于奥地利的协助才能够镇压这些暴动，结果是奥地利人占领了博洛尼亚（Bologna），法国人占领了安科纳（Ancona）7年之久。从此以后，意大利人越来越强烈地憎恨所谓的奥地利人（Tedeschi）的统治。教宗的军队能够控制后来的（1843年／1845年）暴动。欧洲列强于1821年已经向教廷作出一些建议来改革教会国的制度，而在1831年他们以“备忘录”的形式又重复这些建议，但教宗和他的国务卿贝尔内提（Bernetti）和兰布西尼（Lambruschini）都不愿意进行一些比较重大的改革，比如让平信徒在教会国中当高级政治领导，让各地社区有自治权等等。因此，在管理和司法制度上的重大缺点没有被解决，甚至变得更恶劣。当时的新交通工具是火车，新发明是晚上在街头上用的“煤气灯”，但这些新的工具在教会国中被禁止。教会国负的债也越来越多。意大利的“统一运动”逐渐变得很强烈，但教会反对和排斥这个“统治意大利”的倾向。拥护“统一”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来实现他们那种“觉醒”（risorgimento或译“崛起”）的理想。一个激进的党派是“青年意大利”（La Giovane Italia），创立于1831年，其创始人和领导是热那亚（Genoa）的律师马志尼（Guiseppe Mazzini，1872年去世），这个党派根本上就是革命性的和反对教会的。这个党派在全意大利地区建立一些秘密俱乐部，他们都想推翻“独裁者”。圣职人员部分上也受了革命性思想的影响。那些温和的爱国主义者（所谓的“新威尔夫派”Neuguelfen）想结合教宗制度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比如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诗人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873年去世）、司铎-哲学家乔贝尔提（Vincenzo Gioberti，1852年去世）和罗斯米民（Antonio Rosmini，1855年去世）、政治家巴尔伯（Cesare Balbo，1853年去世）和阿泽留（Massimo d＇Azeglio，1866年去世）；他们都追求一种全意大利的联邦制度，其主席应该是教宗，而皮埃蒙特—撒丁尼亚（Piemont—Sardinia）应该承担国防任务。意大利人的统一意识越来越强烈，他们都认为自已是一个民族，所以不能阻碍他们统一起来。

我们将在别处叙述额我略／贵格利十六世（Gregorius XVI）如何坚定地（并且有所成功地）保卫了教会的自由权利，比如在普鲁士的专制制度（参见203.3）中和在俄罗斯（参见204.8）。他以同样的精力去反对冷漠主义（Indifferentismus）和自由主义的潮流，于1832年8月发表了《我们惊讶》（Mirari vos）通谕（参见207.1）并谴责了拉梅内斯（Lamennais，1832年）、波坦（Bautain，1834年）、赫尔梅斯（Hermes，1835年），参见204.2；208.2。这位教宗热切地注意到美术和学术工作，而且很重视传教工作（参见206）。

202.3意大利的教会国已经面临一次革命，变动将会一触即发。此时来自马斯太-费瑞提（Mastai-Ferretti）伯爵家庭的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1846-1878年）被选为教宗；他原来是伊莫拉（Imola）的主教，1840年升为枢机。仅仅两天之内，枢机们选出他当教宗。他的态度比前任教宗更自由一些，具有感动人的爱心和仁慈。他马上采取新的政治路线并尽量回应人们这些合理的要求，即允许更多自由以及重新组织教会国的政治体系。他为很多政治犯宣布特赦，缓和媒介的检察。他为罗马城创立了一个公民宪法，允许平信徒当部长，最后于1848年3月14日宣布一个“两会院”的政治体系，其中有一个会院的成员由教宗提名，第二个会院的代表由人民选举。在这两个会院之上还有枢机团的“元老院”（Senat）。这些改革引起了普遍的赞美与喜乐，但它们来得太晚，已经无法阻碍“革命年”（1848年春天）席卷全欧洲的暴风式浪潮。民众—部分上是因为秘密组织的人系统地煽动他们—提出了其他的、过分的或无法满足的要求。在1848年4月，皮埃蒙特—撒丁尼亚（Piemont-Sardinia）的国王卡尔·阿尔贝特（Carlo Alberto）向奥地利宣战，但教宗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教宗当时支持一个“全意大利关税同盟”，但他没有想到意大利的统一所造成的具体后果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所以他在一些犹豫后拒绝参与反奥地利的“神圣解放战争”，这样他迅速地失去了那些爱国者圈子的拥戴。教宗提名的总理若西（Pellegrino Rossi）伯爵在国度代表会议的开幕式那天被暗杀（1848年11月15日），教宗自己在奎瑞纳里斯（Quirinalis）宫中避难并受到暴民的围攻和威胁。为了确保自己的自由，教宗伪装后于1848年11月24日逃到那不勒斯地区的格塔（Gaeta）。在罗马有一个宪法委员会宣布成立共和国（1849年2月9日），而政府的最高领导是马志尼（Mazzini）、萨菲（Saffi）和阿梅里尼（Armellini）。革命派在罗马的众多教堂和隐修院中的骚乱令很多人感到愤怒。教宗呼吁欧洲列强协助他，而在强烈的斗争后，法国军队在乌迪诺（Oudinot）的领导下占领了罗马城（1849年7月）并恢复了教宗的统治。比约／庇护（Pius）于1850年4月返回罗马，他致力于治疗这次政变所引起的伤痕，但他和那位属于严格保守派的国务卿安托内里（Giacomo Antonelli，1848—1876年）枢机再不愿意支持任何“宪法制度”。他们基本上恢复了古老的专制统治，但在省、县级的管理制度中也允许相当多平信徒参与其中。为了保护教宗，一个法国军团继续保留在罗马（1849—1870年）。奥地利人毁灭了卡尔·阿尔贝特（Carlo Alberto）的军力并继续占领意大利教会国北部的部分地区（到1859年为止）。卡尔·阿尔贝特（Carlo Alberto）退位，而他的儿子维克托·埃马努尔二世（Victor Emanuel II，1849-1878年）继位。

203、公教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复兴。与国度教会的搏斗

203.1在19世纪的德国公教会（天主教）在外部经过了一种重新组织的过程，而同时在内部和思想方面—虽然这里遇到很多挑战—也同样经历了一种精神上的创新和再生，这种复兴属于近代教会史上最突出的、最有吸引力的现象之一。当时很流行的“浪漫主义”（Romanticism，词根中有“罗马”，译者注）对宗教思想的复兴具有重大的影响，因为在那种冷淡的启蒙思想后，“浪漫主义”再次唤起了对宗教和教会的渴望。原来的真实传统已经崩溃了，而浪漫主义创造了一个新的、人工的传统，它重新肯定和深入理解天主教（公教）的中世纪以及它的巨大文化成就。这样，一些新教信徒也返回到他们的“母亲教会”（Mutterkirche，即公教）那里。19世纪的公教复兴运动部分上也继承了公教启蒙运动（katholische Aufklaerung即受启蒙主义思想影响的公教研究）的一些宝贵的理念；其中发挥推动作用的人首先只是个别的圣职人员和有学问的平信徒，尤其在威斯特伐伦（Westfalen）、巴伐利亚、施瓦本以及在莱茵河中游地区。在明斯特（Muenster），那位崇高的女公爵格里琴（Amalie von Gallitzin，1806年去世）聚集了一些朋友和学者，这个协会自称“神圣家庭”（Familia sacra），其成员包括杰出的宗教教育家和教理专家欧弗贝格（Bernhard Overberg）、教区长菲尔斯滕贝格（von Fürstenberg）、伯爵斯托尔贝格（Friedrich Leopold zu Stolberg，他于1800年转入天主教；关于他的《教会史》，请参见第1卷，4.7）以及教会历史专家卡特康普（Theodlor Katerkamp）教授。为了保卫公教信仰，在巴伐利亚有一些人于1814年创立一个协会（所谓的“联盟”Konfoederierte），他们的指导者是维尔茨堡（Wuerzburg）的副主教茨伊尔克尔（Gregor Zirkel，1817年去世）。在兰斯胡特（Landshut）大学和慕尼黑（Muenchen）大学也聚集了一些年轻的公教思想家。他们的带头人是虔诚并慈祥的牧灵神学家和社会伦理学家塞勒（Johann Michael Sailer，1751-1832年），他曾在迪林根（Dillingen）和兰斯胡特（Landshut）教授神学，后来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任大堂圣职人员并被祝圣为主教。在跨越和超过启蒙主义和深化德国南部的宗教生活方面，他的贡献也许是最大的，虽然他和他的著作被多次怀疑。来自莱茵兰德（Rheinland）的格雷斯（Joseph Görres，1776—1848年）才华横溢，他曾经在慕尼黑充当世界史教授（1827年后），他是一个杰出的出版家和热忱的爱国者，他经历过革命的“狂飙时期”，此后坚定地卫护了教会的精神和保守的政治理论。在美因茨活动的人包括杰出的克尔马（Jos．Ludwig Colmar）主教（1818年去世）和一些神学教授，如利伯曼（Liebermann）和瑞斯（Rass）—后者与魏斯（Nikolaus Weis）一起在当地的神学院创办了《公教徒》（Der Katholik）的杂志（1821年）。这些人物的共同热忱是完全献身于教会，而这种精神唤醒了很多人。在蒂宾根（Tuebingen）的天主教学派（所谓的“蒂宾根学派”）的创始人是德赖（Drey）、默勒（Möhler）与希尔施尔（Hirscher，参见208.1）。这个学派在实证的历史研究方面完成了很大的工作，以此帮助人在世界观上跨出启蒙主义的困境，再次恢复了一个真正的公教性的教会观—启蒙主义思想似乎完全失去了这种正规的教会概念。这样，蒂宾根学派大大强化了公教信徒的信心和自我意识，对整个德国公教复兴运动具有强大的影响。

法国的浪漫主义（参见204.2）也有一些因素传入德国，比如公教徒们要积极地介入公共生活，要更密切地与罗马保持联系，这就是一个坚定的奋斗精神的萌芽，即是“政治性的公教主义”，有人后来用那个容易被误解的词越山主义（Ultramontanismus）来形容它。不久后，公教的协会传统（Vereinsleben）再次获得良好的发展，而修会生活也走向繁荣的时期（参见207.5.6）。在这个公教复兴运动中，平信徒的角色比较突出，远远超过以前的程度。

203.2这个新的精神首先出现在巴伐利亚，即在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I，1825—1848年）的统治内。这位高尚的君主原来是塞勒（Sailer）的学生并支持浪漫主义的思想，同时他也不愿意放弃国度对教会的保护权和监督权。他比他的前任国王更公平地、更友善地对待了教会，尤其是在阿贝尔（Karl von Abel）当宰相的时期（1837—1847年）。他允许主教们自由地和罗马教廷有来往（1841年），很慷慨地支持教会创立和恢复一些隐修院，又招聘一系列能干的公教神学家，如格雷斯（Görres）、德林格（Döllinger）、默勒（Möhler）、菲利普斯（Phillips）、任格塞斯（Ringseis）、赫弗勒尔（K.von Höffler）来慕尼黑（München）大学（在兰斯胡特Landshut的大学于1826年被迁移到慕尼黑）。在慕尼黑的格雷斯圈子（Görreskreis）通过讲演和著作很有灵感地、又有勇气地保卫了天主教（公教）的世界观，并抵抗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科隆的教会争论时，格雷斯（Görres）发表了他的《阿塔那修斯》（Athanasius），这就意味着慕尼黑在当时的公教德国中拥有领先的地位。

国王路德维希（Ludwig）也为圣职人员的哲学和神学培训建立了一些学院（所谓的Lyzeum）并在基督宗教艺术方面也有贡献，有新建立的教堂（如慕尼黑的Bonifatiusbasilika），也修缮一些古老的、有历史意义的教堂（比如雷根斯堡Regensburg、班贝格Bamberg、施派尔Speyer的大堂）。巴伐利亚的教会生活逐渐上升，因为一些能干的主教指导它，其中最杰出的可能是瑞撒克（Karl August Graf von Reisach，1869年去世），他先当艾克施特特（Eichstaett）的主教（1836年），后成为慕尼黑—弗赖辛（Muenchen—Freising）的总主教（1847年）和教廷枢机（1855年）。由于所谓的洛拉—蒙特斯（Lola—Montez）事件，国王必须于1848年3月退位，此后有一个比较自由主义的政府引导巴伐利亚；当时，在弗赖辛（Freising）聚集的巴伐利亚主教于1850年10月和第二次于1853年向政府写了一个备忘录，请求他们落实政教协定以及取缔1818年的宗教法令，当时的政府也确实作出一些让步（1852／1854年）。

203.3在普鲁士发生了所谓的科隆教会争论（Koelner Kirchenstreit），一个事件的发生帮助教会摆脱了国度的羁绊。在普鲁士地区，世俗权力的影响尤其涉及公教与新教混合的婚姻。普鲁士的“普遍国法”（Allgemeines Landrecht，参见201.4）片面地强调新教的立场，而国王于1803年11月21日的敕令规定，混合婚姻的孩子“都必须受父亲信仰的教育，而在这方面不可以有夫妻之间的其他契约”。这个法律起先只在东方的省份有效，而在那里的婚姻一般都受教会的无条件祝圣。然而，在1825年8月17日，普鲁士国王和政府扩展这个法律的有效性，使之包括西部的莱茵兰德（Rheinlande）和威斯特伐伦（Westfalen）—很多新教的公务员和将军被指派到那些公教地区—这就引起当地人的抗议。根据教会法的原则（公教婚姻的条件是孩子应该受公教教育），很多圣职人员拒绝祝圣混合的婚姻，而罗马宗座在几年后也明确地肯定他们的这种做法。比约／庇护八世（Pius VIII）的简函《从今年》（Literis altero abhinc anno，1830年3月25日）决定，如果混合婚礼的夫妻不承诺以公教的教义教导孩子，那么公教的圣职人员只能被动地参与这个礼仪。然而，普鲁士政府没有通知主教们关于这个简函的事，并且想影响罗马宗座改变这些规定，但没有效果。因此，普鲁士人采取另一个措施。科隆的总主教施皮格尔（Ferdinand August Graf Spiegel，1824-1835年）本来是一个在管理和组织教会方面很有贡献的人，但驻罗马的普鲁士使者布恩森（Christian Josias Ritter von Bunsen）影响他签订一个秘密契约（1834年6月），这个契约据说解释教廷的简函，但实际上是根据以往的老做法歪曲地解释了它。属于科隆总教区的其他教区（特里尔Trier、明斯特Muenster、帕德波恩Paderborn）也同意这个契约，并且同样发表了一些牧灵通信，其中禁止圣职人员在婚姻前要求夫妻承诺以公教教义教导孩子。然而，情况很快变了。施皮格尔（Spiegel）的继承人是原来在明斯特（Muenster）当主教的德若斯特·菲舍灵（Klemens August von Droste-Vischering，1835-1845年）。因为他很严厉地反对那些拥护神学家赫尔梅斯（Hermes，参见208.2）的人，所以他与普鲁士政府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混合婚姻方面，他先回避作出决定，甚至不愿意知道那个秘密契约的准确内容。同时特里尔的主教霍梅尔（Hommer）在临终时收回了他的支持，所以罗马教廷才知道真正的情况（1836年11月）。布恩森（Bunsen）原来否认这些主教们写过这样的牧函，说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但他的欺骗行为最终被暴露无遗。在1837年9月，科隆的总主教决定作战。他宣布，如果那种契约不符合教宗的简函，他就要根据教廷的简函行事。政府想劝他并建议他退位，但这个总主教坚持他的立场，因此他以“违背诺言及革命性活动”的名义被逮捕（1837年11月20日）并被押送到明登（Minden）堡垒当囚徒。这种不可思议的暴行（所谓的“科隆事件”）以及总主教的毅力留给公教世界很深的印象，而且也唤醒那些不冷不热的人和冷漠的人。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六世（Gregorius XVI）向枢机们演讲时提出正式的抗议（1837年12月10日）。格雷斯（Joseph Görres）写了一部《阿塔纳修斯》（Athanasius，1838年1月），其中以激烈的愤怒语气尖锐地谴责了普鲁士的不宽容。明斯特（Muenster）和帕德波恩（Paderborn）和以前特里尔的主教一样宣布他们放弃那个“契约”。因此，普鲁士政府必须让步，因为在西部的人都非常不满。此后，政府允许圣职人员至少可以“谨慎地询问和了解”混合婚姻的孩子的教育；如果有疑问，当地的主教可以作决定（1838年1月）。

同时，东方的主教们也一样在混合婚姻方面要求天主教的权利，只有那位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布瑞斯劳（Breslau／Wroclaw）的主教塞德尼茨基（Leopold Graf Sedlnitzky），但他不久后被劝退位（1840年），并后来（1862年）在柏林当国王的顾问、并转向新教。波森（Posen-Gnesen）的总主教杜宁（Martin von Dunin）同样很坚定地拥护教会的原则，所以他被宣布撤职，并且被关入科尔贝格（Kolberg）堡垒（1838年10月）。整个教区都穿上了丧服，直到他被解放为止。

203.4在新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1840-1861年）的统治中，普鲁士的教会争论迈进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位国王对宗教的意义有更深的理解，同时也有比他那位严谨拘泥的父亲更具有正义感，所以这位“浪漫主义者之王”诚心追求教会内的和平。他放弃了那些违背良心的要求并允许被流放的波森（Posen—Gnesen）总主教再次返回自己的教区。国王也亲自向科隆总主教德若斯特·菲舍灵（Klemens August Droste-Vischering）表示致敬。那位杰出的主教盖斯尔（Johann von Geissel）成为科隆总主教的继承人。现在教会也在别的地方享有善意的待遇。政府取消了对教廷文献的“批准”权。在此之前，主教们只能通过政府与罗马教廷有来往，但1840年以后，主教们可以自由地与罗马保持联系，而普鲁士的文化部（Kultusministerium）组织一个公教分部和新教分部来商榷教会的种种事务（1841年）。普鲁士政府与教廷签订了一个文献，其中规定混合婚姻的问题完全由当地主教来解决。政府放弃了更多的干涉。在1848年的革命暴风后，普鲁士获得了一个宪法（1848年12月只是暂且的，1850年1月则是终极性的），而其中第15条规定，无论是罗马公教还是新教都有权利独立地整理和管理其事务。因此，公教在普鲁士获得很大的自由权利（似乎超过德国任何其他的地区），并且在各方面都经历了一个美好的发展和崛起。由于一次短暂张力冲突，在普鲁士的代表会院中形成了一个“公教党派”（1852年），就是1858年后被称为“中央党”（Fraktion des Zentrums）的党派。

203.5在普鲁士国内，教会的问题有所好转，但在西南德国地区“国度办教会”的思想此时还继续存在。在那里的主教们除了祝圣权以外似乎没有什么别的权利。他们与圣座的来往被中断，教会的一切活动都被监督和控制。那些与“高莱茵教省”有关系的政府们在1830年1月30日发表了一个包括39条的“法令”，其中讨论“国度对公教会的保护权和监督权”，就是早在1820年准备的《教会实际政治》（Kirchenpragmatik，参见201.5）。这些规定包括：一切教廷的文献，包括纯粹宗教性的文献，都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政府要管理教会的财产；如果圣职人员滥用自己的权利，国度法院将要审判他们。另外，各地政府不仅提名自己领土中的主教，而且也分配教产或资源。比约／庇护八世（Pius VIII）通过简函《他来到》（Pervenerat，1830年6月30日）提出抗议，并呼吁主教们确保教会的权利，但在这方面没有很多具体的行动。有一些热心的公教平信徒—如符滕堡的男爵霍恩斯太恩（August von Hornstein）、巴登的男爵安德劳（Heinrich von Andlaw）以及弗赖堡的法学教授布斯（Franz Josef Buss）—有时候在政府的代表会和公共社会上提出一些要求、抗议教会遭受的控制或要求教会的自由权利，但没有多大效果。因为恰恰在巴登和符滕堡地区有相当多的圣职人员依然支持启蒙主义和约瑟夫主义（即维森贝格Wessenberg的主张），所以各地的政府更不愿意改变他们的态度，1820年代和1830年代的“反独身制争论”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同时，那些地区的主教们不愿意坚持公教的权利，因为他们怕政府会采取一些措施。只有在库尔黑森（Kurhessen），主教瑞格尔（Adam Rieger，1831年去世）和富尔达（Fulda）的大堂圣职团坚定地卫护了教会的利益，所以政府顾及到他们的合法权利。教会打算取缔富尔达（Fulda）的教区学校并在马尔堡（Marburg）大学建立一个公教神学系（1831／1833年），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完成这个计划。公教会在吉森（Giessen）大学创办了一个神学系（为黑森和美因茨地区），只能很困难地维持其存在，而后来美因茨的主教克特勒（Wilhelm Emanuel von Ketteler，1850-1877年）在美因茨的修道院中创办了一所神学学校，所以在吉森（Giessen）的学院又被关闭（1851年）。

混合婚姻的问题在德国南部也同样引起怨声以及引发了教会与政府之间的争论，虽然不像普鲁士那样激烈（比如在Tuebingen蒂宾根的Mack教授的案件等等）。然而，在“科隆事件”的鼓舞性影响之下，自从183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解放教会，不使它受国度的全面控制或官僚制度的拘束。若滕堡的主教克勒尔（Johann Baptist von Keller，1845年去世）本来是一个比较软弱温和的“政府办教会”主义者，但因为罗马教廷劝勉他，他于1841年在符滕堡的议会中提议要求教会的“自治权”，即宪法规定的但政府实际上拒绝给予管理自己的权利。虽然没有人能反驳他提议的合法性，但结果还是微不足道。其中一个原因是，主教的大堂圣职团在姚曼（Ignaz von Jaumann，1862年去世）的领导下放弃了他们的主教—姚曼（Jaumann）是一个真正的约瑟夫主义者和维森贝格（Wessenberg）的朋友，也是政府的顾问。

203.6因此，在德国的西南地区需一些新的和更大的努力来争取教会所需要的行动自由。尤其主教们—他们原来都各自为政地奋斗—必须结合起来，共同采取一些措施。这个转变是从1848年开始的，因为这个“革命年”结束了德国君主们的专制制度和“警察国家”。在法兰克福的全国大会（1848／1849年）上，德国人规定“德意志民族的基本权利”，其中也包括—至少在原则上—各宗教团体的自治权（Autonomie）。在开始的时候甚至有很多公教代表要求—根据比利时和北美的先例—分开国度和教会。因为这个民主的时期强调印刷自由和结社自由，所以公教信徒也努力利用这些新的自由。在1848年10月的美因茨开始一个新的传统：德国的“公教徒日”（Katholikentag，参见207.5），而在1848年10—11月，德国的主教团第一次在维尔茨堡（Wuerzburg）召开会议，当时的主席主教是科隆的盖斯尔（Geissel）主教。这个会议发表了一个“备忘录”，其中异口同声地要求各地的政府为公教会提供充分的自由和主权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关于这个要求引起什么后果，请见下文（关于普鲁士，参见203.4）。

203.7受“世俗化运动”（教产没收运动）影响最小的地区是奥地利，因此奥地利不需要大规模的“重新整理教会”的努力，只需要重新规划各教区的范围即可。然而，启蒙主义和约瑟夫主义的“国度办教会”思想在这里有更长期的影响，超过德国其他地区。那位似乎威力无比的首相梅特尼赫（Klemens Metternich）—他在弗兰茨一世（Franz I，1792—1806年为德国皇帝，1806—1835年奥地利皇帝）和费迪南一世（Ferdinand I，1835—1848年）皇帝时指导政治39年之久（1809—1848年）—也是德国启蒙运动的孩子，他在全欧洲都有政治影响力并反对自由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倾向（民族主义指当时奥匈帝国一些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译者注）。他的政治路线是一种保守主义和恢复原来情况，他认为这样虽然不能回避欧洲的灾难性分裂，但至少可以推迟它。他首先从理性的角度和国度利益的观点来看宗教。因此，教会受到善意的待遇，但在官僚制度中也受管制。

在那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很杰出的人物，就是来自赎世主会（Redemptoristen）的圣霍夫包尔（Klemens Maria Hofbauer，参见188.3），即“维也纳的宗徒／使徒”（在维也纳1802—1820年）。他是讲道家、听告解神师、教会生活的组织者并在很多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具有威望的人物以及思想家和作家都属于他的朋友圈子，比如很有才华的文学评论家和宗教哲学家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诗人维尔纳（Zacharias Werner）以及政治理论家和经济学家米勒尔（Adam Mueller）-这三个人都来自德国北部，都皈依了天主教（公教）。

1848年的“革命年”最终冲破了“警察国家”的枷锁，而梅特尼赫（Metternich）被推翻。1849年的宪法文献规定，每一个合法的教会都有自治权和管理教务的权利。奥地利的主教们于1849年春天在维也纳聚集并向政府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们的领导是施瓦森贝格（Friedrich Joseph von Schwarzenberg，1885年去世）枢机-他是萨尔茨堡（Salzburg）的总主教，1850年后是布拉格的总主教—以及饶舍尔（Joseph Othmar von Rauscher，1875年去世）-他原先是塞考（Seckau）的主教，1853年当维也纳的总主教，1855年升为枢机。那位年轻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皇帝（1848-1916年）取消了政府的“批准（Placet）权”，允许主教们自由地与罗马有来往并承认主教们在管理教会纪律和礼仪方面的权利。通过饶舍尔（Rauscher）总主教的努力，奥地利于1855年8月18日和罗马宗座签订了一份政教协定，它坚决放弃约瑟夫主义的传统并在很多方面向教会的要求让步。然而，由于奥匈帝国内政的复杂情况、由于许多民族的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系的反教会潮流，有的人怀疑某些规定的合适性，比如在教育制度方面—这些怀疑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合理的。另外，奥地利的自由派和新教徒从一开始就抵抗这些规定，所以政教协定的规定始终没有完全执行，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也无法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