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中世纪教会史
101、隐修院传统的衰落和恢复。Cluny（克吕尼）及其修会
101.1隐修院的传统—尤其是Benedictus（本笃）会的传统—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的早期阶段，为教会和基督宗教文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格尔曼／日耳曼人的皈依、教养和文化教育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归功于隐修院文化（参见第1卷，72．7，第2卷，89）。然而，在7、8世纪的法兰克王国中，隐修院文化在很多地区走向衰落。各修院的财富此时增多，这不但阻碍了隐修者的纪律，而且也唤起了世俗贵族和教会长上的贪心。隐修院的财产或权利经常遭受严重的侵略。Carolus Martellus（查理·马特，741年去世）很随意地将许多隐修院交给了一些平信徒院长，他认为，自己创立的修院都是国王的“私人修院”（参见96.1，3）。后来，Bonifatius（波尼法爵）（博尼法奇乌斯）推动的改革主教会议（参见80.3）带来了一些改善。自从779年，圣Benedictus de Aniane（阿尼安的本笃）的改革也获得了美好的成就；他是一位属西哥特民族的伯爵的儿子，曾经是法国南部的Aniane（阿尼安）隐修院的院长，后来在Aachen（亚琛）附近的Cornelimuenster（克尔内里闵斯特）当院长，于821年去世。他想落实隐修院的纪律的统一，想提高法兰克地区的隐修院的生活规律。后来，Ludovicus Pius（虔诚者路易）委任他监督整个法兰克国的隐修院。在Benedictus（本笃）的指导下，816／817年在Aachen（亚琛）举行的全国隐修院院长的会议规定各地的修士都得遵守一种“改进的本笃会会规”（参见817年的capitularemonasticum“隐修者的法令”）—其中强调隐修者必须脱离世俗的社会，并且都有体力劳动的义务。816年在Aachen（亚琛）召开的会议为那些在大堂或堂区生活的canonici（“圣职团”，参见95.4）提供了一个“团规”（它基本上模仿圣本笃的“会规”），又为那些canonissae（“女士生活团体”）作了一些规定；这些妇女团体（亦称Chorfrauen，sanctimoniales）以比较自由的生活方式住在一起，她们并没有放弃个人的财产，她们经常是一些贵族女士。自从第8世纪以来也存在着一些confraternitates（祈祷弟兄会），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共同纪念个别隐修院的成员（或已去世的恩人）；这些祈祷会部分上一直存在到中世纪晚期。然而，在10世纪的普遍动荡状态中，各地的隐修院又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经过诺曼人、穆斯林军和匈奴人的种种侵略，很多隐修院被破坏或遭受劫掠（参见99.1）。某些隐修院有这样的习惯：它们只接受了贵族人士进入修士的行列，这种习惯也导致一些问题。在法国地区，平信徒院长又变得比较多。正如Soissons（苏瓦松）地区的Trosly（托斯里）主教会议（909年）所抱怨的那样：这些平信徒院长们与他们的妻子、孩子、臣仆和猎狗一起居住在隐修院中，这样造成完全的世俗化情况；隐修士们可以随便离开修院，使他们逐渐走向世俗化。在德国地区的情况好一些，尤其在Otto Magnus（奥托大帝）的时代，因为那些萨克森统治者（奥托）为隐修院的改革有所行动；那些在经济上缺少管理的修院也重新获得妥当的照顾。
101.2古代基督宗教的绝大多数隐修者都是平信徒。与此不同，在9、10世纪的隐修院中有很多司铎，甚至多半的人都被祝圣为司铎。这些司铎除了牧灵工作以外首先投身于教育工作；他们创办了很多隐修院学校，其中有一些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参见89）。部分的修士也进行科学研究或编写书籍。这样就形成了两种隐修者的分化：司铎们进行精神上的工作，而那些平信徒（没有铎品）的修士主要完成体力工作；这些平信徒修士被称为laici monachi（平信徒修士）、fratres conversi（成年皈依的弟兄）、idioti（思想单纯的人）或illiterati（文盲）。在11世纪，隐修士分化为两个阶层——司铎修士（Priestermoenche，Chormoenche）和平信徒修士（Laienmoenche）——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尤其Cluny（克吕尼）和Hirsau（希尔骚）隐修院在组织conversi（成年入修院者）方面有良好的贡献。在前面（参见第1卷，72.5）我们已经提到了另一个现象，就是所谓的inclusi（“封闭的人”）—这些隐修者愿意一段时间或一生居住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在整个中世纪都有一些男人或妇女选择了这种隐修方式。
另一个重要的革新是所谓的exemtio（exemption豁免权）。451年的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主教会议曾经规定每一个隐修院都必须受教区主教的监督（会议文献第4条，参见第1卷，72.4）。后来的主教会议，比如802年在Aachen（亚琛）召开的会议还重复肯定了这种规定，但在9、10世纪，很多隐修院获得了“豁免权”，这就意味着，它们不再属于当地主教的司法权下，不再受主教的惩罚，而直接属于罗马宗座的监督，这样能够预防那些经常发生的纠纷，而且有利于隐修院的自由发展。直接属于罗马监督的隐修院一般也必须向罗马纳税。在个别的情况下，这种特权早在第7世纪已经出现过，第一个先例是Columbanus（高隆班／科伦巴）创立的Bobbio（波比欧）隐修院（628年）。圣Bonifatius（波尼法爵）（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参见80.2）创立的Fulda（富尔达）隐修院于751年从Zacharias（扎卡利亚斯）教宗那里获得了豁免权。在10、11世纪的隐修院改革的时期，豁免权变得越来越普及，因为Cluny（克吕尼）及其联盟修院都获得了豁免权。12世纪是“豁免权”的顶峰时期，在这个时代，一些修会部分上或全部获得了豁免权，就是说当地的主教再无法惩罚它们。在初期阶段，这种“豁免权”对很多隐修院有利，但在中世纪晚期，它成为种种恶习的根源，又阻碍了全面的改革。
与exemtio（豁免权）有某些联系的是所谓的Libertas Romana（“罗马自由权”或亦“罗马保护”），它从9、10世纪出现。为了不遭受当地贵族或教会长上的压力和剥削，很多新兴的隐修院将自己交托于罗马宗座的保护，并每年向罗马纳税。这样，它们似乎成为教宗的“私有教堂”，它们“属于圣伯多禄／彼得的法律权利和财产”（in iure et proprietate beati Petri）。自从11世纪末，人们认为这种“罗马保护”等于完全不能受当地主教的管理或惩罚（即是“豁免权”）。
101.3在教会和文化的种种衰落现象当中兴起了一个新的隐修院，而这个隐修院发起了一个在历史上很有影响力的隐修改革运动。法国南部的Aquitania（阿奎塔尼亚）地区的一位公爵，Wilhelmus Pius（虔诚者威廉）于910年在法国勃艮第地区的Macon（马松）附近的Cluny（＝Cluniacum，Clugny克吕尼）创立了一所隐修院，并邀请Berno de Beaume（贝尔诺）当第一任院长。同时，这位公爵要求他的隐修院不得受任何地方贵族或地方主教的控制，将它直接交给罗马来监督（参见上文关于exemtio“豁免权”的论述）。从一开始，Cluny（克吕尼）的精神就非常好，它再一次恢复了古典的、严格的本笃会会规［包括Benedictus de Aniane（阿尼安的本笃）所作的补充］，他们强调对院长的绝对服从、每天日课祈祷和礼仪的庄严端正，他们又保持严格克修纪律、缄默，也保持与世俗生活的隔绝。在另一方面，他们不太重视学术和著书。一系列的杰出院长—他们的任期有时候是很长的—都忠实地确保了本笃会的种种理想，他们是Odo（欧多／奥多，927—942年），Aymard（艾马尔），Majolus（马尤卢斯，954——994年），号称“Archangelus monachorum”（修士们的总领天使）的Odilo（欧迪罗，994——1048年），Hugo Magnus（“大”胡格，1049——1109年）。到了10世纪末，这个隐修院已经有200个隐修者，后来更多。因为自从Odo（欧多／奥多）的时代以来，Cluny（克吕尼）的修士在别的地方也建立了一些新的隐修院或革新原来的修院团体，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修道联盟”，而Cluny（克吕尼）的院长领导了这个“隐修院联盟”。在Odilo（欧迪罗）的时期，这种联盟已经很明显，而在它的顶峰时期大约包括2000（两千）所隐修院、小修院（prioratus）或独修者的小屋（cella）。Cluny（克吕尼）的隐修院改革运动不仅逐渐传播到全法国地区，而且也传到了意大利［罗马、Subiaco（苏比雅克）、Monte Cassino（卡西诺山）等］，在那些既虔诚又能干的Henricus II（亨利二世）和Henricus III（亨利三世）皇帝的时代又传播到德国，也影响了西班牙和英国地区的教会。在10世纪，在Lorraine（罗兰）地区的Metz（梅斯）附近的Gorze（格尔斯）和在Liege（列日）附近的Brogne（布罗内）隐修院中又形成了一些独立的改革的中心点。很多人给Cluny（克吕尼）进行捐赠—这一点和该修院对亡者的纪念活动有关系，Cluny（克吕尼）特别为亡者祈祷或为他们举行礼仪（关于“追思亡者的节日”参见100.1）；因此，Cluny（克吕尼）变成了一个富裕的、强大的隐修院。Odilo（欧迪罗）院长在法国地区努力推动“上主和平”运动（参见102.2）并且获得良好的效果，这一点又提高了隐修院的威望。然而，在1150年后，一些衰落和世俗化的迹象开始出现，经济上也不能保持以前的水平，所以那些新兴的修会（熙笃会和Ordo Praemonstratensium普雷蒙特会）取代了Cluny（克吕尼）的领先地位。
Cluny（克吕尼）以及那些和它有联系的隐修院恢复了虔诚生活和严格纪律的榜样，对于教区圣职人员和平信徒们都有激励和提高素质的作用。这样，Cluny（克吕尼）的隐修院改革导致了11、12世纪的普遍教会改革运动。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和Urbanus II（乌尔巴努斯二世）都曾经是Cluny（克吕尼）的修道者！Cluny（克吕尼）的隐修者和历代教宗一起反抗教会中的恶习：圣职买卖、司铎的婚姻等。他们也肯定Pseudo—Isidorus（伪伊西多尔，参见87.4）的种种要求：平信徒不应该控制教会的财产，教宗的地位应该被提高。在“授权之争”中，那些受Cluny（克吕尼）影响的德国隐修院（Hirsau希尔骚及其联盟修院）是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改革派的强有力支持者。因此，这次改革运动的目标在初期仅仅针对修院生活和教会内的问题，但在当时社会情况的影响下，该运动也转向一个教会政治的巨大问题：从平信徒的手中解放教会，即排除平信徒对教会的控制。
101.4在意大利的隐修院中也有改进的趋势，部分上是受Cluny（克吕尼）的灵感的影响，部分上是出于自己的努力。当时的人不仅仅恢复了传统的本笃会生活方式，同时也注意到了东方的“独修传统”（anachorete）。一位来自意大利南部Calabria（卡拉布里亚）的希腊人Nilus Minor（尼卢斯，1005年去世）非常受尊敬，他曾经在好几个地方当隐修士和“独修者”，最后在Frascati（弗拉斯卡提）创立了著名的Grottaferrata（格若塔费拉塔）隐修院。圣Romualdus（若姆阿尔德，1027年去世）来自Ravenna（拉文纳）的高级贵族，他曾经当Otto III（奥托三世皇帝）的顾问和父亲般的朋友（参见88.6）。他也同样认为，“独修”是隐修生活的高峰，所以他曾经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建立了一些隐修院，最后在1012年在Arezzo（阿瑞佐）附近的Camaldoli（卡马尔多里）建立了一个“独修者群落”（Einsiedlerkolonie），而这个地方在1100年以前就发展成为Camaldolensi（卡马尔多里）的修会。另一个新兴的修会也同样在本笃会会规的基础上结合了“团体修道”和“独修”的方式，就是Vallombrosani（瓦伦布罗西）修会。大约在1038年，圣Johannes Gualbertus（约翰内斯·古阿尔伯特，1073年去世）在自己的家乡Florentia（佛罗伦萨）附近在Vallombrosa（瓦伦布罗撒）建立了一所隐修院，这个修院后来成为修会的母院。这两个修会都特别培养默观式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并且在提高道德水平和争取教会权利方面也都有一些贡献。Romualdus（若姆阿尔德）的学生和他传记的作者就是Petrus Damiani（伯多禄／彼得·达米阿尼，参见89.6；102.3），他先指导了Fonte Avellana（阿维拉泉）的隐修院，后来成为枢机主教（参见103.4）；他继续传播了他的老师的严格精神、改革精神和忏悔精神；据说，通过他的影响，一些隐修院开始施用鞭子来培养一种真正的克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