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中世纪教会史

第二章、教会的神学和宗教生活

145、哲学和神学。经院思想的衰退。对《圣经》的研究

145.1西欧14、15世纪的学术生活仍然非常活跃。仅仅从许多新大学的创立便可以看出这一点。德国的大学现在才被建立：首先是Praga（布拉格）大学，由Carolus IV（查理四世）皇帝于1348年创立。Carolus（查理）的女婿，奥地利的公爵Rudolphus IV（鲁道夫四世）于1365年创立Vindobona（Vienna维也纳）大学；Carolus（查理）的朋友，Ruprecht I von der Pfalz（儒波瑞克特）于1368年创立了Heidelberg（海德尔堡）大学，接着有Colonia（科隆）大学（1388年），Erfurt（爱尔福特）大学（1392年），而在1400年后创办的大学包括Wuerzburg（维尔茨堡）、Leipzig（莱比锡）、Freiburg（弗莱堡）、Basel（巴塞尔）、Tuebingen（蒂宾根）、Mainz（美因茨）等等。在1517年前，在德国地区就有16所大学。在德国的精神生活中，这些大学都有领导地位。人们似乎都努力追求知识，但在科学知识的进步方面，情况没有太理想。虽然当时也出现了很多具有才华的和认真工作的学者，也有一些人开始进行独立的研究，这样为思想界带来新的充满创造力的因素，但从整个来看，经院哲学的创造力已经开始衰弱、衰退。因为很多人没有独立的创见，他们仅仅传下“名师”的教导顽固地保卫这些大师的观点。他们忽略了对教父著作和对《圣经》的研究，同时太强调逻辑学和辩解方法。很多人仅仅钻牛角尖，在一些没有创造力的问题上浪费很大的精神。同时，他们的语言水平也逐渐下降，表达方式越来越放松。由于“唯名论”的复兴，整个14、15世纪的神学都面对了一个严重的危机。当时的Humanismus（人文主义）是一个充满青春精力的运动，它用一种尖锐的、甚至多次充满憎恨的批评来谴责晚期的经院思想—晚期的经院思想是一个比较僵化的体系。人文主义运动改变了欧洲人对知识追求的方向，这样一步一步地使欧洲的教育离开教会的影响力。

145.2在高峰经院思想和晚期经院思想的分水岭时期中出现了一位天才式的方济各会会士，Johannes Duns Scotus（邓斯·司各脱），他有了很多学生和追随者，这样成为方济各会第二个（“年轻的”）思想派的创立者，这个学派也被称为Scotistae（“司各脱派”）。这个学者1265年或1266年生于苏格兰南部的Littledean（小丁），其父亲是Ninian Duns（尼尼安·邓斯）；他于1279年加入方济各会，曾经在巴黎、牛津和剑桥大学学习和任教，成为一个著名的老师，最后（1307年后）在自己修会的大学在Colonia（科隆）任教，1308年11月8日去世。方济各会的人尊敬他为“真福”。他的寿命不很长，但他写了很多著作，十分令人感到敬佩（著有OpusOxoniense＝Ordinatio《牛津文献》，即对Petrus Lombardus的命题的解释，Reportata Parisiensia《巴黎文献》，Quaestiones quodlibetales《各种问题》，Quaestiones in Metaphysicam《形而上学诸问题》，他的著作部分上没有很好的保存）。这位DunsScotus（邓斯·司各脱）的思想非常敏锐，所以后人给他doctor subtilis（精微博士）的尊称。一些近代的学者曾经误解他那种繁杂的术语体系，他们认为他已经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或宣布了一种新的—接近于现代的批判主义或理想主义（Kritizismus und Idealismus）——思想。然而，实际上他仍然是一个真正属于中世纪的思想家，他与前面的高峰期经院思想家一样都有很positive（肯定）的态度，他在“共相”的问题上也同样支持“实在论”（但其中有一种奥古斯丁主义倾向）。然而，Scotus（司各脱）更多意识到理性认识的局限性，他从各方面来分析和批评圣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的体系，都是为了用一个新的体系代替它。Thomas（托马斯）认为，理性是最高的，但Scotus（司各脱）说，人的意志力有首要的地位（voluntarismus意志主义）。他也从这方面来设定对神的概念。他认为，神学应该是一种实践性的学科，其目标是博爱。在“成义”的过程中，他更强调人性的因素，超过Thomas（托马斯）派。Thomas（托马斯）派的人以及一些早期的方济各会人士，比如Alexander de Hales（亚历山大）和Bonaventura（波纳文都拉），都否认圣母Maria（玛利亚）的“无染原罪”，但Duns Scotus（邓斯·司各脱）从各方面为此提供论点并最后获得胜利（关于“圣母无染原罪”的节日，参见133.7；152.4）。不久后，Scotus（司各脱）的教导在方济各会中获得崇高的地位，似乎等于Thomas（托马斯）在道明会中的地位。从此，托马斯派和司各脱派形成一种明确的对立和抵抗局面。这种冲突的影响在16世纪和近代思想中都能看到。

关于“无染原罪”的教导的差异在15世纪引起了道明会和方济各会之间非常激烈的争论，所以Sixtus IV（西克斯图斯四世）—他自己也是方济各会会士—于1483年禁止双方彼此诋毁对方为“异端者”。在16世纪初的Bern（伯尔尼）发生一件悲哀的事：四个道明会会士被控诉发起了一些欺骗性的“圣母显现”或“奇妙显现”，但这些都是反对方济各会关于“无染原罪”的教导的骗局。这四个人被投到监狱中，在受拷打后他们“承认罪”，并由一个法院（其中有三个主教）宣布为有罪，于1509年5月31日被烧死。然而，根据后来的文献研究，真正的囚犯是一个名声欠佳的平信徒，名为Hans Jetzer（耶策尔）。那些道明会会士仅仅轻易地相信Jetzer（耶策尔）组织的演戏，认为这是真正的奇迹并夸夸其谈地到处宣传这些事。方济各会会士Thomas Murner（穆尔内）又发行一些传单，其中传播这些人的“罪行”。

145.3第三个在中世纪晚期很有影响的学派是由英国方济各会会士WilhelmusOccam（奥康，约1295—1349年）创立的思想学派，它反对和抵抗其他两个学派。他的拥护者称Occam（奥康）为Doctor invincibilis（常胜博士）或Venerabilis Inceptor（“可敬的启发者”）—后面的名称指这位学者在学术过程上受阻碍，因为他和教廷有争论，所以他在牛津大学仅仅受得了baccalaureatus（学士学位），没有获得magisterium（硕士学位）。他还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有口才的辩论者，引起众人注目，但于1324年被怀疑传播一些有异端的教导，所以被邀请去Avignon（阿维尼翁）的教廷。他被审问，也被拘留四年，后来从那里逃走，去Pisa（比萨），在Ludovicus Bavarus（巴伐利亚人路易）那里寻求庇护（1328年5月），但因此被绝罚和罢免。自从1330年，他在Munich（慕尼黑）工作，在论战的时期支持和保卫皇帝，提出“国家办教会”的理论，传播一些反对教会的圣统制的思想（参见139.2），并在方济各会的神贫争论当中（参见151.1）反对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也许他在去世之前（他1349年在Munich慕尼黑去世）与教会和自己的修会和好了，但这一点也不确定。他的主要著作是对于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Porphyrius（波斐里乌斯）的逻辑学著作的注解，他对Sententiae（《诸命题》）也写过解释，又写了Centiloquium theologicum（《神学百论》）和Quodlibeta（《杂论》，即一些谈论教会政治的著作，参见139.2）。Occam（奥康）的思想非常敏锐，他的逻辑学分析能力很强。

Occam（奥康）是nominalismus（亦称terminismus唯名论）的真正恢复者（参见121.2，4），因为他自己称Petrus Hispanus（西班牙人伯多禄／彼得，参见135.3f）那种普遍被施用的逻辑学教科书（所谓的“现代逻辑学”logica moderna）中的“共相”（或普遍概念）为termini（名称）。虽然一位法国的方济各会会士Petrus Aureoli（光环的伯多禄，他在巴黎教神学，后来当Aix的总主教，1322年去世）已经早一些在他的《解释诸命题》中提出了一些具有强烈“唯名论”倾向的看法，但只有通过Occam（奥康）的著作，唯名论在中世纪晚期的思想界中才获得传播，后来获得领先地位。Occam（奥康）的认识论的基本线索是一种怀疑论和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根据Occam（奥康）的说法，“共相”（普遍的理念）在灵魂以外没有什么真实的存在。这些“共相”只是个别事物的“图象”（conceptus mentis心灵的概念），它们仅仅是某一种无法认识的“客观存在”的代表，它们只是思想过程中的工具。根据这种说法，高峰时期的经院思想所建立的和谐状态（信仰与知识之间的和谐）被毁灭了，而作为科学的神学就再没有基础了。对Occam（奥康）来说，理性思考不能掌握信仰的教导，因为信仰是“非理性的”（irrationalis）；人们需要以“信仰上的服从”接受信仰的真理，而那些“论证神的存在”的证明仅仅被认为有一定的“概率”。Occam（奥康）否认一切绝对的价值，他认为道德规律不建立在神的本质（＝“善”）上，而仅仅建立在神的意志（voluntas Dei）上，这样他夸大神的potentia absoluta（全能），使之走向“任意性”（Willkuer）。他根据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的思想抽空恩宠论。当然，Occam（奥康）的部分学生仅仅以缓和的形式提出这些理论。因为他们的新观点倾向于经验主义（empirismus），对自然科学研究有促进作用。

145.4虽然Occam（奥康）主义对神学有灾难性的影响，但它仍然表达了那种新的世界观和人们的自我意识，所以很多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在14、15世纪欢迎它。恰恰那些最有热忱和最有影响力的大学老师和学者拥护了它，比如在Oxford（牛津）、Paris（巴黎）、Vienna（维也纳）、Erfurt（爱尔福特）、Heidelberg（海德尔堡）、Basel（巴塞尔）、Freiburg（弗莱堡）、Tuebingen（蒂宾根）。“两种道路”的争论，就是via moderna（现代的路线，即唯名论）和via antiqua（古代的路线，即共相论）之间的争论充满了整个中世纪晚期。这两个派别的人也被称为nominales（“唯名者”，或terministae，conceptistae“概念论者”）以及reales（实在论者）。唯名论很严格地区分了“理性”和“启示”，这样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准备了16世纪的宗教革新。Luther（路德）是Occam（奥康）和奥康学派的继承人（他曾说过sum Occamicae factionis“我属奥康派”），参见下文关于Gabriel Biel（比尔）的介绍。然而，经院思想的保守派别并没有消失无遗，他们分裂为几个派别（托马斯主义者、司各脱派、奥古斯丁派、折中主义者），并在15世纪的岁月里再一次恢复力量（参见下文145．4b)。

尤其值得提到的学者是这些：

145.4a Nominalistae（唯名论者）。原来有很多学者认为，道明会会士Durandus de St.Pourcain（杜朗迪）是一个唯名论者——他曾经在巴黎和Avignon（阿维尼翁）教神学，后来当Le Puy和Meaux的主教（1334年去世）—他被称为doctor modernus（现代博士）或doctor resolutissimus（最果断的博士）。因为他的《注解》（1308年—1312年）的观点很反对托马斯，所以他的修会采取一些措施反对他，但在“共相”（普遍概念）的问题上，他既不是“实在论者”，又不是“唯名论者”，但他思想的基础是Plato（柏拉图）和Augustinus（奥古斯丁）。

与他不同，另一些巴黎教授确实是很明显的“唯名论者”，比如意大利的奥古斯丁会会士Gregorius de Rimini（额我略／贵格利，他的尊称是Doctor authenticus真实博士，1358年去世），他在晚年任职自己修会的总会长；法国人Johannes Buridanus（布里但，他1327年和1348年当巴黎大学校长，约于1358年去世）；德国人Albertus Saxonius（阿尔伯特），他于1353年当巴黎大学校长，1365年当维也纳大学第一任校长，不久后又被祝圣为Halberstadt（哈尔贝斯塔德）的主教（1390年去世）—他特别认真地推动自然科学研究，尤其是物理学和天文学；德国人Marsilius de Inghen（马尔西留，他来自Geldern地区，1367年和1371年任巴黎大学校长，1386年当Heidelberg海德尔堡大学第一任校长，1396年去世）—他曾经编写过很多逻辑学的教科书；另一个人物是前面提到的教会政治思想家Henricus（Heinbuch）de Langenstein（亨利，来自Hessen赫森地区），他1368——1383年在巴黎教神学，后来到维也纳，1397年去世—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其著作涉及到哲学、自然科学、天文学、圣经诠释学、信理学、教会政治学和灵修学。

希腊人Petrus Philargi（斐拉基，他来自Crete岛的Candia）也是一个唯名论者，他后来在巴黎当一个著名的神学家，曾经写过一部《诸命题的解释》。他后来当选为Milano（米兰）的总主教，后晋升枢机，并在Pisa（比萨）的大会议上于1409年被选为教宗（Alexander V亚历山大五世，参见141.4），但一年后去世。

另一个学者是Petrus d＇Ailly（阿伊，1350—1420年），他曾经在巴黎大学当教授和校长（1389年），后来任Cambrai（康伯瑞）的总主教（1396年），当枢机（1411年）；他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唯名论者，教会改革的先锋者，并在Pisa（比萨）和Constantia（康斯坦茨）会议上是“会议论”的主要代表之一（参见141.4；142.2）。

那位被尊敬为Doctor christianissimus（“最像基督博士”）的Johannes Gerson（杰尔松，1363—1429年）是一位有高尚精神的神学家，他推动改革，是巴黎大学的著名教授，在d＇Ailly（阿伊）以后当巴黎大学校长（1395年），也是支持“会议理论”的代表人物，并在Constantia（康斯坦茨）的会议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参见141.4；142.2）。虽然这位学者有许多神学著作，但他的目标更多是实践性的和牧灵方面的。他首先要引导人们过一个真正符合基督的生活，因此也特别重视讲道学和教理知识的教导（参见他的《三部书》Opus tripartitum，参见153.2）。他是一个温和的唯名论者，愿意调节哲学和神学、形式派（formalistae，即Scotistae司各脱派）以及terministae（唯名论者）之间的差异，又想结合mystica（神秘主义）和经院思想—他很重视神秘主义，根据传统的思想［尤其是Victor（维克托）派和Bonaventura波纳文都拉］来理解神秘主义。他坚决反对那些Begardes（贝格哈德）和“自由精神的弟兄”的虚假神秘思想（参见117.3f；131，2d），但因此也不公平地怀疑了JohannesRuysbroek（鲁斯布鲁克，参见146.5）。他对后人的影响很大。

在中世纪晚期，via moderna（现代路线，即唯名论）的最著名代表是来自Speyer（施佩耶尔）的Gabriel Biel（比尔），他在Tuebingen（蒂宾根）大学任教——这所大学是Wuerttemberg（维滕伯格）的伯爵Eberhard im Bart（艾伯哈德）与Sixtus IV（西克斯图斯四世）教宗一起于1477年创办的。Biel（比尔）是一个受尊敬的司铎，他热切地推动教会的改革，先在Mainz（美因茨）当大堂讲道师和副主教，后来（1468年）加入了“共同生活弟兄会”（参见151.3a），于1477年被召叫到Urach（乌瑞克）的圣职团团体，而65岁时（1484年）开始在Tuebingen（蒂宾根）任教，在那里获得很大的成就和名誉。他还当蒂宾根附近的St.Peter（圣伯多禄）弟兄会的会长，于1495年去世。他的Collectorium super quattuor libros sententiarum（《关于“四书”命题的论集》）被他的学生Wendelin Steinbach（施泰因巴赫）完成，而Biel（比尔）被称为“中世纪最后的sententiarius（命题专家）”。这部著作是一个文集，它巧妙地总结了Occam（奥康）的教导，又尽量删除其中最危险的部分。Biel（比尔）在当时［包括在Trento（特伦托）会议上］被视为Doctor catholicus（公教博士）。对于中世纪晚期的神学研究，他具有长期的影响；Luther（路德）也曾经在Erfurt（爱尔福特）和Wittenberg（维滕贝格）属于Gabrielistae（加贝尔派，比尔派）。Biel（比尔）的著作还包括他的讲道稿、一部很受欢迎的对于弥撒经文的解释、以及一篇关于通货理论的分析。

145.4b Realistae（实在论者）。在15世纪初，被称为Thomistarum princeps（托马斯派之王）的法国道明会会士Johannes Capreolus（约翰内斯）是一位特别杰出的学者，他曾经写过一部解释和保卫托马斯神学思想的经典著作：Defensionestheologiae Thomae Aquinatis（《托马斯·阿奎那神学的辩护》）。与他有类似思想的人是Florentia（佛罗伦萨）的杰出总主教Antoninus（安托尼努斯，1459年去世，1523年宣布为圣人／圣徒），他的Summa theologica（《神学大全》）很完美地论述了托马斯的伦理教导和社会教导（关于他的《世界史》参见第1卷，4.3）。

在第15世纪的德国，Colonia（科隆）大学是via antiqua（传统路线）的基地。除了那些真正的托马斯主义者以外，科隆大学还有Albertistae（阿尔伯特）派的人（如同早期在巴黎一样）—这些学者支持Albertus Magnus（大阿尔伯特）的主张。在科隆读书的人还包括那位来自比利时的Ryckel的Dionysius（狄奥尼修斯，1471年去世），他在Roermond（瑞尔蒙）当Carthusii（加都西会）会士，是一位有名的经院思想家和神秘学家，被尊敬为Doctor mysticus（超拔博士）。他曾经在1451年和1452年陪同Nicolaus Cusanus（尼苛劳／尼哥拉）去德国各地视察，并编写了许多著作（大部分是文集），其中依据Thomas（托马斯）和Albertus（阿尔伯特）的观点谈论整个神学的种种领域。

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有一个人特别热心地推动托马斯主义的恢复，就是来自Gaeta（卡耶塔）的道明会会士Thomas de Vio（托马斯，被称为Thomas Cajetanus，卡耶但，1469—1534年）。他在不同的道明会学校任教，1507年后在罗马，1508年任道明会总会长，也参与了第5届Lateranus（拉特兰）会议（参见157．6）。他于1517年当枢机。他的工作在教会政治方面很有影响，这已经属于宗教改革的时期（参见第3卷，160.1）。Cajetanus（卡耶但）是一位杰出的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专家和托马斯专家，他曾经被称为“第二个托马斯”，他写过关于托马斯著作的最后注解，所以1882年的16卷《托马斯全集》中也加上了他的注解。他也是一位重要的圣经诠释家、伦理学家、教会法律学家和社会伦理专家。

除了托马斯派和司各脱派以外，在中世纪晚期的思想界中还有一个Augustinismus（奥古斯丁论）的派别，它在16世纪的Trento（特伦托）会议上也有影响。它的创始人是一个奥古斯丁会会士Aegidius Romanus（艾吉丢，也许属于Colonna家族？），他曾经是圣Thomas（托马斯）的学生，在巴黎任教，后来当他修会的总会长和Bourges（布尔日）的总主教，1316年去世。他在很多学术领域中都有成就，被称为Doctor fundatissimus（“至稳定博士”）。他的教导建立在Thomas（托马斯）的基础上，但他后来更多转向Plato（柏拉图）和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思想传统，就是早期方济各学派（参见135.1，2d）的思想；他的主张早于1287年被宣布为奥古斯丁会拥护的教导。关于他的教会政治观点，参见139.2。

一位来自Alsatia（阿尔萨斯）的奥古斯丁会会士，Thomas de Strasbourg（托马斯）也支持Aegidius（艾吉丢）的主张，他曾经在Strasbourg（施特拉斯堡）和巴黎当过神学教授，1345年任总会长，1357年去世。他编写了一部良好的《诸命题注解》。

一位严格的奥古斯丁派的人士是Thomas de Bradwardin（布拉德瓦丁），他被称为doctor profundus（精深博士），出生在英国，曾在牛津任教，后来当Eduardus III（爱德华三世）的告解神师，被提名为Canterbury（坎特伯雷）总主教，但同年（1349年）在伦敦因黑死病去世。他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有才华的神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是De causa Dei adversus Pelagium（《论上主和白拉奇／伯拉纠的问题》），其中尖锐地批评了经院思想中的恩宠论。他对于Wycliffe（威克里夫）和改革者（Calvinus加尔文）都有影响。

在德国的Tuebingen（蒂宾根）大学除了唯名论以外当然也有别的学派的人。那些支持经院传统的实在论的人提出这样的标语：Nos imus ad res，de terminis non curamus（我们直接走向实物，我们不担心概念）。其中重要的人物是JohannesHeynlin de Stein bei Pforzheim（海恩林），他于1478年当大学校长，是Tuebingen（蒂宾根）圣职团的讲道师，此前还当过巴黎大学校长（1469年），自从1487年在Basel（巴塞尔）当Carthusii（加尔都斯会）会士，1496年去世。他也是一个很成功的民众讲道家和推动教会改革的人。另外还有Conradus Summenhart（苏门哈特），他来自Calw（卡尔），1502年因黑死病去世，他4次当过Tuebingen（蒂宾根）大学的校长，是Duns Scotus（邓斯·司各脱）的追随者，又写了很多伦理神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著作。

145.4c两个属于15世纪的学者（一位西班牙人和一位德国人）已经开始走向一种比较自由的和现代的思想路线，虽然他们仍然站在经院思想的基础上。他们也都和神秘主义有关系。第一个是Raimundus de Sabunde（＝Sabieuide，瑞孟多），他曾经在Toulouse（图卢兹）当医生和哲学家（约于1450年去世）。他的著作Libernaturae sive creaturarum（《自然或诸受造物的书》，后来的版本称之为Theologia naturalis《自然神学》）作出一个很奇特的尝试：他要根据理性和根据大自然（“自然之书”）证明基督信仰的种种教导。他的这种思想大概也受他的同乡RaimundusLullus（卢尔，参见135.3e）的影响。

来自Mosella（摩泽尔河）边的Cues（库斯）的Nicolaus Cusanus（库萨的尼苛劳，1401——1464年）是一位船工的儿子，他本来姓Crifftz＝Krebs。他在Deventer（德文特尔）的“共同生活弟兄会”中受教育，后来去了几所大学学习，由于他的才华和努力成为一个非常渊博的学者，他是人文主义者、哲学家、数学家、自然科学家、神学家和神秘学家，同时投身于当时的社会生活，推动教会的改革，在充满动荡的时代关心罗马宗座，又是一个有爱国精神的德国人，真是中世纪晚期最杰出的伟大人物之一。他在Confluenca（Koblenz科布伦茨）当圣职团团长，而Trier（特里尔）的总主教派遣他去参与Basileia（巴塞尔）的改革会议，在会议上也有重要的影响［1433年参与和Hus（胡斯）派人物的谈判，参见148.5］。他口头上和书面上都支持大公会议的权威性应该超过教宗的权威性（参见De concordantia catholica《公教的合一》，1433年；De auctoritate presidendi in concilio generali《大公会议的主席权》），但当这个大公会议开始分裂时（1437年），他转向Eugenius IV（尤金尼乌斯四世）教宗（参见143.2）。他在一个使团中去东方，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进行谈判，又在1441—1447年间当教宗的使者，在德国的帝国议会和君主议会上（参见144.3）很成功地使德国和教廷走向和好。教宗Nicolaus V（尼苛劳／尼哥拉五世）于1448年提名他为枢机，1450年任命他为Bressanone／Brixen（布里森）的主教，他于1451年和1452年以宗座特使的身份去德国及荷兰，在各地宣布大禧年的特赦和对付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运动，但同时也推动教区司铎和修会人士的改革（参见156.1）。因为Tirol（蒂若尔）的Sigmund（西格蒙德）公爵很激烈反对他，所以Nicolaus（尼苛劳）自从1460年生活在罗马。Pius II（比约二世）教宗请他写一个很大的改革计划为了提高教会的纪律。他于1464年8月12日在Todi（托迪）去世（他的墓在罗马的S.Pietro in Vincoli教堂）。他在Cues（库斯）创办的医院一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其中的图书馆很有名。

Nicolaus Cusanus（尼苛劳／尼哥拉）掌握了当时的全部知识（虽然他的希腊语不太好）。他是近代哲学的先驱者之一。虽然他的思想在很多方面还属于中世纪，但他已经比较多转向了现代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这样确实可以称他为“近代的引路人”。他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离开那些陈旧的思维方式并寻求新知识的新方法。他的主要思想是在一个更高的“合一”中结合各种矛盾，就是所谓的coincidentia oppositorum（对立相合，就是神）。当时的经院思想很自豪地强调自己的学问，但他的主要著作De docta ignorantia（《论学识的无知》）强调人的知识的局限性，并且根据Platon（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Pseudodionysius伪狄奥尼修，Eckhart艾克哈特）说，走向神的渠道是“观看”和“爱慕”。他的思辨在概念术语上虽然有一些缺陷，但很渊博、都充满尊敬的态度和真诚的虔信。一位Heidelberg（海德尔堡）的神学家，Johannes Wenck de Herrenberg（约翰内斯）曾经说他的思想不正统，而Nicolaus（尼苛劳）写了一部替自己辩护的著作（Apologia doctae ignorantiae《辩护有学识的无知》），因此后来有很多德国南部的本笃会隐修院谈论神秘主义的本质是什么。Nicolaus（尼苛劳）的思想不可以被称为“泛神论”。只有在后来的时期，那位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者Giordano Bruno（布鲁诺，他是道明会会士，1600年2月17日被烧死）从一个泛神论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Nicolaus（尼苛劳）的思想。Nicolaus（尼苛劳）也具有辨别的能力，比如他认为Donatio Constantini（《君士坦丁的赠予》）不是一个真实的文献（参见85.3），他还怀疑了Pseudo—Isidorus（伪伊西多尔）的其他文献（参见87.4），又反对对于圣髑的滥用，反对当时人对“奇迹”的追求。通过他的数学研究和天文学研究，催促了教会修改历法（Reparatio Kalendarii《修历》，1435年以及在Basileia巴塞尔会议上，1437年）。他写过很多讲道稿，这也证明他在牧灵神学方面的热忱。

145.5在整个中世纪，人们都清楚地意识到，《圣经》对神学研究和牧灵工作都有最深远的重要性，他们也始终在圣经研究方面投入很多精力。在早期的阶段，他们仅仅写了一些有注脚的版本（Glossierung，参见Walahfried Strabo瓦拉夫里德，89．4，以及Anselmus de Laon安瑟伦，121.4），或编写一些catenae（串珠圣经本）。后来的学者开始写一些真正的注解，又利用经院思想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来整理《圣经》的内容和思想。那些伟大的经院思想家也大部分都写过一些《圣经》的阐述著作，但其中比较少有独立的成就。中世纪各种学校中的教学工作在信理学（教义学）和伦理神学一般都是根据《圣经》文献而讲的。在另一方面，有的人在中世纪已经说，由于过多的思辨性的论述，《圣经》的地位被降低。无论如何，对于《圣经》的解释方法不很完善。根据传统的说法，人们都区分《圣经》有4方面的意义，最基本的是字面上的（或称“历史上的”）意义，而《圣经》记载的象征意义又可以分为3个层面：比喻意义，道德上的意义及神秘的意义。人们用这个拉丁语的格言来表达这四种意义：Littera gesta docet，quid credas allegoria，moralis quid agas，quo tendas anagogia.（文字指出历史事件，其寓意告诉你应当相信的内容，道德意义指导你的行为，而神秘意义启示未来的事。）比如，《圣经》中“以色列人过红海”是历史上的事件，但也代表“上主救人”的奇迹，又告诉人们要“勇往直前”，而脱离埃及的过程又可以象征“走入天国”的过程。然而，在中世纪的圣经学中，人们经常太多注意到象征意义，而忽略了历史意义。一位方济各会会士在这方面获得了一定的突破，就是来自Normandia（诺曼底）的Nicolaus de Lyra（尼苛劳／尼哥拉，1349年去世），他曾在巴黎当教授并被尊敬为Doctor planus et utilis（明白和有用博士）。他的基本原则是：对《圣经》的解释都必须从字面意义出发，而在他的巨著Postilla（《圣经文学研究集》，5卷）中解释了全部《圣经》，后来他又加上了35卷Moralitates（《道德解释》），其中论述那些寓意和神秘的解释。这位Nicolaus（尼苛劳／尼哥拉）甚至也学过一点古希伯来语。在某些大学中，欧洲的学者也建立了一些“东方语系”（参见Vienne维恩主教会会议，1312年，127.5），而“人文主义”的崛起也为圣经学带来了一些有利的条件。

Postilla这个名字一般被理解为post illa verba textus（“此话语后的文献”），但有的学者认为，它的意思来自postea（“边注”，“脚注”）。这位Nicolaus de Lyra（尼苛劳／尼哥拉）的著作在各方面却很受赞扬，而在1500年之前，它已经被出版了20次，第一次在罗马（1471年）。这些版本一般也包括另一些学者的附加文献，比如Burgos（西班牙布尔格斯）的主教Paulus（保禄／保罗，他是一位皈依的犹太学者，1435年去世）的注解（称Additiones），或那位德国方济各会会士Matthias Doering（德林格，1469年去世）写的Defensorium Postillae（《圣经文学研究集的辩护》）。Luther（马丁·路德）也参考了Nicolaus de Lyra（尼苛劳·德·里拉）的著作，从中学习一些知识，这一点可以从一个流行的格言看出：Si Lyra non lyrasset，Lutherus non saltasset（“如果里拉没有唱歌，路德无法跳舞”）。15世纪中的另一些圣经学家是Alphonsus Tostatus（托斯塔图斯，1455年去世），他是西班牙Salamanca（萨拉曼卡）的教授，也是Avila（阿维拉）的主教，还有Dionysius de Ryckel（狄奥尼修斯）和Thomas Cajetanus（托马斯·卡耶但，关于这两个人物，请参见上文145.4b）。关于拉丁本《圣经》和各国语言译本在民众的传播，请见153.2。

《圣经》的拉丁语译本（所谓的Vulgata）在一些手抄本中呈现出一些错误，所以中世纪的学者想恢复一个完整的版本，他们早在12世纪建立所谓的correctoria复（“纠正处”），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者是道明会会士Hugo de St.Cher（胡格，1264年去世），他后来当枢机。这位学者不仅仅编写了对弥撒礼仪的解释，而且也编著了第一部《圣经索引》，而他对于《圣经》的解释很受欢迎。今天用的《圣经》的章节分化来自巴黎神学家Stephanus Langton（兰顿，1228年去世，参见123.4），他后来当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总主教，也写过两部《神学大全》，及一些关于《圣经》的解释。在16世纪初，那位对西班牙教会很有贡献的Toledo（托莱多）总主教FranciscoXimenes（吉麦内兹，参见158.6）枢机用自己的钱在Alcala（阿尔卡拉，旧名是Complutum）印刷了所谓的Polyglotta Complutensis（《多语排版圣经》），它包含希伯来文、希腊文（LXX《七十贤士本》）和拉丁本（Vulgata《通俗译本》）的文字（共6卷，1514年—1517年排编，但1520年才发行）。同时，著名的人文主义者ErasmusRoterodamus(伊拉斯漠)在Basileia(巴塞尔)的Johannes Frobenius(弗罗本)的印刷厂中于1516年出版了《圣经·新约》的希腊语版本，后来（在1519年到1535年间）又印刷了4个修订版本。在14和15世纪已经有一些《圣经》学家注意到或努力研究《旧约》的希伯来语原文，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德国Suabia（施瓦比亚）的人文主义者Johann Reuchlin（瑞克林，参见1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