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中世纪教会史

143、1431—1437年Basileia（巴塞尔）的改革主教会议。教宗与会议的搏斗

历代教宗：Martinus V（马尔提努斯五世，1417——1431年）；Clemens VIII（克雷孟／革利免，对立教宗，1423—1429年）；Benedictus XIV（本笃／本尼狄克十四世，对立教宗，1423年）；Eugenius IV（尤金尼乌斯四世，1431—1447年）。

143.1教宗Martinus V（马尔提努斯五世）于1420年9月底才可以隆重地搬到罗马。他致力于恢复或至少提高罗马教廷的尊严和威望。他能够再次建立罗马和教会国的秩序，在这方面他确实有功劳，但在另一方面他过多使自己的家族（Colonna科罗纳）得利，而且他推动的教会的改革也不能够彻底实现。他反对Hus（胡斯）派在波希米亚引起的革命，但效果不大（参见148.4）。Constantia（康斯坦茨）会议本来规定，5年后还需要召开一个大公会议（参见142.4），而教会的人普遍地对这个会议怀着很大的希望，但教宗对将来应该召开的大公会议没有太大的兴趣；这是因为前几届主教会议似乎要贬低宗座的地位，而关于“大会理论”的持续宣传都使教宗很担心；教宗的忧虑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于1423年4月23日在Pavia（帕维亚）召开了一个主教会议，但由于一种鼠疫似的传染病于6月被迁移到Siena（锡耶纳）。参与这次主教会议的人不多，它在1424年春天结束，但连一个改革文献都没有通过。参与者规定下次会议要在1431年在Basileia（巴塞尔）举行。Martinus（马尔提努斯）教宗还提名那位很能干的Cesarini（切撒瑞尼）枢机为该会议的主席，但指导后来的发展的人就是他的接班人，即是来自Venetia（威尼斯）的Gabriele Condulmer（孔都梅尔）枢机，即Eugenius IV（尤金尼乌斯四世，1431——1447年）—他是一位道德纪律严格的、热心的人，但在世俗的事务方面他没有很多经验（原来他是一位奥古斯丁隐修会会士）。在Basileia（巴塞尔）召开的主教会议—这是第17次的大公会议—的前景从一开始就非常不好。它原来要于

1431年3月开幕，但延迟到7月才开始，参与者也不多。参加会议的人向罗马写了一些夸大的报告，其中叙述Basileia（巴塞尔）城和周围地区的危险情况，又写了一些怀疑该会议的观点，再加上，Martinus V（马尔提努斯五世）早于1430年计划和希腊人一起要在一个意大利城市举行一个“教会合一会议”。这一切因素导致Eugenius（尤金尼乌斯）教宗过于仓促决定：他通过1431年12月18日的诏书解散了该会议并规定于1433年夏天将要在Bolonia（博洛尼亚）召开下次会议。然而，在Basileia（巴塞尔）的人士于1431年12月14日举行了第一次隆重的大会，其中决定该会议的任务是三方面的：消除异端（Hus胡斯的主张），在基督宗教国度中缔造和平，以及教会的改革。会议的参与者听到了罗马的命令，但他们不愿意在工作还没有开始之前就散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会议的主席Cesarini（切撒瑞尼）枢机也同样请教宗收回他的“取缔命令”，否则会有教会分裂的危险。实际上，这个会议继续召开，而Sigmund（西格蒙德）和其他的世俗领导支持它。Basileia（巴塞尔）的会议于1432年2月14日在第2次正式大会中宣布自己为大公会议并重新肯定Constantia（康斯坦茨）会议关于会议对于教宗的优先权（参见142.2），甚至说教宗和枢机们必须3个月以内到Basileia（巴塞尔）来参与会议，否则要受审判。在1432年秋天，该会议为自己规定一些开会程序原则，而这些原则比Constantia（康斯坦斯）会议的规定更民主。他们组织了4个deputationes（委员会）来讨论各种问题，而在这些“委员会”中，很多下层圣职人员和隐修者—尤其是神学博士和法学博士们—获得了投票权。属于Hus（胡斯）派的人于1433年出现在Basileia（巴塞尔）会议（参见148.5），而与他们的讨论有良好的进展—这一点大大地提高了会议的威望。Sigmund（西格蒙德）皇帝很热切地推动会议与教宗的和好过程，所以教宗最后还是承认了Basileia（巴塞尔）会议。他在1433年的圣神／圣灵降临节（5月31日）在罗马给Sigmund（西格蒙德）举行加冕礼，正式宣布他为皇帝，并于1433年12月15日在Dudum sacrum（《久已圣者》）诏书中接受了Basileia（巴塞尔）会议的规定和要求。当时的教宗遭受的压力很大，因为Milano（米兰）的公爵PhilippusMaria Visconti（维斯孔提）、Colonna（科罗纳）和Savelli（撒维里）家族给教会国和罗马教廷很大的压力。

143.2因此，罗马教廷与Basileia（巴塞尔）会议的冲突至少在外表上被解决，而该会议在后几个月中通过好几个有用的改革文献，其中反对圣职人员的婚姻、反对圣职买卖、反对轻易宣布interdictum（禁罚）、反对在教堂或教堂院子中表演一些不合适的戏剧或世俗化的庆节。他们又限制了“绝罚”的法律后果，并要求礼拜（弥撒）和日课要相称地（隆重地）举行。然而，会议片面地规定要进行reformatio incapite（教会头部的改革），因此创造新的冲突。他们规定要取消annatae（年度税，参见140.1）、pallium（总主教的披肩带）的经费、各种教廷办公费以及一切不包括在教会公法中的“保留规定”（reservationes），要求教宗选举的重新组织以及限制枢机团的人数为24个人—这些规定在罗马教廷引起强烈的反感。最后，“合一大会”的问题导致了公开的分裂：大部分的会议人士希望，这个“东、西方教会合一会议”将会在Basileia（巴塞尔）、Avignon（阿维尼翁）或Savoy（萨伏伊，即意大利和法国交界）地区举行—法国人士显然想恢复“法国教宗”的现象，但少数的人宣布，这个会议应该在意大利地区举行（1437年5月）。教宗Eugenius（尤金尼乌斯）肯定后者的要求，但Basileia（巴塞尔）的人因此要求教宗在法院中受审。当时，教宗通过Doctoris gentium（《万民之博士》，1437年9月18日）诏书规定这次大公会议必须迁移到意大利的Ferrara（费拉拉），因为他已经和希腊的皇帝约定这个会议场所。在Basileia（巴塞尔）会议上有一些人愿意接受教宗的规定，而参与会议的人进行了一些讨论，但部分的人不愿意服从，所以那些忠于教宗的人离开Basileia（巴塞尔）去意大利继续召开“合一会议”，其中有会议的主席Cesarini（切撒瑞尼）枢机和一位渊博的德国人文主义者Nicolaus Cusanus（库萨的尼苛劳／尼哥拉，参见145．4c），他是Confluenca（Koblenz科布伦茨）的圣职团团长，热心地支持会议理论和教会改革（参见他的De concordantia catholica《论教会合一》，1433年）。留在Basileia（巴塞尔）的过激派（他们是多数的人）却继续开了他们的会议，但他们的结局并不光彩。

144、1438——1442年Ferrara——Florentia（费拉拉——佛罗伦萨）的合一主教会议。

教宗分裂与国家—教会协约

144.1在1438年1月8日于意大利的Ferrara（费拉拉）召开的大公主教会议—当时参与的人并不很多—的目标是结合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它被视为Basileia（巴塞尔）会议的正式“续会”，与Basileia（巴塞尔）会议一起形成第17次大公会议。自从1438年1月底，教宗Eugenius IV（尤金尼乌斯四世）亲自参与该会议。所讨论的问题首先是结束Basileia（巴塞尔）会议的事以及准备东、西方教会的合一问题。在1438年3月有很多希腊教会的代表来到会议地点（大约700个代表），率领他们的是Johannes VIII Palaeologus（约翰内斯八世，1425——1448年）皇帝、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Josephus（若瑟／约瑟夫斯）以及Nicaea（尼西亚）的渊博metropolita（总主教）Bessarion（贝萨里翁，参见155.1），他是教会合一的热心推动者，1439年被提升为枢机，在会议后还留在意大利。东方其他的宗主教都派遣了一些代表。代表俄罗斯教会的人士是Kiovia（基夫）的metropolita（总主教）Isidorus（伊西多尔），他充满热忱地、无私地推动教会的合一。实际上，会议上的谈判非常难。会议有几次似乎被解散。只有一个因素使希腊的代表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谈判桌去—他们非常害怕突厥人（土耳其人），因为他们已经征服了Balkan（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现在威胁了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而希腊人相信，与西方人的和好也许是逃脱没落的最后救命方法。Johannes VIII（约翰内斯八世）皇帝对于这个会议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他要求希腊人不可以讨论教导方面的差异，而在开始的阶段，东方的主教们也听从皇帝的建议。后来，他们终于谈论信经中的Filioque（“及由子”，圣神／圣灵从圣父“及圣子”共发，参见49.3；90.2；93.2），但先谈论“在信经中加上一些文字”的权利。在1439年初，该会议被迁移到Florentia（佛罗伦萨），因为该城市愿意给教宗提供一些经费——希腊人代表很多，所以需要很大的经费。在那里，希腊人终于面对教导方面的问题，而在很长的反抗后，他们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西方教会关于“圣神／圣灵由圣父及圣子共发”的教导。只有一个激烈的反驳者和拉丁人的顽固对手没有接受这个信条，就是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的总主教Eugenicu1s（尤金尼库斯）。在这些谈判中特别有功劳的人是Camaldolenses（卡马尔多里会）的总会长Ambrosius Traversari（特拉维撒里），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人们很快在其他有差异的观点方面达成共识：在purgatorium（炼狱）方面，在visio beatifica（荣福直观）的开始方面（“去世以后”还是“末日审判以后”），在感恩祭可不可以用“无酵饼”，在弥撒经文中的epiclesis（祝圣祷词，参见第1卷，67.3），以及在罗马教会的首席权方面。希腊教会的代表们在那种“合一文献”Laetentur coeli（《高天欢乐吧》）上签名，而教宗于1439年7月6日正式宣布该文献。因此，该会议的主要任务被完成。这个会议的成就对于宗座威望的巩固有相当大的帮助。

在希腊人离开了以后，Florentia（佛罗伦萨）的会议继续进行，这部分上是因为Basileia（巴塞尔）的会议也继续召开，部分上是因为还需要解决另一些合一问题。在1439年11月22日，那些原来属于“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ismus）的亚美尼亚教会人正式与罗马教会合一了（合一文献在信理学上是很重要的，名为Decretumpro Armenis《给亚美尼亚人的法令》）。那些同样属于“基督一性论”的Jacobiti（雅各伯教会）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于1442年2月与罗马教会合一。在1442年年底，教宗规定这个会议应该迁移到罗马的Lateranus（拉特兰）。教宗自己于1443年9月回到罗马去（他原来因一些叛乱于1434年被迫离开罗马）。在“永恒之城”中，另一些教会团体签订了“合一文献”：叙利亚东部的雅各伯教会（就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教会）于1444年9月与罗马教会合一，部分的Chaldaei（卡尔德教会，就是Nestorius奈斯多留／涅斯多略／聂斯托利派）和Cyprus（塞浦路斯）海岛上的Maroniti（马若尼特教会，即monotheleti基督一志论者）于1445年8月接受与罗马教会的合一。

144.2同时，在Basileia（巴塞尔）的会议却一步一步走上教会分裂的路线。参与这个会议的人主要是一些博士和下层圣职人员，大约300个人。他们的主席现在是Arles（阿尔）的总主教Ludovicus d＇Aleman（路易，1450年去世），他是唯一的继续支持Basileia（巴塞尔）人的枢机，同时也是一个有虚荣心的人和Eugenius IV（尤金尼乌斯四世）的顽强敌人。这个会议先控诉教宗，并于1438年1月宣布教宗被撤职，因此教宗绝罚了参与会议的人。在Basileia（巴塞尔）的人的过激态度并没有获得很多支持者，因为基督徒们仍然记得了上次分裂的悲哀后果，所以似乎没有人支持一个新的分裂。一些国君，比如英国和Castilia（卡斯蒂利亚）的国王直接反对那个会议。西欧的强大国度试图从中得利或至少愿意扮演一种中介者的角色。法国的Carolus VII（查理七世，1422——1461年）在1438年5、6月在Bourges（布尔日）召开了一个法国圣职人员的大会议，而该会议接受了23个来自Basileia（巴塞尔）的改革法令（只做一些轻微的改动），包括“大会理论”、限制教廷的“年度税”权和“保留圣职”权，以及禁止圣职人员向罗马的申诉等。这些规定在1438年7月4日被正式宣布为法国的法律，就是所谓的Pragmatica Sanctio de Bourges（《布尔日的国事诏书》）。这些规定形成了Gallicanismus（高卢主义）的主要基础，就是“法国政治控制法国教会”思想的基础，而这种倾向在后来的几百年中很有影响。法国人想预防宗座的“侵扰”，所以他们还虚构编纂了一部据说是Ludovicus IX Sanctus（路易九世）于1269年宣布的，内容类似的“国事诏书”。关于Eugenius IV（尤金尼乌斯四世）与Basileia（巴塞尔）的冲突，Bourges（布尔日）的主教们规定，他们将要为两方面的人效劳。

德国人于1438年3月在Frankfurt（法兰克福）的帝国议会上选择奥地利的能干公爵Albrecht（阿尔布瑞克特）—他是Sigmund（西格蒙德）的女婿，因此继承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为德国国王，名为Albrecht II（阿尔布瑞克特二世，1438—1439年）。在这个场合，从各地聚集的Kurfuersten（选帝侯）宣布他们在教会内的冲突方面要保持中立。然而，他们也模仿了法国的先例，并于1439年3月在Mainz（美因茨）的帝国议会上发表了所谓的Instrumentum acceptationis（《接受文献》），其中接受了很多Basileia（巴塞尔）会议的文献，所以实际上放弃了他们的中立立场。

144.3虽然很多人曾经愿意在双方之间寻找一种谈判的方式，但教宗和会议之间的冲突仍然没有被调节。Basileia（巴塞尔）人在1439年5月宣布说大公会议的权威凌驾于教宗之上，教宗既不能解散大公会议，也不能延迟它或迁移它，而且这等于是veritates fidei catholicae（公教信仰的真理）。他们甚至很无礼地弹劾了教宗，说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异端者和教会分裂者”，因为他反对这些真理（1439年6月）。因为他们想宣布他们的观点为教会的“信条”，教会绝罚他们，称他们为“异端人士”。此后，Basileia（巴塞尔）的人拥立一个对立教宗，于1439年11月5日选择了一个鳏夫，就是Savoy（萨伏伊）的公爵Amadeus VIII（阿马德乌斯八世），他生活在Genfersee（日内瓦湖）边的Ripaille（瑞派），在那里创立了一个骑士团（St.Mauritius毛里策骑士团）并任这个团体的会长。这个人很有钱并与欧洲的贵族有很多亲戚关系，自称为Felix V（菲理克斯五世，1439—1449年），但只有Savoy（萨伏伊）、瑞士和一些德国君主支持这个“教宗”。其他的地区越来越多转向Eugenius（尤金尼乌斯），比如法国马上支持罗马的Eugenius（尤金尼乌斯），Aragon（阿拉贡）和苏格兰于1443年也同样宣布支持他。当时，Aragon（阿拉贡）和Sicilia（西西里）的国王是Alphonsus V（阿方索），他精力充沛，自从1420年当了自己无继承人的Johanna II de Neapolis（约翰纳二世女王，1435年去世）的义子，并于1442年打败了他的对手Rene de Anjou（安茹的勒内）—他也想当意大利南部的王—而教宗于1443年承认他为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合法国王。

德国人首先再次肯定了他们的中立性，他们试图进行谈判，但他们逐渐也转向Eugenius（尤金尼乌斯）教宗。在这方面有贡献的人是教宗的使者Nicolaus Cusanus（库萨的尼苛劳／尼哥拉，参见143.2）和来自Sarzana的Thomas Parentucelli（帕任图切利，即后来的Nicolaus V尼苛劳／尼哥拉五世教宗），以及皇帝的秘书，即来自Siena（锡耶纳）的Enea Silvio de Piccolomini（皮科罗米尼，即后来的Pius II比约二世）—他不久之前仍然是Basileia（巴塞尔）派的人，甚至当过对立教宗Felix（菲理克斯）的秘书。促使德国各地诸侯接受Eugenius（尤金尼乌斯）的人是奥地利Habsburg（哈布斯堡）王朝的Fredericus III（腓特烈三世）皇帝（1440——1493年），他的政策在别的方面太松懈无为，但在这一点上，他具有一定的贡献。当他去Basileia（巴塞尔）采访时（1442年11月），Felix V（菲理克斯）想把自己的女儿Margareta（马加瑞塔）嫁给他，而她会带来很多的嫁妆，但皇帝拒绝了他。在1445年，Fredericus（腓特烈）逐渐接近Eugenius（尤金尼乌斯）教宗，并最终承认他。教宗对皇帝许诺将来要给他举行加冕礼，在教会职位的提名权上向皇帝让步，又提供了一些经济利益。其他的德国君主逐渐跟随皇帝的榜样。虽然1446年3月在Frankfurt（法兰克福）的帝国议会仍然一半反对一半支持教宗Eugenius（尤金尼乌斯），因为他撤职了Colonia（科隆）和Trier（特里尔）的总主教—这是因为他们曾经支持Basileia（巴塞尔）会议，但在下次的帝国议会上（1446年9月），两个选帝侯（Mainz美因茨和Brandenburg勃兰登堡的公爵）和两个主教宣布他们支持Eugenius（尤金尼乌斯）—这是Enea Silvio Piccolomini（皮科罗米尼）的圆通外交技巧的效果。德国的君主们派遣一些使者到罗马，而在长期的谈判后，他们与教会签订了一个“暂且的条约”，称为Concordata principum（《君主们的协定》），其内容结果表现在Eugenius（尤金尼乌斯）教宗的4部诏书（1447年2月5日和7日）中。这些诏书的主要内容是：将来要在德国地区举行一个新的大公会议，两个被撤职的德国主教的地位被恢复，Basileia（巴塞尔）会议的改革文献根据Instrumentum acceptationis（《接受文献》，即1439年帝国议会的文献）被接受，而在“中立时期”中在德国进行的教会法案和教产的分配都有效。此后，德国的使者以他们各自主人的名义向那位已经患重病的教宗宣发服从的誓词。教宗Eugenius（尤金尼乌斯）在一个秘密的保留文献（称为Salvatorium《拯救（灵魂的）文献》）中声明，如果这种种让步和规定违背传统的教导或侵犯罗马宗座的权利和权威，他要收回它们。不久后，他去世了（1447年2月23日）。

144.4他的接班人Nicolaus V（尼苛劳／尼哥拉五世，1447—1455年）还得继续完成这个艰难的工程，需要消除教会分裂的痕迹。他先前是充当教宗的使者，现在以教宗的身份表示同样的智慧和节制，所以获得了良好的成就。在1447年7月在Aschaffenburg（阿沙芬堡）的帝国议会上，人们进行一些准备性的谈判，而根据这些谈判，Fredericus III（腓特烈三世）皇帝于1448年2月17日签订了Concordatum Vindobonense（《维也纳政教协定》），这是一个重要的文献，首先只是皇帝“以全德国的名义”（pro natione Alamannica“替德国民族”）签订的，但德国各地的君主们逐渐都接受了它。这个协定基本上肯定Constantia（康斯坦茨）1418年的政教协定关于教宗任职权的种种规定（参见142.4），但在另一方面教廷因为接受了Basileia（巴塞尔）法令受了一定的损失，而因此本协定为教廷提供一定的弥补。这个《维也纳政教协定》的有效性一直到1803年的“大世俗化”运动。

这部Concordatum Vindobonense（《维也纳政教协定》）的具体规定是这些：1）如果一个主教（或其他教会长上）在罗马或在罗马附近去世（in curia或apud sedemapostolicam），这个职位的任命权“保留”（reservatio，参见140.2）给宗座。2）各教区主教和隐修院院长的任命属于本地教会的选举，当然这些选举要符合教规，而选举结果必须向罗马宗座报告，罗马宗座得批准它（参见110.2e）。但如果某一个地区的选举没有被及时报告，或某一个教区的选举不符合教规，或如果某个有效的选举由于明显的理由和枢机团的建议被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宗可以任命一个更好的侯选人当主教或院长（所谓的provisio“照顾”）。3）教宗任命那些在单数月（1月，3月，5月）落入空位状态的大堂职位和圣职团职位，除非是比较高的职位（但在Nicolaus V尼苛劳五世的“肯定诏书”中，这些“高级职位”也包括在内，而实际上的作法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教宗任命所有的圣职）。4）教廷只从那些处于空位状态的主教堂和男隐修院收一种servitium（服务税，最多一年一次，参见110．2f），但不再收原来的fructus primi anni（＝annata，年度税）。然而，从那些罗马教廷所分配的教会职位那里（如果超过24个金币），教廷还继续收annata（年度税）或medii fructus（即第一年收入的一半），这根据一贯的作法。

在德国和罗马宗座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和异化的状态，而ConcordatumVindobonense（《维也纳政教协定》）结束了这种危险的张力。然而，它也无法很全面地弥补教会遭受的损失，也不能充分地回应德国人的要求，因为该协定没有提到真正的改革。不久后，某些论点也引起了争论。比如，德国的圣职人员对于教宗的任职权的规定以及那种“引起憎恨的年税”的恢复怀着反感。因为德国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并且皇帝的权利也被削弱，所以无法达到更高的水平。然而，对于Basileia（巴塞尔）的“小型会议”来说，这个协定等于是致命的冲击。它几年以来仅仅有一种“影子式的”存在，自从1443年以后再没有召开过正式的会议。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于1448年命令要从帝国城市Basileia（巴塞尔）驱逐这个会议人士，所以他们搬到属于Felix V（菲理克斯五世）地区的Lausanne（洛桑）城（1448年6月）。在1449年4月，这位对立教宗主动地退位（他于1451年去世）。他也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对立教宗”。此后，这个主教会议—为了至少在表面上保持自己的权威性—举行选举并拥立一个教宗：“被称为Nicolaus V（尼苛劳五世）的Thomas deSarzana”（这就是1447年在罗马正式当教宗的人）。此后他们宣布该会议解散。

144.5这种发展意味着，conciliarismus（会议主义）为教会组织制度带来的严重危险基本上被克服了，而罗马宗座的权威性再一次获得了巩固。然而，罗马宗座在名声和影响力受到了一些损失，因为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地区，“国度办教会”的倾向（Nationalkirchliche Stroemung）已经越来越强大，而在德国有类似的倾向。为了赢得德国地区各个君主的支持，罗马教廷需要与他们进行特殊的谈判，其中作出一些超过《维也纳政教协定》的让步，这样为各地君主对当地教会的权力提供一些基础（参见158.3）。人们在感觉上尚未感到满意；相反，人们相当普遍地对教会的情况感到不满。在当时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罗马教廷是否能够自己认同改革的呼吁，是否能够认出问题所在并通过一些持续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些困难。如果罗马教宗不能解决这个任务，当时的危机必然会走向恶化并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