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中世纪教会史
139、教宗们与Ludovicus Bavarus（巴伐利亚人路易）的搏斗。
教廷回归罗马
历代教宗：Clemens V（克雷孟/革利免五世，1305—1314年）；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1316—1334年）；Nicolaus V（尼苛劳/尼哥拉五世，对立教宗，1328—1330年）；Benedictus XII（本笃/本尼狄克十二世，1334—1342年）；Clemens VI（克雷孟/革利免六世，1342—1352年）；Innocens VI（依诺森六世，1352—1362年）；真福Urbanus V（乌尔巴努斯五世，1362—1370年）；Gregorius XI（额我略/贵格利十一世，1370—1378年）。
139.1在Clemens V（克雷孟/革利免五世）去世后，在Avignon（阿维尼翁）的枢机团仍然分裂为意大利派和法国派，所以他们需要两年多的时间才选出了新的教宗。最后，枢机们在法国的影响下于1316年8月在Lyon（里昂）选立了那位已70多岁的Jacobus Duese(=de Osa),他来自Cahors(卡获),原来当过Carolus II de Neapolis（那不勒斯王查理二世）的宰相，现在取名为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1316—1334年）。他是所有在Avignon（阿维尼翁）任职的教宗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受过良好的神学教育，有目标和工作精神，尤其关心宗座的管理制度和财政（参见140）。他不懈地活动，始终关注教会的需要，个人生活简单、节约、俭朴。然而，在他的教会政策方面，他过于坚硬，缺少灵活性，而且太多重视法国的利益。因为大部分选他的人都希望，教宗会继续居住在Avignon（阿维尼翁），这个位于Rhone（罗纳河）的城市成为宗座的长期住所。在Johannes（约翰内斯）任期内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和德国皇帝发生冲突。在Henricus VII（亨利七世）去世后，德国的诸侯们又选了两个国王。大部分的“选帝侯”拥护巴伐利亚的Ludovicus（路易），他被称为Ludovicus IV（路易四世，1314—1347年），但Habsburg（哈布斯堡）派的人推出了Rudolphus de Habsburg(哈布斯堡的鲁道夫)的孙子Fredericus(腓特烈,1314年）。Ludovicus（路易）请教宗给他举行加冕礼，而Fredericus（腓特烈）请教宗承认他的王位，而教宗在开始的时候保持中立的态度。在Muehldorf（姆尔多夫）的交战（1322年）中，Ludovicus（路易）获得胜利，但教宗仍然没有承认他为正式的德国皇帝。德意志帝国在意大利地区的管理问题使双方的冲突暴发。根据13世纪教廷的理论—这些观点通过Clemens V（克雷孟／革利免五世）被写入官方的法典—Johannes（约翰内斯）在皇位空缺时要求替皇帝管理帝国在意大利的地区。然而德国皇帝不同意这种要求，因为如果同意就间接会削弱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关系。教宗Johannes（约翰内斯）没有采取一些有缓和作用的措施，反而“在没有皇帝的条件下”（vacante imperio）再次肯定Clemens V（克雷孟／革利免五世）于1314年的决定：那位被Henricus VII（亨利七世）驱逐的Robertus de Neapolis（罗伯特，参见138.2）被任命为意大利中北部帝国地区的管理者（1317年）。Ludovicus（路易）于1323年春天派遣他的代理人Berthold von Neiffen（贝尔托德）伯爵到意大利北部，他以武力支持意大利的Ghibellines（皇帝派），所以教宗激烈抵抗他—虽然一些枢机不同意教宗这样做—并说皇帝应该三个月以内放弃他的政权，否则教宗会绝罚他，且宗座将会决定德国政权的事（1323年10月）。教宗Johannes（约翰内斯）这种行动显然受了法国政治的影响。因此，Ludovicus（路易）于1323年12月在Nuremberg（纽伦堡）向教宗的要求提出抗议。然而，他不仅仅要保护自己，而且反过来攻击教宗和宗座这个机构。教宗说皇帝支持一些异端人士，而皇帝却说教宗也和异端人士有关系，所以教宗于1324年3月23日绝罚皇帝并禁止臣民们服从皇帝。在Frankfurt（法兰克福）附近的Sachsenhausen（萨克森好森），皇帝于1324年5月提出申诉，同时重复他的攻击，说教宗因为反对那些严格的方济各会的人（参见151.1）在形式上是一个异端人士，所以他已不是正规的教宗；他是帝国的敌人和教会秩序的破坏者。Ludovicus（路易）再一次呼吁教会的人召开一个大公会议，这个会议应该讨论Johannes（约翰内斯）教宗的正统性。
139.2这样，争吵和攻击代替了和平谈判—中世纪皇帝和宗座最后一次的大规模的交锋。这个争论与11世纪的Salier（撒里尔王）和12、13世纪的Hohenstaufen（施陶费尔王）时的争论一样激烈，真到Ludovicus（路易）死亡才结束了这个冲突。这一点令人感到遗憾，因为Ludovicus（路易）王早在1325年与他的对手奥地利的Fredericus（腓特烈）达成一种协议，这样结束了关于德国王位的争论。教宗一步一步加重了这位巴伐利亚王的惩罚和审判：他否定他当德国国王，他宣布那些拥护他的人被绝罚，宣布禁罚（interdictum）。正如在Bonifatius（波尼法爵）（博尼法奇乌斯）和Philippus（菲利普）王的冲突时一样，很多人现在也发表一些激昂地谈论国度和教会关系的文章或论战文章。这些文章显示出非常严峻的矛盾。支持Ludovicus（路易）的人包括方济各会“灵性派”（即“严格派”）—他们因为“神贫”的问题与教宗有冲突并且鼓励国王采取更强烈的措施。他们的领导是总会长Michaelis de Cesena（弥格尔）以及他的同会会士Bonagratia（博纳格拉提亚）和Wilhelmus de Occam（奥康的威廉），他们于1328年从Avignon（阿维尼翁）逃到Ludovicus（路易）的宫廷。Occam（奥康）是当代最有影响的神学家之一，他的Dialogus de imperatorum et pontificum potestate（《论诸皇帝和教宗的权力》，1338／1343年）和其他的论文表明，他不仅仅是主张“国度统治教会”（Staatskirchentum）的先驱者，而且也在谈论中提出这样的命题：教宗的首席权不是一个必要的、由基督规定的制度。两个巴黎的哲学教授走得比他更远一些，他们是Marsilius dePadua（马尔西留，1342年或1343年在Munich慕尼黑去世）以及Johannes de Jandun（约翰内斯），他们也曾经在Ludovicus（路易）的宫廷中工作。他们的世界观是一种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明确的Nominalismus（唯名论）以及一些Averroismus（阿威罗伊主义）的怀疑主义因素（参见135.1）。他们共同写了（或者说Marsilius马尔西留是唯一的作者）一个革命性的纲领性的文章，即Defensorpacis（《保卫和平者》，1324年）。这部著作非常激烈地攻击教宗并提出一种新的国度理论和教会理论—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了中世纪的思想和当时的教会制度，这就是后来宗教改革时代的明显前奏。
在《保卫和平者》中，作者主张平信徒的权力和民主的原则有主导地位。根据这个文章，一切政治权力都来自人民的主权以及人民所选的代表，即君主。基督徒的团体是教会权力的载体，教会最高的权威是世俗权威召开的大公会议，而平信徒也参与这些会议。圣职人员的地位（sacerdotium）是社会的部分和社会上的职务（pars et officium civitatis），而教会在任何方面都要接受国度的领导。国度监督和控制教会，教会本身没有立法权或审判权，它应该没有财产，仅仅受限于纯粹精神性的领域。教宗的首席权仅仅是一种荣誉称呼，它并不来自于神的规定。这部著作甚至怀疑罗马教宗可能不是Petrus（伯多禄）的继承人，因为《圣经》没有直接地表述伯多禄为罗马的主教，而《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泉源。为此教宗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在1327年的诏书中宣布，《保卫和平者》的5个句子是异端并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Filii Belial（“魔王之子”），将他们绝罚。巴黎大学也谴责其中的一些话。从整体来看，这些开放的作者的观点在当时代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远远走在他们时代的前面，但几百年后，这些观点发挥了一种分裂人们的作用。大部分的作者当时还保卫了教廷或教宗的立场或寻找一种中介的路线。在这方面，两位奥古斯丁会会士，Aegidius Romanus（艾吉丢，著有De ecclesiastica sive de summi pontificis potestate《教会或教宗的权威性》，1302年，这是最重要的这方面的著作，大概也是Unam sanctam《唯一至圣》诏书的基础）以及Jacobus de Viterbo（雅各伯，著有De regimine christiano《基督徒的统治》，1301／1302年）扩展了教宗的权力，使之覆盖一切精神性的和世俗的领域。另一些作者更进一步发展这些思想，比如意大利的奥古斯丁会会士Augustinus Triumphus de Ancona（安科纳的奥古斯丁）约于1322年献给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他的Summa de potestate ecclesiastica（《教会权利大全》），西班牙的方济各会会士Johannes Alvarus Pelagius（阿尔瓦鲁斯）在他的De statu et planctu ecclesiae（《教会的现状和悲哀》，约于1332年）中也尖锐地批评教会中的不良现象，而意大利的方济各会会士Wilhelmus deSarzano（撒匝诺）在其De potestate summi pontificis（《教宗的权力》）和De excellentia principatus（《论首席权的优点》）中强教宗的权威性。这些作者认为，宗座是人间一切权威的泉源，而教宗对于世俗的事务也有不受限制的管理权。皇帝和其他的国君都是教宗的臣民。
另一些学者保持中间的路线，他们认为国度的世俗权力在自己的范围内是独立的。有这种主张的人是巴黎的道明会会士Johannes Quidort（约翰内斯），他的著作是De potestate regia et papali（《论国君和教宗的权力》，1302年），来自奥地利Admont（阿德孟）的本笃会会士Engelbertus（恩格伯尔特，著有De ortu，progressu et fine Romani imperii《罗马帝国的开始、发展和目标》，约于1308年），伟大的诗人Dante Alighieri（但丁，参见136.2；138.2）在他的De Monarchia（《帝制论》，3卷，1310年或1312年？），以及稍后一些的Lupoldus de Bebenburg（鲁波德），他是Bamberg（班贝格）的主教，在1340年写的Tractatus de iuribus regni et imperii（《论国度和帝国的法律》）虽然很坦白地支持Rense（任色）的条约（参见下文139.4），但在别的方面热爱教会和宗座。那位著作累累的作者Conradus de Megenberg（康拉德，1374年在Regenburg雷根斯堡去世）在他的诗Planctus ecclesiae in Germaniam（《教会向德国的抱怨》）提出一些严肃的警告，又在他的文章Oeconomica（《管家的技术》）中攻击Defensor pacis（《保卫和平者》）的观点。
139.3因为意大利的亲皇派（Ghibellines）请他来，Ludovicus Bavarus（路易）于1327年去意大利为了获得皇帝的荣耀。Marsilius de Padua（马尔西留）陪同他。这时候，Avignon（阿维尼翁）的教廷更加重对他的种种惩罚，最后他被剥夺一切地位，甚至被宣布为失去自己家族历代的封地Bavaria（巴伐利亚）。在1328年1月17日，这个德国王违背着一切传统，让当时的罗马市长Sciarra Colonna（科罗纳），这位平信徒，“以罗马人民的名义”在圣伯多禄/彼得大堂给他举行加冕礼。后来他宣布Johannes（约翰内斯）教宗“由于异端和其他的恶行”必须下台，同时拥立意大利的方济各会会士Petrus de Corvara（伯多禄/彼得）当教宗，名为Nicolaus V（尼苛劳/尼哥拉五世，1328—1330年）；这样，教宗和国王之间的和好似乎成为不可能的事。然而，拥护这位对立教宗的人非常少，所以他在两年后表示他要服从Johannes（约翰内斯）。Johannes（约翰内斯）早在1328年初呼吁人们组织一个抵抗Ludovicus（路易）的十字军运动。因此，皇帝在意大利的政策失败了，但他在德国的地位仍然没有动摇。大部分的君主和百姓，尤其那些属于帝国的城民，都支持皇帝，虽然教会如此严厉地惩罚了他。德国的主教和圣职人员分裂为两派。在Fredericus（腓特烈）于1330年去世后，Ludovicus（路易）愿意和教宗和好，但教宗始终要求皇帝放弃他的政权，而在这一点上，皇帝无法同意。那位90岁高龄的老教宗还激起了一个神学争论，因此为自己造成一些麻烦。他在1331年后的几次讲道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义人的灵魂，包括玛利亚和宗徒/使徒们的灵魂们在世界审判后才能见到上主（visio beatifica荣福直观）。这种说法引起广泛的反对。巴黎大学和部分的枢机们都反对教宗的观点，所以他在临终时收回了他的特殊说法。Johannes（约翰内斯）教宗也于1329年审判道明会会士和神秘神学家Meister Eckhart（艾克哈特，参见146.2）。
根据一篇于1332年或1334年的“诏书草稿”（名为Ne praetereat或Quia infuturorum eventibus），教宗Johannes（约翰内斯）想长期分裂德国帝国和意大利（伦巴第）。不过，这个文献只是在Robertus de Neapolis（罗伯特）的秘书室写的草案，没有被宣布为正式的诏书。实际上，这就是教宗的计划，因为他曾经邀请法国Philippus VI（菲利普六世）当伦巴第人的王。
因为这位教宗很节俭，又很会管理钱财，所以他留下的教廷宝库拥有很多钱，但不是Florentia（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Giovanni Villani（维拉尼）所说的2500万金币，而仅仅是75万金币—这是一些可靠的文献的数字—所以也不能说他是一个贪财的人。
139.4下任教宗Benedictus XII（本笃／本尼狄克十二世，1334—1342年）原来是一位熙笃会隐修士。他建立了Avignon（阿维尼翁）教廷的堡垒式宫殿（这个宫殿今天仍然存在）—这就说明教廷已经感觉到那里是他们的“家乡”。这位教宗是一个爱好和平和教会改革的人，所以他更愿意与Ludovicus（路易）达成协议。然而，法国的利益成为一个阻碍，因为法国的Philippus VI（菲利普六世，1328—1350年）和Robertus de Neapolis（罗伯特）担心教宗和皇帝之间的和平会削弱他们的影响，甚至会导致教宗回到意大利去。这些阴谋在德国引起了很大的反感。德国的主教们在一封信中要求教宗必须与Ludovicus（路易）皇帝和好。那些（七个）选帝侯形成了一个联盟并宣誓，他们都会拥护帝国的荣誉和种种权利。他们于1338年7月16日在Rense（Rhens．任色）声明说，根据古老的传统和权利，大部分的选帝侯所选立的德国王不需要教宗的确认或委任，他可以马上获得国王的尊严和地位，可以立即管理帝国的种种财产和权利。在1338年8月6日，Ludovicus（路易）皇帝宣布一个法律（名为Licet iuris），其中肯定了Rense（任色）的规定并加上说，皇帝的尊严和权力直接来自上主，而那位当选的德国王依靠这种选举就是真正的国王，而且也应该被视为罗马人的皇帝。教宗的权力仅仅是举行加冕礼。在一个声明中，Ludovicus（路易）又宣布一切针对他的惩罚是无效的，禁罚（interdictum）是无意义的，但这又引起了很多混乱和良心上的困惑。几年后（1341年），皇帝又和教廷进行和平谈判，而法国的Philippus VI（菲利普六世）亲自当中介人（因为他现在需要一个反对英国的同盟）。然而，教廷和巴黎国王的关系在那个时期很不好，所以这些谈判都没有成果。另外，Ludovicus（路易）想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他采取一个引起很多朋友的反感的措施（因为他严重地违背了基督宗教婚姻的原则）：他使自己的儿子Brandenburg（布兰登堡）的伯爵Ludovicus（路易）和Tirol（蒂若勒）的女伯爵Margareta Maultasch（马格瑞塔）结婚—但这两个人本来就是亲戚，而这位女伯爵的丈夫是Johannes Henricus de Bohemia（波希米亚的约翰内斯·亨利），所以皇帝必须先宣布第一个婚姻是无效的（1342年）。皇帝敢这样做都是因为他的顾问Marsilius（马尔西留）和Occam（奥康）支持他。
139.5下任教宗是Clemens VI（克雷孟／革利免六世，1342—1352年），在他的任期内人们再次努力恢复和平。Clemens（克雷孟）来自法国南部，他很明智，又有学问，是一位著名的讲道者，但他也注重豪华的表现和世俗的荣耀，多使自己的亲戚发财或升职，又完全听从法国国王的政治要求。在1348年他从Neapolis（那不勒斯）的Johanna I（约翰纳一世）女王那里以8万金币购买了Avignon（阿维尼翁）城和郊区；因此，这些地区（以及Venaissin维乃辛伯爵领地）后来属于教会国，一直到法国革命（1789年）。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向Ludovicus（路易）提出非常重大的要求，所以德国帝国各阶层的代表们（Reichsstaende，即教会的代表如主教，以及世俗的代表如公爵、伯爵等）也拒绝了这些要求（1344年9月）。然而，他们仅仅要确保帝国的权利，并没有保护皇帝本人。教宗现在又一次（而且非常严厉地）绝罚皇帝，并要求选帝侯们选立一个新的皇帝（1346年4月）。选帝侯也回应了这个要求，因为德国的情况在各方面很混乱，大家都渴望和平。教宗宣布的interdictum（禁罚）已经持续20年之久，所以人们对于教会和圣职人员的敬意被削弱，他们对教宗怀有一种不信任感或漠视他，因为他们认为教宗受法国的控制。德国人民在宗教和道德上处于一种“粗野化”（Verwilderuang）的状态，当时有虔诚信仰的人多想逃到mystica（神秘主义，参见146）那里，而那些反对教会的教派也越来越多。在很多教区有两个主教，一个属教宗派，一个属皇帝派。很多修会团体也被分裂。Ludovicus（路易）皇帝因他最近的行动并因他那种摇摆不定的态度在很多圈子里引起人们的不满。因此，在那7位选帝侯中就有5位说他们不再支持皇帝，他们于1346年7月在Rense（任斯）选立来自Luxemburg（卢森堡）的Carolus（卡尔）为德皇。他是Moravia（摩拉维亚）的伯爵，是Bohemia（波希米亚）王Johannes（约翰内斯）的儿子和Henricus VII（亨利七世）的孙子。他现在被选定为德国国王。Ludovicus Bavarus（巴伐利亚人路易）突然于1347年10月中风去世，所以在德国没有暴发内战。因为他的继承人Guenther von Schwarzburg（贡特尔）——德国的Wittelsbacher（维特斯巴赫）党派支持他—放弃政权（1349年5月），一个月后去世，这个新的国王Carolus IV（卡尔四世）就没有什么政治对手了。他和以前的一些德国国王一样被称rex clericorum（德语Pfaffenkoenig，“司铎们的国王”，教会拥立的国王），因为他被迫向教廷提供很多权利，但他也懂得确保帝国和德国各公国的权利，甚至在教会面前他也适当地和明智地肯定帝国的权利。对他来说，基督信仰不是表面上的，而是内心的真情。也许可以说，他在中世纪晚期几百年中是最伟大的德国统治者，一直到Maximilianus I（马克西米连一世，1493—1519年）。他有政治上的能力，受过杰出的教育，支持科学、艺术和人文主义（参见155.3），于1348年就在Praga（布拉格）建立德国地区第一所大学。通过他的努力，Praga（布拉格）于1344年被提升为总教区。然而，他任期的开始出现了一些恐怖的现象，因为“黑死病”（鼠疫）造成很大的损失（1348—1350年），这又带来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那些“鞭笞派”（flagellantes）的运动（参见150.1；152.3）。
在Avignon（阿维尼翁）的新教宗是Innocens VI（依诺森六世，1352——1362年），他是一位爱好和平的并严格遵守道德规律的人，但他也有一些“重用亲戚”（nepotismus）的倾向。他的选举很特殊，因为枢机团首次在选举过程中提出一个Wahlkapitulation（关于选择后的承诺），这样要限制未来教宗的权力范围（但Innocens在当选后宣布这些承诺是无效的）。这个迹象也表明另一点：枢机团愿意在教宗旁边（甚至在教宗的“对面”）拥有一个独立的地位（参见110.2d），自从Avignon（阿维尼翁）流亡以来，这个倾向越来越严重。
在1355年的复活节，Carolus IV（卡尔四世）从Ostia（欧斯提亚）的枢机主教的手中在罗马接受了皇帝的冠冕，但他并没有开始整理意大利的混乱情况。符合他和意大利人的契约，他在加冕礼后马上回到德国去。他在1356年1月在Nuremberg（纽伦堡）发表了所谓的Bulla aurea（德语：Goldene Bulle《黄金敕令》），其中规定选皇帝的秩序，因为他要排除像上次选帝那样的争论。根据他的敕令，七个选帝侯中多数的人投谁的票，谁就是德国国王，而这个选举有效。教宗Johannes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还如此强烈地要求了教宗有这个选择的“批准权”，但Carolus（卡尔）在他的敕令中“悄悄地”绕过这个问题，没有提到它。
139.6教宗们在Avignon（阿维尼翁）的流亡时期已经维持了很长的时期，对意大利和教会国都有不良的影响。在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些暴君，他们摆脱了教宗的统治。罗马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Colonna（科罗纳）家族，Orsini（欧尔西尼）和其他的派别之间的强烈搏斗不断震撼罗马城。贵族们被推翻后，那位Cola diRienzo（科拉·里恩佐）——原名Nicolaus（尼科拉），葡萄酒商Laurentius（劳楞佐）之子—一，一位城市律师以“民众官”（tribumnus plebis）抢夺政权（1347年）。他是人文主义的热烈爱好者，是Petrarca（彼特拉克）的朋友，又传播了Joachim de Fiore（约亚敬，参见131.1）的思想，认为“圣神／圣灵的时代会带来宗教上的复兴”。他说他是一个新的“奥古斯都”（即古罗马皇帝），要建立罗马为他的基地，将要统治意大利，进而恢复世界的秩序，但这位情绪化的煽动者（schwaermerische Demagog）在7个月后被推翻。罗马的动荡并没有结束。新的“民众官”Francesco Baroncelli（巴润切利）于1353年被迫下台，而Rienzo（里恩佐）同年再一次，以senator（“元首”）的身份当罗马的市长——教宗Innocens VI（依诺森六世）也同意他这样做。然而，他的统治有独裁者的色彩，所以他在一次人民起义中被打死（1354年）。很幸运的事实是，当时已经有那位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非常有能力的枢机特使Aegidius Albornoz（阿尔波诺斯）在意大利活动，他出生在西班牙，后来两次被派到意大利（1353—1357年和1358—1367年），逐渐巩固了教宗在教会国的统治，这样他被称为“教会国第二个创始者”。他颁布的法典（Constitutiones Aegidianae《艾吉丢的宪法》）甚至一直到1816年都是有效的（只经过一些不重要的修改）。
这位Albornoz（阿尔波诺斯）枢机的成就是准备了教宗回归罗马的基础，而这种回归比任何军事上的措施都更重要。除了法国人以外，整个基督宗教世界都普遍认为，教宗离开罗马是一件不自然的事和一种灾难。然而，那位原先在Marseille（马赛）的St.Victor（圣维克托）隐修院当院长的Urbanus V（乌尔巴努斯五世，1362—1370年）才开始严肃地推动回归罗马的事。在Avignon（阿维尼翁）任职的教宗中，他是最好的教宗，很虔诚，认真推动教会改革，慷慨支持研究和教学工作，他被尊敬为教会的“真福”（beatus）。那时最具有威望的人士似乎都要求他迁教廷到罗马，比如Carolus IV（卡尔四世）皇帝—他于1365年去Avignon（阿维尼翁）访问；诗人Petrarca（彼特拉克）代表着意大利的爱国主义者并于1366年以“罗马寡妇”的名义向教宗写了一封感人的信。北方（瑞典）的伟大神秘神学家圣Birgitta（＝Briget，Brigida布里吉特，参见151.3d）在1350年的“大禧年”后定居在罗马，在那里过着隐修者的苦修生活；她以热烈的愤慨批评教廷的Avignon（阿维尼翁）的种种缺点。虽然巴黎政府和法国的枢机们请教宗留下，Urbanus（乌尔巴努斯）还是于1367年离开了Rhone（罗纳河）边的豪华城市，并于1367年10月进入了罗马—所有的支持教会或支持意大利爱国运动的人都为此感到欣慰。Carolus IV（卡尔四世）皇帝率领一个相当大的军队，于1368年第二次来到意大利去拜访教宗，但他只满足于教宗对他那种名义上的肯定，并没有着手在四分五裂的意大利缔造和平。因此，Urbanus（乌尔巴努斯）无法处理罗马的种种问题，他听从法国枢机们的劝勉，没有听从Birgitta（布里吉特）的警告，于1370年秋天又回到Avignon（阿维尼翁），不久后在那里去世。教宗们在意大利的世俗权力再一次陷入了很严重的危险中。法国使者的严格管理方式在很多地方引起意大利人的反感。因此，那个强大的Florentia（佛罗伦萨）共和国利用了人们的情绪来煽动他们反对教宗。在Avignon（阿维尼翁）的新教宗Gregorius XI（额我略／贵格利十一世，1370——1378年）—Clemens VI（克雷孟／革利免六世）的侄子和一位能干的律师—认为，他应该施用最严厉的措施来镇压这次暴动。他于1378年3月用绝罚和禁罚（interdictum）来惩罚Florentia（佛罗伦萨），并派遣一些来自Brittania（不列塔尼）的士兵到意大利。这些士兵的表现很不好，所以意大利人的愤怒和反感更大。在这个时刻出现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妇女充当双方之间的中介人—圣Catharina deSiena（锡耶纳的加大利纳，1347—1380年）。她是一个染衣工人Benincasa（贝宁卡萨）的第23个孩子，17岁时进入了圣道明的修会（道明修女会），并通过她的忏悔精神、慈善工作、神视（visiones）、灵魂超拔体验（ecstasis）以及通过她的著作（Dialogo《对话》和400封很古典的信）在社会上有非常大的威望。在当时的困境中，她似乎是一个由神派来的先知，用激昂的意志力和男人般的力量来改进社会和政治上的问题。为了缔造和平的缘故，她亲自去Avignon（阿维尼翁）与GregoriusXI（额我略／贵格利十一世）会谈。当然，Florentia（佛罗伦萨）的居民很自私，所以他们在两年以后才愿意和教宗和好，但Catharina（加大利纳）的最迫切要求被实现：教廷早在1376年的秋天开始回到罗马去，并于1377年完成了这个迁移过程。从此以后，罗马教宗的居住地不再是Lateranus（拉特兰），而是Vaticanus（梵蒂冈）。当然，罗马和意大利的政治情况仍然非常混乱，所以Gregorius XI（额我略／贵格利十一世）据说还考虑过要回到法国去。他是最后的来自法国的教宗，在他任职的晚期，他需要反对一个危险的异端运动，就是Wycliffe（威克里夫）在英国教会引起的动荡（参见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