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中世纪教会史

第二章/基督宗教在欧洲东北部的传播。

与伊斯兰教的冲突

108、教会在欧洲东北部的传教工作和文化工作

108.1在10、11世纪，基督宗教传播到Elbe（易北河）地区的斯拉夫民族中（Elbslawen，所谓的Wendes温德人），但由于外教人的反叛，大部分的教堂又被毁灭了（参见82.5）。在12世纪，基督宗教的人士又开始进行传教工作，而且和以前一样，不仅仅是纯粹宗教性的和精神的传教方式—通过传教士的讲道和无私牺牲，而且也包括邻近地区王侯们的战争，这就结合了宗教目标和政治目标。这样，在欧洲东北部也出现了十字军的精神，而这个精神与具有目的的殖民地政策结合（zielbewusste Kolonialpolitik）。这种政策的目标是：让德国移民居住在Elbe（易北河）以东的地区和东海的沿海地区—当时有Finnen（芬兰民族人）和Letten（立陶宛民族人）居住在那些地区；让基督宗教文化传播到那些地区。这是一个巨大的目标，它需要国度和教会的合作。在这方面，新兴的修会，即Cistercium（熙笃）会和Premontre（普雷蒙特）会提供了不可估价的协助。它们在那些被征服的地区建立了很多隐修院和堂区，这样逐渐消除了外教人的习俗（Heidentum），并且一步一步地培养了真正的基督宗教精神，因为在开始的时候，这些部落仅仅在表面上皈依了信仰。

108.2在居住于Elbe（易北河）和Oder（奥德河）中间的地区的Wendes（温德人）那里，大约于1105年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因为属于Obotriten（欧博特瑞特王朝）的Henricus（亨利）王—他是那位被杀害的Gottschalk（格特沙尔克）的儿子（参见82.5）——恢复了他父亲的王国。在Lotharius III（洛塔尔三世）和Staufer（施陶费尔）统治者们的时代中，Otto（奥托）时期（10世纪）的东方政策再次被视为帝国的重要任务。一位来自Bremen（不来梅）的圣职人员（Domherr）—圣Vicelinus（维切林）—曾经在1126—1154年间在东方的Holsati（霍尔撒提人）和Wagrii（瓦格瑞人）中传教，但效果不是很大。他的首要基地是在Luebeck（吕贝克）西北地区的Neumuenster（新明斯特）的Chorherrenstift（圣职团会院）。

萨克林人于1147年举行了一个规模比较大的“温德人十字军运动”—圣Bernardus（伯尔纳德）曾经支持这个运动，并说参与这个运动等于参与去耶路撒冷圣地的十字军运动，但它的标语是“让外邦人皈依还是死去”，所以效果不大，并且引起当地人的愤恨。最有影响的是后来Brandenburg（勃兰登堡）的边疆伯爵Albrecht Ursus（“大熊”阿尔布瑞希特）以及萨克森及巴伐利亚的公爵Henricus Leo（“狮子”亨利）在1150—1170年间的政策，他们既用武力，又用和平的方式。因此，Obotriti（欧博特瑞特）王Pribizlaw（布希比斯拉夫）接受了圣洗。一些来自低地德国地区的殖民者进入那些荒芜的地区，他们建立了教堂、隐修院，比如Praemonstratenses（普雷蒙特会）的隐修院在Leitzkau（莱茨考）和Jerichow（耶瑞克），而Cistercienses（熙笃会）的隐修院在Doberan（斗贝兰）和Lehnin（雷宁）。Bremen（不来梅）的总主教Hartwig（哈特维格）和那位具有灵感的殖民者（genialerKolonisator）Henricus Leo（“狮子”亨利）规定要那些曾经被毁灭的教区Oldenburg（奥尔登堡）和Mecklenburg（梅克伦堡）被迁移到别的地方，而Ratzeburg（拉策堡）被重新建立。Oldenburg（奥尔登堡）教区大约于1160年被迁移到Luebeck（吕贝克），Vicelinus（维切林）任主教（1149——1154年）。Mecklenburg（梅克伦堡）约于1160年被迁移到Schwerin（什未林）。丹麦的国王Waldemar I（瓦德马尔一世）于1168年攻克了Ruegen（吕根岛）的Arcona（阿可纳）堡垒，这样在那里消除了异教徒的习俗：这个海岛被归入Lund（伦德）总教区。大约于1200年，Wendes（温德人）地区的文化已经定型了：既是基督宗教的，又是格尔曼／日耳曼的。在这个时候，文化传播的重要支柱是那些乡间的堂区组织。

108.3所谓的PoMeran（梅拉诺）ia（波美拉尼亚）人是属于Wendes（温德人）的一个部落。波兰的公爵Boleslaw III（波列斯拉夫三世）于1120年征服他们之后，他们相当快并且以和平的方式接受了基督信仰。在签订的和平条约中，接受基督信仰是一个条件。PoMeran（梅拉诺）ia（波美拉尼亚）的公爵Wratislaw（瓦提斯拉夫）和他的妻子首先接受了基督信仰。第一个去那个地区的传教士是某一位Bernardus（伯尔纳德），他

原来是西班牙人，后到意大利修道，曾经是主教。然而，他的传教工作完全失败了，因为他身着非常简陋的衣服，向那些相当富裕的民族宣布福音。此后，Boleslaw（波列斯拉夫）公爵请一个既明智的又有热忱的主教—Bamberg（班贝格）的Otto（奥托，1102—1139年）—他承担传教工作。20个圣职人员陪同他到PoMeran（梅拉诺）ia（波美拉尼亚），而他完全以“帝国的王侯”和“教宗的使者”的身份显示出自己的光荣地位（im vollen Glanze einies Reichsfuersten und paepstlichen Legaten erschien），这样获得了杰出的传教成果，并早在12世纪就被称为“波美拉尼亚的宗徒／使徒”。他于1124年入境，几个月以内在许多危险和困难中大约为22000（两万多）人施洗，并且组织了教会。在此后，反对派占了上风，但他于1128年进行第二次传教旅游活动，为更多的人施洗。他们于1140年在Wollin（沃林）创立了一个教区，后来（1180年之前）迁移到Kammin（卡明）。教会在PoMeran（梅拉诺）ia（波美拉尼亚）也同样建立很多隐修院，靠着它们的协助，当地的居民逐渐接受了格尔曼／日耳曼人的习俗(germanisiert)。

108.4住在Weichsel（＝Wisla维斯瓦河）和Memel（Njemen内门河）中间地区的Prussi（普鲁士人）以及在Livonia（里夫尼亚，里夫兰）在Riga（里加）海湾地区的Lives（里夫人）是没有接触过基督信仰的民族。在10—12世纪，一些传教士曾经克服了极大的困难在那些地区中进行了传教工作，但效果很小。在Prussi（普鲁士人）地区传教的著名人物是圣Adalbertus（＝Wojtiech阿达尔伯特，参见82.3），但他于997年被打死，为传教理想而殉道。另一个在那里传教的人，是Bruno deQuerfurt（魁尔夫特的布鲁诺），他也同样成了一个殉道者，他是一位萨克森伯爵的儿子，曾经是圣Romualdus（若姆阿尔德，参见101.4）的学生和朋友，而且他早一些在“黑匈牙利人”中（在黑海地区的匈牙利人和Petschenegen族那里）传过教。在1009年，他和18个朋友一起在Johannisburg（约翰内斯堡）附近遭受斩首的酷刑。大约于1180年，随着一些Luebeck（吕贝克）商人，一位奥古斯丁会圣职人员来到了Livonia（里夫尼亚），就是来自Holstein（霍尔斯泰因）地区Segeberg（色格贝格）隐修院的Meinhard（梅因哈德）修士。他在1184年在Duena（迪纳）河边的Uexkuell（于克斯克尔）建立了一个教堂并于1186年被祝圣为主教，属于Bremen（不来梅）总教区。然而，本地人的皈依过程非常慢，而外教文化的反基督宗教运动（eineheidnische Reaktion）再一次毁灭了一切。

瑞典的国王Eric IX Sanctus（“圣者”埃里克）曾经在自己的国度北部介绍了基督信仰，并且也用瑞典的武力在芬兰推广基督宗教（1156—1157年），然而，外教人的风俗一直到13世纪还相当流行。

为了建立Estonia（爱沙尼亚）的教会，Lund（伦德）的总主教Eskil（艾斯克尔）于1170年祝圣了一个法国修士——Fulco（夫尔科）—为主教。

109、在12世纪末之前的十字军运动。与欧洲伊斯兰教的冲突

109.1所谓的crusades／Kreuzzuege（“十字军运动”）是西欧基督宗教世界组织的一些大规模的军事性运动，其目标是夺回巴勒斯坦地区。这些运动是从那些在古代已经很受欢迎的“朝圣”活动（参见第1卷，70.5）发展出来的。另一个因素是反对“无信仰者”的“圣战”概念—这个概念来自第10、11世纪，但它在西班牙早就是一个现实（参见109.5）。这些十字军运动的前提是一个“战士阶层”（即骑士）的形成，而教会使这些骑士的目标转向宗教性的任务。

虽然穆斯林军占领了以色列地区（637年），但到圣城耶路撒冷等地的朝圣运动从来没有停止。然而，那个波斯—阿拉伯的Fatimida（法蒂玛）王朝在10世纪（909年）统治了埃及和巴勒斯坦，而在1070—1071年Seljuk（塞尔柱）的突厥人占领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他们是一个粗暴的民族—所以情况恶化。当地的基督徒遭受镇压和虐待，有的朝圣者被杀。在西方的世界里，人们认为这是对基督宗教的侮辱，所以拜占庭和欧洲的人越来越激烈地谈论“夺回圣地并在那里恢复基督徒的统治”这种想法。那位不怕冲突的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于1074年已经发表了鼓励十字军运动的呼吁（参见104.5）。然而，由于“授权之争”，人们无法实现这个计划。20年后，来自Cluny（克吕尼）隐修院的Urbanus II（乌尔巴努斯二世）教宗的呼吁反而非常成功。当时，东方的Alexius I Komnenus（阿雷克休斯一世，1081—1118年）皇帝于1094年从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那里向教宗写了一封信，请求教宗的协助，因为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军队面对穆斯林军越来越大的压力。教宗就在法国Auvergne（奥维尔恩）的Clermont（克雷蒙特）举行的主教会议上作讲演鼓励人们去参与十字军运动（1095年11月，参见105.1)。教宗的激情和当时人们的刻苦精神(asketische Stimmung der Zeit)引起一种兴奋和热忱；会议上的人都喊：Deus lo volt！（上主愿意这样！），而几千个人在肩上粘一个红色十字架来表示自己的决心。在接下来的那个月中，一些传播十字军思想的宣讲家去各地讲演，他们吸引了更多的愿意参与此运动的人。在这些宣讲者中比较重要的是Peter de Amiens（阿米恩的伯多禄/彼得），他是一个独修者，曾经去过巴勒斯坦朝圣；根据后来的传说，他是十字军运动的真正发起人。那次“带有武器的朝圣运动”的参与者似乎都是法国人和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属于德国帝国地区的参与者只有说法语的Lothringia（洛林）地区的人——Gottfridus deBouillon（戈特夫里德）伯爵和他的弟兄Balduinus（巴尔度因）和Eustachius（欧斯塔克乌斯）率领他们。毫无疑问，大部分的参与者的主要动机是宗教性的热忱和兴奋，虽然也有世俗的因素：骑士对“伟大壮举”的渴望、冒险精神、经济困难、对战利品的希望。在整个运动的形成和组织方面，罗马宗座有重要的影响。教宗Urbanus（乌尔巴努斯）规定那位具有骑士精神的Adhemarus de Puy（阿德马尔）为十字军军队的领导并宣布这些参与十字军运动的人将获得“indulgentia”（大赦，参见119.4），又通过三年的“神的和平”（参见Treuga Dei，101.2；102.3）保护了他们个人的安全、他们的家庭和家乡的财产。

这些战士的主力部队在贵族们的领导下，在1096年夏天后沿着Danubius（多瑙河）走向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然而，在1096年春天就有一些下层社会的群体（由农民和骑士形成），他们先在Rhenus（莱茵河）地区残酷地杀害了犹太人，后来又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地区似乎都因自己的无序而四分五裂。留下的小群体在Petrus de Amiens(阿米恩的伯多禄/彼得)的率领下到达了小亚细亚,但在Nicaea（尼西亚）地区遭受穆斯林军的攻击，似乎完全被消灭了。主力部队（大约25000个步兵和4000个骑士）到达了君士坦丁堡，而希腊的皇帝要求他们向他宣发“臣民誓”（Lehenseid）。他们在小亚细亚也面对了很大的抵抗力量，但他们在Dorylaeum（斗瑞莱翁，1097年7月）和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1098年6月）的交战中获得了胜利。他们在Edessa（埃德撒）和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建立了一些“西部欧洲的小王国”，当国王的人是Balduinus de Bouillon（巴尔度因，即Gottfridus戈特夫里德的弟兄）以及诺曼人Bohemund de Tarento（博赫孟，他是Robertus Guiscard罗伯特的儿子）。

十字军的军队在巴勒斯坦遇到了无数的困难（其中有几千个人去世），他们围攻耶路撒冷城四个星期之久，并于1099年7月15日侵入圣城，又在城中残酷地杀星害了很多人。后来，号称“圣墓的保卫者”Gottfridus de Bouillon（戈特夫里德）当耶路撒冷的君主。当时埃及人派遣了一个军队驱逐欧洲人，但Gottfridus（戈特夫里德）在Ascalon（阿斯卡伦）的交战中打败了他们。不久后，他就去世了（1100年7月）。他的继承人是他的弟兄Balduinus（巴尔度因），他从Edessa（埃德撒）迁都到耶城，当耶路撒冷的王（1100—1118年）。西方人在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以及在耶城建立了一些拉丁语的宗教区以及很多属于他们的教区。

这种运动算是成功了，但另一些别的活动却完全失败了，比如1101年由伦巴第人、德国人和法国人组成的十字军运动早在小亚细亚就被消灭了。依靠着新的西方来的军事力量和意大利城市（Venetia威尼斯，Pisa比萨，Genua热那亚）的船队，在巴勒斯坦的十字军能够巩固他们的成果，并在叙利亚的Tripolis（提里波里斯）建立了第四个“十字军国”。在这些运动中，产生了一些新兴的骑士团，比如Johannites（约翰内斯骑士团，约于1100年创立）和Templars（圣殿骑士团，约于1119年创立），参见118.2—3。然而，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情况始终非常艰难。不仅仅穆斯林军有敌对的态度，而且希腊人也反对西方来的军队。除此之外，几个十字军小国的领导人物之间也不断有一些争吵。部分西方来的士兵们也和当地的居民结婚，他们的子孙被称为pullani（普拉尼），但这些人没有很高尚的理想，他们充满自私自利和无纪律的欲望。在这些情况下，基督徒们在东方争取的领土一步一步落敌人的手里，这是毫不令人感到奇怪的结果。Edessa（埃德撒）——最东边的小国——最早（1144年）归于穆斯林的领导者Sultan（苏丹）Imadeddin Zenki de1Mosul et Haleb（伊马德丁·曾克艺）。

109.2在欧洲西部的基督宗教世界中，Edessa（埃德撒）的沦陷引起了很大的恐惧。因此，他们早在1147年推动了“第二个十字军运动”，主要的推动者是Eugenius II（尤金尼乌斯二世教宗，参见106.5）以及圣Bernardus（伯尔纳德，参见116.3）。后者被委任在各地宣传十字军运动。他的口才以及一些被奇妙治好的病人（“奇迹”）赢得了无数的人。西欧的主要领导人物和他的臣民们都参与了这个运动：法国的Ludovicus VII（路易七世），他的妻子Eleonore（艾雷欧诺瑞）陪同了他；德国国王Conradus III（康拉德三世）——他很长时间拒绝参加，因为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情况不理想，但圣Bernardus（伯尔纳德）在1146年圣诞节在Speyer（施佩耶尔）大堂中说服了他；Suabia（施瓦比亚）的年轻公爵Fredericus Barbarossa（红胡子腓特烈）—他是Conradus（康拉德）的侄子—以及很多其他的德国南部的贵族人士都参加了。然而，十字军的伟大目标却完全落空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希腊人那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没有支持十字军。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军队和第一次一样顺着Danubius（多瑙河）往东迈进，从君士坦丁堡进入小亚细亚，但大部分的战士在小亚细亚死在突厥人（土耳其人）的攻击下或因疾病和疲惫困乏而去世。在一些坐船到达叙利亚的战士的协助下，那些朝圣旅途中的君主们于1148年率领一个军队围攻Damascus（大马士革）；然而，因为十字军人士彼此的冲突以及由于耶路撒冷居民没有提供良好的合作，这次运动没有结果。唯一值得注意的成果是一些德国低地和英国的十字军协助葡萄牙王Alphonsus I（阿尔）攻克了穆斯林人占领的Lisboa（里斯本）城（1147年10月）。

第二次十字军运动的不幸结局在欧洲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和抱怨。圣Bernardus（伯尔纳德）也受到尖锐的谴责，但他说，很多十字军的表现有罪，这就是失败的原因。另一方面，敌人的军队日渐逼近。Nureddin（努瑞丁）苏丹—他是Zenki（曾克艺）的儿子—在1154年在Damascus（大马士革）建立了他的军营。他在很多地方骚扰基督徒的小王国。在Balduinus（巴尔度因）王去世后（1162年），耶路撒冷国的统治者都是一些无能的或太年轻的统治者（Almaricus I；BalduinusIV，Balduinus V），所以这个小国似乎无法坚持下去。在1171年苏丹Saladin（撒拉丁）开始统治埃及，他于1174年也占领了Damascus（大马士革），1183年又占领了Mesopotamia（美索不达米亚）。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他一生的目标是夺回耶路撒冷，因为耶城也是伊斯兰教的圣城。1187年7月4日在巴勒斯坦地区的Hattin（哈丁）的交战中，他打败了基督徒军队，而这个事件是非常关键的：最优秀的基督徒军人被杀，耶城的国王Guido de Lusignan（古多，1186—1194年）以及很多别的贵族人士成为俘虏。耶城于1187年10月投降。从此以后，西方人控制的地方只剩下很少几个有堡垒的城市（Tyrus提罗斯，Tripolis特瑞波里斯，Antiochia安提阿）。

109.3关于十字军失败的消息在西方再次引起很大的风浪。几个国家的人立即开始准备下一个运动。Gregorius VIII（额我略／贵格利八世，1187年）呼吁了基督宗教的世界，而Clemens III（克雷孟／革利免三世，1187—1191年）也同样推动十字军运动。在法国和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税，即所谓的“撒拉丁什一税”。这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十字军运动；西方三个最强大的君主（德、英、法国）都支持它，这也是最后一个有普遍性的十字军运动，可以说是整个运动的高峰。首先，那位已经65岁的Fredericus I Barbarossa（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皇帝在1189年5月从Regensburg（雷根斯堡）出发，他率领了一个装备精良的军队大约有2万战士。虽然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都没对他们怀有敌意，但他们仍然安全地到达了小亚细亚，在Iconium（伊科尼翁）获得胜利（1190年5月），但他们在那个难通行的地区因食品不足和敌人的攻击遭受严重的损失。在1190年6月10日，皇帝在Cilicia（基利基亚）山区的一条河的急流（Saleph＝Kalykadnus河）中淹死了，所以德国人的这次十字军运动似乎要完全失败。皇帝的儿子Suabia（施瓦比亚）的公爵Fredericus（腓特烈）继续率领剩下的几千人，将他们带到Acco（＝Ptolemais阿克）的城外军营，因为那个重新获释放的Guido（古多，原来耶路撒冷王）正在围攻Acco（阿克）。在那里，德国骑士团（Deutschorden）被创立，参见118.4。Fredericus（腓特烈）公爵在那里去世（1191年初）。在1191年4月和6月，法国的Philippus II Augustus（腓力二世王）和英国的Richard I Coeur de Lion（狮心的理查德王）到达巴勒斯坦。他们在Sicilia（西西里岛）过冬，而Richard（理查德）王在路途中征服了Cyprus（塞浦路斯岛）。现在，各国的十字军在Acco（阿克）同心协力，并在两年围攻后终于在1191年7月攻克了Acco（阿克）的坚固堡垒。为此他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Acco（阿克）和Cyprus（塞浦路斯岛）的征服算是这次运动的唯一有影响的成就。因为Jerusalem（耶城）的君王和Tyrus（提罗斯）的君王不合作，而西方各地的朝圣王彼此之间也发生了一些摩擦，所以他们无法实现更伟大的目标。法国的国王和奥地利的公爵Leopoldus V（利奥波德五世）怀着恼怒回去了，后者因为英国王曾经在一个战争中拿下了他的国旗，得罪了这个公爵—他后来在奥地利逮捕了英国王，这样进行报复（参见107.8）。英国的Richard Coeur de Lion（理查德）一直到1192年留在叙利亚，并且能够几次打败穆斯林军，但他从来没有完成解放耶路撒冷的计划。他个人的勇气很大，但他那种摇摆不定的性格，他的残暴和寻求风险的倾向也带来了很多麻烦。圣城耶路撒冷留在穆斯林人的手里。在离开的时候（1192年9月）Richard（理查德）和Saladin（撒拉丁）签订了一个条约，其中规定，基督徒们可以占领从Jaffa（＝Joppe，海法）到Tyrus（提罗斯）的沿海地区，他们可以（不带武器地）到耶路撒冷朝圣，并且宣布三年的休战。这是最伟大的十字军运动的一些小小的结果，真可谓“事倍功半”。苏丹Saladin（撒拉丁）是基督徒们的强大对手，但他也有崇高的精神，他于1193年去世，他的领域被分裂为两块，所以伊斯兰军的力量也被削弱了。另外，Henricus VI（亨利六世）皇帝于1197年从Apulia（阿普利亚）派遣了一个德国的十字军军队到叙利亚——当然，他这样做更多考虑到自己的地中海政策，而不是首先考虑到宗教问题。通过这个“德国人的十字军运动”，西方人还能向北扩展自己的领土，能够攻克Beirut（贝鲁特）以及联结耶路撒冷、Tripolis（特瑞波里斯）和Antiochia（安提阿）。然而，因为皇帝于1197年去世，十字军不得不提早回国。

109.4根据头三个十字军运动，已经可以理解整个运动的性质和意义。这个运动的主要目标—在巴勒斯坦长期地建立基督徒的统治——并没有实现，但我们也不应该说，十字军只是一种错误的幻想以及几十万人的财产和生命力的无益浪费——18和19世纪的历史学家曾经下过这样的判断。当然，在十字军运动的过程中，纯粹的信仰和宗教热忱多次变得不重要，而一些物质性的考虑或政治性的目标更突出；然而，从整体来看，这些运动还是宗教精神的灿烂表现，而且它们还能表达另一个事实：当时的欧洲在教会上以及在文化上仍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很重要的是，西欧那时一直面临着伊斯兰教的威胁，而那些十字军的强有力攻击在几百年的时期内削弱了这个威胁，穆斯林军对地中海的控制被消除，而西班牙地区的解放被巩固——这个半岛能够一步一步地脱离伊斯兰教的控制（参见下文）。在精神与经济上，十字军对西方的影响更大：西欧人接触了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的世界，他们看到了一个在很多方面优越的文化——他们的眼界被扩宽，他们受了刺激。这些刺激不仅仅推动了贸易和种种生产方式，而且也表现在骑士传统、城市建设、艺术、技术和科学（地理学、医学、数学、哲学）、经济组织和国度的管理制度等方面。西欧各国在罗马教宗的领导下决定共同参与这个运动（由上而下的神圣统治的理念），所以宗座获得极大的威望和影响力。基督徒骑士的理想因信仰因素而被提升（参见那些宗教骑士团的创立，118），人民群众的信仰也受到鼓励（大赦、对圣髑的尊敬、拜苦路祈祷等等）。由于十字军运动，西欧人开始考虑在亚细亚或Africa（阿富利加/非洲）进行传教工作，并为这些传教活动开拓了一条路（参见127.4，5）。这些都是一些良好的影响，但十字军运动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后来也推动了一些转变，比如东方的异端向西方的传播（113.2），以及东方的奢侈生活、非道德态度以及怀疑主义思想（freigeistige Philosophie）、一种自信的、不接受教会领导的平信徒精神的崛起等因素在西欧的传播。

109.5通过几次十字军运动，在欧洲南部和西部的穆斯林势力受到相当大的削弱，而那些原来属于基督宗教的地区可能更容易被征服。比如诺曼人早在11世纪下半叶从阿拉伯人的手中夺回了Sicilia（西西里岛，参见105.3）。在西班牙几百年的战争过程中，穆斯林的统治分裂为几个Emirates（艾米瑞特，约于1031年），这样就大大缩小了穆斯林的领土。这些战争可以视为十字军运动的先驱。教宗Alexander II（亚历山大二世）于1063—1064年宣布，参与西班牙的运动的人可以获得“大赦”，因此就有很多法国的骑士参与。西班牙的国王Alphonsus VI de Leon—Castilia（阿方索）于1085年再次获得了古老的西哥特首都Toledo（托莱多）。这样形成了三个王国：Aragonia（阿拉贡）在东北地区，Leon—Castilia（莱昂—卡斯蒂利亚）在中部，以及Portugal（葡萄牙）在西部。关于Lissabon（里斯丁）的攻克（1147年），参见上文109.2。在那些战争中，著名的国家英雄Rodrigo Diaz de Vivar（若德瑞格／罗得里格，1099年去世）—他被称为Cid（“熙德”，从阿拉伯语Sidhi＝主）和Campeador（奋斗者）—的表现特别杰出，但他在某些情况下也为穆斯林统治者效劳。在一个关键的交战中—1212年6月在Navas de Tolosa（纳瓦斯得托罗撒）——Castilia（卡斯蒂利亚）的王Alphonsus VIII（阿方索八世）很巧妙地战胜了Almohad（阿尔摩哈）的Khalif（哈里发）。在西班牙，那些骑士团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参见118.5），而历代教宗也始终注意到西班牙，因为在那里始终有阿拉伯人的威胁。后来，Castilia（卡斯蒂利亚）的Ferdinandus III（“圣者”斐迪南三世，1217——1252年）征服了Cordoba（科多瓦，1236年）和Sevilla（塞维亚，1248年），这样仅仅留给穆斯林西班牙南部的小王国Granada（格拉纳达）。在1492年，Aragon（阿拉贡）的Ferdinandus II（斐迪南二世）和Castilia（卡斯蒂利亚）的Isabella（依撒贝拉）共同从Granada（格拉纳达）中驱逐了穆斯林。Aragon（阿拉贡）也变成一个庞大的国度，因为Petrus III（伯多禄／彼得三世）王在1282年驱逐了法国人（参见125.3），并且Alphonsus V（阿方索五世）于1442年占领了Neapolis（那不勒斯，参见144．3）。自从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参见123.4）或从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参见104.5）以来，Aragon（阿拉贡）的国王们都是宗座的“封臣”，但这些国王能够很明智地扩大他们对各种圣职的影响以及对教产的控制，这样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了一种“国教”制度（eine Art von National——und Staatskir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