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中世纪教会史
107、Fredericus I Barbarossa（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皇帝与Hadrianus IV（哈德良四世）、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的搏斗；Henricus VI（亨利六世）与Coelestinus III（切来斯提努斯三世）
历代教宗：Anastasius IV（阿纳斯塔修斯四世，1153—1154年）；Hadrianus IV（哈德良四世，1154—1159年）；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年）；Victor IV（维克托四世，对立教宗1159—1164年）；Paschalis III（帕斯卡里斯三世，对立教宗1164—1168年）；Calixtus1II（卡里斯图斯三世，对立教宗1168—11781年）；Innocentius III（依诺森三世，对立教宗1178—1180年）；Lucius11I（卢修斯/路齐乌斯三世，1181—1185年）；Urbanus III（乌尔巴努斯三世，1185—1187年）；Gregorius VIII（额我略/贵格利八世，1187年）；Clemens111（克雷孟/革利免三世，1187—1191年）；Coelestinus III（切来斯提努斯三世，1191—1198年）。
107.1Suabia（施瓦比亚）的公爵Fredericus I Barbarossa（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德国王1152—1190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统治者，在他的领导下的德国在当时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且皇帝的地位具有了真正的世界意义。这位Fredericus（腓特烈）王虽具有真诚的宗教信仰，但他又喜爱世俗的生活，所以他对圣Bernardus（伯尔纳德）和圣Norbertus（诺贝特）所推动的隐修生活没有兴趣，虽然在他的时代有非常多人支持隐修会的运动或自己入隐修院。他对于皇帝地位的理想很高，所以一方面想确保皇位的尊严（honor imperii）和独立性，而在另一方面他和他所推崇的Carolus Magnus（查理曼）一样想让德国的主教们拥护他（这样他能够统治德国教会）并且尽可能限制宗座在世俗事务上的影响。然而，当时的教宗们愿意保持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所争取的特权，即宗座对于皇帝的优先权，所以基督宗教世界两个元首之间的摩擦是无法避免的。
早在精力饱满的Hadrianus IV（哈德良四世，1154—1159年）教宗的任期内，双方的观念和利益之间就发生了碰撞。Hadrianus（哈德良）的原名是NicolausBreakspear（尼古拉斯·布瑞克斯佩尔），他是历史上唯一的来自英国的教宗。当德国的Fredericus（腓特烈）第一次去罗马时（1154—1155年），他一开始就拒绝为教宗提供“牵马”和“提马镫”的传统服务（officium stratoris et strepae，参见111.4），因为他担心人们会解释这种服务为“国王愿意当教宗的臣民”。然而，当那些年龄比较大的王侯们劝他时，他才同意完成传统的仪式。在1155年6月18日，教宗为德国皇帝在圣Petrus（伯多禄／彼得）大堂中举行加冕礼。在此之前，罗马人曾经向德国王说，他需要给他们5000斤白银，才能够获得皇帝的冠冕；Fredericus（腓特烈）严厉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且逮捕了那个“圣职人员革命家”Arnoldus de Brescia（布雷西亚的阿诺德，参见106.5），将他交给教宗的城官，而这个城官处死Arnoldus（阿诺德）后，又烧毁他的尸体，并将骨灰洒到Tiberis（台伯河）中。
106.2教宗希望皇帝能长期留在意大利，但在加冕礼后，Fredericus Barbarossa（红胡子腓特烈）很快就返回德国，他没有帮助教宗抵抗诺曼人，没有兑现他在Constantia（康斯坦茨）所作出的承诺（参见106.5）。Hadrianus（哈德良）教宗没有别的选择，因为诺曼人给他施加压力。他于1156年在Benevento（贝内文托）和Roger II（罗杰二世）的儿子Wilhelmus I（威廉一世，1154——1166年）——他是Neapolis—Sicilia（那不勒斯—西西里岛）的国王—签订了一个条约，其中承认Wilhelmus（威廉）为宗座的封臣。这个行动意味着教宗的政策转回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的时代—他当时依靠了诺曼人来抵抗德国皇帝。因此，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当然对教宗的政策很反感。另一个事件也加剧了双方的张力，丹麦的Eskil de Lund（艾斯克尔）—一位热心支持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派的人，也是圣Bernardus（伯尔纳德）的朋友—在从罗马回家的旅途中（在勃艮第地区）落入强盗的手，人们求皇帝解救这个人，但皇帝当时的反应不太积极。因此，教宗写了一封提出抱怨的信—两个教廷使者（枢机）将这封信在Besancon（贝桑松）的帝国议会上（1157年10月）交给皇帝，其中包含一些关于“conferre（转移）皇冠”和教宗将赠给皇帝“更大的beneficia（采邑）”的模棱两可的词，更引起皇帝和贵族们的不满。在1156年后，皇帝的首相是Rainaldus de Dassel（莱纳尔德，1167年去世），一位有才能的圣职人员和政治家，他深深地影响了皇帝的政策，也要为此负责任。这个Rainaldus（莱纳尔德）直接认为教宗的信意味着他视皇帝为“臣民”，所以这封信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令皇帝和德国贵族更不愉快的是教廷使团的领导——Roland Bandinelli（班迪内利）枢机的态度，这位枢机原来在Bolonia（博洛尼亚）是一个很有名望的教会法学教授，现在他任教宗的秘书。由于这些误会，德国皇帝命令罗马的使者们离开德国领土。这些使者本来的计划是视察德国各地的教会，但这种计划落空了。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向教廷写了一封抱怨的信，而德国的主教们似乎都支持他。
罗马教廷与Hadrianus（哈德良）教宗尽量想平息皇帝的愤怒，他们解释了那些有争议的词（beneficium non est feudum，sed bonum factum；conferre＝imponere）。然而，双方之间的张力并没有减少，反而由于皇帝的缘故还加剧：当他第二次到意大利时（1158—1162年），他征服了意大利北部最伟大的城市Milano（米兰），并在Piacenza（皮亚琴察）附近的Roncaglia（润卡里亚）举行了一个帝国议会（1158年11月）。他依靠Bolonia（博洛尼亚）的法学家—当时的人刚刚恢复了古罗马和拜占庭的法学研究—在帝国议会上宣布了皇帝的种种主权，但他太强调皇帝的权力，以致于取消了伦巴第各城市居民的自治能力，也取消了罗马教廷在政治上的能动性。这也意味着，皇帝在概念又进一步走向世俗化（参见86.2，4；104.4），而早期中世纪对皇帝的理解是“神圣的—神权的”（sakral—theokratisch）。这种宣言的政治后果相当大：那些拥有世俗权利的意大利主教需要和德国主教一样宣发一个“臣民誓言”，皇帝视教会国如同帝国地区一样，而且皇帝开始再一次收一些早就被取缔的税。除此之外，皇帝让德国的主教们完全为帝国服务。他积极地干涉德国或意大利新主教的选任，似乎等于这些主教是他提名的。在Colonia（科隆），他让主教们选任Rainaldus（莱纳尔德）为总主教（1159年）。教宗反对这些干涉并提出抗议，但无效果。双方的信件来往越来越激烈，最后Hadrianus（哈德良）教宗已经准备绝罚这个皇帝，但他突然于1159年9月1日在Anagni（阿纳尼）去世。
107.3新教宗的选举深受皇帝与教宗对立局面的影响，因此出现了两个派别。少部分支持皇帝的枢机（4到7名枢机）选择Monticelli（蒙提切利）的Octavianus（欧克塔维阿努斯）枢机，他是一位来自Tusculani（图斯库拉尼）贵族的人，取名为Victor IV（维克托四世，1159—1164年）。大部的枢机（大约14到20个人）则选择了另一个人，就是上面提到的Rolandus（罗兰德）枢机，他取名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年）。后者的合法性显然更大，所以他很快就绝罚了Victor（维克托）。然而，两个人当选这一事实，为皇帝提供了他所渴望的“可以干涉”的机会或借口。他明确说他要效法古代拜占庭皇帝和法兰克皇帝的先例，所以在意大利北部的Pavia（帕维亚）在1160年2月召开了一个“大公的”主教会议来解决这次分裂。正如可以意料的那样，这次会议在Rainald（莱纳尔德）的主持下宣布Victor（维克托）—他亲自参加了这个会议—为合法的教宗并绝罚了“Rolandus（罗兰德）秘书”及他的拥护者。Alexander（亚历山大教宗）从一开始就拒绝这个会议，他绝罚了皇帝和“对立教宗”并宣布Fredericus（腓特烈）的臣民不需要继续服从他。这样，两个教宗的冲突不仅分裂了教会团体，而且导致皇帝与教宗之间的搏斗整整持续了17年。
在Pavia（帕维亚）的主教会议具有政治倾向。虽然Fredericus（腓特烈）尽力推广这个会议的结果为“普遍有效的”，但Victor（维克托）仅仅在皇帝的势力范围内被承认，而且在这个范围内还有一些例外。比如，Salisburgum（萨尔茨堡）的总主教Eberhardus（艾贝哈德）以及另一些德国地区的主教坚决反对Victor（维克托）；另外，Cistercium（熙笃）的修会也反对他。法国的Ludovicus VII（路易七世）王和英国的Henricus II（亨利二世）都担心德国的权力会影响整个欧洲，所以他们早在Toulouse（图卢兹）的主教会议上（1160年秋天）就宣布他们支持Alexander（亚历山大），而另一些国度也有同样的表态。皇帝无情地镇压了教宗在伦巴第地区的盟友，所以教宗无法在意大利待下去，他逃到法国，在那里生活了3年半（1162—1165年）。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试图改变法国国王的态度，所以他在Saone（索恩河）附近，在Dijon（第戎）和Dole（多勒）之间与法国国王见面（1162年8—9月），但国王没有回应皇帝的要求，其中一个原因是Rainaldus（莱纳尔德）首相的态度太骄傲，他称德国以外的国王为reguli（“小王们”，标准的说法是“reges”）。在Victor（维克托）去世后，Rainaldus（莱纳尔德）马上推出了一个新的对立教宗，即Crema（克瑞马）的Guido（古多）枢机，他取名Paschalis III（帕斯卡里斯三世，1164—1168年）。在1165年圣神／圣灵降临节在Wuerzburg（维尔茨堡）举行的帝国议会上，在皇帝的压力下所有的世俗贵族和教会长上都发誓要“永远”谴责“分裂者”Rolandus（罗兰德），并要忠于Paschalis（帕斯卡里斯）。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它也带来了灾难，虽然当时的英国王也派遣一些使者并承认了Paschalis（帕斯卡里斯）。当时的英国国王Henricus II（亨利二世）与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总主教Thomas Becket（托马斯·贝克特，参见下文107.5）发生冲突，所以他反对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并愿意联合德国皇帝。然而，当时的英国主教们异口同声地反对了“对立教宗”，所以国王的政策只能是摇摆不定的。虽然皇帝采取了很严厉的措施—反对Wuerzburg（维尔茨堡）誓言的人面临驱逐、财产被没收—但他仍然无法完全克服那些反对他的人。他在1165年12月底组织的宗教活动也没有达到他所希望的效果：他让Colonia（科隆）的总主教Rainaldus（莱纳尔德）隆重地挖掘Carolus Magnus（查理曼）在Aachen（亚琛）的骨灰，将骨灰放入一个新的墓，并通过对立教宗Paschalis（帕斯卡里斯）宣布查理曼为圣人／圣徒。
107.4在意大利，皇帝的情况越来越危险。在1164年，意大利北部一些城市形成了Verona（维罗纳）的联盟（包括Verona维罗纳城，Vicenca维琴察城和Padua帕多瓦城），而Venetia（威尼斯）也支持他们；这个联盟很明显地反对皇帝。Alexander（亚历山大）能够在1165年10月回到罗马去。因此，Barbarossa（红胡子）皇帝的第四次意大利远征（1166—1168年）是直接针对罗马教宗。两个总主教率领了皇帝的军队：Colonia（科隆）的Rainaldus（莱纳尔德）和Mainz（美因茨）的Christianus（克瑞斯提亚努斯）主教，他们在Tusculum（图斯库卢姆）很光彩地战胜了罗马人的军队（1167年5月），此后很快占领了罗马城；Alexander（亚历山大）逃跑到南部的Benevento（贝内文托）。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使自己的教宗登上圣伯多禄／彼得的宝座并让他再次为自己和他的妻子Beatrice de Burgundia（勃艮第的贝雅特丽斯）举行加冕礼。然而，灾难紧随着成功的顶峰：突然在罗马暴发的传染病（疟疾）夺走了“红胡子”军队中2000多个骑士的生命，一部分死在罗马，另一部分死在他们仓促回去的路途上。在当时因疾病去世的人中有很多贵族人士，比如皇帝的表弟Rotenburga（若登堡）的Fredericus（腓特烈），他是Suabia（施瓦比亚）的公爵；巴伐利亚的年轻公爵Welf VII（威尔夫七世）、Rainaldus（莱纳尔德）总主教以及其他10个德国主教。这让皇帝的敌人感到安慰，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上主的审判。现在，Verona（维罗纳）的联盟成为“伦巴第联盟”，且已经包括22个城市。虽然如此，皇帝仍没有放弃他的政策并在Paschalis（帕斯卡里斯）死亡后又委任了一个对立教宗，即Calixtus III（卡里斯图斯三世，1168—1178年）。人们已经开始准备皇帝和教宗之间的和平谈判，但现在这些谈判又落空了。皇帝又依赖他的武力解决问题。然而，帝国中最强大的王侯—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的公爵Henricus Leo（号称狮子的亨利）—很自私地拒绝服从皇帝的号召，所以皇帝的军队不如以前强大。德国人围攻了伦巴第的新堡垒—以教宗取名的“Alessandria”堡垒—，但无法攻克它。在Legnano（雷纳诺）的交战中（1176年5月29日）米兰的军队打败了Barbarossa（红胡子）的军队，所以他终于被迫与教廷恢复和平。双方的使者在Anagni（阿纳尼）进行初步的谈判，而皇帝与教宗最终在Venetia（威尼斯，1177年7月）签订了和平条约。现在这个“christianissimus imperator”（“完全有基督徒精神的皇帝”）的绝罚被收回，他也放弃对对立教宗的支持，承认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这位正确的教宗，为了表示尊敬又亲吻了他的脚（参见111.4），并承诺他将要还给罗马教会他先前夺取的地区和种种权利。皇帝与伦巴第人签订了一个维持6年的休战条约，而在1183年又签订了Constantia（康斯坦茨）的和平条约。虽然Fredericus（腓特烈）显然要屈服于教宗，但他在德国教会中仍然保持了原来的影响力。他原来指定的主教们和那些曾经拥护了反对教宗的人没有遭受什么惩罚。这一点和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的时代形成很明显的差别。
教宗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的坚韧、毅力和节制使他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在强大的皇帝面前维持了教宗的独立性。在1178年3月，Mainz（美因茨）总主教Christianus（克瑞斯提安努斯）的军队将教宗护送到罗马。现在Calixtus III（卡里斯图斯三世）也不得不承认他。罗马贵族们还推出了一个新的对立教宗—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1178—1180）—但这个人似乎没有什么影响。为了庆祝和巩固和平，教宗在1178年举行了“第3届Lateranus（拉特兰）主教会议”，即第11届大公会议。这个会议宣布了许多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名为Licet devitanda），因为这一条回应了1159年发生的事件并规定选举教宗的秩序：新教宗需要三分之二的枢机们的投票，否则他的选举是无效的。毫无疑问，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教宗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教宗之一，他也进一步完善了教廷管理制度（参见110）。然而，在1179年的会议结束后不久，罗马仍然很不安全，所以他必须离开罗马，1181年在Civita Castellana（基维塔·卡斯特拉纳）去世。
107.5在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的任期内，英国的“国教制度”（Staats—und Nationalkirchentum）与教会发生严重的冲突。那位自信且粗暴的属Anjou——Plantagenet（安茹——普兰塔杰内）王朝的Henricus II（亨利二世，1154——1189年）要尽可能减少英国圣职人员的权利和特权（尤其是“法庭的特权”privilegium fori），并且想要提高国王对教会的控制。他想规定一些澄清教宗和国王关系的原则，所以于1164年在Clarendon（克拉润顿）的议会上要求主教们和贵族们承认Wilhelmus（征服者威廉）1078年的一些规定（所谓的consuetudines avitae“古老的习惯”），并根据这些文献编写了16条约定。这些规定不仅仅包括关于选任主教的内容（参见105.4），而且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取缔了圣职人员的法庭特权，禁止主教们向罗马申诉，要求主教们在去外国之前需要得到国王的批准，限制教会的种种惩罚等。当时在Canterbury（坎特伯雷）任总主教的人是Thomas Becket（托马斯·贝克特，1162—1170年），他原来当过国王的首相，曾经是一个爱好宫廷生活的豪华与荣耀的朝廷贵族，也是专制主义（Absolutismus，王权的绝对化）的支持者，但在1162年他被提升为主教，变成一个严格的克修者和教会权利的保卫者。Thomas Becket（托马斯
·贝克特）长期反对Clarendon（克拉润顿）的规定，最后接受它，但他没有在文献上签名。教宗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也同样谴责这些文献。因此，国王压迫了总主教，逼他离开英国；Becket（贝克特）去了法国，在那里和教宗见面（1164年）。六年后，总主教回国，但因为Henricus（亨利）王说了一句激动的话，四个诺曼骑士认为这是杀害总主教的命令，所以他们去了大教堂立即打死了总主教（1170年12月29日）。民众尊敬他为圣人，并且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于1173年宣布他为圣人。因为根据当时的规定，所有的杀人犯都要被绝罚，国王在教宗的使者面前宣发了一个净化自己的誓，并且许诺他将放弃那些在他的任期内出现的为教会不利的习惯（1172年）。民众都纷纷不安，所以他到他对手的墓朝圣—当时Becket（贝克特）的墓已经是一个著名的朝圣地—并在那里公开地鞭打自己（表示作补赎；1174年）。这当然意味着教会在道义上的胜利，但实际上Clarendon（克拉润顿）的规定继续有效—这就等于英国的教会必须服从于国度的安排。英国当时（1171年）还占领了爱尔兰，以此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据说，Hadrianus IV（哈德良四世）教宗曾经允许Henricus II（亨利）这样做，但这是有争论的。
107.6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的几个接班人也同样需要面对罗马人的“共和国运动”和无法忍受的金钱方面的要求，所以他们也不能确定教宗在意大利的世俗权利。12世纪最后20年（在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以前的时期）呈现出这样的特征：无论是在意大利或在国际政治上，宗座的地位和权威性下降。那位已经很老的Lucius III（卢修斯／路齐乌斯三世，1181—1185年）教宗在罗马仅仅待了几天。Urbanus III（乌尔巴努斯三世，1185——87年）和Gregorius VIII（额我略／贵格利八世，1187年）的整个任期都在罗马以外度过；后者是一位杰出的教宗，有严格克修的精神，但上任8个星期后他就去世了。唯独Clemens III（克雷孟／革利免三世，1187—1191年）能够回罗马去，与罗马人签订了一种条约（1188年），这样结束了争论。他是一位很好的管理者，但身体健康欠佳。
在教宗的地位下降的时期，Staufer（施陶费尔）王朝的影响力却日渐上升。在Fredericus I（腓特烈一世）皇帝任期的最后几年，德国地区经历了很平安幸福的日子，虽然皇帝和教廷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摩擦。Barbarossa（红胡子皇帝）始终占领着Mathilda（玛蒂尔达）在意大利的领地（参见106.2），作为他在意大利中部的基地。关于这些地区的主权，教宗和皇帝一直争论不休。另外，Trier（特里尔）总教区的圣职人员选新主教时呈现出“两个人当选”的局面，而皇帝支持DompropstRudolphus de Wied（鲁道夫·得·维得），教宗则支持Folmar（佛尔马尔），一位总执事。在1184年在Verona（维罗纳）的主教会议上，皇帝和教宗Lucius III（卢修斯／路齐乌斯三世，1181—1185年）会谈，并且双方都怀着尊敬对方的开放态度，但关于上述的两个问题以及关于皇帝的儿子Henricus VI（亨利六世）的加冕礼的问题，他们仍无法达成共识。虽然如此，他们共同作出了一些抵抗意大利北部地区异端运动的规定（参见114.1，3）。
107.7皇帝Fredericus I Barbarossa（红胡子腓特烈）在意大利南部的政策再次给教宗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皇帝的儿子Henricus VI（亨利六世）自1169年以来继任德国国王，而老皇帝安排他和Roger II（罗杰二世）的女儿Constantia（康斯坦基亚）订婚（1184年）及结婚（1186年），这样宣布他儿子为“意大利之王”（1186年），因为意大利南部（Neapolis，Sicilia）的统治者Wilhelmus II（威廉二世，1166——1189年）没有孩子，而Constantia（康斯坦基亚）是意大利南部王国的继承人（只是她比Henricus VI亨利六世大很多）。这个婚姻可算为Staufer（施陶费尔）王朝扩展权力政策的巧妙成功吧！然而，从德国的特殊任务和利益来看，长期地结合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南部—这必定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虽然教宗Lucius III（卢修斯／路齐乌斯三世）一开始也知道并且同意这个婚姻，但这个结合只能导致皇帝和宗座之间的严重冲突，因为教宗在过去的时期都依赖于意大利南部的支持，现在他感觉到皇帝要从两方面包围他，这样他遭受很大的限制，而他在意大利南部的主权也处于困境中。因此，在Urbanus III（乌尔巴努斯三世，1185—1187年）的时代，这种冲突就明显表现出来了。他出生在米兰，这样基本上反对Staufer（施陶费尔）王朝，他亲自祝圣了Folmar（佛尔马尔）为Trier（特里尔）的总主教并要求德国国王放弃iusspolii和ius regalium（圣职人员去世后，教产归于国王的权利，参见96.3）。因此，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派遣了自己的儿子Henricus（亨利，称他为“恺撒”）到意大利，使他毁灭或占据教会国的部分地区，并封锁了正在Verona（维罗纳）的教宗。Urbanus（乌尔巴努斯）教宗差一点又绝罚了皇帝，但德国的主教们在这个冲突中都异口同声地支持了皇帝，所以教宗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政策。这位教宗的接班人怀着比较宽容的态度，这也是因为从耶路撒冷传来的消息—基督徒在Hattin（哈廷）的失败和耶城1187年的沦陷（参见109.2）—使他们感到悲伤。在Trier（特里尔）的总主教问题上，皇帝和教宗达成共识，举行新的选举（Gregorius VIII额我略八世的贡献），而Clemens III（克雷孟／革利免三世，1187—1191年）同意给Henricus（亨利）举行加冕礼。这位教宗也为一个新的十字军运动作了热切的宣传。在Mainz（美因茨）的帝国议会上（1188年），Barbarossa（红胡子皇帝）第二次亲自接受了十字军的十字架，他认为这次远征将是他一生荣耀的顶峰，但这位老英雄在1190年在旅途中去世（参见109.3）。
107.8在Clemens III（克雷孟／革利免三世）以后，那位已经85岁的Hyacinthus（赫亚琴图斯）枢机登上Petrus（伯多禄／彼得）的宝座，取名为Coelestinus III（切来斯提努斯三世，1191—1198年），但在德国当国王的是那个才25岁的Henricus VI（亨利六世，1190—1197年），他是最有才华的Staufer（施陶费尔）人，他热烈地追求荣誉，坚定地掌握政权。因为教宗多次表示让步和宽容，冲突没有马上暴发。在1191年的复活节，Henricus（亨利）在罗马接受了皇帝的冠冕—这是教宗早就许诺的。皇帝不顾及他和教宗的条约，立即去意大利南部，因为Wilhelmus II（威廉二世）于1189年11月突然去世，而Henricus（亨利）的妻子Constantia（康斯坦基亚）现在继承了诺曼人的王国。然而，本地人的党派已经宣布了Tankred de Lecce（雷切的坦克瑞德）伯爵为国王（1190年1月）—他是Constantia（康斯坦基亚）皇后（同母异父）的弟兄。Henricus IV（亨利六世）试图征服意大利南部，但第一次远征失败，因为在他的军队中在Neapolis（那不勒斯）地区暴发了一场传染病（1191年）。教宗Coelestinus（切来斯提努斯）于1192年6月正式将Sicilia（西西里岛）、Apulia（阿普利亚）和Capua（卡普阿）地区交给他的“封臣”Tankred（坦克瑞德）。在这个统治者去世后（1194年2月），皇帝才能够接受这些地区为自己的领土。皇帝在1194年的圣诞节被加冕为“西西里之王”。教宗不同意这种行动，也是因为Henricus（亨利）皇帝拒绝向教宗宣发“臣民的誓言”。皇帝也很严厉地对待了他的敌人们，比如在1197年的“阴谋事件”中非常残酷地惩罚诺曼人的男爵们（Barone）。另外，皇帝几次干涉选任主教的事，干涉教会国的一些问题，又囚禁了英国国王Richardus Coeur de Lion（狮心王理查德）——他是Tankred（坦克瑞德）的联盟，也参加了十字军运动，在返回的途中被他的对手Leopoldus de Austria（奥地利的利奥波德）逮捕。英国人给了很多赎金，而因为Richardus（理查德）宣发了“臣民之誓”，所以皇帝释放了他（1194年2月）。在一段时间，教廷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完全中断了，但教宗不敢采取更多措施。因为Henricus（亨利）皇帝在Bari（意大利南部的巴里）接受了十字架表示愿意参加十字军（关于所谓的“1197年的德国十字军运动”，参见109.3），双方的关系得到一点改善。这位Staufer（施陶费尔）皇帝的政治目标涉及到很遥远的地区，而且他几乎获得成功：他想以西西里岛为基地，在地中海东部扩展德国的统治，一直到叙利亚。他又要长期地结合意大利南部和德意志帝国，使该地区成为Staufer（施陶费尔）王朝的世袭领土，而为了使他们支持这个目标，他曾经向德国贵族、德国主教和罗马教廷作出了很多许诺。实际上，他准备统治整个世界（Vorbereitungen zur Weltherrschaft），而这种统治必然地也会威胁宗座的独立性。然而，32岁的Staufer（施陶费尔）皇帝在Messina（梅西纳）去世（1197年9月28日）。几个月后，90多岁的教宗也逝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