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古代教会史

第五章、教会的著作和学术

36、教会著作在头300年的发展

我们的历史资料显示，早期教会的文字作品在《新约》以外仅仅出现在第1世纪最后十年中。自从17世纪，这些著作的作者被称为patres apostolici（apostolic fathers“使徒时代的教父们”，“使徒后期教父”，“使徒教父”），因为他们曾是使徒们的学生，或至少被认为是使徒的学生。他们的文献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很接近《圣经》，尤其接近Paulus（保罗）的书信。其中一些著作曾经被列入《新约》或在教会礼仪中被宣读—由此可见早期教会对这些著作的尊敬。因此，在Codex Sinaiticus（《西乃抄本》，4世纪的圣经抄本）中有Barnabas（巴拿巴）的书信，和Hermas的Poimen（《牧人书》）；而在Codex Alexandrinus（《亚历山大抄本》，5世纪的圣经抄本）中有Clemens（革利免）的两个书信—这两个《圣经》抄本都保存在伦敦的British Museum（大不列颠博物馆）。

大约在125年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就是所谓的“护教文学”（Apologien）。那些护教者首先针对外邦人和犹太人的攻击，保护了基督信仰，后来也针对异端者的攻击（尤其是诺斯底派和教会分裂者）而保卫正统的信仰。除此之外，教会内部的需要也促使他们写作，不是出于争论和冲突，而是出于牧灵的需要。

护教文学的传统尚未结束，大约在200年，在希腊语的东方，尤其在埃及的Alexandria（亚历山太），开始一个名副其实的“信仰科学”（德语原文：“Glaubenswissenschaft”，即神学）的形成。这个学科的主要动机是神学上的兴趣（theologisches Interesse），而它的目标是基督信仰教导的表达和发展、《圣经》的解释以及宗教伦理上的指导。在公元200年以前，教会的作者似乎没有例外地都使用了希腊语写作，但现在—首先在Africa（非洲）（非洲／阿富利加）的西北部—拉丁语也进入了基督宗教文学的领域。

37、使徒时代的教父

使徒时代的教父们（或译“使徒后期教父们”，参见36）的著作基本上都有教导和鼓励的目标：它们要肯定，解释和深化口头上的讲道／布道。因为这些文献（除了《新约》的文献以外）是最古老的资料，所以它们对于早期教会的历史、教导、制度、灵修和伦理具有独特的价值。它们本来只是偶然写出来的，没有学术上的目标，但它们从一开始就有很多读者，内容上也有长期的影响。它们的文学形式一般都是“书信”，它们的语言是希腊语。

37.1在19世纪，Metropolita Bryennios（比恩乌斯宗主教）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发现了首次于1883年出版的Didache（十二使徒遗训）（《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十二使徒遗训）ton dodeka apostolon；＝Doctrina apostolorum），它是一位匿名的作者写的。这部著作是一种“宗教手册”，它包括一种“道德教理书”（1—6章：关于两种道路的说法，就是生命之路和死亡之路），又包括一种“礼仪手册”。后者谈论圣洗，守斋，祈祷，感恩祭，并给出一些规律，如何接待使徒（即：巡游的传教士，先知们和旅途中的弟兄），如何举行主日的礼仪，如何选择主教们和执事。这部书的特征表明它是很古老的著作，也许写成于150年的叙利亚或巴勒斯坦地区。这部著作长期受到尊敬，有人甚至认为它属于《圣经》，并成为后来几百年的礼仪和教会法方面著作的基础和源泉（关于Didascalia Apostolica《使徒规诫》见39.5；关于Constitutiones Apostolicae《使徒的教会制度》参见75.5）。

37.2Barnabas（巴拿巴）的书信是一种以书信的形式写的指导和劝勉，而古代的手抄本和教父们认为，这是Barnabas（巴拿巴）使徒写的著作—他曾是Paulus（保罗）的同工（参见8.2；9.1—3）。然而，这封信在内容上严格反对《旧约》，认为《旧约》的历史形式和犹太人对它的理解是不合理的，又从一个比喻式的角度解释《旧约》关于守斋、祭祀、食品、割礼、安息日、圣殿的规律，并认为这些都指向一种纯粹精神上的意义—这就似乎证明，这封信不太可能是Barnabas（巴拿巴）写的。另外，它也写在Barnabas（巴拿巴）（巴氏）以后的时代，因为Barnabas（巴拿巴）大概没有经过耶路撒冷的毁灭（见Barn．书信16，4）。这封信的作者大概是一个生活在Alexandria（亚历山太）的外邦人基督徒，他是一位老师并想说明基督宗教是一个有别于犹太教的宗教，这样要保护信徒们不受犹太人的诱惑。关于“两条路”的说法（18—21章）是与Didache（十二使徒遗训）（《十二使徒遗训》）共有的内容。关于这封信的写作年代，不同的学者曾有不同的看法：96—98年（Funk），130年（Harnack）或138年（Lietzmann）。

37.3另一封（比较厚的）信在古代也很受尊敬；它肯定是真实的文献，是罗马的主教Clemens（革利免）—他是圣Petrus（彼得）第三个继承人—以罗马教会的名义写给Corinthus（哥林多）教会的信，要求在那里的信徒们恢复教会的秩序，因为一些比较年轻的信徒反对了长老们。写作的年代是在Domitianus（多米田）的教难（95／96年）的晚期，或教难刚刚结束以后。作者大概将自己的讲道稿加入信中，并以教会中的权威意识说话（mit demBewusstsein einer autoritativen Stellung in der Kirche；参见21.2）。他全面地描述基督徒的理想生活，并除了《圣经》以外也利用了斯多亚的自然哲学和国家哲学。他的论述证明教会的信仰教导和圣统制的存在（参见18.1）。在这封信的结尾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祈祷（59—61章），包括对上帝的赞美和全面的为别人的祈祷（Fuerbitten），这很可能是古代罗马教会礼仪的部分（所谓的“普遍的祈祷”，参见23.1）。除了希腊文以外，Clemens（革利免）的书信也以古老的拉丁本，叙利亚文本和科普特文本存在。

“第二封写给格林多人的书信”，据说也是同一个Clemens（革利免）写的，但实际上是140／150年写的，而且不是在罗马，但是在Corinthus（哥林多）写的。这封信是一个讲道稿，是最古老的保存的讲道稿。另外，两封以叙利亚文保存的信（Ad virgines《向守贞的人》）也并不是Clemens（革利免）写的。从语言和内容来看，它们大概来自3世纪初的巴勒斯坦或叙利亚；它们反对男女守贞的人的同居形式（参见26.3）。根据一些传奇，罗马的主教Clemens（革利免）也曾当过执政官，而且他属于Flavius（弗拉维乌斯）皇帝的家族（参见15.2），而古代的人还将另一些文献视为出于他手的著作（比如Homiliae Clementinae，Recognitiones，参见28.4，以及Constitutiones Apostolicae《使徒的教会制度》，参见75.5）。希腊文写的《圣克雷孟／革利免受难记》（Passio S．Clementis）来自4或5世纪，它完全是传奇性质的。

37.4在使徒教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Antiochia（安提阿）的主教Ignatius（依纳爵／伊格那丢），他的号是ho Theophoros（“传送神的人”）。他是一位具有精神，具有思想的人，完全投入了Paulus（保罗）和Johannes（约翰）的思维方式，他对基督的信仰非常活泼，又有神秘主义的火。在Traianus（图拉真）（图拉真）皇帝的时代，这位主教于110年被审判，并在罗马由野兽撕裂（参见15.3）。在去罗马的路上，他写了7封美妙的信，4封是在Smyrna（士每纳）写的，写给Ephesus（以弗所），Magnesia（马格内西亚），Tralles（特拉雷斯），和Roma（罗马）的信徒团体。3封信是在Troas（特罗亚）（特洛亚）写的，写给Philadelphia（非拉铁非），Smyrna（士每纳）的团体以及Smyrna的主教Polycarpus（坡旅甲）（波利卡普斯／波里加）。这些信主要包含对于小亚细亚各地团体的恩待的感谢—因为Ignatius（依纳爵）经过它们—，又警告他们不受犹太教派的“幻影论者”的异端的影响（Warnungen vor der Irrlehre judaistischer Doketen，参见28.1，2）。他也劝勉他们，要严格服从主教，并在主教的领导下保持团契。写给罗马人的信是无与伦比的，他表示对殉道的渴望。（关于他给罗马教会的荣誉名称，参见21.2）Ignatius（依纳爵／伊格那丢）的书信特别重要，因为它们是最早的比较具体的关于单一的主教（monarchischer Episkopat），以及关于主教—长老—执事的圣统制结构（参见18.2）的证据—因此也引起了学者的讨论。

今天的学者不再怀疑Ignatius（依纳爵／伊格那丢）那7封书信的真实性，因为这些信在语言和内容方面是很独特的，而且还有古代的作者（包括Polycarpus（坡旅甲），Irenaeus（爱任纽），Origenes（俄利根），Eusebius（优西比乌））为它们作证。-大约在400年，一位叙利亚的作者（他是一位拥护Apollinaris（亚波里拿留） de Laodicaea的信徒）改写了这7封信，又自己写了6封信，而在中世纪又出现了4封托名“克雷孟／革利免”的信，它们是拉丁语写的。另外，关于圣Ignatius（依纳爵／伊格那丢）的不同《殉道报告》（Martyriumsakten）看来都是后来的著作，没有原始的资料。

37.5在Ignatius（依纳爵／伊格那丢）去世后不久，Smymna（士麦那）的主教Polycarpus（坡旅甲）（波利卡普斯／波里加）—他曾经是Johannes（约翰）使徒的学生和朋友，并于156年2月22日殉道—向Macedonia（马其顿）地区的Philippi（斐理伯）教会写了一封简短的牧函，因为这个团体请他送给他们Ignatius（依纳爵／伊格那丢）的书信。这封信对于不同身份的信徒给予一些劝勉，呼吁他们要有基督徒的生活和正确的信仰，并在一定的程度上模仿Clemens（革利免）的信。这封信也是关于Ignatius（依纳爵／伊格那丢）的信的最早的证据。根据Hieronymus（希罗尼穆斯）（希罗尼穆斯）（热罗尼莫／哲罗姆）的记载（参见De vir．ill．17），这封信在他的时代仍然在小亚细亚的礼仪中被宣读。关于Polycarpus（坡旅甲）（波利卡普斯／波里加）因复活节问题到罗马的旅途，参见25.3。

关于Polycarpus（坡旅甲）（波利卡普斯／波里加）的殉道文献（名为Martyrium Polycarpi）是Smyrna（士麦那）教会向弗吕家（小亚细亚）地区的Philomelium教会的一封信，这是来自教难时期的最早的殉道文献，基本上也是真实的和可靠的，虽然后来的学者曾经怀疑过它的真实性。不过，来自4世纪末某一位Pionius（波奥尼乌斯）的文献（Vita et Conversatio S.Polycarpi《圣波利卡普斯／波里加的生活和言论》）完全是传奇性的资料。

37.6Johannes（约翰）使徒的另一位学生—不是Eusebius（优西比乌）（欧瑟比乌，见Hist．Eccl．3,39）所说的Ephesus（以弗所）的“长老”Johannes（约翰）的学生（参见11.1）-而是弗吕家地区的Hierapolis（希拉波利斯）城的Papias（帕皮亚斯）主教。他大约在130年编写了5卷书，书名为Logion kyriakon exegeseis（《主的话的解释》），这就是关于基督言行的口传资料的文集，但不幸，这个文集失传，仅仅保存残片，其中一部分—它们涉及《马太／马太福音》和《马尔谷／马可福音》的形成—是很宝贵的，但另一些残片不太重要（部分包含着很粗糙的千年期望的思想）。

38、第2世纪的护教文献，反异端文献和教会内部的文献

A那些被称为apologetes（“护教士”）的文人曾替教会进行辩护，因为在教难时期这是一个迫切的需要，尤其在面对外教人和犹太人的攻击时。他们的著作包含着一些讲演或对话，这是和对手的认真讨论（所谓的diatribe）。这些对话在很大的程度上引用了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派的哲学思想，并且一般是针对外教人写的，部分上甚至直接给皇帝写的。他们一个一个地反驳那些（上面提到的）反对基督信仰的控告和诽谤，并且想证明基督宗教的真实性；他们说，基督和先知们的话是真的，因为《圣经》是一部如此古老的经典（所谓的Archaeomania“寻求古风的热忱”），而且基督信仰在信徒的生活中产生那么崇高的效果，这也说明他的真实性。同时，这些护教士一方面保卫基督宗教，另一方面经常针对异教徒的神话和外教人的道德腐败而提出尖锐的攻击。护教士们的神学观点和神学术语在很多方面仍然包含一些不足的地方，尚未得到全面的发展。

38A1一位来自雅典的基督徒“哲学家”是Marcianus Aristides（阿里斯提德／雅里斯底得）。他的Apologia（《护教篇》）是写给Antoninus Pius（安托尼努斯）皇帝的（138-161年），或者写给前任皇帝Hadrianus（哈德良，117-138年），如Eusebius（优西比乌）（欧瑟比乌斯）所说（参见Hist．Eccl．4，3，3）。这部著作要证明这些观点：异教徒对于神明的信仰（包括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的多神论）都和“真正的神的概念”（wahrer Gottesbegriff）是格格不入的，并且为伦理道德有负面的影响；犹太人的礼仪是崇拜天使的礼仪（Engelsdienst），所以只是外在的宗教；但基督徒们是一个新的民族，他们拥有真理和纯洁的伦理道德；他以动人的语气描述基督徒们的高尚生活习惯。（这个《护教篇》的希腊原文在10世纪被纳入一个传说，就是关于Barlaam和Joasaph的传说，但这一点只在19世纪末才被发现。）

38A2被称为“哲学家和殉道者”（参见Tertullianus（特土良），Adv．Valent．，5）的查士丁（尤斯廷努斯／游斯丁）来自一个外教人的希腊家庭，他的家乡是SaMaria（撒玛利亚）地区的Flavia Nea polis（Sichem），而他在Marcus Aurelius（马可·奥勒留）（马可·奥勒留斯）皇帝时代大约在165年在罗马因为信仰的问题被斩首。他是第2世纪中最重要的护教士，虽然他的口才不是特别好，但他很热忱地保卫了基督宗教，同时对犹太人，外邦人和对持异端的人都怀着一种开放的态度，愿意接受他们传统中的一切真实因素和美善因素。他也曾努力使基督信仰符合Platon（柏拉图）和Philon（斐洛）的教导，但在这方面他的辩论呈现出一些缺点，他也犯了一些错误，尤其是在“逻各斯”理论方面（参见32.1）。他的著作（Eusebius（优西比乌）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说他共有8部著作）仅仅保存了两部反驳外邦人的《护教篇》和一部反驳犹太人的护教文献。其中比较长的和比较早期的《护教篇》是写给Antoninus Pius（安托尼努斯）皇帝的，并且形成于150年。它的内容首先是反驳基督徒是“无神论者”的控告，又反驳那些说基督徒的生活很淫秽或说信徒聚集吃婴儿的控告（参见14.2）。后来，作者想根据《旧约》的预言来证明基督的神性，又关于基督徒的礼仪提供重要的资料（参见23.1）。那部比较小的，晚期的《护教篇》似乎是对第一个《护教篇》的补充，但它也是一个独立的著作；写作的缘由是当时有三个基督徒在罗马被处死（参见15.3）。这部著作主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如果他们想更快地去他们的神那里，为什么基督徒们不进行自杀呢？如果上帝是他们的保护者，他为什么仍然让别人杀害基督徒呢？那部反驳犹太人的著作是Dialogus cum Tryphone ludaeo（《与犹太人推芬对话》），其中谈论《旧约》，上帝的圣子耶稣（他是Messiah默西亚／弥赛亚）以及外教人也有得救的召唤（die Berufung der Heiden zum Heil）。

38A3来自叙利亚东部的Tatianus（塔提安／他提安）曾在罗马当过查士丁（尤斯廷努斯／游斯丁）的学生，后来在东方成为Encratites（禁戒派／禁欲派）的领袖或创始人（参见30B2）。他的老师是一位温和圆通的人，但他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倾向于极端的人。他曾于170年写了一部Oratio adversus Graecos（《反对希腊人的讲演》），但与其说它是一部替基督信仰辩护的书，不如说它是一个尖锐地反对希腊人的神话、希腊人的哲学以及整个希腊文化的书。在其中，他特别强调《旧约》的种种书卷是非常古老的经典，所以能反驳那种“基督信仰是一个新的宗教”的控告。关于他写的Diatessaron（《四部福音合参／合编》），请见下文，38B5。

38A4还有一位来自雅典的“哲学家”：Athenagoras（雅典那哥拉）（阿特那哥拉斯／雅典那哥拉）；他的Legatio sive Supplicatio（＝Presbeia）pro Christianis（《恳求书》）大约是在177年写的，并且奉献给Marcus Aurelius（马可·奥勒留）（马可·奥勒留斯）皇帝和他的儿子Commodus（科摩都斯）。他也同样反驳了三个针对基督徒的主要控诉。他的著作思路清晰，言辞优美，对问题的讨论有创意，也很庄严和隆重。另外，在其Deresurrectione（《论复活》）中，关于肉身复活的信仰获得很恰当的理论根据。外教人曾对肉身复活怀一种反感，他的著作无疑想消除这种反感。

38A5在Commodus（科摩都斯）皇帝的时代（180-192年），Antiochia（安提阿）的主教Theophilus（德奥斐洛／提阿非罗）曾写了三本书给一位外教人朋友Autolycus（奥托吕库斯）。第一本书包含关于“认识神”的一番扣人心弦的对话，第二本讨论崇拜偶像的愚蠢，又谈论世界的创造；而第三本书介绍关于《圣经》的知识。Theophilus（德奥斐洛／提阿非罗）还写过一部《福音注解》，反驳诺斯底派人Marcion（马西翁／马吉安）Hermogenes（赫摩格乃／黑摩其尼），以及其它的著作，但这些书都失传。

38A6与Aristides（阿里斯提德／雅里斯提得）著作在内容上比较类似的Diognetus（《致丢格那妥书》）—Epistula（《致丢格内妥的信》）是一封写给一位地位很高的外教人（名为Diognetus（《致丢格那妥书》）丢格内妥）的信，也是基督宗教的护教著作；它包括异教文化和犹太传统的简短反驳，又说明为什么基督宗教那么晚才出现。这封信在信徒圈子里很受重视，因为其语气高昂，并且很优美地描述了基督徒们的道德生活（参见26.1）。因为作者在第11章中自称为“使徒的学生”，他也曾被视为“使徒后期教父”，但这种说明是不对的，因为最后两章（第11和12章）大概是后来的人写的，可能是来自罗马的长老Hippolytus（希坡律图）（希波吕图斯）的文献（参见39.4）。

这部护教文献只以一个手抄本保存，而这个手抄本自称是查士丁（尤斯廷努斯／游斯丁）的著作，但实际上，这封信的作者是2世纪末或3世纪初的匿名人士。有的学者认为，这部护教学著作的作者是Quadratus（古瓦达图斯），他是使徒的学生，同时也是最早的“护教士”。根据这种理论，Quadratus（古瓦达图斯）于123／124年或129年交给Hadrianus（哈德良）皇帝这部护教书，因为皇帝当时去小亚细亚。

38A7基督徒“哲学家”Hermias（赫尔米阿斯）曾写过一部Irrisio philosophorum gentilium（《讽刺外邦人的哲学家》）。这本书包括对外邦人的哲学（特别是其心理学思想和形而上学）的幽默讽刺，但它是相当肤浅的；它是根据哥林多前书3：19以及接着Tatianus（塔提安／他提安）的著作Oratio第25章写的，大概来自3世纪初。

38A8很多著作完全失传或仅仅保存很小的残片。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著作，这方面还有Claudius（革老丢） Apollinaris（亚波里拿留）（阿波里那里）的著作，他是弗吕家（小亚细亚）地区Hierapolis（希拉波利斯）（希拉波里斯）城的主教，还有Melito（梅利托） de Sardes（梅利通／墨利托）主教的著作—他是一位有才华并且有热忱的人（参见38B5）；另外，在Marcus Aurelius（马可·奥勒留）（马可·奥勒留斯）的时代还有某一位Miltiades（米太亚德）（梅尔基亚德／米尔迪亚得）的著作，也都没能保存。某一位来自Pella（佩拉）的Ariston（阿瑞斯顿）曾写过Altercatio lasonis et Papisci（《雅送和帕皮西的对话》），这是一部约于140年形成的护教书，但也失传。

B第2世纪的作者还写过一系列其它的著作，这些著作都反驳当时的异端或教会的分裂。一部分的著作纯粹来自教会内部对教导和建立信仰的需要。遗憾的是，很少有著作完全被保存。

38B1某一位Hermas（赫尔玛斯／黑马）的Poimen（＝Pastor《牧人书》）是一部广泛地劝勉基督徒们作忏悔并行善的著作。这本书的名字来自一位以牧人出现的“忏悔天使”（Bussengel）。其文学形式是一个Apokalypse（《默示文献》／《启示文献》），它包含5个神视，12个诫命和10个比喻。这部著作来自罗马，风格是很通俗的。最早的部分（第1到第4个神视）可能来自罗马主教Clemens（革利免）的时代（参见37.3）—作者说他是Clemens（革利免）时代的人（参见第2个神视4，3）—，但晚期的部分（《牧人书》）以及整个著作的编辑属于Pius1（比约／庇护一世，140—154年）的时代。根据Muratorian Fragment（穆拉托里／姆拉多里残卷，见下）的说法，Pius（比约／庇护）的弟兄就是Hermas（赫尔玛斯／黑马）。这部书在古代很受尊敬，因为在埃及找到了很多纸片，上面写有其中的语句；而且这部书在2世纪也曾被译成拉丁语，科普特语和埃塞俄比亚语。一些学者（Irenaeus（爱任纽），Tertullianus（特土良），Origenes（俄利根）等）甚至认为，它属于《圣经》，而在Codex Sinaiticus《西乃手抄本》也有它。为了理解2世纪罗马教会的宗教观以及道德观，这部书非常重要（比如在圣洗后只允许一次赦罪，参见24.1；善功的重要性等）。

38B2几年前，人们发现了一封《使徒们的信》（Epistola apostolorum），这是托使徒的名义写的著作，大约来自160年或170年。内容是使徒们集体向教友写的一封信，其中包括耶稣在复活后的显现和一些—据说是他的—话。这就与《我们主的遗嘱》有一些相似（参见75.5）。作者虽然尖锐地反驳Simon（西门） Magus（西满／西门）和Cerinthus（克林都斯），但自己也受了诺斯底派思想的影响。

38B3第2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家是Irenaeus（爱任纽） de Lyon（里昂）（依雷内／爱任纽），甚至可以说，在古代教会史上，他是“公教信理学之父”（”Vater der katholischen Dogmatik”）。他出生在小亚细亚，在青年时他当过Polycarpus（坡旅甲） de Smyrna（波利卡普斯／波里加，156年去世）的学生，后来在（法国地区的）Lyon（里昂）当长老，约于177年当Lyon（里昂）的主教。他的前任主教是一位殉道者，Pothinus（波提努斯，参见15.4）。Irenaeus（爱任纽）（爱任纽）本人也许在Septimius Severus（塞维如斯）（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瑟维如斯皇帝）的时代（约于202年）殉道，但这方面没有可靠的证据。他在Gallia（高卢，约等于今天的法国地区）地区热忱地进行传教活动（参见12.2）。他不断针对着诺斯底派保卫了基督信仰，又在“复活节日期”的争论中想达成合一与和谐（参见25.3）。他的著作应该很多，但除了一些信的残片（参见Eusebius（优西比乌），Hist．Eccl．5，20，24）以外，只保存两部书：Elenchos kai anatrope tes pseudonymu gnooseoos，亦称Adversus haereses（《驳斥异端》，5卷，写于180年或190年），只保存了一个古老（约300年）的拉丁语译本，以及Epideixis tu apostoliku kerygmatos或Demonstratio praedicationis apostolicae（《使徒论证》）；这部著作只保存了一个亚美尼亚语的译本（1904年被再次发现）。因为查士丁（尤斯廷努斯／游斯丁）的一部名为《反驳一切异端》的著作失传，Irenaeus（爱任纽）（爱任纽）的《驳斥异端》是最古老的被保存的反驳异端的书，为了理解诺斯底派的历史和基督信仰教导的发展，这部书具有非常高的价值。Irenaeus（爱任纽）（爱任纽）不仅仅很恰当地为教会的权威原则和传统原则提出了理论基础（参见18.2：主教职位；21.2：罗马的特权；22.2：信仰原则），也在三位一体论和基督论方面超越了早期的护教者在理论上的缺陷，使信仰的原理获得重要的发展和深化（他最喜欢的想法是这个：人类在其元首基督内获得一种“返老还童”的效果，就是所谓的recapitulatio）。在终末论（末世论）方面，他倾向于“千年论”。他的Epideixis（《使徒论证》）是一种护教性的和教导性的文章，它简单地勾勒出救恩史的发展，并用《旧约》的预言来证明福音的真实性。

38B4所谓的Muratori-Fragment（穆拉托利／姆拉多里残卷）或Canon Muratoris（穆拉托利圣经目录）的名字来自发现它的近代学者Muratori（穆氏／姆氏，意大利人），他于1740年第一次出版他的重要发现。这个残片包含一个《新约》圣经的著作目录的一部分，也包含关于各书卷作者和形成过程的宝贵资料。它是以拉丁语保存的，大概是从一个约于200年在罗马形成的希腊语写的《圣经目录》译成拉丁语的；有的学者认为，译者是罗马的Hippolytus（希坡律图）（希波吕图斯，参见39.4）。

38B5很多反驳异端或说明教义的书没有被保存，首先是犹太—基督徒Hegesippus（赫格西朴）（赫各西普斯）的著作Hypomnemata（《值得回忆的事》），5卷，约写于180年；它不是一部“教会史”（参见Hieronymus（希罗尼穆斯）（希罗尼穆斯），De vir．ill．22的说法），而是搜集一些主要的教会团体的传统来反驳诺斯底派；为了这个缘故，Hegesippus（赫格西朴）（赫氏）从Corinthus（哥林多）去了罗马，并在罗马又写了一个“历代教宗名单”（直到Anicetus（启德）安尼切图斯，155-160年），但这个名单也失踪了（参见Eusebius（优西比乌），Hist．Eccl．4，8，1，2）。其他的在当时有名望并且没有保存其著作的作者是：Dionysius(狄奥尼修斯)de Corinthus（哥林多）（狄奥尼修斯／丢尼修）主教，他曾向很多教会团体写过信或编写过书（参见Eusebius（优西比乌），4,23）；Tatianus（塔提安）的学生Rhodon（罗顿），他曾反驳Marcion（马西翁／马吉安），又写了Hexaemeron（《六天创造》）的注解（参见Euseb.5,13）；反驳Montanus（孟他努）（孟他努斯）派的Apollonius（阿波罗尼乌斯，参见Euseb．5，18）；反对Montanus（孟他努）（孟他努斯）派的罗马长老Gaius（＝Caius）（卡尤斯，参见10.2；33.1；34.2）；上面已经提到的Melito（梅利托） de Sardes（梅利通／墨利托）主教也曾是一位重要的作者，Eusebius（优西比乌）（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Hist．Eccl．4，26）说，除了他的《护教篇》以外，他还写了20部著作（关于逾越节，关于教会，关于主日，关于人的信仰，关于创造等）。不久以前，人们在一张蒲草纸片上找到了一篇他写的讲道稿，其中谈论基督的受难（eis to pathos），又强调主的神性。

护教士Tatianus（塔提安／他提安）的著名著作Diatessaron（＝To dia tessaron euangelion）（《四部福音合参／合编》）也失传了。这本《福音合编》在叙利亚的教会礼仪中被使用一直到第5世纪，并且也影响了其它地区的教会的福音书。作者Tatianus（塔提安／他提安）离开了正统的教会，并约于172年回到叙利亚，后来就开始写这部书。原著失传了，但根据圣Ephraim（以法莲）（厄弗瑞／以法莲）的亚美尼亚文注解，另外，根据阿拉伯语、波斯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及荷兰语的译著都可以恢复原来的著作。据说，荷兰语的译本是在13世纪从拉丁本和直接从叙利亚本一起翻译的。在1933年在Dura Europos（杜拉欧罗普斯）的出土物中也发现了Diatessaron（《四福音合编》）的希腊文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