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古代教会史

32、关于三位一体的争论。一位一体论

32.1基督信仰的核心是关于一个神有三个位格的教导，就是圣父，圣子（逻各斯）和圣灵（参见27.1）。教父时期的最古老文献仍然稍微隐约地谈论三位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圣子和圣父之间的关系。人们相信，救世主是神，是圣父之子，但先不想谈论他的神性以及他和圣父的关系。只有到2世纪，当犹太主义者和诺斯底派的异端出现时，神学的反省转向这个观点。最重要的难题是这个：如何结合“信圣子的神性”与“信神的统一性”（Glaube an die Einheit Gottes）。第3世纪的护教者和部分的教会作者想根据Philo Judaeus（斐洛）的Theosophie（神智论）解决这个问题（参见6.2）。因此，他们认为，在神内有一个隐藏的逻各斯（逻各斯endiathetos），又有一个向外出现的逻各斯（逻各斯 prophorikos），并认为，这个逻各斯是永恒的，但他的“位格化”（Hypostasierung），就是说他和圣父在位格上的区分取决于世界的创造。换言之，他们想，逻各斯原来是圣父的理性，但为了世界的创造或世界的统治的缘故，他离开了神的怀抱，或出生，或成为另一个位格（参见Justin.,Apol.2,6;Theophil.,Ad Autol.,2,10-22;Hippolytus（希坡律图）,Philos.,10,33;Tertullianus（特土良）,Adv.Prax.6,7;Origenes（俄利根）,De princ.,1,3,5;Contra Celsum,3,34;8，15；In loann．t．2，c．2）。由于这种看法，圣子“附属”于圣父，因为他的位格的存在似乎不是永恒的，他的诞生不是一个永恒的和必然的行动，而是圣父在时间内的自由决定。虽然这个理论有一定的缺陷，但它一方面保持神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又肯定圣子的神性，这种“附属说”（Subordinatianismus，即圣子“附属于”圣父）不会过分影响人们的信仰。然而，在同样的时代出现了另一个观点，它严重地威胁了信仰，因此必须被排除。

32.2一些基督徒特别强调上帝的统一性，所以他们认为，救世主仅仅是一个人，虽然他从圣灵和童贞女的诞生是超自然的，并且认为耶稣在特殊的程度上拥有上帝的dynamis（力量）。另一些基督徒认为，基督本身就是圣父；他们说，神有不同的“显示方式”（Offenbarungsweisen；形式modi）。因此，这些人要么牺牲了圣子的神性，要么牺牲了圣父和圣子之间的位格区别。这个异端的代表提出了这样的口号：monarchiam tenemus（我们强调统一性，参见Tert．，Adv．Praxean3），因此被称为Monarchiani（一位一体派）。根据他们的不同说法，他们被分为两派：动力的（dynamistische，或穷人派ebionitische，参见28.1）一位一体派（亦称“嗣子论者”Adoptianer），以及“形式主义派”（modalistische）或“圣父受难派”（patripassianische Monarchianer）。反对他们的斗争主要是罗马的教会领导的。

32.3“动力的一位一体论”（dynamistischer Monarchianismus，即“耶稣的作为都是上帝的神力”）的创始人好像是一位来自Byzanz（拜占庭）的皮革商人（skyteus），名为Theodotus（狄奥多图斯）。他在希腊传统中有相当的修养。他说，基督只是一个人（psilos anthropos），但在受洗时被充满神的力量；这个人约于190年在罗马宣传他的论点，但教宗Victor（维笃）（维克托，189—198年）开除了他。他的学生Asclepiodotus（阿斯克雷皮奥多图斯）和Theodotus minor（小狄奥多图斯）想建立自己的团体，并推举Natalis confessor（告解神父）（纳塔利斯，宣信者）为主教（他就是历史上第一个对立教宗）。不久后，这个主教又充满忏悔的心回到教会那里去了。几十年后，某一个Artemon（＝Artemas阿特孟）又在罗马传播了这个异端邪说。在3世纪中叶后，这个异端的最重要代表是Antiochia（安提阿）的主教PaulusPaulus de samosata（撒摩撒塔的保禄／保罗）。一个主教会议曾谴责了他（参见Euseb．，Hist．Eccl．，7，30），并描述他为一个贪婪的、世俗化的政治家，因为他更多注意到自己的官位（他同时也是Palmyra（巴尔米拉）的女王Zenobia的总督）而忽略了教会中的职位。他说，上帝在本质上和位格上是统一的，所以耶稣只是一个从童贞女玛利亚出生的人，在他内“如同在一个神殿内”居住了上帝的智慧，就是（没有位格的）逻各斯，但同样的逻各斯在比较低的程度上也曾在梅瑟／摩西和先知们身上活动过。救世主和神的联系在PaulusPaulus de samosata（保禄／保罗）那里只是一个意志的决定，不是本质上的关系。主教们第一次（264年）就他的观点进行谈判，但没有结果。不过，在Antiochia（安提阿）第二个大的主教会议上（268年），一位很有学问的长老，Malchion（马尔基翁）在讨论中能证明他是异端者。因此，Paualus主教被开除教籍，而Domnus（多姆努斯）被指定为他的继承人。不过，Paulus（保罗）主教仍然控制着局面，一直到Aurelianus（奥勒里安努斯）（奥勒良）皇帝于272年征服Antiochia（安提阿）（安提约基雅／安提阿城，参见16.3）。他的拥护者很多，致使325年的Nicaea（尼西亚）会议仍然需要处理Paulianer（保禄／保罗派）的问题。Antiochia（安提阿）（安城）的著名长老Lucianus（卢西阿努斯／路济安），-他是Antiochia（安提阿）圣经解释学派的创始人—也许属于他们（参见39.5；74.2）。他属于Origenes（俄利根）学派的左派，在《圣经》的基础上始终肯定逻各斯的严格“附属论”说法，并作为Paulus（保罗）主教的接班人，所以一段时间不属于Antiochia（安提阿）的正统教会团体（参见Theodoret，H．E．1,3），不过他好像在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的教难中与教会和好了，并于312年殉道而死。然而，关于Lucianus（卢西阿努斯／路济安）的资料不多。有的学者认为，那位曾被开除的Lucianus（就是Paulus（保罗）主教的继承人）和那位圣经学家和殉道者Lucianus是两个不同的人。另外，曾经当过Lucianus的学生的人（所谓的syllucianistae）后来在东方也很有影响，在这个学派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主教，而异端者Arius（亚略／亚流）也是其中之一（参见47.2）。

“穷人派”的一位一体论者（ebionitischer Monarchianismus）的最早代表可能是小亚细亚的一些基督徒（约于170年）。Epiphanius（埃皮法尼乌斯）（埃皮法尼乌斯／伊皮法纽）称他们为alogi，就是“没有逻各斯的人”，“没有理性的人”，但他可能歪曲他们的观点。他们反对Montanismus（蒙丹派／孟他努派），所以怀疑那些人利用的Johannes（约翰）的文献的真实性，但他大概并没有反对基督的神性（这也许只是Epiphanius（埃皮法尼乌斯）的结论）。

上面提到的主教会议（268年）反对这样的说法：“圣子（或逻各斯）与圣父同性体”（homoousios to patri），但这个句子后来在Nicaea（尼西亚，325年）成了一个信条（参见47.3）。不过，这种拒绝大概只是因为Paulus（保罗）（保禄／保罗主教）说，神和（没有位格的）逻各斯有同样的性质（eadem vel una substantia），也就是说，他认为，逻各斯自己没有存在（subsistentia），而且在“本体”和“位格”上与圣父一样（参见Hilarius,De syn.,81,86;Epiphanius（埃皮法尼乌斯）,Haer.65,1)。

32.4Smyrna（士麦那）城的Noetus（挪俄图斯／挪威图）是第一个主张“形式主义的一位一体论者”（modalistischer Monarchianismus），他大概是一个小亚细亚的城市的主教，并在190年受到一个主教会议的谴责。来自小亚细亚的“宣信者”（confessor（告解神父））Praxeas（普拉克西阿斯）早在Victor（维笃）（维克托）教宗的时代（189-198年）将这个异端移植到罗马。从罗马，他转向Carthago（迦太基）（迦太基），但Tertullianus（特土良）（德尔图良／特土良）在口头上和文字上反驳他，并要求他收回他的论说。不久后，Noetus（挪俄图斯）的学生和执事，Epigonus（俄皮格努斯），也同样在罗马致力于传播这个异端，并且形成了一个“圣父受难派”（patripassianische Partei），其首脑是Cleomenes（克雷欧每内斯）和Sabellius（萨贝利乌斯／撒伯流，参见下32.6）。这些活动为罗马的教会带来很大的不安。形式主义／形态论者的主要对手是那位很有学问的长老，Hippolytus（希坡律图）（希波吕图斯，参见C．haeresim Noeti；Philos．9,7-10；10,27；参见39.4），但他自己关于“逻各斯”的教导有一定的“附属论”的倾向（参见Philos．9，12；10，33）。Zephyrinus(则斐琳)（泽弗里努斯）教宗（198—217年）—他在神学方面不是很内行—想协调双方的立场。他的继承人Callistus（加里斯都），—他原来是奴隶，后来当宣信者，执事，教宗的顾问，最后自己当教宗—也用类似的协调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当然，这些教宗们没有承认“形式主义／形态论”（modalismus）为正式的教导，他们尽量在“形式论”和“附属论”中间保持平衡，虽然在概念上无法作清楚的表达。Zephyrinus(则斐琳)（泽弗里努斯）教宗曾正式宣布了基督的神性和神的本体的一致性，但他和“圣父受难派”不同，没有否认两个位格的差别。当这个争论没有平静下来时，教宗Callistus（加里斯都，217—222年）将Sabellius（萨贝利乌斯／撒伯流）开除教籍；另一方面，Hippolytus（希坡律图）（希波吕图斯／希坡律陀）曾尖锐地批评过教宗，所以教宗Callistus现在说，这位长老有“两神论”（ditheoi este，Philos．9,12，16）。因此，Hippolytus（希坡律图）（希波吕图斯）很生气，并且在他的拥护者的支持下也要当罗马的主教（“对立教宗”）。他的跟随者不多，但其中有一些很有威望，很有影响的人物。这个教会的分裂在后来的一些教宗的朝代（Urbanus乌尔巴努斯222—230年；Pontianus蓬蒂阿努斯230-235年）也继续维持下去，但在Maximinus Thrax（马克西米努斯）的教难中，教宗Pontianus（蓬蒂阿努斯）和他的对手Hippolytus（希坡律图）（希波吕图斯）都于235年被流放到Sardinia（撒丁岛），而在那里他们不久后去世（参见15.7）。Hippolytus（希坡律图）（希氏）大概在去世之前与教会和好；他后来被尊敬为殉道者。

32.5除了上面提到的地区，“圣父受难派”的思想也传播到阿拉伯和Libya（利比亚）的“五城地区”（Pentapolis）。在那里，Bostra（布斯拉）的主教Beryllus（贝里卢）主教倾向于“圣父受难派”，但在Bostra（布斯拉）的主教会议上（244年），他放弃了这个异端，主要因为Origenes（俄利根）证明了他的错误。在Libya（利比亚）地区，Alexandria（亚历山太）的主教Dionysius(狄奥尼修斯) Magnus（狄奥尼修斯／丢尼修，参见39.3）在几封信中反驳这个异端，但没有完全成功。针对于“圣父受难派”的“位格混合说”，他强调“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差别，这样又威胁了两者的统一；他称圣子为“圣父的受造物”或“形成者”（poiema kai geneton），因此埃及的长老们在Dionysius(狄奥尼修斯)（狄奥尼修斯／丢尼修教宗，260—268年）那里控告他，而教宗也曾谴责了他，但他又替自己进行了辩护，并承认罗马教导的“圣父，圣子本质上的统一”或“一体说”（参见Athanasius，Ep.de sententia Dionysii）；在西方，Irenaeus（爱任纽）（爱任纽）和Tertullianus（特土良）（德尔图良／特土良）曾为这个主张提供了一些文献，他们这方面很有贡献。两个Dionysius(狄奥尼修斯)（狄奥尼修斯／丢尼修）这次（260—261年）的争论似乎是后来的Arius（亚略／亚流）争论的前戏。

32.6在埃及的争论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也考虑到圣灵的影响，而更早期的争论主要讨论了圣父和圣子的关系。不过，上面提到的Sabellius（萨贝利乌斯／撒伯流）—根据一些文献，他的家乡是Libya（利比亚）—曾在罗马也谈论了第三个位格（圣灵）。他认为，神有三个显示：圣父显示为创造者和立法者，圣子显示为拯救者，圣灵显示为圣化者。因为他称这些“显示形式”为prosopa（＝演员的面具或角色，也是“位格”），他能够隐瞒很多人不发现他的教导的本来面目，并获得很多拥护者。根据他的主张，这个影响深远的异端被称为Sabellianismus（萨贝利安主义／撒伯流主义）。自从3世纪末，这个称呼在东方成了“形式主义一位一体论”（“形态论的一位一体论”）的普遍名称。

33、终末论的期待。千年论（Chiliasmus）

33.1早期教会的信徒，包括使徒们，相信基督不久后会再次来临（parousia），这就是最终的审判。不过，后来的发展逐渐表明，不应该认为主的来临就是的眼前，但应该准备教会的长期存在和发展。他们的“终末论的期待”（或“末世性的期待”eschatologische Erwarlung）为早期教会的思想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严肃性和严格精神（参见24.1；26.2）。然而，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夸大的期待，比如有的人有chiliasmus（或millenarismus，即“千年”）的期望，就是说，他们期待“千年的Messiah（弥赛亚）王国”在人间的实现。这种“千年主义”来自犹太人的晚期传统中的“默示／启示”（Apokalyptik）。这种默示／启示传统曾多次用很具体的解释来说明《旧约》中关于Messiah（弥赛亚）的预言。有的基督徒将那种“光荣的王国”和基督第二次的来临联结起来，并从这个角度来解释Johannes（约翰）的《启示录》（20—21章）：不久后，Satan（撒殚）被困绑1000年，义人将会复活并会与基督一起掌权一千年之久（chilia ete，“一千年”，chiliasmus的名称由此而来）。后来，魔鬼再次被释放，再次被克服，随着会有第二次的，普遍的复活，普遍的审判，新天新地会出现，这就是历史的终结。因为耶稣的信徒面对了长期的迫害，而罗马人对犹太人的镇压也是长期的，所以很多人在内心上对“千年主义”是开放的。因此，“千年论”思想不但在Cerinthus（克林都斯）派，在Ebionites（穷人派）等犹太教派中存在，也在基督的广大教会里存有。这种思想的最早的代表是Barnabas（巴拿巴）书信的作者和Papias de Hierapolis（希拉波利斯）（帕皮亚斯，参见37.2.6）。后来的代表还有查士丁（尤斯廷努斯／游斯丁），Irenaeus（爱任纽）（爱任纽），Hippolytus（希坡律图）（希波吕图斯；罗马的长老Gaius该乌斯曾反驳了他），还有Victor（维笃）inus de Pettau，LActantius（拉克坦提乌斯）（拉克坦奇乌斯／拉克单西，参见38-40），尤其是Montanisti（蒙丹派／孟他努派），他们的热心精神特别倾向于“千年论”，随着他们还有Tertullianus（特土良）（德尔图良／特土良）。

33.2“千年主义”的主要地区首先是小亚细亚，但在3世纪，它在埃及也有相当的影响。Nepos de Arsinoe（内波斯）主教曾在一个特殊的文献中（《反驳比喻主义者》）替千年主义作辩护，这样想反对Alexandria（亚历山太）的神学家（Clemens（革利免）和Origenes（俄利根）），因为他们用“比喻的解释方法”来说明Apocalypsis（《启示录》的记载—这样他们两个想化解那种“真实”的或“热忱的”终末论性的解释。在他们的首脑去世后，“千年主义者”甚至离开了教会。然而，Alexandria（亚历山太）的大主教Dionysius(狄奥尼修斯) Magnus（狄奥尼修斯／丢尼修）在一个维持三天的公开讨论中说服了当时的“千年派”领袖—Korakion（克拉基翁）长老。在Constantinus（君士坦丁） Magnus（君士坦丁）皇帝的时代，基督宗教的环境发生变化，这就导致“千年派”的消失；然而，这种思想始终没有完全消失，反而在中世纪和近代的一些教派中不断重复出现。

34、蒙丹主义／孟他努斯派

34.1诺斯底主义所宣传的是一种世俗化的，符合希腊化文化的基督宗教，但在教会内存在着一些要求最严格的精神的圈子，他们似乎要求人们完全离开世界。这个倾向的典型表现是Montanismus（蒙丹主义／孟他努斯主义）。他的核心思想是一些终末论的期待，又加上无限制的宗教热忱和非常严格的生活方式（rigoristischeLebensfuehrung）。其创始人是Montanus（孟他努）（蒙丹／孟他努斯），他是新领洗的人（新教友），据说他原来当过女神Cybele的祭司。根据Epiphanius（埃皮法尼乌斯）的说法，他早在156／157年在弗吕家和Mysia（每西亚）地区（小亚细亚）的Ardabau以“先知”和“改革者”的身份出现（根据Eusebius（优西比乌）的记载，这是于172年，他的说法大概比较正确）。蒙丹／孟他努斯说，他是耶稣预许的“安慰者”的喉舌（参见约14：16.26），又要为教会开启“圣灵的时代”。两个妇女（Priscilla＝Prisca和Maximilla）和他一样感觉到，“灵”抓住了她们。这些热忱者的“新预言”吸引了很多人，并赢得了他们的信赖。在神魂超拔的状态中，这些“新的先知”预言了将来的末日：基督的“千年王国”快要到来，“天上的耶路撒冷”要降到弗吕家区的Pepuza城。因此，人们要过一个严格的生活来准备自己，而教会需要在更高的伦理水平达到完满的状态。首先，他们禁止第二次结婚（在很多地方根本放弃了婚姻），要求严格的斋期，把每周几日的守斋（Stationsfasten，参见25.1）作为规律，有时候整天一直到晚上守斋，一年两周（除了周六，周日外）仅仅吃干粮（没有肉，所谓的Xerophagia1）。他们禁止信徒在教难中逃难，又劝信徒主动地找殉道的机会。那些犯下重罪（peccatum capitalis，参见24.1）的人始终不被允许再次进入教会，而且他们要求少女和妇女在礼仪中戴头巾。

34.2这种狂热运动在小亚细亚迅速传播。在Thyatira甚至整个教会团体都投人其中。公教会的主教们在好几个主教会议上都反驳了Montanistae（蒙丹派／孟他努斯派）—这是历史上头次有记载的主教会议。几个护教作者用文献来反对这个运动（比如Miltiades（米太亚德）梅基亚得，Apollinaris（亚波里拿留）阿波利纳里，Melito（梅利托）梅利通／墨利托，参见38A8）。然而，他们的努力都没有成果，所以出现了分裂。根据他们的家乡，蒙丹派／孟他努斯派的人也被称为弗吕家人，或他们自称为pneumatikoi（“属圣灵的人”），并叫公教人为psychikoi（“属心灵的人”）。他们在小亚细亚被开除教籍。因为Praxeas（普拉克西阿斯，参见32.4），一个“一位一体论者”在罗马作一些报告关于他们，罗马的教宗Victor（维笃）（维克托）和Zephyrinus(则斐琳)（泽弗里努斯）也拒绝了它，虽然在一开始这个运动有相当好的名声。罗马的长老Gaius（加约／该犹）反驳了他们的拥护者Proclus（普罗克卢斯，参见10.2；33.1）。不过，这一切措施都不能控制这个运动，它又传播到Africa（非洲）（非洲／阿富利加）北部。在这里，Carthago（迦太基）（迦太基）城的Tertullianus（特土良）（德尔图良／特土良）约于205年开始支持蒙丹派／孟他努斯派—这个运动很符合他的严肃苛刻的性格—并成为它最重要的代表。他在他的著作中不仅仅肯定“神魂超拔”为启示的正常方式，但也支持一切严格的规律（参见Deecstasi［失传］；Deexhortatione castitatis《劝守贞说》，De monogamia《论一夫一妻》，De virginibus velandis《论姑娘们的头布》，De fuga in persecutione《论教难中的逃难》，De jejunio adv.psychicos《论守斋》，De pudicitia《论羞愧》）并在谴责psychici（公教徒）方面越来越尖锐。这个教派维持了很长时间。它在小亚细亚好像后来接受了一些来自弗吕家的狂热崇拜的习俗。后来，这个运动分裂为几个派别（Aeschinisti，Procliani，Quintiliani，Priscilliani，Tertulliani等）。其中一些派别接受了信仰上的异端，比如某一个Aeschines（埃西内斯）的学派接受了“圣父受难派”的教导（参见32.4），另一些人加入了Novatiani（诺瓦蒂安）派（见下）。自从4世纪，就是在Constantinus（君士坦丁） Magnus（君士坦丁）皇帝后，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宣布了一些严厉的敕令来镇压蒙丹派／孟他努斯派。在Trulla（特鲁利）的主教会议（692年）和Leo Isaurus（良／利奥）皇帝（722年）也需要针对他们采取措施。

35、关于忏悔的争论：Novatianus（诺瓦蒂安），Felicissimus（费利奇西穆斯）和Meletius（梅勒提乌斯）的教会分裂

35.1忏悔的问题早在Callistus（加里斯都）教宗的时代（参见24.2）导致了激烈的争论，不久后引起了长期的教会分裂。在Fabianus（法比安）教宗去世后（参见16.1），罗马主教座空缺一段时间；当人们在251年春天再次指定一位主教时，大多数的信徒选择了长老Cornelius（科尔内留斯，251—253年），但一位很有学问的长老，Novatianus（诺瓦蒂安，参40.4）拉拢一部分的人选他，因为他在罗马长老团中有更高的地位，而他想，人们都会选择他当罗马主教。因此，有一部分的长老和一些宣认信仰者（confessor（告解神父）es）支持他。不过，这个冲突马上获得事务上的特征，因为Cornelius（科尔内留斯）向那些在教难中堕落的人宣布了教会的宽恕，而Novatianus（诺瓦蒂安）则拒绝了那些犯过罪的人。他甚至拒绝宽恕临终的罪人，虽然在传统中，临终的罪人都获得了赦免。后来，他以同样的严格精神对待一切犯重罪的人。拥护Novatianus（诺瓦蒂安）的人想建立一个“干净者”和“圣洁者”的教会，因此在东方自称为Katharoi（＝Cathari）（“清洁派”）。那些加人他们行列的信徒需要再次受洗（参见22.3）。在251年的罗马主教会议上（参加的有60位意大利的主教），这个教派被开除教会。另外，Carthago（迦太基）（迦太基）的Cyprianus(居普良)（西彼连／居普良）主教和Alexandria（亚历山太）的Dionysius(狄奥尼修斯)（狄奥尼修斯／丢尼修）主教也曾反对这个分裂的教会。虽然如此，这个教派因成员的热忱在东方（尤其在叙利亚，小亚细亚，巴勒斯坦等）获得了很广泛的传播，而很多蒙丹派／孟他努斯派的人也加入他们了。这个教派在东方能一直维持到7世纪。他们在4世纪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有了三座教堂。一位皈依基督宗教的犹太人，Sabbatius（撒巴提乌斯）在4世纪末在他们内又创立了一个新的教派，所谓的Sabbatiani（撒巴提安派），他们遵守了早期的复活节日期（protopaschitische Osterpraxis，参见25.3）。

35.2与Novatianus（诺瓦蒂安）的教会分裂同时，在Carthago（迦太基）（迦太基）的教会中也出现了分裂，因为Cyprianus(居普良)（西彼连／居普良）主教没有允许一些堕落者马上回到教会团体来（他们只依赖一些宣信者的“和好书”libelli pacis），但要坚持教会传统的严格忏悔要求。当时有一个长老，Novatus（诺瓦图斯），他和其他的圣职人员反对了主教的权威性；他们指定一个“对立主教”—Fortunatus（弗图纳图斯）。另一个当时比较活跃的人是执事Felicissimus（费利奇西穆斯），这次教会分裂是以他命名的。然而，它仅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Cyprianus(居普良)主教为此写了他的杰作Decatholicae ecclesiae unitate（《论公教会的合一》，参见40.3）。

35.3在4世纪初的埃及暴发了一次教会分裂；其发起人好像是Thebais（底比斯）地区的Lycopolis（来可波立）城的主教Meletius（梅勒提乌斯，亦写Melerius，Melitius），不过不同的资料提供不同的说法。Epiphanius（埃皮法尼乌斯）（见Haer．68）说，这个分裂与忏悔的问题有关系，因为Alexandria（亚历山太）的总主教Petrus（彼得）（彼得／彼得，他于311年殉道）的主张比较宽容，而Meletius（梅勒提乌斯）的要求很严格。根据另一些文献的记载，Meletius（梅氏）在别的地区祝圣了一些主教并侵犯了Petrus（彼得）总主教的权利范围。因此，Petrus（彼得）弹劾了他，又开除他（306年），但Meletus（梅勒图斯）引起的教会分裂传播到埃及各地并维持了好几百年。梅勒提乌斯派的人后来也与Arius（亚略／亚流）派的人合作（47.3；48.2），他们又指定了一个反对Athanasius（亚大纳修／亚达那修）的主教。

35.4在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的教难中，罗马的教会再次因忏悔的问题受到一些震撼。Marcellus（马塞勒斯）教宗（307—308年）面对了一些不愿意作补赎的堕落者—他们仍然要求领圣体。他的继承人Eusebiuis（欧瑟比乌斯，308年）又面对了一个严格派的代表—Heraclius（赫拉克留斯）。通过Damasus（达马苏）教宗的铭文（参见76.6），我们能知道，当时的情况很不平静，在Maxentius（马克森提乌斯）（马克森修斯）皇帝的时代，两位教宗以及Heraclius（赫拉克留斯）都遭受流放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