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古代教会史
72、隐修传统的起源，及其在东、西方的发展
72.1首先是各地的城市接受了基督信仰，而后来才有乡间的农村也皈依了信仰；然而，在农村之前，基督宗教先征服了沙漠—通过隐修者和克苦者。隐修者的生活方式对教会史和文化史有同样重要的影响，虽然它的发展形式是新的，但它的内在精神是很古老的。隐修者的前身是那些愿意过“克己”的生活的基督徒（asketai，continentes，virgines“克苦者”，“保守的”，“守贞的”）；这种生活的基础是所谓的“福音劝谕”（consilia evangelica，参见Mt太19：12.21；哥林多前书7：7；7：25；参见19.5；26.3）。基督宗教从一开始包含一种“克己的冲动”（der asketische Trieb，或译“克苦的理想”），而自从第3世纪以来，个别的人发展了这种理想，他们认为，克苦就是脱离社会，先是某个程度上的“隐退”，后来是完全生活在偏僻的沙漠或荒凉地区。因为这些隐修者是“单独生活的人”，他们被称为monachus（僧侣）（希腊语monachoi，从monos单独一个），也被称为anachoretus（隐士）（从希腊语anachorein后退），后来又称他们eremitus（英文的hermit，从希腊语eremos沙漠）。什么因素推动了某些人过这样“逃离世界”和“不断和上帝有来往”的生活呢？既不是Sozomenus（Hist．Eccl．1，12，11）所说的教难，又不是教难以后对世俗生活的厌恶，也不是对别的信徒那种不冷不热的心态的反感，而唯独是对于克修理想的渴望（das asketische Ideal，即独处、静默、祈祷），而这个理想在早期的生活方式中无法受到完善的表达。这种“隐修生活”最早尤其在埃及出现，在那里有两个因素促进了隐修者的生活：气候和本地居民（科普特人）的态度。最著名的代表者是Thebae（特贝）的圣Paulus（保罗）（保禄／保罗，大约347年去世）和圣Antonius Magnus（安东尼／安托尼乌斯，251—356年）。后者来自埃及中部地区的富裕基督徒家庭，他是“隐修传统之父”，也是一位有名的祈祷者，克服魔鬼或鬼怪的人，治病者和灵修导师（神师）。圣Hieronymus（希罗尼穆斯）（希罗尼穆斯）（热罗尼莫／耶柔米／哲罗姆）曾于376年写了Vita Pauli（《圣保禄／保罗传记》），其中提到很多传奇。隐修者Antonius（安东尼／安托尼乌斯）的传记是Alexandria（亚历山太）（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主教Athanasius（亚他那修）（亚他那修）（亚大纳修／阿塔纳修斯）约于357年写的—Athanasius（亚他那修）（亚他那修）（亚大纳修／阿塔纳修斯）很佩服那位隐修者，而他的传记也充满灵修的感染力，并且基本上也是可靠的（没有太多传奇）。这部传记的书名是Vita Sancti Antonii（《圣安东尼／安托尼乌斯传》，其影响深远，不仅让更多人知道隐修生活的理想，而且也开始了一个“颂扬隐修生活文学”的丰富传统，并长期影响了这个文学传统。
72.2不久也出现从纯粹的“独修”到“团体生活”的发展。圣Antonius（安东尼／安托尼乌斯）曾经过了一个完全单独的生活20年之久，但大约于306年他接受了一些学生，他们在他的居所附近建立了一些小屋，居住在其中。这样，他们形成了一种“隐退者联盟”（Anachoretenverband），但没有“会规”或“固定生活规律”，只靠那位精神领袖的权威和教导而保持联结。
第三个阶段是coinobiti（从希腊语koinos bios共同的生活），这是当时最后的阶段。与它有关系的人是圣Pachomius（帕霍米乌斯）。他原来是士兵，退伍后领圣洗，曾当一位隐修者—Palaemon（帕莱孟）—的学生，约于320年在Thebais（底比斯）（特巴斯）地区（埃及南部）的Tabennisi（塔本尼西，靠近尼罗河）建立了一个“隐修院”，就是一个楼房，其中有很多隐修者可以居住的小层，外面有一道围墙；“隐修院”称为（希腊语mandra，monasterion，koinobion）。他也为隐修者团体编写了一个“会规”，其中规定了祈祷的时间、灵修活动、服装、体力劳动和纪律等具体项目。这样的团体的长上被称为Abbas（隐修院院长，原义为“父亲”）—隐修者必须绝对地服从这个长上；这个“院长”的概念原来是一个“灵性的人”，他应该有特殊的神恩。这样，那种早期的没有规律的并且相当危险的“独修”生活发展到了一种有组织的隐修生活—这种有规律的隐修生活能够更好地满足修道人在宗教和社会上的需要，而在这种基本的路线上，隐修文化将来为教会和为整个文化传统结出了最伟大的和最美妙的果实。
基督宗教的隐修传统的来源就是基督信仰和基督宗教的克修理想（in seinenasketischen Idealen）。一些学者曾经认为，隐修生活来自基督宗教以外的传统，比如来自犹太人的克苦精神（如Essenes（艾赛尼派），Therapeutes参见6.1）或来自新柏拉图主义，新毕达哥拉斯主义（Neu—Pythagoreismus），诺斯底派，或来自佛教，或来自埃及Memphis城的Serapis（牛神）庙宇中的“克苦生活”（katoche）。但这一切克苦传统仅仅是一些与基督宗教隐修传统并行的现象，只是“不谋而合的”，而不是基督宗教隐修生活的来源。人们本来就会尊敬一种退隐的、完全敬拜神的生活方式，这是人性共有的特征，所以任何一个高等的宗教都会发展某一种隐修传统（比如后来的伊斯兰教也是这样的）。关于那些“牛神和尚”（Serapisklausner，希腊文katochoi）仍然有很多争论：他们在Serapis（牛神）的神庙中生活，或仅仅在那里睡觉，为了获得身体上的治疗（拉丁语的incubatio），但他们也许是一些逃难者，而神庙是他们的避难所。他们与Pachomius（帕霍米乌斯）大概没有什么关系，最多是外在的形式（围墙，封闭的修院，clausura）与埃及的习俗可能有一点联系。
72.3在东方的教会中，隐修生活的传播非常快。Pachomius（帕霍米乌斯）的学生很多，所以他就必须建立一些新的隐修院。因为另一些团体也请他引导他们，所以他的“修会”在他去世的时候（347年）已经包括9个隐修院和几千个成员。他们的中心是Pebou＝Pheboou（佩布）的隐修院，而创始人也居住在那里。一直到第5世纪，埃及南部的Thebais（底比斯）（特贝斯）地区是基督宗教隐修运动的核心。在那里最受尊敬的人是Shenuite（谢努特）院长（370—466年），他在Atripe（阿特里佩）的“白楼隐修院”（White Monastery）中教导了几千个隐修者。除了那些“男修院”以外还出现了很多“女修院”，自然也是以“团体隐修”的形式发展的。因为在第3世纪早就有很多发了个人“守贞圣愿”的妇女（称为virgines sacrae或virgines Christi“基督的贞女”，参见26.3），所以后来也有很多妇女进入隐修院。Pachomius（帕霍米乌斯）自己就建立了两个“女修院”，第一个在Tabennisi（塔本尼西），并指定自己的妹妹当院长。
除了Thebais（底比斯）（特贝斯）以外，埃及北部和巴勒斯坦也是重要的隐修者的地区。在埃及北部的Nitri（尼特里）山区里有一位来自Alexandria（亚历山太）（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Amun（或Ammonius，阿莫尼乌斯，约于356年去世），他建立一些隐修院，并有许多学生。在附近的沙漠中有另一位著名的隐修者，就是Macarius Magnus（＝Macarius Maior，马卡留斯，关于他的“灵魂讲道稿”，参见75.4）。圣Hilarion de Gaza（希拉利翁，371年去世）将隐修传统介绍到巴勒斯坦。不久后，在巴勒斯坦地区也出现了很多隐修院。在第5世纪，最有名的隐修院院长也许是Euthymius（473年去世）。在叙利亚的东北部，在Edessa（埃泽萨）（埃德撒）周围地区早在4世纪初就有一些隐修院，也许和埃及的隐修院没有渊源关系。在叙利亚西部地区，在Antiochia（安提阿）的山区和Chalcis沙漠（卡尔基斯，称为“叙利亚的Thebais（底比斯）”，因为有那么多隐修院）中也存在很多隐修者团体，而圣Johannes（约翰） Chrysostomus（金口若望／约翰）和圣Hieronymus（希罗尼穆斯）（希罗尼穆斯）（热罗尼莫／耶柔米／哲罗姆）也曾在那里一段时间修过道。在小亚细亚和周围地区，最支持隐修运动的人包括Sebaste（色巴斯特）的总主教Eustathius（奥伊斯塔提乌斯／优斯这修，约于380年去世），以及他的学生Basilius Magnus（大巴西略／大巴西流），他曾是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卡帕多西亚／加帕多家）的Caesarea（凯撒利亚）（凯撒勒亚／该撒利亚）城的总主教（参见75.2），并曾经和一些朋友在Pontus（本都）（彭图斯）地区在Iris（伊利斯）河边当了一个隐修者。Basilius（巴西略／巴西流）不仅仅注意到了“退隐”的理想，而且也强调“共同修道”的教育作用，慈善工作的义务，提高学问和神学研究的工作。在结合希腊化学问和隐修院传统方面，他是主要的推动者之一。他也写了（或至少影响别人写）两个“隐修院会规”，一个“大的”，一个“小的”，而东方的隐修者的基本制度直至还是建立在这些“会规”之上，但没有形成一种“巴西略／巴西流会”（Basilianerorden）。
在一些地区（尤其在巴勒斯坦），除了共同的隐修生活以外，独修的形式也再次被恢复，或形成了一种结合两种方式的风格：隐修者在一个院长的指导下生活在独立的小屋（希腊语ta kellia，拉丁语cella）。这样的“分散修院”被称为“劳拉”（希腊语laura＝拉丁语vicus“村子”）。最有名的是圣Sabas（撒巴斯，532年去世）的“大劳拉”（或“旧劳拉”），这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隐修院（参见58.4）。好几个第4、5世纪的希腊教父都支持和深化了隐修传统，并且写了一些相关的著作（参见Evagrius Ponticus，Palladius，Isidorus de Pelusium，Nilus Maior，参见75.6,7）。那种关于隐修者的故事文集或隐修者语录（Apophthegmata patrum《圣祖们的文录》）也是很受欢迎的读物。这样，隐修院传统在希腊的教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无论是在内部或对外，或在社会工作方面，甚至对教会政策也有影响（参见54，55，58，59）。
72.4就隐修院的制度而言，当时的隐修似乎都是平信徒（非祝圣的圣职人员）。他们的服装似乎也都一样：有皮制腰带的亚麻布织成的内衣，又穿带有风帽的羊皮外衣。他们的工作是作一些手工艺和祈祷（关于日课参见67.7）。在埃及的隐修者也种地、制造篮子、被子、席子等纺织品或编织品。在那些比较大的隐修院（coenobia）里似乎所有的工艺都有。他们的产品部分上被出售，所获得的钱被用为隐修院，或给穷人。在隐修院中只有一个或很少几个长老，因为他们要举行感恩祭。在他的隐修团体中，Pachomius（帕霍米乌斯）甚至完全排除了长老，因为他要避免人们追求荣耀和尊严；他请周围的长老来隐修院举行感恩祭。
那些女隐修院经常建立在男修院附近，这是出于一些牧灵的和经济的考虑，也是因为在沙漠的边缘经常出现强盗，所以修女们需要被保护。当然，这种联系也有一些道德的危险。因此，在Provence（高卢南部）的Agde（阿格德）于506年召开的主教会议和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皇帝（529年的《法典》，Cod.1，3，43）都禁止这些“双方隐修院”。Nicaea（尼西亚）第2个会议（787年）至少禁止了人们新建立这样的“双修院”，并作出一些相关的规定来面对现有的隐修院的问题。虽然如此，这种隐修院在西方教会中一直到1500年都存在，而且在第12世纪重新过了一个旺盛时期。
早在圣Pachomius（帕霍米乌斯）的时代，很多人有这样的习惯：他们把自己的孩子交给隐修院管理，一般来说这意味着这个孩子将来也要当隐修士（圣Beda就是这样的孩子）。692年的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会议要求这些孩子至少是10岁的（参见会议文献第40条），但这个规定没有被普遍施行。
教会和国家的立法者在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的会议上（451年）想为东方的隐修生活建立一些比较固定的规律，这样想预防一些不良现象。根据这些新规定，无论是乡间或城市的隐修者都必须服从该地区的主教。如果没有主教的批准，谁也不能建立任何新的隐修院。隐修士必须守斋，要热切祈祷，如果没有主教的批准，他们也不可以离开隐修院。奴隶需要有主人的许可，才可以被接受到隐修院中。如果一些隐修者再想回到世俗的世界去，如果他接受一个官位或结婚，他就遭受严厉的惩罚（被开除教籍，参见会议文献7；16）。692年（在君士坦丁堡Trullos）的会议更进一步地规定了希腊教会中的隐修生活。
72.5因为没有统一的制度，出现了很多隐修生活的形式（尤其在东方），它们不仅仅是“稀奇的”，而且应该说是“不正规的”，比如所谓的Sarabaiti（撒拉白特）或Remoboth（瑞莫博特，参见Hieronymus（希罗尼穆斯）（希罗尼穆斯），Ep.22，34），他们两个或三个人住在一起，没有院长，也没有规律；他们在西方教会中也相当普遍（参见RegulaS.Benedicti《圣本笃会规》,1:monachorum deterrimus genus sarabaitarum“最可怕的隐修者是撒拉白特人”）。另一些隐修者被称为Gyrovagi（巡逻隐修者），他们从一个隐修院走到另一个隐修院，仅仅居留了三四天就走。在叙利亚地区还有所谓的boskoi（“吃草者”），他们在田野中走来走去，仅仅吃野草。在叙利亚有很多克苦者，这些后来发展并成了一些教派，如Audiani（奥迪安努斯派）和Messaliani（梅撒良派，参见50.6，7）。还有退隐者和团体隐修院的另一些特点，比如那些“封闭自己的人”（希腊语enkleistoi，拉丁语称inclusi，reclusi），他们很长时间或一生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从古代一直到16世纪有很多男人或妇女作过这种克苦，包括在西方教会也有。另外还有“站柱者”（styliti），第一个这样的苦修者是圣Symeon（西默盎／西缅，459年去世）。他曾经在Antiochia（安提阿）附近在一个15米高的柱子上生活30年，并且很受尊敬；他是一位神师（spiritualadvisor）、缔造和平的人（即调协社会纠纷的人）、受压迫者的护卫者、又被视为吸引外邦人入教的人。圣Daniel（达尼尔／但以理，493年去世），Symeon Minor（小西默盎／西缅，596年去世）和很多其他的人都模仿了这个“站柱者”的生活方式，并且也有女的“站柱者”，比如在第9世纪的耶路撒冷的Gethsemani（革则玛尼）花园中就有一批女站柱者的团体！在西方的教会中曾经有一个执事，Wulflaich（乌尔夫莱克），他本来属于Langobardi（伦巴第）民族，后来于484年在德国的Trier（特里尔）想过一个“站柱者”的生活，但因为气候恶劣的缘故又放弃了他的计划（参见Gregor．Tur．，Hist．Franc．8,15）。最后还要提到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修道的“不睡眠者”（akometoi）的团体。他们分为几个小组，不断进行祈祷（akatapaustos doxologia“永不停的赞美”）。他们的创始人是圣Alexander（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约于440年去世），他原来是拜占庭的一个军官，后来在波斯地区和在Bosporus（博斯普鲁斯）地区建立两座隐修院。始终只有一个“不睡眠者”的隐修院，都是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附近或在城内。一位高级官员，Studios（斯图丢斯），于463年创立了一个后来在“破坏圣像运动”中变很著名的隐修院（“斯图丢斯隐修院），但它的制度和“不睡眠者”的制度又不一样。
72.6在第3世纪的西方教会中，也已经有一些渴望过隐修生活的人，比如罗马的Novatianus（诺瓦提安努斯）曾经当一个隐退者一段时间。不过，更全面地介绍隐修传统的人是Alexandria（亚历山太）（亚历山大里亚／亚力山太）的Athanasius（亚他那修）（亚他那修）（亚大纳修／阿塔纳修斯），这一方面是口头上的，因为他曾被流放到德国的Trier（特里尔，就是在335—338年间，参见48.2），而另一方面是通过他的著作Vita S．Antonii（《圣安东尼／安托尼乌斯传记》）—这部书大约在370年由Evagrius de Antiochia（安提阿）（埃瓦格利乌斯）主教译成拉丁语（参见50.1；但还有更早一些的拉丁译本），并深深地影响了西方教会（参见Augustinus，《忏悔录》，Conf．8，6）。在地中海的一些孤岛上或在意大利和高卢的偏僻地区早就有一些隐修者。然而，西方的气候不一样，而西方人的思想也都比较实在，比较注意到有用的和有利益的东西，所以西方人似乎都赞成“集体隐修”的方式，很少有“独修者”；另外，西方的隐修院也更多是高等教育和社会慈善工作的地方，在这方面超过东方的隐修院。一些教会的领袖也曾经建立了一些男人或妇女隐修团体（比如Ambrosius（安波罗修）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Hieronymus（希罗尼穆斯）（希罗尼穆斯）热罗尼莫／耶柔米，Augustinus奥古斯丁，Paulinus de Nola保利努斯等）。那些反对隐修生活的人根本没有前途（他们是Helvidius，Jovinianus，Vigilantius，参见70.3）。Hieronymus（希罗尼穆斯）（希罗尼穆斯）（热罗尼莫）和Rufinus（鲁菲努斯）都曾经写过一些赞美隐修生活的文章（Hieronymus（希罗尼穆斯）（希罗尼穆斯）：Vita Pauli，Vita Malchi，Vita Hilarionis（《传记》）；Rufinus：Historia monachorum in Aegypto sive de vitis patrum《论埃及隐修者的历史》）。这些人的热忱也使得一些罗马贵族女士有了隐修者的精神，而且她们自己也在东方（伯利恒或耶路撒冷）的隐修院中生活了几十年。在高卢，隐修生活的最有名的代表或支持者是圣Martinus de Tours（马丁努斯，397年去世）。
这位Martinus（马丁努斯）316年或317年生于Pannonia（潘诺尼亚）（今天的匈牙利地区）的Sabaria（撒巴利亚），他是一个罗马将军的儿子，先在罗马军队中服务，18岁时接受圣洗，后在Hilarius de Poitiers（希拉留斯）主教当“驱逐恶鬼者”（exorcista），在加linaria（伽利纳利亚）岛上当隐修者，最后（371—397年）当Tours（图尔）的主教。虽然他进行了很多传教活动（当时的高卢居民部分上还是外教人），但他始终支持他的隐修士生活方式，并且在高卢地区努力传播隐修生活的传统；他的学生将隐修生活带到Britannia（不列颠）和Spania（西班牙）。他于360年在Poitiers（普瓦铁）附近建立自己的小隐修屋，但后来成为Liguge（利古谢）隐修院，而在Loire（卢瓦尔河）边建立的小隐修院（约于375年）后来变成更著名的Marmoutier（＝MaiusMonasterium，玛穆铁）隐修院。这位圣人在Tours（图尔）的墓后来成为中世纪最繁荣的朝圣地之一。这位圣人的外衣（cappa卡帕）后来被交给朝廷的圣职人员们，要他们保存它（因此他们被称为caPella（佩拉）ni）。这个外衣在法兰克王国中也是一个非常受重视的珍宝。对圣Martinus（马丁努斯）的尊敬和敬礼传播的很广泛（有的地方建立了“马丁努斯教堂”），可以说，他成为Merowingi—Franci（梅洛温格—法兰克人）的“国家圣人／圣徒”或“国度的主保”（der Nationalheilige）。早在390／400年，Sulpicius Severus（塞维如斯）（苏尔皮奇乌斯）写过一部赞扬Martinus（马丁努斯）的《传记》（Vita S．Martini），而Gregorius Turonensis（图尔的额我略／贵格利）也写了4部书（De virtutibus S.Martini《论圣马丁努斯的美德》。
在高卢（法国地区）南部，圣Honoratus（霍诺拉图斯）—他后来当Arles（阿尔勒）的主教—大约于410年在Nizza（尼撒）附近的Lerinum＝Lerins（雷让）海岛上建立了一座隐修院，它后来成了学术活动的基地和培养主教们的学校（参见60.2）。不久后，那位来自Scythia（西提亚）地区（Dobrudja，今天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Johannes（约翰） Cassianus（卡西安努斯／迦贤努，约于435年去世，他在“恩宠争论＂中反对圣奥古斯丁的观点，参见57.2）在Marseille（马赛，法国南部）建立了两个隐修院，一个男人隐修院（称为St.Victor（维笃）“圣维克托修院”）和一个妇女隐修院。他自己在Bethlehem（白冷城／伯利恒）的一座隐修院获得了他们的宗教教育，后来在埃及的“退隐者”（anachoretes）那里生活了10年。这样，他成了灵修导师以及东方和西方之间在灵修生活方面的桥梁。他在两部很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写出自己的苦修经验（De institutis coenobiorum《集体隐修者的制度》，Collationes patrum《教父们的语录》）。他认为，一位隐修者的主要任务是克服8个主要的恶习。根据他的说法，最完美的状态是慈爱。不过，他关于“神恩”（charismata）和“默观”（contemplatio）的教导似乎包含一些太主观的因素。在第6世纪上半叶，Arles（阿尔勒）的总主教，圣Caesarius（凯撒利乌斯／该撒留，542年去世，参见78.4）对于高卢南部的隐修生活的发展特别有贡献；他写了两个杰出的隐修士和修女的会规。他在Arles（阿尔勒）建立了一个修女院，并指定他的妹妹Caesaria（凯撒勒亚／该撒利亚）为院长。大约在600年之前，Sevilla（赛维亚，西班牙）的总主教Leander（雷安德，参见78.4）也曾经写了一个修女会的会规。
西方教会的隐修院和修道的制度基本上和东方的是一样的。因为在很长的时间没有共同的会规，所以各地的隐修院呈现出很大的差别。根据Cassianus（卡西安努斯／迦贤努）的说法（De inst．coenob．2，2），几乎每一个隐修院都有了自己的制度。他自己基本上接受了东方的严格规定，但在个别地方采取了一个比较宽容的态度。在很多地方，小孩子被送到隐修院，为了在那里受良好的教育。这种习俗一方面来自《圣经·旧约》1Kgs1：24（列王上，Samuel撒慕尔的例子），另一方面来自罗马传统的家庭制度：古罗马的家长可以完全决定儿子的生活。那些幼年人隐修院的孩子被称为donati，oblati（“奉献的孩子”），而那些在成年时期入隐修院的人被称为conversi（“转化的”）。圣Benedictuis（本笃）在自己的修道院中也继承了这个制度，他也接受了孩子修道，但他并不是这种习俗的创立者。只有在第7世纪，人们才认为，那些“被奉献者”的孩子都有当隐修者的义务。不过，GregoriusMagnus（大额我略／贵格利）教宗要求意大利Campania地区的隐修院不可以接受18岁以下的孩子（参见Ep．1，50）。虽然如此，这种“接受小孩子”的习俗仍然存在。633年在Toledo（托莱多，西班牙）举行的主教会议规定（参见会议文献，第49条）：Monachum aut paterna devotio aut propriaprofessio facit（“个人自己的宣发圣愿或父亲的宗教热忱都可以让一个人成为正规的隐修士”）。这种原则在教会的法典中也被接受（Decret．Grat．C．3，C．XX．q．1），基本上对整个中世纪都是有效的。
72.7在西方的教会中，圣Benedictus（本笃）开始隐修生活的改革和重新设定（Reform und Neugestaltung），因此他也被称为西方隐修传统的“圣祖”（”Patriarch＂des abendlaendischen Coenobitentums）。他大约生于480年在Umbria（翁比利亚地区）南部的Nursia（努尔西亚），是罗马乡间贵族人士，先在罗马学习artes liberales（“七个自由学科”，即语文，修辞学，几何学，天文，地理等），但不久后逃离了同学们的放荡生活方式（写他传记的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教宗写，他当时是scienter nescius et sapienter indoctus“知道自己的无知，虽然没有学问仍然有智慧”，参见Dialogi2，praef）。Benedictus（本笃）离开了罗马并在Sabina（撒宾纳）的山区里（在罗马附近）过了三年的隐修生活，他住在Subiaco（苏比亚科）附近的山穴里，过祈祷和严格克苦的生活（这些地方和下文的地名都在意大利中部）。他领导了Vicovaro（维克瓦罗）隐修院一段时间，后来在Anio（安优）河流域中建立了12个隐修院。由于内部的阴谋，他必须离开，所以他去Campania（堪帕尼亚）地区，并于529年在Casinum（卡西农）城附近的山上，在一个旧的Jupiter（尤皮特）庙的遗址上建立了著名的Monte Cassino（卡西诺山）隐修院，这个隐修院成了本笃会的摇篮与核心。Benedictus（本笃）就在这里工作一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547年3月21日，或548年？）。他是一位很受尊敬的灵修导师。根据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贵格利）的传记，在Monte Cassino（卡西诺山）隐修院当院长的Benedictus（本笃）还与他的姐妹Scholastica（斯高拉蒂加）保持联系—她也有修道的愿望，并大概在Monte Cassino（卡西诺山隐修院）附近指导了一个修女院。
大概在534年后，Benedictus（本笃）编写了一个“隐修院生活的法典”，就是著名的《本笃会规》（Regula Sancti Benedicti）；这部《会规》继承了隐修传统（即Pachomius帕霍米乌斯，Basilius巴西略／巴西流，Cassianus卡西安努斯／迦贤努，Caesarius凯撒利乌斯，以及一个所谓的Regula Magistri《导师的会规》-它也许来自Cassiodorus卡西欧多鲁斯），又建立在自己的丰富经验之上。也许Agapitus（阿加皮图斯）教宗（535—536年）命令了Benedictus（本笃）写这个会规。圣本笃的《会规》（Sancta Regula，Regula）的特点是教导者的智慧，有节制的克苦，适应性（弹性）和组织上的能力。这个会规的目标是“跟随基督”，它针对“卡西诺山隐修院”和Benedictus（本笃）所建立的其它的修院。遗憾的是，那些Langobardi（伦巴第人）于581年（或更早，在577年）毁灭了母修院（即Monte Cassino卡西诺山），而这个重要的隐修院于717年才被恢复了。人们在第7世纪将圣Benedictus（本笃）的骨灰转送到法兰克人在Loire（卢瓦河）边的Fleury（佛罗利）隐修院。同时，本笃会的会规传遍全西欧地区，因为教宗们支持这个会规（尤其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大贵格利，他自己是本笃会隐修者，并把他的著作Dialogi（《对话》）第2卷献给圣Benedictus本笃，参见64.7）。各地的国王们也推荐了这个会规，所以它能够逐渐代替其它的会规，比如圣Caesarius（凯撒利乌斯）和圣Columbanus（高隆班／科伦巴）的会规（见下）。圣本笃的会规为那些新出头的格尔曼／日耳曼和罗曼地区的国度提供了隐修团体的固定模式，这个模式引导了人们发挥和发展很多潜力和潜能，而且它也是“创造文化的”（kulturschoepferisch）-虽然圣Benedictus（本笃）没有这样的计划或预见。一直到第12世纪，他的《会规》是整个西方教会隐修运动的唯一基础，在此以后也仍然是那些新的会规的根源或榜样。根据Benedictus（本笃）的说法，光荣上帝是修道的目标（ut in omnibus glorificetur Deus，c．57），当隐修者是一种“当主的仆人的空间和自由学习”（schola dominici servitii），其主要的任务是提高礼仪的文化（礼仪＝opus Dei；officium divinum；参见67.7）。除此之外，《会规》也要求隐修者们有体力劳动，而且必须每天读《圣经》的一段（所谓的lectio divina）—这就意味着，隐修者需要懂拉丁语，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和学问。这样，基本的原则（“祈祷和工作”Ora et labora）很有机地注意到整个人的生活。隐修生活的基本原则是stabilitas loci（固定在一个隐修院住），conversatio／conversio morum（培养良好的道德习惯），oboedientia（服从院长的指导—当一个人正式进入隐修院时，他也必须宣发这三方面的“圣愿”（参见《会规》c．58）。通过“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原则，隐修者们就不能再摇摆在“世俗世界”和“隐修院”之间，也不能“周游各地”（参见上文，72.5）。圣Benedictus（本笃）仅仅要修士们读《圣经》（lectio divina），他没有想到让他们进行什么学术性的研究或著书，因为他生活在“民族大迁移”的混乱时期，而当时大部分的隐修者是一些没有学问的平信徒。但在这方面很快就发生变化。那位来自罗马贵族家庭的Cassiodorus（卡西欧多鲁斯／迦修多儒，参见43.3；78.2）在东哥特王国当高官后约于540年在意大利南部的Calabria的家产建立一个称为Vivarium（维瓦利翁）的隐修院。他不仅仅教导他的隐修者们，使他们学习古典知识和神学知识，也要求隐修者们搜集和抄录古老的书卷或手抄本。很多本笃会会士也效法了这个榜样，所以他们的修会在精神生活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本笃会的隐修院在很多地方开垦了荒芜的地区，将比较高级的物质生活教给周围的农民，但同时也拯救了很多古代的经典或教父时期的著作，使它们安全地渡过“民族大迁移”的灾难时期。这样，本笃会成了西欧人的重要“导师”，并且在中世纪早期是一切高级教育和神学知识的最重要载体。因为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大贵格利）教宗要求本笃会参与对外的传教工作（参见44.4），这个修会也在盎格鲁—撒克逊及其他格尔曼／日耳曼民族的归化方面有重大的贡献。
72.8在6世纪末和7世纪初，高卢地区教会生活的革新者是一位来自爱尔兰的传教士，就是圣Columbanus（高隆班／科伦巴）。他于590年和12个朋友一起从Bangor（班格尔，参见44.2）隐修院出发，开始在欧洲大陆进行传教。他是一个严格的苦修者和具有口才的“忏悔布道者”（strenger Asket und gewaltiger Bussprediger），先在Bretagne（不列塔尼半岛，法国西北部），后20年在Burgundia（勃根第）传教，在那个地区建立了Anegray（Anagrates阿内格莱），Luxeuil（Luxovium卢修）和Fontaines（Fontanae次塔内）隐修院。在Luxeuil（卢修）隐修院，他自己当院长（参见43.8）。他（或他的学生）编写了一个很有影响的Poenitentiale（《忏悔书》）。由于复活节日期的争论（参见69.6），他和当地的法兰克主教们发生了冲突，又与Burgundia（勃根第）的国王Theuderich（特欧得利）和这个国王的祖母Brunhilde（布伦希尔德）有了矛盾，所以他被迫离开Luxeuil（卢修），并在610—612年开始在Zuerichersee（苏利士湖）和Bodensee（博登湖）向那些Alamanni（阿拉曼尼人，一个格尔曼人部落）传教（参见第2卷，79.1）。当那个地区（称为Austrasia奥斯特拉西亚）也落到Theuderich（特欧得利）王的手里，他就跨越了Alpes（阿尔卑斯）山脉，并在意大利北部，在Trebbia（特瑞比亚）河的流域，在Piacenza（彼亚申撒）的西南部建立了Bobbio（波比欧）隐修院，615年在那里去世。Columbanus（高隆班／科伦巴）的《会规》提出了严格的补赎要求，为了小小的错过就要受身体上的惩罚。这个《会规》在法兰克地区和意大利北部在某一段时间内相当受推崇，传播得也很广，但从7世纪末以来，它逐渐让步于圣Benedictus（本笃）的《会规》，因为圣本笃的《会规》比较温和，比较有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