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古代教会史

70、对圣人／圣徒及圣物的尊敬。圣像敬礼和朝圣习俗

70.1早期的基督徒对于殉道者们表现了热切的尊敬（参见14.4），而在教难时期以后，这种热忱仍然存在，甚至增加了。殉道者的骨灰（希腊语leipsana，拉丁语reliquiae）很受尊敬，据说它们有一种特殊的治病的力量或神秘的效力。信徒们很喜欢去瞻仰殉道者的墓，他们甚至从很远的地方来“朝圣”，在圣人的墓之上建立了教堂或小圣堂（希腊语martyria，拉丁语为memoriae，basilicae）。在遇到困难时，信徒们也经常请圣人／圣徒们为他们转求。如果一个殉道者的骨灰被迁移到另一个教堂（所谓的translationes），或如果一些新的骨灰被发现，信徒们会举行很大的庆典。在大教堂的圣坛中都保存着一些殉道者的骨灰（参见71.3）。一些殉道者的节日传播很远。希腊教会有一个“众殉道者节日”（参见69.4），而罗马的Bonifatius（博尼法斯）教宗在609或610年祝圣了古罗马的Pantheon（万神殿），将它奉献给圣母玛利亚和一切殉道者—这就为后来的“诸圣节”奠定了基础。当时也出现了很多关于殉道者的文献，但很多这样的“殉道者传记”不能算为历史研究，而更多有传奇的特征（参见14.4）。自从第4世纪，比较大的教堂开始记载殉道者去世的日子（即他们的纪念日），比如一位罗马历史学家于354年（参见78.3）编写了一部Depositio episcoporum et martyrum（《诸主教及殉道者名录》），大约在400年，Carthago（迦太基）（迦太基），Neapolis（那布勒斯）和叙利亚的教会都有一些“纪念殉道者的日历”，而这些文献发展到篇幅很大的Martyrologia（《殉道者名录》或译《殉道者列传》，在东方称为Menologoi或Synaxaria）。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Martyrologium Hieronymianum（《热罗尼莫／耶柔米的殉道者名录》），它从圣诞节开始，大约收录了6000名殉道者和圣人／圣徒的名字。但这部著作并不是圣Hieronymus（希罗尼穆斯）（希罗尼穆斯）（热罗尼莫／耶柔米）写的；它约于450年形成于意大利北部，后来于600年在高卢被重编。692年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举行的主教会议规定了拜占庭教会的圣人／圣徒日历。

朝圣的目的地主要是圣Petrus（彼得）和圣Paulus（保罗）的墓（参见44.4关于英国人的说法），以及罗马圣人Hippolytus（希坡律图）（希波吕图斯）的墓，Carthago（迦太基）（迦太基）主教圣Cyprianus(居普良)（西彼连／居普良）的墓，叙利亚沙漠中圣Sergius（塞尔基乌斯）的墓，圣Martinus（马丁努斯）在Tours（图尔）的墓（参见72.6），以及圣Felix（菲力斯）在意大利Nola（诺拉）的墓—最后两个人不是殉道者。在东方很著名的朝圣地是圣Thecla（特克拉）在Seleucia（Isauria）的墓和圣Menas（梅纳斯）在埃及的墓—这个墓在1905年再次被发现，它在Alexandria（亚历山太）以西的沙漠里，大概在5、6世纪是整个东方教会最繁荣的朝圣地。

70.2对殉道者的敬礼是很自然的事，在人的本性深处就有这种尊敬伟人的倾向，而如果这种敬礼不超过适当的范围，它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可赞美的和有益的。当然，这些敬礼也引起一些不理想的现象：在庆节上有暴动，有一些迷信的观念和习俗，有圣物买卖，有假冒的圣物，而教会的长上及神学家都反对这些不良现象。人们也意识到，对于圣人／圣徒的敬礼（希腊语的douleia，time）和对于上帝的钦崇（希腊语的latreia，拉丁语的adoratio）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一些人谴责了信徒们不知道这个差别或崇拜偶像，但当时的神学家都指出敬礼和朝拜之间的区别，比如Epiphanius（埃皮法尼乌斯）（埃彼法尼乌斯），Cyrillus de Alexandria（亚历山太）（济利禄／区利罗），Theodoretus（狄奥多莱），Augustinus（奥古斯丁）等。

19世纪很流行的“宗教历史学派”的观点是这样的：古代教会对殉道者，对圣人／圣徒或对圣物的敬礼仅仅是延续古希腊罗马对“英雄”或对亡者的崇拜，或说，某些基督宗教的圣人直接是某些外教人的神灵的“继承人”，而且教会对圣人／圣徒的尊敬在某种程度上保存了多神论的因素。然而，教会对圣人／圣徒的敬礼都有明显的基督宗教的特征，与外教人的崇拜有本质上的差别，因为外教人的崇拜是以“魔术”为主，而基督宗教的敬礼的主要因素是伦理道德上的提升和“为我们转求上帝”的祈祷，虽然在某些敬礼的形式上，外教人和基督徒的敬拜也会有相似之处。我们也不能说，外教人的神灵直接变成了基督宗教的圣人／圣徒（比如Usener曾认为Pelagia＝Aphrodite；Cosmas＋Damian＝Castor＋Pollux，Georg＝密特拉，Barbara＝Danae，Agatha＝Penelope，Thecla＝Athene等等，但这种“继承”都没有证据）。当然，在文学上会有一些神话因素或传奇题材也被“圣人传记”的作者所引用。

70.3除了传统的圣人／圣徒以外，4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人。教会现在认为，在那些没有殉道的杰出信徒中可能也有一些可以称为“圣人／圣徒”—他们是道德榜样，有虔诚的信仰，尤其是隐修者和独修者（他们是祈祷和克己的“英雄”）或一些主教（他们为了保卫正统的信仰而勇敢地奋斗了一生）。这些人的共同名称是confessor（告解神父）（“宣认信仰者”，参见14.4）。除此之外，天使们（尤其是Michael弥格尔／米迦勒）和一些《旧约》的人物（先知们，Maccabaei（马加比家族）玛加伯弟兄）也受尊敬。然而，最大的敬礼属于童贞荣福Maria（马利亚）（玛利亚／马利亚），因为她最靠近救世主；在300年以前，人们也私下尊敬了圣母，但现在她获得正式的敬礼，正如那些新的纪念圣母的节日（参见69.5）所表现的那样。虽然Nestorius（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派的人不愿意称她为“上帝之母”（参见54.1，2），但431年在Ephesus（以弗所）的主教会议上（这个会议召开在一个献给圣母的教堂里）很支持对圣母的敬礼。那些反对“终身童贞”的说法的人包括所谓的AntidicoMarianiti（阿拉伯的一个教派），Sardica（撒迪卡）的主教Bonosus（波诺苏斯，参见50.5），第4，5世纪的平信徒Helvidius（赫尔维迪乌斯），罗马的隐修者Jovinianus（约维尼安努斯）以及高卢南部的长老Vigilantius（维基兰奇乌斯）—他们也曾反对过任何“克己”（ascesis）和隐修传统（参见72.6）。然而，那些杰出的教父们（如以弗所书raem，Epiphanius（埃皮法尼乌斯），Ambrosius（安波罗修），Hieronymus（希罗尼穆斯）（希罗尼穆斯），Augustinus，Cyrillus de Alexandria（亚历山太），Johannes（约翰） de Damascus）很成功地反驳了他们的一切攻击，这样圣母的“童贞”更受普遍的尊敬。因为隐修者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受重视，所以很多人也认为，玛利亚就是一切高尚追求或宗教追求的理想和榜样，他是“第二个、没有罪的Eva（厄娃／夏娃）”。

在阿拉伯不但有一些反对圣母的人（见上），而且也有一些太过分赞美了Maria（马利亚）（玛利亚／马利亚）的人，比如大约在370年有一些妇女以拜偶像的方式献给Maria（马利亚）（玛利亚／马利亚）一些饼子（称kollyris）并吃这些饼子。Epiphanius（埃皮法尼乌斯）（埃彼法尼乌斯／伊彼法纽）在其著作中（Haer．79）记载了这种习俗并严厉地谴责了这些妇女。在第6世纪，拜占庭的Leontius（莱安提乌斯）曾提到了一个PhiloMarianiti（“爱玛利亚派”）的教派，也许指同样的教派。然而，根据这类的现象还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圣母的敬礼的来源是古代外教人对Magna Mater（Cybele）（“大母”）等“大母女神”的崇拜。这两种宗教现象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70.4《圣经·旧约》在原则上拒绝任何神像（参见Ex20：4），而且当外教人的偶像崇拜还很旺盛时，基督徒们都多少会反对任何圣像，包括基督徒的画像。因此，头300年的教父和教会作者都相当冷漠地对待了圣像；他们大部分认为，《旧约》的命令仍然是有效的。根据同样的理由，约于306年在西班牙Elvira（埃尔维拉）（厄尔维拉）的主教会议提出一个严格的规则（会议文献第36条）：Placuit picturas inecclesia esse non debere，ne，quod colitur et adoratur，in parietibus depingatur（“在教堂中不可以有图像，以免在墙上画一些受崇拜和敬拜的东西”）。后来还有一些人反驳（部分上很严厉地反驳）圣像，比如Eusebius（优西比乌） de Caesarea（凯撒利亚），Epiphanius（埃皮法尼乌斯） de Cypro，大约于600年还有Marseille（马塞尔）的主教Serenus（塞任努斯）。然而，另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怀着另一种态度（罗马地下墓穴中的画像也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能说，古代的基督徒都“憎恨画像，憎恨美术”。因为外教人的传统在第4世纪逐渐消失了，所以反对圣像的主要理由也不存在，因此自从第4世纪出现了越来越多圣像。这些画像的作用一方面是当教堂的装饰品，另一方面也是为信仰的教育和精神上的振奋服务。不过，也有一些关于“朝拜”（adoratio）圣像的记载，所以那些本来保卫了圣像的人也开始谴责这样的现象，比如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贵格利，参见Ep．9，105；11，13）。对圣像的敬礼也可以这样解释：其中的敬拜不是对圣像的尊敬，而是对于其中画的圣人／圣徒的尊敬。因此，在第5到第7世纪中，东方教会大量地发展了“圣像敬礼”，而西方教会在这方面更冷静和采取有所保留的态度。在东方的信徒认为，圣像不仅仅是一些符号或象征，也是它们真正是超然力量的传达者和中介者，所以人们亲切的亲吻它们，并在圣像前跪下，点燃蜡烛，烧香等等。某些圣像被视为具有特殊的来源，比如Edessa（埃泽萨）（厄德撒）的国王Abgar（亚伯加）据说有基督的一幅画像（参见12.9），而在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小亚细亚）的Camuliana也有这样的基督画像；在罗马的Sancta Sanctorum（至圣）教堂（在Lateran附近）有一个著名的Salvator（救世主）画像（它于1905年被重新发现）。另外，一些信徒相信，某些基督、圣母或圣人／圣徒的圣像“不是人手制造的”（eikonesacheiropoietoi）-这是5世纪以来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在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罗马教会更重视对于Petrus（彼得）的敬礼，比如一些基督徒的石棺上有相关的雕塑。

70.5那个时代的信徒喜欢到圣人／圣徒的墓地去朝圣，但更想去巴勒斯坦地区朝圣，因为那些地方都是神圣的，是“圣地”，因为主基督曾经在那里生活，在那里活动过。有一个文献，所谓的Itinerarium Burdi加ense（《布迪伽拉游记》，它来自公元333年），描述到圣地的朝圣过程，对于礼仪历史研究很重要的是另一个文献，即大概于4世纪末写成的Peregrinatio ad loca sancta（《去圣地朝圣游记》）；这部著作的作者大概是一位来自西班牙或高卢南部的修女（名为Aetheria／Egeria／Eucheria？）。有的信徒太过分强调了“朝圣”的价值，所以个别的教父也曾经谴责了一些不健康的观点，参见Gregorius de Nyssa（Ep．2，De iis qui adeunt lerosolyma“论那些去耶路撒冷的人”）和Hieronymus（希罗尼穆斯）（希罗尼穆斯）（Ep．58ad Paulinum《致保利努斯的信》）。

70.6据说，Constantinus（君士坦丁）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Helena（海伦纳）曾经去了巴勒斯坦圣地朝圣（324年以后），并发现了基督的十字架。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告首先记载于395年（Ambrosius（安波罗修）盎博罗修，De obitu Theodosii《论狄奥多西的去世》c．43ff），还有别的作者和历史学家（Rufinus，10,7-8；Socrates，1,17）。但因为上面提到的Itinerarium Burdi加ense（《布尔迪伽拉游记》）和Eusebius（优西比乌）（欧瑟比乌斯／优西彼乌）的著作没有提到这件事，关于Helena（海伦纳）发现十字架的故事大概不是完全可靠的。然而，耶路撒冷的主教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于348年在他的著作中（Catecheseis mystagogicae，4,10；10,19；13,4）说，圣十字架存在，它受尊敬，而他的木块分散在整个世界里。9月14日的“圣十字架节”（Exaltatio s．crucis）好像早在第4世纪末的耶路撒冷就被举行。这个节日传播到整个东方教会，而在7世纪末以后，西方教会部分地区也接受了这个节日。西方教会大约于650年后在每年的5月3日还过一个“重获圣十字架节”（Inventio s．crucis），这就是为纪念Heraclius（赫拉克留斯）皇帝于628／629年重新从波斯人的手里夺回了十字架，因为波斯人于614年从耶路撒冷城那里抢走了这个圣物。

71、古代教会艺术。圣堂器皿和礼服

71.1基督宗教的艺术在313年以前仅仅在很有限度的范围中有发展的机会，比如在罗马的地下墓穴（参见23.5），但在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大帝）的解放后，它获得强大的激励，能够发挥。在Diocletianus（戴克里先）皇帝的教难中（参见16.4），似乎所有的教堂都被拆毁，这又为教会艺术的发展提供需要和机会。那些基督徒皇帝，尤其是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后来还有Theodosius I（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I（狄奥多西二世）（狄奥多西二世）和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皇帝，各地的主教，罗马的教宗和各地的城市都在建立堂皇的教堂方面非常热心。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广大地区都出现了新的教堂，无论是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或是在西部。大约在315年，罗马最古老的basilica（圣殿）教堂被建立，就是Lateran（拉特兰）大堂。在它以后还有许多其它的教堂被建立：St.Petrus（彼得）（圣彼得／彼得大堂），S.Maria Maggiore（圣母大殿），St.Paulus（保罗）（圣保禄／保罗大堂），S.Lorenzo（圣劳楞佐大堂），S.Clemente（圣克雷孟／革利免大堂），S．Sabina（圣撒比纳大堂），S．Agnese（圣阿内斯大堂）等。1950年在德国Trier（特里尔）进行的考古工作呈现出一个110米乘112米大的大教堂的地基。意大利北部的Ravenna（拉文纳）曾经从Honorius（霍诺留斯，402年）以来成了罗马帝国西部的朝廷，所以也保存了很多来自第5、6世纪的杰出建筑物，部分是大教堂（S．Apollinare Nuovo；S.Apollinare in Classe），部分是洗礼堂和墓屋（mausoleum）。在叙利亚出现了用石头的建筑技术（粗壮的石柱，拱顶）。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西方（希腊）和东方的建筑因素结合，形成了所谓的拜占庭艺术风格。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皇帝早就在那里建立了很多美丽的教堂（参见Eusebius（优西比乌），Vita Const．3,48），但最有名的杰作是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游斯丁）皇帝于532—537年间建立了“圣智慧大堂”（Hagia Sophia），它献给基督（“圣父的智慧”），不过从1453年以来，它变成了一个清真寺。这个教堂的内观是艺术创造和宗教气氛的最优雅结合。

71.2在第4世纪初就出现了basilica（“圣殿”）的建筑风格（名字来自basilike 斯多亚“君王之大厅”），它成为基督宗教大教堂的标准建筑形式。虽然在古代的时候，这种basilica（“大厅”）被用为“超市”或“法庭”，但基督宗教基本上重新创立了这个“大厅”，使之成为“大堂”，其风格结合庄严气氛和实用性。basilica圣殿的平面图是一个长方形，在前部左右边有一些小祭坛，信徒们在那里安放他们的奉献品。除了中殿以外还有两个或四个旁殿，但中殿比较高。在前方上面有一种“凯旋拱顶”，它的目的是集中目光到祭坛。在祭坛后有半圆形的apsis（内殿，亦称concha，tribuna），在那里有主教的宝座（thronos，cathedra）和长老们的座位。在门口之外，平常有一个小“前殿”（narthex，porticus）或一个正方形的“前院”（atrium），中间有一口井（cantharus）。整个教堂一般是朝东方建盖的，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也是外教人的传统），而基督徒们大概从一开始有这种“向东方建立教堂”的习俗。然而，直到第5世纪，罗马的教堂中也有很多是相反的，它们朝西。教堂的塔楼首先是在东方出现的（叙利亚），在西方的教堂（罗马，Ravenna拉文纳／腊万纳）在6世纪才建立高塔，并且不是和教堂结合的，而是独立的塔楼。

除了长方形的“大殿”以外，圆形的建筑也很受欢迎，尤其在baptisterium（洗礼堂）那里经常施用这种风格（罗马：S.Giovanni in Laterano；Ravenna：S.Giovanni in fonte；S.Vitale；Milano：S.Lorenzo）。墓屋和亡者的纪念堂也多用这种圆形的风格（罗马：S.Constanza；Ravenna：加la Placidia皇后的纪念堂；Theodoricus Magnus的墓屋）。东方的教堂也多是圆形的，其屋顶是圆形拱顶。长方形的建筑和圆形风格的结合造成了拜占庭的特殊教堂风格（所谓的Kuppelbasilica）。

那些洗礼堂（baptisterium，参见66.3）建立在教堂附近，而在教堂和洗礼堂之间有一道走廊。在洗礼堂正中间有一个水池（kolymbethra，piscina，fons），它有台阶；受洗的人可以下去，必须全身浸入水中。后来，婴儿洗礼成为普遍的，所以一个“施洗石头”代替了水池，而这个石头后来被安放在教堂里。

早期的基督徒都反对多神论，所以雕塑艺术的发展比较慢，但从第3世纪保存的大理石雕塑像中也有一些是很有艺术价值的（“善牧”，罗马的Hippolytus（希坡律图）（希波吕图斯）的雕像（参见39.4）以及梵蒂冈的grottoe中的彼得／彼得雕像）。在第4、5世纪里，那些比较富裕的基督徒为自己准备了一些石棺，在它们上面的雕塑很精美。其中所施用的象征和风格和地下墓穴基本上是一样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小形的雕塑品或铸造品（用青铜、泥土、木材或象牙）。Ravenna（拉文纳／腊万纳）主教Maximinianus（马克西米努斯）（马克西米尼安努斯）的主教座是象牙作的雕塑品，非常优美（约于550年）。

基督宗教的绘画传统在313年以前的罗马地下墓穴中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参见23.5），现在在“地上”的大教堂那里有良好的发展条件。在教堂的中殿，凯旋拱顶，半圆形的前部建筑以及圆形的拱顶都开始有个别的图画或一系列的图画，部分上是以mosaic（马赛克，名字来自希腊语的musai文艺女神）作的—这些马赛克图似乎永远不会受到破坏。最受欢迎的题材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基督，他被描绘成老师或“宇宙的君王”（Pantocrator），在他周围有天使、使徒和圣人／圣徒。另外，“羔羊”和四个福音的象征动物（人，狮子，牛，老鹰）也经常在古老的画图上出现。马赛克艺术的最辉煌杰作是5、6世纪的罗马教堂S．Pudenziana，SS.Cosma e Damiano，S.Maria=Maggiore和Ravenna（拉文纳）的S.Giovanni in fonte，S.Apollinare nuovo和S.Vitale教堂。

71.3教堂中最重要的地方是altare（祭坛），它的位置在apsis（内殿）的前面或在内殿的门口。在祭坛周围的地方被称为presbyterium（只有长老，圣职人员和领唱员能坐在那里），而在它和中殿之间有一排栏杆（希腊语称kigklides，拉丁语称cancelli），或有一排石柱。在6世纪的东方教堂里，从这种“栏杆”发展出所谓的iconostasis（“圣像屏帏”），它是木头作的，很少是石头的，而在这个iconostasis上有基督、玛利亚、洗者若翰／约翰、总领天使和最受欢迎的圣人。在中殿的前部分有“讲道台”（ambo／ambon，pulpitum，suggestus），这是一种木头或石头作的架子，读经员从那里宣读《圣经》的经文，后来也成为讲道者布道的地方（参见67.4）。在313年以前，祭坛是一个没有布置的，可以调整的木桌（拉丁语的mensa），它在感恩祭以外没有什么礼仪方面的作用。自从第5世纪以来，这个桌子一般是石头作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古老的习惯：他们要在殉道者的纪念日到他们的墓那里去，并且要在尽量靠近墓的地方举行感恩祭（参见23.5）；后来，对于殉道者的敬礼和敬佩更增加（参见70.1），所以在350年后，他们在殉道者的墓之上建立一个basilica（圣殿），而圣殿的祭坛直接是在墓之上的（所谓的confessio）。由此发展了这样的习惯：在城市中心的教堂也要成为“殉道者教堂”，他们也保存了一个殉道者的骨灰到这些教堂的祭坛里。这样，祭坛逐渐获得了一种类似石棺的形式，而普通的“桌子祭坛”消失了。这样，祭坛和教堂的楼宇自己成了一个res sacra（神圣事物，因为它是基督的象征），并且后来也特别被祝圣（consecratio）。到第6世纪，教堂中只有一个祭坛，而东方的教堂一直到今天只有一个祭坛，但在西部开始在旁边有更多的小祭坛，这样可以举行私人的弥撒。在大的祭坛之上有一个建立在四个柱子上的baldachinum（宝达锦，华盖，称为kiborion，ciborium，umbraculum），而华盖在四面都有一布幕（称tetravela“四面布”）。为了保存圣体，信徒在第8世纪开始在华盖中挂一个有鸽子形状的金属作的器皿（金子或银子作的，被称peristerion，columba，参见67.5）。

最重要的礼仪器皿是calix（圣爵，圣杯）和patina（圣盘，diskos）。中世纪的教会规定，圣爵应该是金属作的，但早期的教会除了金属以外还有木制的，玻璃作的或陶器圣杯。除了长老用的弥撒圣爵以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平信徒用的圣爵（称为scyphus，calix ministerialis，calix ansatus）。

71.4在最早的时候，基督宗教的长老们没有什么特殊的礼仪服装。圣职人员在礼仪中就穿一般的礼服，在4世纪的罗马是一个紧袖的tunica（束腰外衣）（羊毛作的内衣），还有dalmatica（上衣）和paenula（外衣）。当圣职人员在4、5世纪被视为一种“官员阶层”时，这些罗马服装后来成为圣职人员的固定礼仪服装。从tunica（束腰外衣）（内衣）发展出来的是alba（长白衣），而原来的外衣（paenula）后来变成正式的弥撒祭披（casula，planeta）。633年在Toledo（托莱多）召开的主教会议（第28条）提到这两种衣件是圣职人员的“制服”，另外还提到长老和执事都要带的orarium（它后来变成所谓的stola领带）—380年的Laodicea（劳迪则亚）会议早就提到过这个“领带”（orarion）。Liber Pontificalis（《教宗列传》）在Vita Silvestri（《西尔维斯特教宗传》，他于335年去世）和在Vita Zosimi（《佐西木斯教宗传》，他于418年去世）中提到某一个pallium linostimum（一种装饰布），后来变成所谓的manipel（外衣）。上述的Toledo（托莱多）会议也说，主教除了orarium（领带）以外还有主教的戒指和主教的权杖（baculum）。另外还有一个在东方被称为omophorion的“背心”，就是pallium（白羊毛披肩带）—它大概最早是一个世俗的荣誉服装，比如皇帝会送高级官员这种衣服。在西方教会中，最早只有教宗带这个pallium（白羊毛披肩带），但在第6世纪，教宗们开始向别地区的主教—尤其是总主教—送这个pallium（披肩带），第一次可能是Symmachus（西马克斯）教宗于513年向Arles（阿尔勒）的总主教Caesarius送这种荣誉披肩带；它代表与罗马教会的特殊联系，后来也有法律上的意义。教宗和他的执事们除了tunica（束腰外衣）以外还穿着第二个内衣，就是dalmatica（有长袖的白衣）。在Ravenna（拉文纳）的圣职人员早在6世纪就开始穿它，而自从第9世纪，这个dalmatica（白衣）成为主教们和执事们普遍用的礼服。在古代的教会里，礼仪服装的颜色似乎都是白色，只有在中世纪早期（第8、9世纪）开始才有更多的礼衣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