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中国教会史（孙睿之）

第三课

景教和天主教在元代的发展

一、景教（也里可温）在元代的发展

A、13世纪东方教会中国境内大主教区

1、喀什噶尔教区（现新疆）；

2、唐兀教区（现甘肃）；

3、秦（Sin）教区（现山西大同）；

4、汗八里（元大都）教区（现北京）。大主教座堂设在元大都。

B、蒙元治下的也里可温

1、“也里可温”的意思——源自希腊文“ἄρχων”（高贵的），经过波斯文““ärkäwün”、亚美尼亚语“arkhawun”，跨越整个中亚地区，进入蒙古大草原，被突厥游牧民族吸收，最终以音译的方式，以“也里可温”之名载入汉文史册。

2、也里可温的特权——与皇室关系密切，受命为皇家祝寿、祈福，参与皇室祭祀。信徒不用服兵役、徭役，减免赋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于大都为也里可温设独立官署“崇福司”（后改为“崇福院”），统筹全国72所也里可温掌教司事务，拥有相当的宗教与族群自治权利。

3、也里可温的兴盛——据《马可波罗游记》所述，由喀什以东直至北京，沿路随处都有景教信徒。该教教堂遍布中国各地，如蒙古、甘肃、山西、云南、河北之河间、福建之福州、浙江之杭州、江苏之常熟、扬州、镇江等处。有人统计当时在大都的景教徒大约有3万，加上西北、漠北约有10万。他们持守传统东方教会信仰。

4、也里可温的特点——汉文化的渗透。从族谱、神道碑可知，元代基督徒基本上是家族性的，如汪古部就有阿剌兀思氏、赵氏、马氏和耶律氏四大家族累世信教。定居中原地区之后，他们开始逐渐被汉文化渗透，改用汉姓，与汉族通婚，并学习和认同儒学。赵世延、马祖常虽出身基督徒世家，但都是元代著名文人，有深厚的儒学造诣。

C、元代著名的信徒

1、马薛里吉思——原籍撒马尔罕，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出任镇江府达鲁花赤，“常有志于推广教法”（《大兴国寺记》）。“一夕，梦中天门开七重，二神人告云：‘汝当兴寺七所’。”（《至顺镇江志》）于是辞官（1282年），改建自家为大兴国寺，又建甘泉寺、云山寺、聚明寺、丹徒县四渎寺、黄山高安寺。除镇江6寺外，还在杭州建大普兴寺。短短5年建起7座教堂，朝廷特“拨赐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为七寺常住”（《大兴国寺记》）。

2、爱薛东来——元代最具影响力、地位最显赫的景教士。他是弗林（叙利亚）人，被推荐到元廷，擅长大文、医学，深受定宗贵由汗、世祖忽必烈器重。出任崇福使，掌管基督教事务，为皇室信徒施行圣礼并讲道。

3、拉班•扫马（Rabban Bar Sauma,1220-1294）——汪古部大都人，汪古部隐修士。汪古部东胜人（今内蒙托克托县）马可（Marcos,1245-1317），拜扫马为师，受剪发礼为修士。1275年，两人决定去耶路撒冷朝圣，得忽必烈批准，但因战乱受阻于巴格达。1281年，马可继任东方教会主教长，成为雅巴拉哈三世，扫马任巡察总监（详见《马克和拉班•扫马西行记》。

D、元代基督教的消亡

1368年，明王朝定都南京，发檄文号召“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元顺帝北退，在华基督教也随之销声匿迹。考究消亡原因如下：

1、对蒙古帝国的过度依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流于上层社会蒙古人和色目人的信仰。民族隔阂与文化疏离，更使之依赖皇室与贵族的支持，缺乏民众基础。

3、本土化程度低，至今未发现有汉译经卷。被儒家看为邪教，并遭佛、道二教排挤。

4、相对于元朝的对外开放，明太祖朱元璋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禁止一切外来宗教和人员进入。

5、中亚突厥帖木儿（Timur,1336-1405）伊斯兰教帝国崛起，先后征服波斯、花剌子模、印度和叙利亚。景教遭到致命打击，东西交通中断。

二、元代天主教

A、初步沟通——罗马教廷遣使

蒙古人西征，使欧洲陷入恐慌。他们派人来沟通，好解除威胁。

1、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1195-1254）派遣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或译“普兰•迦尔宾”，J、P、Carpin,1182-1252）出使蒙古，觐见贵由汗。

2、1253年，法国方济各会修士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1220-1293）奉法兰西王路易九世（Louis IX,1214-1270）之命，觐见蒙哥汗，希望允许传教被拒。

B、元朝的盛情邀请

1、约在1265年夏，来自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波罗（Niccolo Polo,1230-1294），在上都和林朝觐见了元世祖忽必烈。经商议，忽必烈遣使同波罗去罗马觐见教皇，请教皇选派100名既通晓信仰教义，又熟悉七艺（指西方的修辞学、逻辑、文法、算术、天文、音乐和地理）的学者来华。

2、1271年，波罗带15岁的儿子马可（Marco Polo,1254-1324），同教皇派遣的两位博学的道明会（或译“多明我会”）修士前往中国。两位修士因故半途而返，波罗父子叔侄3人历时3年半，终于在1275年夏天到达上都（北京）。

C、天主教首位来华传教士——孟高维诺

1、所有使者带回来的消息都表明，蒙古帝国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而且蒙古统治者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宗教都采取宽容态度。

2、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Nicholas IV,12271292）派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在亚美尼亚和波斯传教的孟高维诺（G、Montecorvino,1247-1328）前往中国。1294年，孟高维诺抵达大都，获元成宗准许传教。

3、孟高维诺传教的成绩斐然：

a、汪古部高唐王阔里吉思改宗，其部众也随之改信天主教。

b、那时，大都侍卫亲军中来自高加索约3万阿兰人，收养150名7-11岁不等的儿童，施洗并教导希腊文和拉丁文，组成诗班。

c、1298年，建成大都第一所天主教堂；1305年，于大汗宫门前一街之隔，再建一座可容200人的教堂。

d、截止1305年，受洗者达6,000余人，并翻译新约和《圣咏集》(诗篇)为蒙古文。

e、1307年，教廷设汗八里大主教区，任命孟高维诺为大主教，统辖中国及远东教务；同时增派7名方济各会修士来华协助，但只有3人最终抵达。

f、1313年，在剌桐(泉州)设主教区，由当地一亚美尼亚富有妇人出资修建主教座堂。

4、1328年，孟高维诺在大都去世，享年81岁，在华传教共34年，天主教信徒约至10万。

D、元王朝宽容的宗教政策

1、信仰自由——蒙古帝国采取的是诸教并蓄、来者不拒、信仰自由的政策。泉州主教1326年致书教廷:

“在此大帝国境内，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盖彼等以为凡为宗教，皆可救护人民……吾等可自由传道，虽无特别允许，亦无妨碍。”

2、恩宠有加——“大可汗待遇国中基督教徒之服从罗马教堂者，恩眷至为隆渥。资助一切所需，其为皇帝所轸念爱护可知也。教徒有请求皇帝供给教堂十字架圣殿，以祀耶稣基督者，皇帝无不欣然许诺。惟帝亦转求代为祈祷大主，祝使圣躬康健，尤以说教时，须代为之。皇帝允许并鼓励基督教士往信异教之浮屠寺中，说天主大道，又使信异教者往听基督教士之说道。信异教者亦皆乐往，常表示虔信之诚心，解囊施舍以助。基督教徒有需救助者，皇帝陛下即遣其臣仆急周济之。”(约翰•科拉：《大可汗国记》)

3、国家津贴——泉州主教1326年致书教廷：“既抵汗八里，传教皇谕旨，拜总主教后，居其处几五年之久。于此时间，尝自皇帝取得阿拉发〔Alafa，阿拉伯语〕一份，俾可供给吾等衣食之用。阿拉发者，皇帝所赐外国使臣、说客、战士、百工、伶人、术士、贫民以及诸色人等之俸金，供其生活费用也。所有俸金之总数，过于拉丁数国王之赋税。”

4、余绪及湮灭——1333年，即孟高维诺去世5年后，罗马教廷才闻讯，派出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古拉继任汗八里大主教，但中途不知去向。1336年，元顺帝派遣16人使节团觐见教皇，请求派人继任大主教职。1342年，教皇特使意大利方济各修士马黎诺里(Marignolli,1290-1360)一行抵达大都，受到欢迎，在大都三四年后返回。此后，罗马教廷虽曾3次委任中国大主教，均未能到任。天主教在华传播陷于停顿。1362年，泉州陷落，泉州主教詹姆斯被杀，天主教失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