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加尔文传

加尔文与自然科学

现代自然科学的起源既复杂又颇有争议。例如，路易斯-S-斐尔（Lewis S.Feuer）就曾大力主张现代科学是“享乐主义兼自由意志主义精神”（hedonist-libertarian spirit）的直接产物。有些人试图表示，促使自然科学重大发展的因素只有一个。但这说法既武断又不足为信。显然，这还涉及一系列重要因素：因素之一，无疑是宗教，而且是与加尔文有关的宗教。

范围涵盖百余年前的大量社会学研究表明，基督教圈子中的新教与罗马天主教传统，在培养一流自然科学家方面一直以来都能力悬殊。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都能看见，概述如下：比起罗马天主教，新教更有能力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阿尔冯斯-德-康多尔（Alphonse de Candolle）对1666-1883年巴黎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的外国成员进行研究。康多尔的研究发现，这些成员当中，新教教徒远远多于罗马天主教教徒。根据人口，康多尔估计应该有60％是罗马天主教教徒，40％是新教教徒。但实际人数竟然只有18.2％是罗马天主教教徒，而81.8％都是新教教徒。虽然，16世纪期间荷兰的加尔文主义者人数相当稀少，但当地自然科学家绝大部分都是加尔文主义者。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的早期成员，绝大多数是清教徒。一份又一份的调查报告显示，16、17世纪的物理与生物科学，都由加尔文主义者把持。这种值得注意的观察报告，显然有必要加以解释。

加尔文对这一论争有两大贡献。在一个层面上，加尔文明确鼓励自然科学研究；另一层面上，他剔除了这一研究发展的重大障碍。加尔文的第一个贡献，是他强调创造的秩序。物质世界与人的身体，都见证了上帝的智慧与特性。

上帝为了让人人都能获得福乐，不但乐于在我们心里撒下前文曾提及的宗教种子，而且透过宇宙的整体构造，彰显他的完美，又每天向我们显现，使我们根本无法对他视而不见——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巧妙地把有形世界比作无形事物的形象。世界的精美结构就像一面镜子，叫我们可以在它里面看见那无形的上帝——天地都向我们展现了无数的证据，证明上帝的奇妙智慧。这证据指的不只是天文学、医学以及其他所有自然科学所能提供的高深证据，亦包括那些目不识丁的农夫也无法视而不见的证据。（《基督教要义》1.5.1-2）

加尔文赞扬天文学与医学（事实上，他甚至承认自己有点嫉妒它们），因为它们能够更深入地探究自然世界，并展现出更多足以证明创造秩序与造物主智慧的证据［正如前文所述（见序第3-4页），加尔文贬损哥白尼一说，完全是杜撰］。

所以，加尔文可说是为自然科学研究，赋予了宗教动力与宗教意义，因为加尔文视这研究为一种途径，可以借以认识上帝在创造物中的智慧作为，并因此增强自己对上帝存在的信心以及对他的尊崇。1561年的《比利时信条》（Con fessio Belgica）是加尔文主义者的一个信仰告白，它在低地国家（这些国家因当地的植物学家与物理学家而格外闻名）特别具有影响力。这信条声明，自然界就是“我们眼前的难得佳作，其中的创造物，无论大小，都像文学巨著一样，向我们展现了上帝的无形之事”。因此，人可以经由详尽地研究上帝的创造物来认识上帝。佩里-米勒（Perry Miller）大力强调这一点，他甚至说自然界可以成为“上帝的祭坛”，指出自然界是上帝透过“浩瀚的海洋与广袤的森林”的真正启示。类似的观点，在17世纪的皇家学会中，十分盛行。1692年，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1662-1742）根据牛顿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1687），发表了一系列讲演。牛顿在《数学原理》中阐释宇宙的规律性，他认为这种规律性能够证明上帝的设计。本特利在准备讲稿时，牛顿写信给他，信中说道：“在我撰写那探讨我们的系统的专著时，我曾着眼于一些原理，它们能促使深思熟虑的人，相信上帝的存在。当我发现这本专著有这样的效果时，再也没有什么事能令我如此高兴了。”加尔文认为宇宙是“上帝荣耀的剧院”，在其中的人，则是具有欣赏能力的观众（《基督教要义》1.6.2）。这一说法所要表达的信息，再明确不过。

此外，加尔文也可说是剔除了自然科学发展的重大障碍，即圣经的字面主义（biblical literalism）。加尔文在两个不同层面上解放了科学研究与理论，使它们不再受制于对圣经的粗略的字面理解：首先，加尔文宣称圣经里的自然主题，不是世界的结构，而是集中于在耶稣基督里，上帝的自我启示与救赎。其次，加尔文主张圣经语言的俯就特性。对于这两点，本书拟进行个别探讨。

加尔文表示（尽管他在这方面并不全然前后一致），圣经讲论的主要是有关耶稣基督的知识。我们不应视圣经为天文学、地理学或生物学教科书。最能清楚表述这一原则的说法，是1543年，加尔文为皮埃尔-奥里维坦的新约译本（1534）所写的序：圣经整体的重点是引导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因此我们除了认识他（以及其中一切含义）之外，其他的都应当适可而止。圣经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景象（《基督教要义》1.5.8；1.6.1），使我们能借以认识到世界是上帝的创造物与自我显现。圣经从来无意向我们灌输精确的天文学与医学知识。这样，事实上自然科学就不受神学制约。

1539年6月4日，路德讥讽主张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哥白尼理论（该理论著作于1543年出版）：圣经的主张不是与此相反吗？太阳系的日心说就这样硬生生地被推翻。这种不太成熟的圣经字面主义，似乎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家的特征。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论述饼的一句话，已是家喻户晓：“这是我的身体”（马太福音26：26），路德与茨温利就曾为这句话的含义，发生争论。路德主张“是”一词，只有一个意思，就是“照字面地完全相同”之意。这对茨温利来说在宗教与语言学方面都是荒谬的，完全看不到语言运作的不同层次。实际上，“这是我的身体”的“是”，有“表明”之意。

正如前文所述（见第133-135页），加尔文建构了精辟的“俯就”（accommodation）理论。上帝在向我们启示过程中，屈尊自己从而适应我们的理解水平以及我们喜欢以形象化的方式来认识上帝的先天喜好。上帝并不是向人启示他真正的本质，而是透过某些适应人类能力的形式，来启示他自己。所以，尽管圣经说上帝有手臂与嘴巴，但这其实只是生动、易记的譬喻，是最适合我们智力的启示方式。上帝以适合人的能力与境况的方式，启示自己，而这些人，原本就是上帝预定要将启示赐予的人。圣经中创造与堕落（创世记1-3章）的故事，正是俯就那些相对来说，思维较简单、单纯的人的能力与见识。这些圣经故事并不需要读者将它们当成对现实的字面的再现。

17世纪，这些观点对英国科学理论家有着深远影响。爱德华-莱特（Edward Wright）就曾为哥白尼太阳系的日心说辩护，驳斥圣经字面主义者。怀特声称，圣经关注的不是物理学；而且圣经的言说方式，“适应普罗大众的理解与说话方式，就像保姆对小孩说话一样”。这两点直接源自加尔文。

自19世纪以来，宗教与科学一直在西方文化中势成水火。某些作者表明，这反映了加尔文对西方基督教有过大的影响。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这恰恰是因为加尔文对他后来的追随者的影响太小。1925年，有一场恶名昭彰的斯科普斯审判案（Scopes Trial），据说其中心议题是进化论与圣经相违背的特性。这场审判案也证明了粗糙的按照字面理解《创世记》的创世记录，是何等不足。对加尔文而言，即便是“创世的六天”，也是上帝在适应人的认知能力，人不应按照字面意义来解读这词组。假如加尔文对他同时代的追随者的影响能更大一些，那么现代西方文化的主要面貌之一（宗教与科学之间的紧张状态），也许就得以避免。假如加尔文对他后来的追随者的影响能更大一些，那么整个进化论论争的进程，就会变得截然不同。

然而，这其实是在推测曾经发生过的事，而本文的重点是分析确实曾经发生过的事。显然，有一股重大的宗教推动力，促进了16世纪以及之后的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宗教推动力可归功于加尔文的思想与影响。

美国公民宗教现象

加尔文主义者主张预定论，与“拣选”（即蒙上帝拣选）的概念脱不了干系。加尔文主义的主要对头——信义宗并不重视预定论，实际上信义宗还简化预定论，认为预定论只是在肯定上帝的永恒不变与信实。加尔文主义者则认为，预定论为加尔文主义的国际化发展赋予了宗教推动力、道德与社会意义。在加尔文主义者看来，拣选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也是社会的事。加尔文主义社会已蒙上帝拣选、被分别为圣，从而实现上帝的目的。加尔文主义者会发现并利用自己与古以色列人的境况之间的明显的相似之处，就不足为奇了。以色列人是上帝在古近东的选民，而加尔文主义者则是现代初期以色列人的继承人。正如他们的以色列先辈一样，他们也期待着凯旋进入新的应许之地。蒙那-普雷斯特维奇（Menna Prestwich）注意到这种发展以及其中可能的意义：

贝扎［德-贝扎］继承了加尔文的衣钵之后，预定论开始处于领先地位。加尔文主义者开始认为，自己与选民、以色列的子民无异。对加尔文主义者而言，旧约既是镜子也是指引。旧约鼓舞他们战胜巴比伦的势力，也在他们前往应许之地的途中，经历沙漠或旷野的苦难时，带给他们安慰。上帝的护理与旨意和加尔文主义者密切相关。科利尼（Coligny）于1568年跨越卢瓦尔河的浅滩，曾被加尔文主义者比作过红海。

有了伊丽莎白一世的认同，许多加尔文主义者视英国为“最蒙上帝喜悦的国家”。然而，这种认知稍纵即逝。转眼间，美国就已映入清教徒作者的眼帘并占据他们的脑海。

早期北美殖民史，不管是被英国还是荷兰加尔文主义者殖民的历史，都被广泛视为上帝被掳的子民进入新的应许之地。就像米勒所言，原初的新英格兰人第一个前提（也是不容置疑的前提），是他们已进入与上帝的约中，建立虔诚的共和国。真正的美国是以新耶路撒冷为原型，上帝从永恒以来就已预定它成为“山上之城”，而新英格兰则处在实现这一旨意的过程之中。这种认知在宗教复兴运动——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以及1763年的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之后，变得更加坚定。巴黎条约签署之后，北美的法国与西班牙—这些原本受天主教统治的帝国，回到新教的手里。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革命之后，许多人更加坚信美国的独立是上帝对美国的呼召。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的宾夕法尼亚宣言（即“美国的事业就是耶稣基督的事业”），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上的普遍认知。公理会牧师约翰-狄沃逊（John De-votion）宣告，上帝已选出美国作为蒙他拣选的国家：“万国啊，请听耶和华伟大的旨意！美国今后自成一体，将会在万国中坐上皇后宝座。”

根据阿尔斯特罗姆所言，自此以后，绝大部分美国历史编募学再重复的主题，都是上帝护理的指引（providential guidance）与美国的巩固。

只有少数极其古怪的美国人，才不确定星条旗是在蒙主拣选的国家飘扬。在许多人心里，美国人是在新伊甸园里的新亚当，而美国则是人类获得的第二次伟大机会。再也没有什么比“国家圣歌”收录的许多爱国圣歌，能更好地说明这种传统认知的传承。这些爱国圣歌包括一名安多弗神学院学生，为了1832年的7月4日庆典，一口气创作的《亚美利加》（America）；朱丽亚-华尔德-何奥（Julia Ward Howe）于1861年，像是受上帝感动而创作的《共和国战歌》（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1893年《公理会教友》杂志发表的《美丽的亚美利加》（America theBeautiful）。美国既是山上的灯塔，也是世界的榜样等神话式的主题，已成为历来人们眼中的美国宗教生活的组成元素。

预定论的概念，很容易受世俗化影响而成为“命运”或“天命”。加尔文曾经指出护理与预定论十分相近，在《基督教要义》的早期版本中，他仅以一章来探讨这两个主题。在19、20世纪的美国社会，正当加尔文主义的宗教要点消失之际，世俗化的护理或天命概念，就开始取代有着明确宗教含义的预定概念。世俗化的美国依然认为自己是在万国当中被拣选出来的，美国相信其体制（如总统职权）与标志（如国旗），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国家命运的概念，可追溯至美国清教徒的早年经历。至少有些人还认为，这些经历至今仍然在上演。

加尔文主义与天赋人权

近来的一些研究都在强调，加尔文主义与欧洲、北美的天赋人权的发展，关系密切。16世纪的法国统治者，敌视加尔文主义臣民，因而引发了一些尖锐问题：其一，帝王的权力是否有限制；其二，臣民是否有义务服从这种权力。圣巴多罗买大屠杀（1572），在加尔文主义圈子中引发剧烈论争，争论课题包括暴力的正确使用、服从的空间与政治权威的限制（见第186-188页）。苏格兰加尔文主义宗教改革运动的成功，也引发了类似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苏格兰的玛丽王后遭罢免之后（1567），圣经的公义与忠心（旧约将其与上帝和他子民之间的约关联起来），和中世纪晚期契约主义作者的一些概念，结合成为几个观点，强调公正的政府，而非压迫人民的政府。虽然这些观点源于16世纪末的欧洲，但也被美国的革命党人充分使用。在他们眼里，自己深受英国君主政体的压制统治与迫害，因而决意不再服从这个君主政体的权力。乔纳森-梅休（Jonathan Mayhew，1720-1766）将其政见与宗教关联起来，他宣称：“世代相传、无可争辩的神圣王权以及建立在这一权力预设基础上的不反抗理论，与变体说一样，都是不可置信与纯属空想的。”北美引发的这场论争，促使人开始以契约式的视角来看待人权，加上加尔文诉诸自然法，就激发一种观念，即人人生而被造平等，凡人都有生存、自由与追求幸福等不可剥夺的权力。

尽管这种人权概念是美国革命及其结果的特征，但不是每个加尔文主义者都认同这种概念。有两个团体值得一提，他们皆以另一种视角来看待人权。北美的加尔文主义作者强调人人生而被造平等，南部一些加尔文主义作者（比如罗伯特-路易斯-达布尼、便雅悯-摩尔根-帕麦尔与詹姆斯-汉利-汤卫尔）则主张上帝创造的人，生来就有种族与社会地位的差异。北部的神学家诉诸自然法概念，而南部的同行却诉诸另一种不论在根源与重点上，皆截然不同的自然法概念。因此，在南部的加尔文主义作者看来，白人与黑人的种族隔离政策，以及延续既有的奴隶制，都是合理的。美国南北战争前夕，对人权观持对立观点的两类加尔文主义团体，势同水火。虽然，南部加尔文主义者输了这场论争，但他们的观点却在其他地方得以延续。直到最近，荷兰改革宗教会也出现了类似的观点，捍卫种族隔离政策。正如一些阿尔斯特新教教派亦从相同立场出发，坚称以新教为主的北爱尔兰，和以罗马天主教为主的南爱尔兰之间，应当划清界限。在这一点上，加尔文主义引发了重大的政治论争，并且成为现代史上主要的论争。

加尔文主义对西方文化影响更完整的历史记录，还有待撰写，上述一切论点不过是试验性的指标，旨在测定加尔文主义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文化以及可能包含的意义。虽然如此，本章经过了适度的讨论之后，还是能够做出如下结论：解读加尔文不仅仅是解读过去，也是更深入地了解现在。过往的记忆，持续塑造着现代西方文化。尽管加尔文已长眠于日内瓦某处不知名的坟墓，但他的思想与影响，依然在他有份建构的文化观当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