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加尔文传
预定论的社会作用
最近关于基督教教义的起源、性质和作用的研究，已经使人注意到教义可以起到社会发展分界线的作用。很明显，一个宗教团体需要依据自己和其他宗教团体的关系，以及与广义世界的联系来定义自己。“教义”这一现象，虽然不是具体的教义条款，但本身就反映了宗教团体需要一个社会定义，特别是别的因素不能充分定义它的时候。近来在探讨基督教教义的社会作用方面，卢曼（Niklas Luhmann）也许是最重要的作家。他强调：面对其他宗教体系的挑战和冲突时，一个团体可能对自身明确的宗教身份，感到受威胁，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应对这些威胁，于是教义产生了。卢曼认为，教义就是一个宗教团体的自我反思，以保持自己的身份，规范自身与其他宗教团体和整个社会体系的关系。对于那些通过和已有的宗教团体决裂而产生的宗教团体（例如，产生于犹太教母体的基督教，源于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改革派教会），教义的社会作用就变得格外明显和重要。
早在宗教改革初期，马丁-路德就认识到教义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维腾堡的路德派选择了一个明确的教义来定义自己：因信称义。很快发展成路德教会的路德派，正是以此教义为基础，挑战世俗和罗马天主教皇。一旦路德教会成为中世纪教会之外的一个严肃和极可靠的选择时，对于天主教来说，通过陈明教义以自我定义，再次变得重要起来。特兰托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它觉察到天主教有必要从教义层面定义自己——而不是定义异端。更早的中世纪会议倾向于谴责异端观点，把持有（或者准备认可）这种观点的人定义为异端分子，把他们隔离于教会疆界之外。换句话说，他们仅仅界定谁在教会之外，而认定其余的人都在教会之内——这些人的观念无需定义。特兰托会议在讨论“称义”的教义时，也觉得不能单挑路德派观点的毛病：它明确定义了教会思想（因此也是社会）的界限。
这种发展反映出16世纪的欧洲越来越需要分清天主教和福音派，特别是德国等具争议的地区。在面对新教威胁时，为了能划出自己的领地，天主教被迫提供自我定义的标准。因此，人们认为宗教改革加速了教义重整，教义已成为划分社会派别的依据，这一功能在中世纪并不明显。
在16世纪欧洲的一些政治地理版图上，教义作为划分社会派别的标准已显得相当重要，这点可从德国所谓的“第二次宗教改革”中的一些事件得到印证。16世纪60-70年代，信义宗和改革宗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因为改革宗教会已扩张到过去被认为专属信义宗的领地。《奥格斯堡和约》（1555）确立的“你的地区决定你的宗教”这一原则，似乎以政治地理为划分宗教界限的标准。（《和约》没有料到）加尔文主义的崛起却消除了这种可能，再一次把社会界限建立在教义标准基础上。16世纪晚期，在同一政治地理版图内，信义宗和改革宗同时宣称自己是改革运动的合法继承者。为了定义自己，这两个教会主体同时陈述内容明确又包罗广泛的教义，他们发表的“告白”正是寻求自我定义的必然结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很难区分这两个宗教团体。所以，教义成为他们可以定义自己并把自己和另一团体区分开来的最可靠手段。
但是，即使在教义层面上，信义宗和加尔文主义也有许多显著的相同点。二者都强调圣经的首要地位，强调用方言敬拜和布道的积极作用；他们都反对教皇的权威，反对单一圣餐（即圣餐时非神职信徒只能吃饼，不能喝酒），反对罗马天主教的职位结构。两个团体的宗教实践活动极其相似。当然，信义宗和加尔文主义之间存在教义上的差别。但是大部分差异相当细微，以至于不懂神学的人很难充分领会其中差异。有鉴于此，预定论便为二者提供了明显的（也是易懂的）神学差异。为了把二者作为不同的社会实体区分开来，预定论的教义自然略占上风，这并不是因为加尔文主义者特别强调它，而是因为信义宗和加尔文主义在其他方面很相似，而预定论成为有效区别二者的手段。
预定论的神学作用
如前所示（见第150页），指出加尔文发展了一个“体系”是不够严谨的。如1559年《基督教要义》所示，出于教学的考虑，加尔文系统排列了自己的宗教观点。但是，那些观点并不是系统地源自某个领先的思辨原则。对于圣经释义和系统神学在方法论上的基本区别，加尔文一无所知。这些区别是后期改革宗思想才有的特点。
不过，加尔文去世后，方法成为新的关注点。改革宗神学家，也就是加尔文宗教思想的继承者，发现来自信义宗和罗马天主教的压力不断增加，不得不奋起维护自己的观点。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贝扎、兰伯特-达诺、彼得罗-马尔提勒-威尔米革立和基洛拉莫-赞基等神学家，都准备运用手头所能用的每样武器，即使不能大获全胜，也要确保自身能生存下去。加尔文有些不相信理性，但现在理性被当作胜利的筹码广为使用。展示加尔文主义的内部连贯性和一致性，显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很多加尔文主义作家转向文艺复兴后期作品，希望能从中找到指导，使他们的神学能够建立在更为理性的基础上。
这一新的神学方法大概有四个特点。其一，基督教神学呈现出逻辑连贯、合乎理性的系统，这来源于三段论，并建立在公理之上。其二，在探索和护卫基督教神学时，人类的推理被委以重任。其三，神学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对方法的本质的理解；称后期改革宗作家为圣经神学家，不如称其为哲学神学家贴切。其四，神学与形而上及思辨问题相关，特别是与上帝的本质、上帝对人类和创造世界的意图，以及最为重要的预定论教义相关。
但是，这是怎么回事？一项起初反对经院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运动，怎么在它的创始人去世不久就变成了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为什么重点会落到预定论的教义上？要探究这些问题，有必要考虑加尔文主义作家，诸如贝扎和赞基所使用的方法论。
整个文艺复兴晚期，帕多瓦大学就以坚守亚里士多德主义鹤立于其他人文主义思潮。然而，此亚里士多德主义不是主要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问题的中世纪经院哲学，而是关注亚里士多德的方法问题。以贾科莫-扎巴雷拉（1532-1589）为代表的帕多瓦大学的众学者认为，可以发展一种理论上适用于每一门学科的通用方法，这方法大体上等同于逻辑。由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明确强调三段论的作用，因此自然备受重视。就像16世纪晚期的大部分从业者认为的，如果神学是一门学科，理论上它就应该能够适用于帕多瓦大学为所有学科定下的方法论规条。所以，赞基在海德堡就职讲座中就强调：神学必须打下基础，设立自己的原则。这方面的努力即使超越不了逻辑和数学这两门学科，至少也要旗鼓相当。
16世纪60年代，亚里士多德主义已经在欧洲大学站稳脚跟，包括许多过去和改革派相关的主要据点。在维腾堡，梅兰希顿把亚里士多德引入课程；在日内瓦，德-贝扎也有相同举动。可能造成威胁的对手如皮埃尔-拉米斯的体系，也已经被消灭。然而，信义宗的大学普遍不愿再次接纳亚里士多德。直到17世纪20年代，亚里士多德主义才广泛被接受。
亚里士多德对16世纪后半期改革宗神学的影响十分明显：正规的三段论推理随处可见，尤其是赞基的作品。神学的起点成了一些普遍原理，不再是明确的历史事件。然而，必须强调的是，不能认为这些普遍原理是纯理性的，相反，它们表达了圣灵的启示。正是这种发展使我们理解到预定论肩负的新的重要意义。
加尔文对神学采取归纳和分析的方法，关注耶稣基督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进而探究这一事件的含义。贝扎则采用演绎和综合方法，从基本原理出发，继而推导出这些原理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贝扎可能直接从帕多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皮特罗-彭波纳西的著作中汲取了这些观点。不过，他也可能是通过威尔米革立和赞基，了解到这种帕多瓦方法论。）这些基本原理，即上帝的命令，是参照预定论教义而确定的。如此一来，预定论掌控大局的地位已确立下来，它广泛地影响诸多教义的讨论和定义，比如三位一体、基督的神人二性、因信称义和圣餐的本质。预定论的现实存在被用来暗示，预定是上帝的决定或命令。在贝扎关于上帝的信条中，预定这一上帝的命令具有统摄地位。（有意思的是，加尔文把预定论当作救赎教义的一个次要方面，而贝扎却随从托马斯-阿奎那，把它单单列为有关上帝的一项教义。）贝扎强调上帝的命令不是人类想象力的思辨产物，而是来自圣经。然而，要从圣经中得到这些命令，就需要把圣经当作一系列命题，从中推导出上帝的命令，而不是把圣经当成耶稣基督这一中心事件的证据，并从这一中心事件得出预定论的本质。
预定论教义的中心地位可以通过贝扎有名的“永恒的法令秩序”（ordo rerum decretarum）来理解。“永恒的法令秩序”以表格的形式讲明贝扎对上帝拣选的本质和过程的理解。根据他的理解，救赎历史上每一件事都是在时间中合乎逻辑地实现“上帝永恒不变的目的”(propositum eius aeternum immutabile)。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发展的主要后果。基督为谁而死？这一问题曾在第9世纪预定论的大讨论中提出，那时本尼迪克会修士奥尔拜斯的戈特沙尔克（Godescalc of Orbais）提出双重预定的教义，和之后的加尔文及其追随者的观点相似。戈特沙尔克断言，上帝预定一些人永远受咒诅。根据这无情的逻辑，戈特沙尔克指出，基督为这样的人死就十分不合适。如果基督确实为他们死，他就白死了，因为这些人的命运不会改变。戈特沙尔克对自己断言的含义犹豫不定，于是建议说基督仅仅为选民而死。基督救赎的范围因此被局限在那些预先就会从他的受死得到益处的一些人身上。第9世纪大部分的作家对这种断言持怀疑态度。然而，这言论在后期加尔文主义中再次浮现。
仔细查看贝扎“对选民得救赎、堕落遭毁灭的原因的描述及分析”，就能发现问题所在。只有选民才从基督的死中受益。确实，只有在讲述选民命运的一边才能发现基督；而在简述败坏的人通向永恒死亡的过程，并没有提到基督。虽然威尔米革立和赞基没给读者提供一张图表，以供他们查询自己得救的路线，但在二人已出版的著作中，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们持相同观点：只有选民可以指望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死亡和复活中得到恩典。我们要强调的是，加尔文本人从未说过基督仅为选民而死。加尔文主义关于有限救赎的教义，有部分来源于这两位意大利作家的影响，以及越来越强烈想要扎紧神学这松散的尾巴的意识。这提醒我们注意：加尔文主义能够自觉地利用多种源头。加尔文主义与加尔文本人的关系显然十分微妙。
绝对双重预定的教义和有限救赎的逻辑推理，把加尔文主义分成了相互斗争的两派，特别是在一些低地国家。阿明尼乌强烈地认为，不论是在教牧层面还是方法论层面，贝扎对于预定论的本质和作用的理解都需要修正。这番评论的重要性在于，这表明了他意识到方法论与对待预定论的态度有关。对于阿明尼乌而言，贝扎通过预定论理解神学是应用演绎和综合的方法的结果。阿明尼乌认为，正确的神学方法应该是归纳和分析：
很久以来，那些作为方法和次序大师的哲学家一直相信：应该用综合方式（ordine compositivo）处理理论科学，用分析方式（vero resolutivo）处理实践科学。有鉴于此，由于神学是一门实践学科，所以，神学必须依据分析方法（methodo resolutiva）。阿明尼乌认为，像贝扎那样紧随扎巴雷拉，把神学当作理论科学来对待，十分不妥。
对贝扎的预定论教义的反对，还有来自17世纪的法国索米尔新教学院的，主要也是因为方法论上的分歧。在贝扎的影响下，亚里士多德派演绎逻辑成为日内瓦学院课程的基本组成部分。贝扎拒绝批准皮埃尔-拉姆斯在学院内担任教职，因为拉姆斯的逻辑学明显与亚里士多德背道而驰，故贝扎对此充满敌意。虽然日内瓦的亚里士多德样式被欧洲许多改革宗学院采用，但法国索米尔新教学院却讲授拉姆斯的逻辑学。在这种拒绝从普遍推导出具体的逻辑学的基础上，阿米劳特等后期索米尔派学者向预定论教义的正统观点发起挑战。向贝扎的预定论教义挑战的背后，其实是在批评某些方法论上的预设。这些预设承袭帕多瓦学派，被认为是预定论的基础。
抗辩派（The Remonstrants）赞同阿明尼乌的观点，他们辩称：基督为所有人而死，能完全实现全人类的救赎。但是，只有那些信他的人才享有救赎带来的恩典。换言之，基督为所有人死，对于那些选择以信心回应他的人来说，基督的死是足够有效的。预定论的教义被重新解释为一个信实的普遍原则。上帝预定所有凭信心转向基督的人得救赎。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预定论明确地指向个人：上帝决定一个人得享永生或归入死亡。
低地国家的改革宗教会内部，就预定论和有限救赎教义意见不一，为了解决因分歧引发的分裂，特别召开了多特会议（1618-1619）。一般认为，会议以贝扎学派的胜利告终。虽然荷兰当时尚未成为培育郁金香的著名中心，但英语世界可能已经预见了这一发展。多特会议的“五点”可以归纳成TULIP一词：
T-total depravity of human nature（人的全然败坏）。
U-unconditional election of the individual（人无条件地蒙神拣选）。
L-limited atonement：Christ died only for the elect（有限的救赎：基督只为选民而死）。
I-irresistible grace：God is able to effect what he wills（不可抗拒的恩典：上帝能够按照他的旨意来施加影响）。
P-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those whom God elects will not de-fect from their calling（圣徒的坚忍：上帝拣选的人不会背弃他们的呼召）。
这些观点和加尔文的观点不同，这并不代表我们认为晚期加尔文主义歪曲了其创始人的观点。我们只是希望读者注意，后期加尔文主义认为能够利用多种资源。从历史上看，认为加尔文主义仅仅开发加尔文的遗赠是不合适的，它还吸纳了其他作家的思想，例如威尔米革立和赞基。晚期加尔文主义是个复杂的混合体，内含来自多种源头，加尔文只是源头之一。关于加尔文主义，公认的看法也许是这是一场仅仅建立在加尔文一人基础之上的运动，满足于重复加尔文的观点。然而，有智慧的历史学家却知道另一番情景——它是一场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运动，洞悉学术界的最新动态，利用加尔文以外的其他改革宗作家的思想，开发加尔文显然根本不曾知晓的系统、方法和思路（它们是直接来自彭波纳西等作家还是间接来自赞基等作家，目前还不清楚），以便发展出清晰连贯的基督教教义系统。
晚期加尔文主义很看重预定论话题，好像与这个世界的劳苦愁烦毫无关系。有理由提出疑问：如此抽象虚无的观点怎么能对属世的事情产生影响呢？这么关注预定论可能导致人们对当前世界缺少兴趣和投入，更痴迷于永恒的神秘构造。然而，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观念实际上塑造了人们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从而造成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加尔文本人的预定论学说经过后继者的修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观的产生，它决定人们如何理解人类劳动的本质和目的，而且还和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有关。宗教观、社会态度和经济观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