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加尔文传

11、投身世界：加尔文主义、工作和资本主义

16世纪学者罗兰-H-培登（Roland H．Bainton）评论，基督教如果认真看待自己，就必须与世隔绝，否则，就要征服世界。剧烈动荡的欧洲宗教改革，正可说明这两种态度。许多激进的宗教改革运动家抵制当时社会的强制性体制，他们拒绝起誓、参政、服兵役，甚至携带武器。如此激烈的反政治举动与出世态度，必然导致他们与世界分离。这些激进分子也许视君士坦丁大帝之前的教会为榜样，当时的教会虽然在罗马帝国境内，但却不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同样，这些激进分子往往视自己的团体为“另类社会”，它虽然处在周遭更广大的社会里，但却不属于这更大的社会。

加尔文主义与此的反差再鲜明不过了。如果说16世纪有哪个宗教运动是入世的，那非加尔文主义莫属。不过，加尔文主义入世的目的是征服世界，向世界的具体境况说话，而不是以抽象的推论为乐。无论在神学还是灵性思考方面，加尔文都一再拒绝简单的概括或抽象推论。斯坦利-豪尔沃斯（Stanley Hauerwas）曾对卡尔-巴特的《教会教义学》（Church Dogmatics）和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沃特博士的学校》（Doctor Wortle’s School），做出富有见地的对比。豪尔沃斯指出巴特的伦理特别抽象，因而导致他对道德生活的诠释，看上去不太现实。这种抽象的特点，与特罗洛普的具体化一经比较，就更加明显了。特罗洛普解释道德的根据，是个人和社会，而非某些客观原则。简而言之，巴特的伦理思想没有充分以人类生存现实为根据。

加尔文显然没有这种缺点。我们在其著作的字里行间皆能发现，他立志触及人类社会的客观现状，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和机遇。看来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在20世纪20年代的底特律所学到的，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时已经学过了。1929年，尼布尔在他的《一个节制的愤世嫉俗者的日记节选》（Leaves from the Notebook ofa Tamed Cynic）中写道：

如果一名牧师想被众人接纳，他只需停止引起人们对抽象观念的热衷，这样的观念人人都在理论上接受，又在实践中否定。这名牧师也必须绞尽脑汁，思考这样的观念在他和别人面对当今文明社会中的一些社会问题时，是否有效可行。这会立刻为他的职分增添一丝务实和有力的气息。

这一模式在加尔文的属灵著作和讲章中，恰恰十分突出。加尔文触及真实具体的人类境况，如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虽然这种具体化带来很大风险，甚至连加尔文对忧虑的分析——16世纪思想的主要元素——也让他的追随者认为，战胜忧虑是现世行为，而不是来世的举动。我们完全可以说加尔文的思想是“反神学的神学”，当然，这么说并不是指加尔文的思想缺少神学，而是为了突出其思想中明显的入世和反空想特点。加尔文的“将圣洁世俗化”［secularization ofholiness，亨利-豪瑟（Henri Hauser）提出］，包括将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引入上帝使人成圣和人奉献自己的范围之内。正是生命的成圣，深深地影响了加尔文的追随者。而生命的成圣，在于工作的成圣。

加尔文为了将理论与实践相联系，付出了不懈努力。对此，本文稍后将会提及加尔文的后继者从中获益匪浅。经常有人说西奥多-德-贝扎的作品中，字里行间尽是关注世俗的方法，令这些作品出奇地充满非宗教色彩。但是，不难证明这种关注，正是因为贝扎的入世神学所造成的。政治哲学家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提出，后来的加尔文主义者参与世俗事务，意味着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加尔文的思想，这种发展是“对属灵教导做出属肉体的诠释”。这是站不住脚的说法，加尔文的神学本身就关注世俗行为，其继承者发展了这种倾向，并赋予它更严谨的思想根基。加尔文主义者坚持在世俗领域中行动的习性，是源于深厚的神学源泉的滋养和教化，历史学家却往往忽略这一点。

不过，必须注意的是，那些征服世界的人，往往是曾经被世界征服的人。在世上，人们眼中成功的基督徒，大多不外乎是曾经屈从世界标准的基督徒。支撑加尔文主义者人生观的强烈入世态度，始终十分脆弱。教会与世界之间，微妙的平衡极易打破，这导致二者不是彻底决裂就是合并（这种情况更加危险）。因为加尔文主义潜伏着一种纯世俗的人生观，所以上帝与世界之间恰当的辩证关系一旦无法持续，神圣就会沦为世俗。加尔文主义的道德、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与价值观，尽管深深根植于神学，但是它们很容易脱离神学根基，独立存在。这些结构和价值观，由于遭受文化侵蚀而与信仰脱离，这是西方（尤其是北美）接受和吸收加尔文主义最重要的步骤之一。

加尔文在信仰与世界之间，构筑了一种精细的辩证关系，它允许人在世上有积极的作为，同时也鉴别并避免人这么做所能造成的危险。在上帝眼中，最值得赞许的生活方式，是造就社会的生活方式：“不管我们多么向往独善其身或是脱离日常生活的哲理人生”，最适合管理教会和社会的人，是那些致力于日常生活经历和实践的人。加尔文鼓励，甚至要求基督徒投身世界。他的思想中丝毫没有中世纪看待社会的隐修观点，那种观点导致人与世隔绝，但他们服侍的机构却肯定世界（《基督教要义》3.11.3-4）。然而，基督徒在埋头世上的事务与忧虑的同时，也必须学会与世界保持必要的距离。在行动上投身并献身世界，必须伴以内心的超脱，并对世俗持批判态度。信徒必须积极融入世俗领域，但又不让自己被动地被世俗吞没。“我们必须学习以过客的心态在世上度过我们的一生，看轻一切属世的事物，不让我们的心为之所系。”

加尔文既然有这种观点，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加尔文主义为什么会发展出社会理论、资本与政治权力理论，这些理论潜在的水准和全面性，与其宗教体系不相上下。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个广泛的主题，即“加尔文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主题巧妙地总结了人们眼中加尔文主义的经济意义。在以巨大篇幅分析加尔文与其后继者的资本主义观点源自何处，有何具体特点之前，本文有必要先介绍对这一主题的学术讨论具有主导意义的韦伯命题。

韦伯命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Das Kapital）中宣称资本主义源于16世纪。出于对新教和资本主义的深恶痛绝，阿米托尼-范法尼（AmintoniFanfani）坚决主张中世纪天主教持有激烈又坚定的反资本主义立场。较有历史根据的观点表明，这主张是错误的。像美第奇或富格尔这一类中世纪金融机构的运作，清楚证明了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就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宗教改革运动前夕，安特卫普、奥格斯堡、列日、里斯本、卢卡和米兰等城市，都继承了中世纪资本主义形式。宗教改革运动之前，资本主义的宗教意义也不容忽视：美第奇家族可以径直购买教皇职位，富格尔家族则几乎操纵德国、波兰和匈牙利所有重要的任命主教事宜（同时资助查理五世当选皇帝），这一切说明资本主义在宗教改革运动前夕就已构成一股强大的宗教力量。1520年将路德逐出教会的教皇（利奥十世），就是美第奇家族成员，为了当上教皇，他变卖自己的银行。曾做过会计师的雷蒙德-德-鲁弗（Ray-mond de Roover），是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他的拓荒式研究证实了资本主义的运作与方法，不仅深深支配着购买神职事宜，而且在整个中世纪社会根深蒂固。近期研究也证明资本主义是中世纪社会和思想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然而，认为资本主义是新教的发明创造，或多少与新教有渊源关系，显然十分荒谬。

韦伯未曾提出这种说法。众人都以为韦伯命题主张资本主义是新教宗教改革运动的直接后果，这种主张既不符合历史，也有悖韦伯所申明的目的。韦伯强调自己“根本无意坚持如此愚蠢且教条主义式的主张，即资本主义精神——只可能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某些效应影响之下产生的结果。早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就已存在某些重要的资本主义商业机构，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反驳那样的主张”。韦伯命题要精辟得多，并值得深入研究。

韦伯指出资本主义早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就已存在。对财富或财产的贪婪，不仅是传统农民社会的特点，也是中世纪巨商豪贾的典型心态。应该得到解释的，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觉察到这种新精神在现代时期的开端，已初露端倪。韦伯认为需要解释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现代资本主义。他将“现代资本主义”与他所谓的中世纪“冒险家式资本主义”进行比较，从而鉴别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韦伯指出，冒险家式资本主义带有投机取巧、肆无忌惮的特点，往往将赚取的资金消耗在奢华颓废的生活方式上。然而现代资本主义则是理性的，它有坚实的道德基础，在使用物资财产方面奉行个人禁欲主义。韦伯声称（尽管他所援引的证据远不足信），现代资本主义全无享乐主义，几乎到了故意回避直接的生活享受的地步。韦伯问道，我们该如何解释如此巨变呢？

韦伯的解释看来具有宗教色彩。他注意到尽管中世纪社会容许赚钱的行为，但却普遍将这种行为视为不道德的举动。韦伯根据自己对14、15世纪佛罗伦萨的分析，并援引部分奥格斯堡的富格尔银行史为例，指出资本积累和那些积累资本的人，在救恩之间存在明显冲突。例如，雅各-富格尔就意识到他的银行的种种行为，严重偏离天主教会一贯视为有助灵魂得救的行为。

不过，随着禁欲式新教的兴起，看待资本积累的新观点也出现了。在韦伯看来，17、18世纪加尔文主义作家，如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等人的著作，很好地阐释了这种观点。这些著作，在称赞投身世界以积累资本的同时，也批评消费资本这一举动。资本应当增长，却不应被消费。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就这一点概述了新教和天主教观点的不同之处：“成功的中世纪商人带着内疚感辞世，并把钱留给教会用做非生产性用途。成功的新教商人则在有生之年就已不再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感到愧疚，死后更是留下钱，帮助别人效法他们。”就这样，新教激发了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必需的心理先决条件。我们大可以说，韦伯认为加尔文主义的首要贡献，在于其信仰体系引发了心理动力。韦伯尤其强调“呼召”的观念，并把它和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联系起来。加尔文主义者虽然投身世俗活动，但与韦伯却有着同时代的天主教徒所没有的得救的确据。如果资本不是经由非正常的渠道获得，也没有挥霍浪费，那么它的产生和积累就不存在道德问题。

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对塑造西方文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现代资本主义与加尔文可以关联起来的话，那么这位宗教改革家无论如何，都会被视为有功于引发现代世界的动力。

然而，他有能力这么做吗？二者之间真的有瓜葛吗？韦伯的分析主要与17世纪有关，能证明其论点属实的主要人物（约翰-班扬和理查德-巴克斯特），都是加尔文死后一个世纪，在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著书立说的英国加尔文主义者。我们可以说加尔文和后来的加尔文主义者的观点之间有连续性吗？如果韦伯的话没错，这些后来的加尔文主义者的观点，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源头。这问题使我们不得不探究加尔文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以及这看法在他后来的追随者的著作中，经历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