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加尔文传

早期日内瓦的资本主义

16世纪早期，许多城市都经历严重的内部分裂，这种分裂是由于贵族阶级、新兴商人以及工匠阶级之间的冲突而引发的。贵族阶级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一系列混合因素，如传统、惯性、继承的财富与政治结构，这些因素都偏向维持现状；新兴商人和工匠阶级则感到他们的时代已经到来。略举一例，苏黎世的宗教改革运动，可说是因传统的贵族势力与新兴的工匠阶层之间的冲突而引发，这一新兴阶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一股进步的力量。这种论点引发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说，宗教改革运动和资本主义对新兴的城市精英而言，具有同样的吸引力？

果真如此的话，认为新教“激发”新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毫无意义了。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偏爱充满活力的经济形式，即韦伯所谓的“现代资本主义”，它或许会认为宗教改革运动是进一步实现其政治和经济目的的手段。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与新教之间也许有偶然的历史关联，而不能说是后者导致前者。反之，二者可能与现代初期城市社会内部的权力结构变动有关。对崛起的城市工匠和商人阶层来说，资本主义和新教，显然具有经济和宗教上的亲和力，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得以自我表达和实现，而这两点是他们在中世纪晚期严格的经济、宗教信仰与宗教习俗这一背景中，根本无法得到的。

我们探讨日内瓦的情形时，可以注意到支持萨伏伊的马木路克派与亲瑞士的艾格诺派之间的斗争，其实是传统与进步之间的冲突。马木路克派与萨伏伊王室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家族关系，他们希望日内瓦继续依附王室；艾格诺派则通常代表较为进步的一派，他们希望日内瓦与瑞士各城结盟，从而得以在未来享有政治与经济自由。因此，在城市中的经济活跃分子看来，日内瓦在16世纪20年代，与伯尔尼和弗里堡建立关系，实在是值得额手称庆之举。然而，当时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此举与新教有任何关联，因为伯尔尼和弗里堡当时仍旧是天主教城市。伯尔尼与弗里堡的吸引力在于它们是瑞士城市，与之结盟可以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好处。伯尔尼采纳茨温利的宗教改革运动之时，新教只是一直以来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综合因素当中的宗教因素，而并不一定是构成因素。

我们已经知道，日内瓦于1535年终于摆脱相邻的萨伏伊王室，获得政治自由，成为独立的新教城邦。日内瓦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取得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独立，这两方面因为一系列关键的历史偶发事件而被视为息息相关。然而，政治独立也就意味着要有经济基础。日内瓦要保持得来不易的独立，就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自足。自13世纪以来，日内瓦的经济就依赖于贸易集市，且以此赢得国际声誉。位于几条主要商路交叉点的日内瓦，于15世纪早期就已稳坐西欧主要贸易中心的交椅。意大利主要的银行家族（包括美第奇家族），都认为在日内瓦开设分行能为他们带来利益。到了15世纪中期，日内瓦已成为韦伯所谓“老式资本主义”的重镇。

时光荏苒，日内瓦的形势显得日益严峻。1464-1466年间，意大利商人开始青睐邻近日内瓦的里昂的集贸交易，渐渐不再出席日内瓦集市。事实上，这两座城市之间展开了一场“经济冷战”（Bruno Caizzi）。闻风而动的意大利银行家将他们在日内瓦的分行关闭。尽管意大利商人仍旧时常到日内瓦，但是由于这座城市失去银行，1520-1535年间，政治又日益动荡，因此日内瓦还是失去了作为贸易中心的有利地位。自相矛盾的是，正是贸易商人的涌入，才助长了城市的动荡：在日内瓦经商的德国商人带着路德的出版物而来，这些出版物似乎与他们惯常销售的商品一样受欢迎。虽然1518-1523年间出现了明显的经济扩张，但这种局面在不久后，就因政治上的不稳定而急转直下。1524-1534年，经济萧条开始了。虽然日内瓦的境况还掺和了它面临的独特困境，但总体上，日内瓦的形势与瑞士各城遭遇的经济困境没什么两样。

于1535年取得独立的那一年，日内瓦由于丧失由来已久的作为贸易中心的大部分经济功能，几乎遭遇灭城之灾。因经济停滞、萧条而变得穷困的日内瓦，已无法自养，更遑论（花费巨资）加强防卫，抵御周边国家虎视眈眈的威胁了。1535-1540年间，尽管若干瑞士城市的经济开始衰退，但日内瓦的经济却大大复苏。这座城市的经济在1540-1559年间更趋稳定，其间该地区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更进一步助长其经济恢复。这种现象的起因是什么呢？

日内瓦在经济上取得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它捍卫了自身独立的决心。日内瓦人的共同意志，就是捍卫透过斗争而获得的自由。然而，近来人们关注的则是日内瓦在生死存亡之际，大大促进日内瓦经济复苏的因素，即瑞士新教的财政共同责任原则。现代瑞士银行系统，尤其是这系统积极参与国际企业金融财务投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40年代初。前面已经提到，促进这一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瑞士联邦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组成联盟（combourgeoisie）：洛桑和伯尔尼于1519年组成联盟；日内瓦与伯尔尼于1526年组成联盟，都是这种趋势的重要例子。

起初，组成联盟的首要目的，似乎就是在联盟城市有需要时，提供政治和军事援助。但1530-1531年，援助的范围则扩展到经济领域。首度卡皮尔和约（the First Peace of Cappel）签署之后，苏黎世面临政治与经济危机。巴塞尔为了保全其新教盟友苏黎世的地位不受天主教的破坏，于是向苏黎世提供14，300埃居的贷款，帮助苏黎世渡过难关。1531年底到1532年初，瑞士联邦境内的新教，命途多舛。随后，伯尔尼得以从巴塞尔那里筹得一笔12，750埃居的贷款。因此，16世纪30年代初的瑞士宗教战争，可说是标志着金融体系的出现，而这一体系能支撑新教城市渡过难关。这场战争也标明了巴塞尔已成为这体系的中心。

日内瓦在接受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完全没有资格使用这种经济资源。然而自1536年起，它已可以使用巴塞尔的基金，作为防御工事、抵御外敌等用途。1536年的革命之后，国库（trésor de l＇Arche）的建立，调节了联邦贷款。自1567年起，日内瓦开始大量使用其他外来资金资源。1590年，日内瓦已从英、法、德、匈牙利、低地国家以及瑞士各城的新教财政来源，接收了约211，000埃居。有了这些资金，日内瓦得以在天主教邻国面前，维持经济独立。日内瓦境内设立的新金融机构，如建于1567年的公共外汇交易所，进一步加强了日内瓦继续保持独立的可能。

虽然如此，日内瓦市内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座城市有必要发展独立的资金来源。1551年的日内瓦财政档案中，有一条记录显示，这座城市必须“减少对巴塞尔的依赖”（se débasler）。促进这一过程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市内制造业的发展。这是外来资本的来源。尽管制造业的发展早在16世纪40年代已见端倪，但它最蓬勃发展的时期，似乎是大批外国难民涌入之时。1549-1560年间，约4，776名难民，从法国来到日内瓦，其中1，536人为工匠，这无疑受到了普遍持反贵族立场的日内瓦当局的鼓励。绝大多数难民在法国从事小型制造业、手工业或贸易。在日内瓦安顿下来后，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便重操旧业。

好几个例子都足以说明日内瓦制造业的增长。由于精于制造钟表的法国难民的到来，日内瓦在短期之内便成了钟表制造中心。重要的出版业也得以发展，使得如造纸和铅字制造等附属产业也连带发展起来。波迪埃尔（Bordiers）和玛烈特（Mallets）等从事纺织面料贸易的法国家族移民日内瓦，也促进了这些行业在日内瓦的发展。丝绸业则因为有了法国和意大利难民的专业技术以及精明的意大利商业银行家的投资，而得以成为主要的出口工业。旧式的封建领主神职与行会体系遭废除（这实际上是扫除了阻碍“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世俗障碍），意味着再没有严格的限制阻碍这些新移民开业，从事制造和买卖。

结果，日内瓦市内高度集中的各门技艺，加上充裕的资金，促使这座城市成为活力经济形态的主要中心，这种形态就是韦伯所谓的“现代资本主义”。日内瓦的集市曾是西欧的意大利商品经销点，现在则成了经销“日内瓦造”商品的网络。瑞士经济历史学家，让-弗朗索瓦-贝尔杰（Jean-François Bergier）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即资本、制造技术和能力、经销网络，这三个因素几乎在当时的日内瓦同时出现。

然而，必须强调一点，认为日内瓦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严格来说并不正确。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看做是随着工业革命发展而来的经济关系体系，那么日内瓦就很难算得上是资本主义。比如，资本主义的核心格言“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就遭到日内瓦市议会的强烈反对。这座城市的商业活动无一不受中央机构的审查和干涉，强加于印刷商亨利和弗朗索瓦-埃斯蒂安纳的层层限制，就可说明这一点。经济业务受市议会调查，并被一系列严格的限制制约。市议会对日内瓦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道德、经济与政治）严加管制，严重阻碍了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16世纪的资本主义虽然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但它却仍然是资本主义。

那么，加尔文对这些发展可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发展似乎是偶然的，不过是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历史境况，造就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尔文的宗教思想起初只是间接地影响了日内瓦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例如，16世纪40、50年代，大批经济活跃分子移民日内瓦，显然是受了加尔文宗教思想的影响。因为这些思想令他们感到自己首先必须离开故乡法国，其次必须到日内瓦定居。姑且不论这些移民的宗教忠诚度，但他们在宗教改革运动期间，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已有所强调。因此，可以说加尔文的重要性，至少部分地促进了法国社会中经济活跃的阶层移居国外。

同样，瑞士联邦经济共同责任原则的发展也早于加尔文。在加尔文时期，为日内瓦聚敛资本立下汗马功劳的金融组织和机构，与加尔文完全无关。日内瓦决定接受宗教改革运动，以便动用联盟资金，也并非出于加尔文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资本主义与加尔文主义最初是在日内瓦产生联系。这座城市是差不多同时成为经济和宗教进步运动的中心。必须强调的是，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资本主义与加尔文主义不一定有历史或思想上的关联。

此外，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日内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由于它必须维持政治独立，而不是因为它决定接受宗教改革运动之故。日内瓦先是要摆脱萨伏伊王室，然后是伯尔尼。既然宗教与政治的发展，在日内瓦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之中难分难解，我们就不能将二者决然割裂。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有理由认为，日内瓦正是为了要维持经济自治，以便在政治上也能自治，才会采纳公开的资本主义策略。16世纪50年代的日内瓦更是如此。尽管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宗教，但宗教的重要性却微乎其微。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日内瓦资本主义兴旺的条件之一，是加尔文对其发展持友好态度。将之与路德进行对比即可说明问题。路德的经济观（和其总体社会思想一样）大大受制于他着手改革的德国纯朴乡下地区的社会现实。这个社会充斥着晚期封建乡村生活长期存在的问题，如农民与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路德十分清楚当时某些经济问题（例如是否应放贷取利），但对于影响城市经济的问题，却不甚了了。对于正在将德国从农业国家变成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若干经济势力，路德一无所知。在路德写于1524年夏的“论经商与放高利贷”（Von Kaufshandlung und Wucher）中，他对从事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的人，都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对路德来说，德语“Fynanzte”不但没有中性含义，反而还带有诈骗、欺骗、无度牟取暴利等十足的贬义。路德的经济思想（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尊称它的话）敌视所有的资本主义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这反映了他不了解当时出现在一些重要的自由城市中的复杂的金融界。

加尔文则深谙日内瓦的经济现实与其含义。虽然他没有创立出任何真正的“经济理论”，但他却充分理解资本的基本原则。他完全承认资本和人类劳动的生产特性。他称赞劳动分工，因为它不仅带来经济利益，而且也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以及社会存在的重要性。虽然宗教改革运动的激进派否决个人拥有财产的权力，但加尔文却支持这一点。他认为《申命记》中，与经商有关的道德原则，只适用于从前的社会现实：加尔文拒绝让原始的犹太农业社会的某些禁令制约进步的现代城市社会，比如16世纪的日内瓦。举例而言，加尔文对严禁放贷取利（即所谓的放高利贷）的禁令不屑一顾，他认为此禁令不过是为了满足原始犹太社会的特定需要，而这种社会与日内瓦截然不同。利息只是为了获得资本而付的租金。加尔文许可利率变动，表明他了解，在一个大致上算是自由的市场中获取资本的压力。这一禁令带来的道德权益完全可以经由其他方式来保障。此外，加尔文也意识到通过注入资本来创建新工业十分重要，他于16世纪40年代曾替一家国家资助的织布厂向有关当局进行游说，即可证明这一点。

加尔文不仅为资本主义清除宗教方面的障碍，而且还提出了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工作伦理。上帝呼召信徒在世界中服侍他。加尔文坚决主张上帝呼召每一个信徒在世俗生活的各个层面服侍他，这点为工作赋予了新的价值和意义。世界不是上帝，它只是往往被错当成上帝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当轻视世界。但是，由于世界是上帝的创造，因此我们应该肯定它。“让众信徒习惯于轻视今世的生活，但不至于恨恶它或不对上帝心存感恩”（《基督教要义》3.11.3）。“本身既非祝福也不值得拥有的事物，也可以为敬虔的人带来益处”（3.11.4）。因此，基督徒应怀着喜乐和感恩住在世界上，却不被世界捆绑。以现代存在主义的话来说，我们应当视世界为我们的“游戏空间”（Spielraum）。基督徒在肯定世界是上帝的创造和恩赐之余，也必须审慎地与它保持一定距离。基督徒应该入世，却也应当避免坠入世界的陷阱，被世界吞没。

因此，加尔文对“静思生活”这一概念有些不以为然，他坚持认为基督徒的默想和祷告必须融入日常世俗生活的挂虑和事务之中，而不是与它们脱离（4.12.10；4.12.16）。上帝没有呼召信徒离开世界，进入修道院，而是呼召他们彻底面对这世上的生活并改变它。某种意义上，这一教义持有反贵族立场，因为它含蓄地谴责了那些自以为高贵而不愿参与体力劳动的人。加尔文赞许地引用保罗的名言，“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帖撒罗尼迦后书3：10）。评论加尔文工作伦理的人，也许是想到20世纪20年代的失业状况，指出这一教义没有考虑失业人士的处境。其实加尔文这番话，是专门针对贵族阶层而说的，这一阶层包括流放日内瓦的法国贵族，他们向来不屑参加体力劳动。加尔文之所以强调人类劳动的可贵并批判人的怠惰，主要是为了批判拥有豪宅巨富的教会领袖和位高权重的贵族阶级。虽然加尔文的同仁贝扎，出身法国贵族家庭，但日内瓦社会却受不了贝扎那一阶层的陈旧社会观。我们手头上有一份有趣的记录，记载了当时法国贵族阶层对那些贵族难民前往日内瓦后，被迫工作的反应。法国贵族皮埃尔-德-布德艾尔-布兰托（Pierre de Bourdeille Brantôme）造访日内瓦之际，看到曾是贵族的弗朗索瓦-德奥贝特（François d＇Aube-terre）竟靠制造纽扣为生。深表震惊的布兰托不禁问道，出身如此高贵的人为何竟要以制造纽扣来贬低自己？这份记录生动展示了古老的法国贵族阶层和新兴的日内瓦企业家对待工作，尤其是体力劳动的看法，简直是天差地远。在日内瓦社会里，工作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虽然我们无法以一句话来概述加尔文复杂的工作伦理，但保罗给哥林多基督徒的命令，却概括了这一工作伦理的核心内容：“只要照主所分给各人的，和上帝所召各人的而行”（哥林多前书7：17）。举凡信徒都奉召成就世俗事业（une vocation juste et approuvée，《基督教要义》4.12.10；4.12.16），世俗劳动成了加尔文属灵思想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一点为中世纪经院口号“劳动就是祷告”（labo-rare est orare）赋予了新的意义。体力劳动在日内瓦不仅是规范，也是宗教认可的典范。普通的日常活动首次有了宗教意义，即便是最卑微的生产者也不例外。人在世上的行动变得可贵并被圣化。或许英国诗人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比加尔文这位日内瓦宗教改革运动家，更绝妙地表达了加尔文的洞见：

教导我，我主我王，

事事都能看见你，

不论我为何事忙，

一切所行只为你。

仆人谨守这准则，

杂务也可化圣工，

清扫一房间，若是为主做，

房间与打扫，无不化纯洁。

尽管这些看法本身不是明确的资本主义观，但总的来说，也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增长，尤其是历史上日内瓦式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可以把加尔文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归结为两个层面：首先，他清除了抑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如中世纪的社会与宗教方面对投资资本的谴责）；其次，加尔文提供的正面鼓励，激励人培养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看法和行为。加尔文的理论在宗教层面上，认可资产阶级的一切价值观（节俭、勤劳、坚忍、努力和奉献）。然而，资本主义只是加尔文宗教观的副产品，而非原定产品（顺便强调一点，韦伯从未说过加尔文主义明确鼓励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反之，他声称加尔文主义者强调勤劳地履行呼召并奉行现世禁欲主义，致使在无意之中促成了资本积累和再投资）。

然而，加尔文在宗教层面上的认可，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系列看法，其实在日内瓦共和国资本主义的形成中，无足轻重。日内瓦资本主义的诞生是出于经济方面的需要，而不是宗教方面的鼓动。这座城市的生存取决于它的经济，政治自治取决于经济自足。加尔文带来的宗教活力虽然强大，但日内瓦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比这活力更加重要的推动力，即人类原始与长存的生存本能。在培养有助于某种资本主义形式发展的宗教和社会观念方面，加尔文或许贡献了一份力量。但是，塑造和定义资本主义形式的，还是日内瓦这个城市本身，它以相当明确的方案、政策和制度，充实了加尔文略显模糊的观念架构。事实上，加尔文认可的不过是日内瓦已有的观念和制度，这再次证明了日内瓦对塑造国际加尔文主义的形态所起的重要作用。

不过，加尔文赞扬的经济观，除了支持资本主义之外，也强烈反对封建。正是加尔文思想中的这一方面，在法国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