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加尔文传

4、从人文主义者到宗教改革家：归信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主题，是指这样一个概念：大罪人可能往往透过一次富戏剧性的归信（conversion）得蒙拯救，而不再刚愎自用。保罗和奥古斯丁这两位西方基督教奠基者都曾拥有过这种被后世视为典范的归信经历。然而，所谓“归信”，重点并不只是思想或者内心突如其来的改变，慎重而确切来说，所谓“归信”是指在这种重大转变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手。归信就是归向上帝，并由上帝完成。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使徒行传9：1-19），表明保罗与后来的早期基督徒圈子，皆清清楚楚地感知上帝对明显没有前途、冥顽不灵的人的影响力。保罗（或者大数的扫罗，我们在这阶段应当这样称呼他）自认为自己义无反顾应与基督教誓不两立。而他随后的转变却又是如此巨大强烈，以至于保罗只能认为那是由于上帝的插手和干预。

在宗教改革运动越发势不可挡之际，人们日益倾向于认为中世纪天主教会和被掳后的犹太教（post-exilic Judaism）最糟糕的几个方面很相似。天主教岂不是也教导人靠行律法称义吗？而这不正是保罗眼中犹太教最大的神学误区吗？一方面，中世纪天主教和犹太教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福音主义和新约基督教也有相似之处。保罗正好象征着犹太教走向基督教的重大过渡，因此他的归信也可以对应于一个在16世纪与自己的天主教背景一刀两断，从而笃定、坚决地投身于宗教改革运动的人。16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没有人生来就是福音派信徒：一个人若要成为福音派信徒，就必须下定决心与过去断绝关系，就像基督教最早期的犹太人归信基督教的经历一样。奥古斯丁笔下坚定的归信经历，感染了宗教改革运动家。奥古斯丁逐渐从异教迷信中觉醒（在宗教改革运动家看来，事实就是如此），最终坚决地改变人生方向，全然接纳福音；宗教改革运动家走出中世纪教会的宗教迷信，重新发现福音，这两个信仰历程难道不是很相似吗？

“归信”一词因此大大暗示并意味着基督教历史长河中的重大事件与标准模式。加尔文就像一个谴责个人崇拜的人一样，很少提及自己的宗教历程。他的著作当中，实际上只有一段话可能如实地记录了他决定与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那就是1557年的《诗篇注释》（Com-mentary on Psalms）中的序言。从他将自己与中世纪教会的决裂描写成“突如其来的归信”（subita conversio）来看，他无疑认为自己的归信与上述震撼人心的归信经历别无二致。“归信”指的不仅是个人内心的宗教经历，也指人对于宗教组织的忠诚方面发生外在的、看得见的彻底变化。加尔文在描写自己作为宗教改革运动家的使命是如何发展而来时，声称自己曾经“是如此全心全意地迷信教皇”，以至于除了上帝的作为之外，没有什么能解救他脱离这样的境地。他是如此“冥顽不灵”，无法迈向自由，甚至可能甘于沉溺在天主教信仰那舒适又熟悉的泥潭之中。他以一系列简洁的比喻，将自己的境况描绘成固步自封、不能甚至也不愿获得自由。如果他想要从中世纪晚期的宗教迷阵中得释放，那么外来的干预是必要的。他运用一个骑马的比喻，将上帝在此阶段对他所做的比喻成骑手透过缰绳来引导马的方向。“最终，上帝借着他的护理这一无形的缰绳［frenum］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透过一次突如其来的归信［subita conversio］使我顺服，上帝驯服了一颗长久以来冥顽不灵的心。”

加尔文此处的措词阐明了他的神学思想与他对自己的宗教经历的理解。上帝在字里行间都被刻画成主动的一方，而他则是被动的一方。上帝采取行动，他则承受这些行动。苏黎世的宗教改革家茨温利（Huldrych Zwingli）在1519年所写的一首诗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认知。茨温利在诗中追忆由于一场瘟疫使全城深受其害，当时自己危在旦夕。他是生是死完全悬于上帝之手。茨温利叙述，自己感到彻底无能为力；他不再是自己灵魂的船长，而是上帝手中的小玩意、有待塑造的泥土、有待破碎的器皿。结果，上帝的护理与全能这两个概念在茨温利的思想中占据中心地位，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令他奄奄一息的疾病使上帝的护理这一概念更显活力并有重大意义。护理不再是某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令茨温利最终起死回生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加尔文叙述自己归信时那简短又艰涩的文辞，既表明事实又高深莫测。它清楚地表明加尔文认为自己已被上帝拣选，获得颇为明确的能力、在颇为明确的地方蒙召以侍奉上帝，尽管关于这个能力和地方至今仍没有详细说明。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加尔文对神圣使命的认知，决不能视为是加尔文自高自大的表现：从他对人与上帝相交的条件的理解，就可看出他不可能有这种自高自大的态度。年轻的加尔文附和路德因信称义这一教义的核心思想：上帝呼召那些不义的、被人唾弃的、一蹶不振的、世人眼中既愚蠢又软弱的人。从人的标准来看，蒙上帝呼召几乎标志着一个人的彻底失败。加尔文对自己归信经历的记述，和他对保罗的归信经历的评价之间有重要的相似之处。这点表明加尔文认识到这两个事件在历史与宗教方面有着相似之处。

然而，谜团依然存在。诚然，加尔文对自己归信的记述所引发的谜团，与所解开的谜团一样多。“上帝的护理”使用的历史媒介和人类媒介是什么？加尔文对自己使命的认知和他的归信之间有什么关系？加尔文是在归信之前、归信期间还是归信之后察觉到自己蒙召成为福音使者以侍奉上帝？1557年版的《诗篇注释》序言中惜墨如金的叙述，表明这两者可能是同时发生的。然而，难道不可能是年事已高的加尔文将长时间发生的事件压缩成一个瞬间的动态事件吗？年迈的路德在回顾自己归信30余年后，在信仰上顿悟的伟大瞬间时，显然在本质上压缩了历史。在信仰上的顿悟实际上可能历时若干年，从文辞中看来却仿佛是透过一次震撼人心的光照就已形成。难道就真的没有可能，加尔文是由于记忆被理论影响，或被奥古斯丁或保罗的模式影响，而做了同样的事？

卡诺奇（Ganoczy）以某些理由表明，加尔文提及的“突如其来的归信”，并不是对其早年生涯的历史叙述，而是对其早年生涯的神学评论。有很多很好的理由足以让我们看到，加尔文有意以自己的人生作为例子，从而证明一种普遍现象，即上帝介入人的生活虽然只在霎时间，但却会带来决定性的影响。加尔文没有暗示，也一直没有明确地说明特定的时间顺序。“突如其来”（subita）一词包含无法预料、无法预知、无法控制的意味，而这些都是晚年的加尔文眼中上帝工作的主要方式。谈到自己的归信，加尔文无意从历史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他的归信经历，只是希望向我们说明他与基督教世界中那些伟大的“重生”人物别无二致，上帝改变了这些男男女女的人生轨迹，好使他们大大地服侍他。

尽管如此，如果想要揭开加尔文“突如其来的归信”之谜，不管诉诸历史的成功率多么有限，但试图这么做还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加尔文显然很不愿意阐明他的这段经历何时出现于人类历史长河之中［他显然比较喜欢“从永恒的角度”（sub specie aeternitatis）来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探究加尔文一生中的这一阶段，却十分符合上述令人欲罢不能的自传式回忆所描述的转变模式。

正如前文所提，加尔文在1533年11月科普（Cop）事件的余波中不得不离开巴黎。当时，他还是一个温和的法布理西安宗教改革运动家。我们不清楚他在哪里避难。实际上，他在12月的某天回到巴黎。然而，由于城中的情况不断恶化，加尔文认为不露面是明智之举。1534年初，加尔文在昂古莱姆（Angoulême）的教士兼克莱克斯（Claix）的教区长路易-杜-蒂利特（Louis du Tillet）的家乡圣东日（Saintonge）定居。杜-蒂利特谨慎地接待了他的朋友，显然是基于加尔文对文学有着人文主义式的热爱，而不是基于其宗教观。根据一份近现代资料，杜-蒂利特家族在昂古莱姆拥有一所几千册藏书的图书馆。当时，加尔文已完成但未发表的著作《灵眠》（Psychopannych-ia），驳斥了重洗派关于人死时灵魂进入睡眠状态的教导。这本著作展现了早期基督教作者的精确，而且还是第一手资料，这意味着加尔文当时曾使用一所功能优良的图书馆。其他文献表明加尔文在昂古莱姆期间曾接触一些具有宗教改革思想的人。1572年圣巴多罗买大屠杀（Sain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s）的遇难者之一皮埃尔-德-拉-普莱斯（Pierre de la Place），于1550年左右致信加尔文，信中尽在回忆两人在昂古莱姆的深厚交情。

虽然如此，没有证据证明加尔文此刻已经与自己后来口中的“教皇迷信”一刀两断。在这一关头，加尔文已有宗教改革的思想。虽然他与法国教会中的许多人看法一致，却没有迹象显示他与这教会已一刀两断。正如弗洛摩德-德-雷蒙德（Florimond de Raemond）所说，加尔文“仍然戴着天主教的面具”，“他讲道、祷告或者敬拜都没有违背天主教的习俗”。此外，《灵眠》也不包含反天主教的内容。我们甚至很难在这本著作中找到蛛丝马迹，说明作者不久前才相信自己原先持守的天主教习俗是有错误的。

尽管如此，努瓦永教堂会议档案文件中有一条简明的记录，也许可以表明加尔文人生的分水岭。1534年5月4日，加尔文辞去拉热辛教会牧师一职，这一职位已由一位新的享有圣俸的人接任。辞职这件事，标志着加尔文与天主教教会的决裂。也许加尔文决定辞职，是因为他恍然醒悟什么才是宗教真正的本质，他当下认识到拉热辛教会是既腐败又违背福音的教会，这使他再也无法允许自己享用这样一所教会的圣俸。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对的，但遗憾的是，加尔文本身以及其早期传记作者皆绝口不提这件事。如果这件事因为公然说明加尔文与天主教会一刀两断，所以对他们而言意义非凡的话，那么他们自始至终不寻常地绝口不提此事，就必须得到解释。无论如何，假定加尔文此时已下定决心，与拉热辛教会割断剩余的长久联系，由此说明加尔文的“归信”在他辞职不久前发生，这是言之成理的。然而可悲的是，这也只是一个推测而已。

一些较近期的加尔文传作者，基于努瓦永教堂会议档案中记录了加尔文辞职一事而作出的有分量的解释，可能是因为误读了三周以后发生的事件。5月26日的努瓦永教堂会议档案记载了一个名叫“让-科文”（Iean Cauvin）的人由于在三一主日（Trinity Sunday），在教会里造成骚乱而遭监禁。这会不会是加尔文因为不满当时的教会而公开抗议呢？这个人于6月3日被释放，两天之后再度入狱。然而，这样解释此事，看来是出于错误地判断了这个人的身份。努瓦永公告上清清楚楚地记录遭监禁的“加尔文”有个别名叫穆迪（Mudit）。换言之，这份公告上写着“别名为穆迪的让-加尔文”（Iean Cauvin dictMudit），是为了区分这位加尔文与短短三周之前曾在这座城市的编年史上留下重要印迹的加尔文。值得注意的是，加尔文曾于1545年写信给一位同事，信中他指出因为自己从未遭监禁而赞美上帝。如果加尔文真的曾经因为犯了这么不合情理的罪行，而遭当权者囚禁，那么反对加尔文的努瓦永人不可能绝口不提这件事。

我们不清楚加尔文在努瓦永之后发生了什么事。科拉顿（Colla-don）提及他在纳瓦尔王后玛格丽特的宫廷渡过一段时间，随后在巴黎和奥尔良也住过一段时间。根据科拉顿所说，加尔文在巴黎时曾打算与米歇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见面。我们叙述加尔文后来在日内瓦期间，塞尔维特是将会提及的一个重要人物。基于加尔文在巴黎时处境危险，所以他们事先约好在位于圣安东尼街（RueSaint Antione）的一个安全地点见面。然而，遗憾的是塞尔维特没有[6t]出现。不过，加尔文与塞尔维特大约20年后还是在日内瓦见面了。

同年秋末，福音运动的处境因为告示事件进一步恶化。纳沙泰尔（Neuchatel）著名的改革派小册子作家安东尼-马科特（Antoine Mar-court）的举动震惊全国。10月18日星期天清晨，法国所有醒目的位置上皆张贴着猛烈抨击天主教弥撒的匿名告示。在巴黎和某些乡镇，一些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去做弥撒的路上，被许多小型海报触怒，这些海报宣称“教皇制度下的弥撒带来可怕、巨大、令人不堪忍受［叫人忍无可忍］的弊端”。那些驻足阅读这四段辛辣尖刻文字的人，轻而易举就能看出它们对现有教会几乎毫不掩饰的威胁。福音主义一夕之间被视为“造反之人的宗教”，它造成了扰乱法国社会与破坏现状的威胁。迄今为止，政治机关虽然捍卫正统的天主教，但他们却明显缺乏热忱。如今经常有人认为政府机关的举措是为了维护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新的同盟出现了，新的联盟结成了：一夜之间，在巴黎，成为福音派信徒与承认自己是福音派信徒变成一件愚蠢的事。成为一个福音派信徒，就会被视为破坏分子，甚至是卖国贼。

法兰西斯一世可能是被告示触怒的读者之一。那个星期天，在昂布瓦斯城堡中一觉醒来的法兰西斯一世，在卧室外面发现了一张告示。保安措施的不足与这张告示的宗教性内容可能同样惹怒了他。法兰西斯一世就回到巴黎，开始疯狂地迫害一切涉嫌支持福音主义的人。然而，即便是在他抵达巴黎之前，逼迫之火已经点燃。

从这些事件与加尔文回想自己的宗教定位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典型模式，即人对宗教的认知是从“认同”过渡到“虔诚”。加尔文从这些事件中充分认识到自己形成中的宗教观点的重要性。这些观点不是在象牙塔中构思出来或争论的观点。相反它们带有倾覆帝国与城市之虞，并导致加尔文四面楚歌。加尔文的存在与其宗教信仰密不可分。在他自己与他人眼中，他的观点塑造了他。生命与思想、人与观点的合而为一，无疑始于他漂泊的年日。正是那时候，个人身份、神学及行为融为一体。

鉴于1534年10月的事件，加尔文认为离开巴黎是明智之举。科普已经在瑞士的巴塞尔市找到避难所，当时这座城市的为人称道之处就在于它既是文学中心，也是支持福音主义者的安身之地。这次行程的花销不菲；加尔文此行与朋友杜-蒂利特同行，杜-蒂利特毫无怨言地负担了行程的费用。两人途经斯特拉斯堡，大约于1535年1月抵达巴塞尔。虽然加尔文现在很安全，但接下来他该往何处去？这次被迫流亡期间，他会做什么呢？

以马丁努斯-卢奇安努斯（Martinus Lucianus，变换“Caluinus”英文字母顺序而来）为笔名的加尔文，适应了流亡生涯。巴塞尔和斯特拉斯堡一样，都是讲德语的城市。对德语几乎一窍不通的加尔文，社交与文学交往的对象只限于那些说拉丁语或法语的人。曾经是主要的人文主义学术中心的巴塞尔大学，此时已经没落。因此，没有加尔文可以轻易接触到的学者圈。当时肯定或可能与加尔文有联系的人包括伊里-库如（Elie Couraud）、皮埃尔-卡罗里（Pierre Caroli）、克劳德-德-费雷（Claude de Feray）、纪尧姆-法雷尔（Guillaume Farel）、皮埃尔-图森（Pierre Toussaint）和皮埃尔-维若特（Pierre Viret）。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曾经是世界文学界不可忽视的力量，闭门不出、身患重病的他在布赖斯高地区弗赖堡（Freiburg im Breisgau）度过五年，于1535年5月回到巴塞尔。伊拉斯谟于1536年6月去世；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伊拉斯谟与加尔文曾经私下会面。

尽管在巴塞尔的生活有种种限制，但加尔文还是充分利用他在这座瑞士北部城市的时间。他的流亡之地成了瞭望台，从那儿他能够观测各处发生的事。他能知道在日内瓦市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如宗教改革运动家维若特的中毒事件、福音派讲员轻而易举就胜过他们的天主教对手的那一场公开争论、200人议会（Council of Two Hundred）于8月10日废除天主教的弥撒。在这里，加尔文也可以获悉在法国发生的悲剧事件，如他的朋友艾蒂安-德-拉-福尔热（Etienne de laForge）于1535年2月16日被判处火刑，活活烧死。加尔文可以看到福音派信徒被说成是带有煽动性与企图造反的重洗派（Anabap-tist），不配与同为福音派的杰出的德国新教徒相提并论。这在当时是极其敏感的指控：1525年的农民战争（Peasants＇War)让德国新教团体认识到重洗派作为激进的社会势力有多危险。重洗派最近在扬-范-莱顿（Jan van Leyden，1533-1535）的领导下占领了明斯特（Münster），这次事件最终通过武力围攻才结束。此次事件让德国新教团体证实了自己对重洗派的看法无误。正如德国王公认为处决重洗派是合情合理的，法兰西斯一世也觉得自己有绝对的权力处决国民中伪装成宗教改革运动家的煽动分子。

这就是法兰西斯一世强而有力的理由。他在巴黎担任主教的哥哥、自己的外交官纪尧姆-杜-贝莱（Guillaume du Bellay）的建议下，巧妙地利用这个理由。这种说法触怒了加尔文，尤其是因为他才刚写了一篇反对重洗派的论文。暗示福音派信徒其实志在政治而非宗教的说法，深深伤害了加尔文：“这就是我发表《基督教要义》的理由”（Etce fut la cause qui m’incitaàpublier mon Institution de la religion Chrestienne）。加尔文对政治一窍不通，但却精通学术、头脑精明，因此他还是决定去做他唯一可做的事，那就是奋笔疾书（时间会证明加尔文的特性的确如此）。

虽然这部著作赶不及在1535年秋天的法兰克福书展上面世，但还是在同年的8月23日完成。

人们往往认为第一版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是为了法国的福音派信徒而写，从而坚定他们对自身信仰的看法。虽然这种用意的确很可能激发加尔文开始构思《基督教要义》，但是我们却必须承认我们不清楚加尔文什么时候开始撰写这部著作。事实上，我们只要不看“前言”（prefatory letter）中的所有外交辞令和细枝末节，那么这部著作的最终形式就是为了截然不同的特定读者而写的：有关当局宣称他们迫害福音派信徒，是因为这些信徒与德国的重洗派别无二致。《基督教要义》的主旨就在于证明这种宣言愚蠢透顶。法国宫廷传出的言论目前在德国广为流传，这些言论激怒并刺痛了加尔文。因此他撰书强烈抨击那些将福音派比作“重洗派和煽动分子”的人。他提出的“极尽敬虔与人所必须认知的关于救恩论的一切事”，是为了证明那些宗教改革运动家的观点的正统性，从而使人不再相信那些为了政治目的（法兰西斯一世需要德国王公的支持来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而设法把宗教改革运动家说成异端分子与极端分子的人。

然而，实际上这部著作带来的效果，大概与加尔文所预期的截然不同，但却未必让他大失所望。我们会在第7章与第8章详细探讨《基督教要义》。而在这阶段，我们只需指出单凭《基督教要义》，就可奠定加尔文作为享有盛名的宗教作家兼思想家的地位。

加尔文大概是在修改《基督教要义》的校样后，动身前往意大利的费拉拉市（city of Ferrara）。可能是当时的费拉拉公爵夫人——纳瓦尔王后玛格丽特的堂亲，她的福音主义观点吸引加尔文来到此地。一些法国福音派信徒显然认为费拉拉公爵夫人的宫廷，是告示事件余波中的安身之地。当中包括诗人克莱门-马罗（Clement Marot），他由一位名叫让内（Jehannet）的人陪同。让内是受难日（4月14日）当天发生的一件事的中心人物。这件事危及许多在费拉拉宫廷避难的福音派信徒的地位，随时有在这宫廷掀起反对福音派浪潮的威胁。

整个宫廷及其随从（包括让内，也可能包括加尔文）聚在一起，参加受难日尊崇十字架的传统仪式。正值仪式的高潮，让内大步走出教堂，很显然是为尽可能吸引众人注意他的离去。被人盘问其反常与失态的举动时，让内宣告自己是福音主义的支持者，言下之意显然是在告诉宫廷里其他不知情的人：公爵夫人收容了许多同样支持福音主义的人。加尔文确信自己的处境有性命之虞，于是在前往法国之前（根据科拉顿所言）回到巴塞尔。1535年7月16日颁布的库西敕令（E-dict of Coucy）允许宗教流亡者回到法国，条件是他们必须在六个月内摈弃自己的观点。加尔文趁这个机会回到法国处理剩余的家务事。一份现存的1536年6月2日的代理权告示上写着：“常驻巴黎的法律系毕业生（licenciéès lois）约翰-加尔文”，给他弟弟安东尼（Antoine）权力安顿努瓦永的家务事。7月15日，加尔文离开巴黎的险境，启程前往斯特拉斯堡。

不幸的是，在法兰西斯一世与罗马皇帝之间的战争中，参战军队的调动导致直接通往斯特拉斯堡的道路危机四伏。加尔文不得不往南迂回取道。他在一座城市逗留了一夜，这座城市就是日内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