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加尔文传

法国人文主义法学派

16世纪的法国，法律这门学问正经历着巨变。虽然南部地区从未丢弃罗马法的一些出色之处，但是北部各省几乎已沦为受习俗统治的地区（Pays de coutume）。在那里，法律事实上等同于不成文的惯例。法兰西斯一世的专制君主政体正朝向中央集权管理的方向发展，因而把这样的法律多样化看成不合时宜的。为了加快法律改革的速度，最终在全法国形成一个适用于全国的法律系统，君主政体向一些法律研究者提供明智的支持，这些人从事的理论研究主要与如何在普遍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法律的基本条例有关。这些人当中的先锋人物是纪尧姆-比代（Guillaume Budé），他主张直接归回罗马法以顺应法国新的法律需要，他认为这样即经济又有意义。在中世纪法理学家所写的注释和释经书的指引下阅读古典法律文件，是意大利的习俗，与此相反，法国发展出直接求助于古典法律资源原文的做法。尽管奥尔良和布尔日的法学家没有权力强制复兴罗马法，他们对解决如何阐释古典文献并使之转化以适应当前需要而提出的相关理论问题的高质量研究，却使得像比代这样的人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中最重要的人。

虽然我们没有什么成文的证据来证明，但加尔文抵达奥尔良的时间大约是1528年。第二年，他被刚刚到达布尔日的意大利法律教授兼法理学家安德里亚-阿尔恰蒂（Andrea Alciati）的声望吸引，来到布尔日。1527年发生一系列的改革行动，作为其中一部分，布尔日开始从其他学院挖角，找一些有名的学者，用高薪来弥补学院本身声望不高的缺陷。阿尔恰蒂就是从阿维尼翁被高薪聘请过来的。但是不久以后，加尔文发现阿尔恰蒂对他的吸引力明显变弱，于是他于1530年10月返回奥尔良。

在奥尔良和布尔日学习民法，使加尔文能与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组成元素发生最直接的联系。如果说这次邂逅仅仅使加尔文对法律的理论基础和法典编纂的实用性有所洞察，那实在是低估了它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加尔文后来应邀帮助日内瓦编纂“法律和法令”时，他足以运用他的古典罗马民法（Corpus Iuris Civilis）知识作为合同、财产法和司法程序的典范。和那被高薪挖到布尔日的阿尔恰蒂一样，加尔文既是人文主义思想家又是有实践经验的律师。比代的文学作品表达了一个信念，即所有的古典遗产，不仅仅是法律制度和条文，都对现代有极重要的借鉴意义。以比代为代表建立的法律与文学（bonae litterae）之间的联系，给加尔文展示了一个人文主义价值观、方法和资源的世界。除了1514年的《论古代度量衡与货币》（De asseet partibus eius）、1529年的《希腊文宝库注释》（Commentarii graecae linguae）和1508年的《学说汇纂前24章评注》（Annotationes in quatuor et viginti Pandectarum libros），比代还出版了与新约圣经有关的著作，以及追溯从希腊智慧到基督教信仰发展过程的非凡著作《论希罗主义到基督教的过渡》（De transitu hellenismi ad Christianis-mum）。这部作品为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了全面的辩护，提出学习古典遗产是接受基督耶稣福音的恰当准备。加尔文在伟大的1559年版《基督教要义》中，采用类似的方法，让西塞罗（Cicero）把读者从古老的自然信仰，领到基督耶稣的上好福音上。

也许可以把加尔文的方法看成当时最伟大的圣经注释。这源自于他在奥尔良和布尔日的先进氛围中学习法律。所有一切都表明加尔文从比代那里领会到，首先必须成为一个有能力的语文学者，直接接触原文，并在语言的上下文和历史的具体情景中解释它，最后再把它应用到当代的需要中。然而，加尔文首次公开使用这样的方法，不是针对圣经，而是塞涅卡的一部次要作品。

塞涅卡注释

1531年初，加尔文毕业于奥尔良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Licenciéès lois）。我们可以发现加尔文自学习法律起，就没有显示过要当什么“法学家”（Légiste）的野心（正如我们先前提到的，他去学法律，最初是他父亲的决定）。而他自己向往的是修辞学和文学，以及这一切所带来的声望。1531年6月回到巴黎以后，他拾起1530年在奥尔良做法律学生时就开始的一项学术工作，并计划完成这项工作。学习法律使加尔文爱上文学。大概是想成为一个人文主义学者，加尔文花费了两年时间给塞涅卡的《论仁慈》写注解，并于1532年4月自费出版。加尔文不了解虚荣的出版界，他很快发现自己所做的是件冒险的事：出版的书由于缺乏市场价值，导致经济上的困难，他被迫向朋友借钱，比如尼古拉斯-科普（巴黎杰出的内科医师，也是学者纪尧姆-科普的儿子）和尼古拉斯-杜-谢明（Nicolas du Chemin）。加尔文还试图利用自己在奥尔良的名声，劝说讲师们提及他的作品，说服出版代理腓力-罗尔（Philip Lore）储备不少于100册的书。

加尔文选择详细解释的那篇论著，已经被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收在1515年版的塞涅卡作品中。那个时候，伊拉斯谟全神贯注于哲罗姆的著作和新约圣经上，他花在塞涅卡作品上的时间和精力，很可能不足以写出一部好作品。基于对这个工作的不满，他于1529年1月出版了一个改进版。正是这个改进的版本引起了加尔文的注意，也许是由于在序言中，伊拉斯谟诚恳地邀请更有才能和时间的人来改善他的工作，但这显然是个招惹是非的祸端。也许这件事刚好表明了加尔文的不成熟，当别人都聪明地避开时，他却为了给文学界增添一份更令人满意的答卷，接受了挑战。

这是一个毒杯。可以说加尔文的专业文学生涯开始并结束于这项工作。虽然塞涅卡注释没有让加尔文交上好运，但是加尔文的声望其实也无需它来成就。公平地说，如果加尔文的职业生涯一直朝这个方向发展，他的成就至多不过使他的名字被某部古典学术史的脚注稍作提及，最终将理所当然地渐渐趋向湮没，销声匿迹。这部作品引用了55位拉丁作者和22位希腊作者的作品，证明它牢固地建立在历史、文学和文化经典之上。但如果知道上述大部分引言来自现成的版本，比如奥拉斯-哲利阿斯（Aulus Gellius）的《阿提卡之夜》（Attic Nights）或比代的《希腊文宝库注释》，那也就表示了加尔文的文学成就，不过堪比一个会查找《牛津引用语字典》的人，而上面提到的数据也许就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了。不过，即使加尔文的材料并不是原文，在处理上他仍然表现得机敏过人同时极富创造性。

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注释也表现出加尔文在使用文字时，注重文雅的劝说艺术。透过这部早期作品，我们依稀可见未来的加尔文——一位熟练地掌握人类语言的修辞学家，而他将用这样的语言来传达上帝的话语。加尔文经常会在文章中穿插一些特别贴切的例证，漂亮的措辞、雅致的表达方式或者仔细斟酌过的合适字眼（他甚至偶尔会挑剔塞涅卡散漫的风格）。他热情地关注交流是否自然流畅，听者和说者、作者和读者之间是否能够沟通，这些都能在整部作品中获得证明。盎格鲁一撒克森人可能不喜欢“修辞”这个术语，却更愿接受“交流理论和技巧”这样的表达方式。不过，两个术语指的是同一个原则，加尔文早在20岁出头就证明他掌握了这个技能。在他日后的改革斗争中，这门学问成为他夺得卓越胜利的武器。

虽然一些注释学家认为塞涅卡的注释，蕴含了改革巨树生命的小小芥菜种，然而这个论断可能仅适用于加尔文所运用的方法，而不适用于这些方法所带来的结果。在这部作品中，他首先考虑的，显然就是措辞而不是实质内容，在这样一部内容无趣，又模仿他人的作品中，对措辞的注重也许是最新颖独创的元素了。在作品中，我们发现加尔文通过对语文学的解释，然后用语法和修辞解释词语之间的关系，确定一个词或词组的意思。更加精细的解释，是通过列举其他古典资源中的术语和词组的相近用法，同时也从塞涅卡其他作品中援引举例。作品中对拉丁文术语和词组的高明解释比比皆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希腊词语的词源说明点缀其中。这部作品给人的总体印象，就是作者是一个非常关注词语和语言的人，虽然相形之下，这些语言和词语所传达的观念似乎已退居其次。如果说加尔文对其严谨创作的成果显得缺乏兴趣，可能也是因为此刻的他过分关注方法，忽略实质。加尔文同样耐心地注意如何使自己的文章溶入文学和历史的背景之中，这一点使他的讲道和圣经注释工作更为成熟。不过，在后面的这些工作中，加尔文显得对实质更加关注、着迷，甚至迷恋。加尔文对圣经内容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投入和实实在在的关注，这显然是他写作塞涅卡注释时那种呆板的探究所缺乏的。

1532年5月中下旬，加尔文离开巴黎前往奥尔良。他的目的大概是要完成他的法律学习。在1533年5月至6月间，他在奥尔良的皮卡第大学（Picard Nation）担任年度代理视察官（substitut annuel du procureur）。虽然对于这个职位的确切性质并不清楚（好像是名誉行政职务），但是授予的任期却跨越1532到1533整个学年。那一学年后，加尔文回到自己的故乡努瓦永：他在1533年8月23日参加了一个大教会的会议。两个月后，他出现在巴黎。

1533年的巴黎

在许多方面，巴黎的情形映射出加尔文第一次在那里学习时的情形：那就是对任何疑似信义宗（Lutheran）的观念，或任何有疑问的正统存在强烈的敌意。1530年4月30日，神学院（the faculty of theology）把“没有希腊文、希伯来文或其他类似的语言，将无法正确理解圣经”的说法谴责为可耻的造谣。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决定旨在削弱那些阅读皇家学院（Collège Royal）作品的读者的权威，这个学院［包括纪尧姆-比代、尼古拉斯-科普、皮埃尔-丹尼斯（Pierre Danès）以及弗朗索瓦-瓦塔博（Francois Vatable）］后来成为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一个坚持经院哲学老路的大学、人文主义的堡垒。1532年2月1日，神学院声讨了艾蒂安-勒-科特（Etienne Le Court）提出的一系列颠覆性教义，包括他提出的“现在上帝的愿望是圣经要用法语写，妇女接管主教的职责，主教接管妇女的职责，妇女要传讲福音，而主教和小姑娘们要一块说闲话（broderont）”。神学院觉得这远远超越了他们对正统的理解。

然而，从1528到1535年，是神学院非常艰难的时期。1532年，长期公开批判神学院的让-杜-贝莱（Jean du Bellay）被指定为巴黎主教。这段时期，神学院和巴黎最高法院之间发展成冷战状态。国王和神学院的关系也很紧张。神学院在亨利八世的离婚问题上败给了法兰西斯一世，而且警觉地注意到随着国王母亲的去世，具有新教思想的纳瓦尔王后玛格丽特（Marguerite of Navarre）对法兰西斯的影响日渐加深。在玛格丽特的保护下，福音使者杰拉德-鲁塞尔（GérardRoussel）在1533年的大斋期（Lent），招聚了大批的群众听讲道。不久之后，其他的传道人开始模仿他的风格和主意。1533年3月29日，因为担心鲁塞尔的影响力，神学院指令六名成员讲道，以反对“信义宗错误和邪恶的教条”。这个行动只取得非常有限的胜利，却使得神学院在巴黎教区牧师的授权下，设置了一个智囊团，目的是为起诉鲁塞尔的异端邪说打好基础。那一年的4月，鲁塞尔的讲道受到一些听众非比寻常的注意。然而，国王却意识到这一异端审判，很可能也意味着将对鲁塞尔的资助人玛格丽特不利（她当时正怀孕）。1533年5月13日，国王下令驱逐在巴黎的神学院理事（faculty syndic）诺埃尔-贝迪埃（Noël Bédier）和鲁塞尔的某个批评者（理事一职是1520年5月5日设立的，因为人们认为担任院长和副院长高级职位的任职者工作效率低下。贝迪埃应邀担任理事，有效地管理神学院。他实质上担任这个职位直到1533年）。

这一行动被认为是对神学院决定性的打击。然而，神学院很快选举出一个新的理事，而且在10月公开谴责玛格丽特的诗作《罪恶的心镜》（Miroir de l＇âme pécheresse）。他们争辩说印刷商没有按最高法院的规定将作品提交给神学院审核，许多人会认为，这似乎是有意报复国王。在10月1日，纳瓦尔学院（著名的神学院大本营）演出的学生剧使更多人抱有这种想法并深信不疑。在剧中，纳瓦尔的玛格丽特被刻画成一个对读圣经发狂的家庭主妇。加尔文在给他的“兄弟和好朋友，奥尔良律师弗朗索瓦-丹尼尔先生（Francois Daniel）”的一封信中，将这些事件娱乐消遣了一番。在这封信中，加尔文很隐蔽地，密谋般地提到“M.G.”，其赞赏的语气表现出加尔文对杰拉德-鲁塞尔先生的福音观点是抱同情态度的，因此也表明加尔文与鲁塞尔所参与的温和改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站在同一战线上。

所以，1533年10月底，围绕巴黎的改革氛围，流露出若干冲突迹象。神学院不论是对信义宗还是对人文主义都保持着一贯的敌对态度；然而，它的力量好像临时消减了。另一方面，国王也许由于日益倾向于接受纳瓦尔的玛格丽特的亲福音观点，因而显得似乎十分欢迎温和改革主义者的观点，如勒菲弗尔和他的弟子鲁塞尔等人的观点。这些人虽然热情而明显地关注天主教会的灵性光景，但他们认为自己被召是要从内部做更新教会的工作，他们并不是后人所理解的“改革者”。那些赞成改革的人也许容易被这些正面的迹象所诱惑，而没有注意到更多的不祥信号所传达出的强硬的反福音运动的气氛。1533年秋，新近当选为巴黎大学校长的尼古拉斯-科普选择以教会需要改革和内部更新，作为他就职演说的主题。结果表明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判断错误。

万圣节演说

1533年11月1日，科普按照惯例发表了标志着新学年开始的演说。自从1580年西奥多-德-贝扎（Théodore de Bèze）在日内瓦领导编纂工作，并发表权威性的《法国宗教改革时期教会史》（Histoireecclésiastique deséglises réformées au royaume de France）之后，人们谈及加尔文在巴黎的那段时期，就会说这个演说是在“马蒂兰教堂”（church of the Mathurins）发布的，这已成为传统的说法。虽然按惯例演说确实应在圣马蒂兰（Saint-Mathurin）三一修道院的小礼拜堂进行（这里也是神学院定期召开会议的地点），但1533年的会议地点，事实上是在法兰西斯会（Franciscan Observantines）的小礼拜堂，当地人把法兰西斯会修士称为束腰绳修士（Cordeliers），因为他们腰上系着一条打结的绳索。［1533年12月9日，罗德里格-曼里克（Ro-derigo Manrique）写给路易-伟（Luis Vivés）的信，清楚记载了这次会议。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束腰绳修士会第一个声讨科普的演说，否则人们会对此感到困惑。］

演讲引起了轰动。虽然它的提议是温和的［反映了与杰拉德-鲁塞尔观点相似的法布理西安（Fabrisian）态度］，神学观点是派生的（有些是从伊拉斯谟和路德那里吸取的，然而保持了很多传统的天主教元素，比如圣母马利亚的祈祷），但是听众还是认为演讲内容放纵、具有攻击性。反应强烈是一个历史事实，然而，强烈程度却令人费解，因为演说词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作者遵循着当时的改革原则。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内，曼里克用文字描述了此次演讲在巴黎各个阶层所激起的愤怒。纳瓦尔的玛格丽特为支援科普而介入此事，却徒劳而返。科普之前的前任校长是葡萄牙学者安德里亚斯-德-戈维亚（Andreasde Gouveia）。11月19日，他接替科普出任校长。第二天，科普被要求前往大理院（parlement）。虽然当时他还在巴黎，但是他并没有在大理院出现。2月13日，法兰西斯一世从里昂写信，生气地下令逮捕那让科普从巴黎逃脱的失职官员。

这个就职演说还存留两个副本：第一个出自加尔文的手笔，有几页丢失了；第二个是一份16世纪的手稿，包含就职演说的全部内容，但有几处不恰当的语法反映了这是一个不知来源的粗糙文本。将第二个文本的笔迹与科普于1534年4月5日写给马丁-布塞（Martin Bucer）的信比较，显示了完整的版本是科普本人所写的。然而，这与演讲的原始版本却有所出入。首先，手稿的用纸是一种来自上莱茵兰地区（Upper Rhineland），也许就是来自巴塞尔的纸张（表明科普是在1534年被流放到当地时写就的）；斯特拉斯堡的档案保管员让-若特（JeanRott）发现一封德国人文主义者迈科尼乌斯（Myconius）在1539年11月9日，从巴塞尔写给斯特拉斯堡同事的信，纸张上的鲜明水印和斯特拉斯堡文件第三、四页上的水印，是一样的。其次，研究两个现存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异可以发现两个版本都是已丢失原件的副本，日内瓦的那份文件更好一些。

加尔文在1533年11月的中下旬也选择离开巴黎去往某地。在12月初，他觉得可以回去了，但是为什么加尔文在科普事件之后觉得必须逃离巴黎呢？没有什么同时期的资料能说明他是科普煽动性演讲稿的作者，或者与其有任何蛛丝马迹的牵连（德-贝扎于1575年出版的加尔文传记修订本中首次暗示这篇演讲稿是由加尔文亲自操刀的，但无确实证据）。在一定程度上，问题并不难回答：科普事件后，当局采取行动至少对付了50位对“信义宗”抱同情态度的人，加尔文如果留在巴黎，毫无疑问将不能幸免。然而，还有一个更大的可能性：加尔文确实为科普写了演讲稿。这个可能性的证据虽然只是提示性的，但并非含糊不清。如果确是加尔文写的，那说明他往后的风格，在当时尚未成型。将演讲稿算在加尔文头上，实在有损加尔文在文学和神学上的名誉。演讲稿显明了某些神学态度，但并不是这位改革者后来所持有的态度。然而，在更早的时期，当加尔文看起来是赞同较温和的法布理西安改革观念时，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可以排除他持有这样的神学立场。无论如何，问题依旧存在：为什么加尔文要亲自抄写演讲稿？它与加尔文有什么联系，值得他亲自动笔？文件的存在至少说明在加尔文的思想中，这个演讲稿肯定是与他自己的信仰结构有联系的，甚至反映了他的信仰结构。

然而，有关加尔文信仰结构的中心问题牵涉到他从人文主义到改革者的转变。他从何时脱离了温和的法布理西安改革方案，转而采用和他的名字紧密相连的更加激进的改革方式？是什么想法使他作了这个决定？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要看看加尔文的“突然转变”——一个似乎翻天覆地的决定（因为它如此突然，并且影响深远），这个决定使加尔文义无反顾地走向改革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