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加尔文传

3、徘徊的岁月:奥尔良及避逅人文主义

16世纪20年代后期的某个时刻,可能在1526-1528年,年轻的文学学士加尔文离开巴黎前往奥尔良,师从堪称“法国律师王子”[1]的皮埃尔-德-勒斯图瓦热(Pierre de l’Estoile),主修民法。加尔文选择学习法律的原因并不全然明了,为他作传的早期作者对他这一全新道路提出了若干可能的背景因素:来自父亲或未来的宗教改革运动家皮埃尔-奥里维坦(Pierre Olivétan)的影响、神学在其心中日益幻灭、对于“真宗教”的本质产生了觉醒与顿悟。2我们虽然不太了解加尔文转到奥尔良的动机,然而对于他所进入的这个全新的学识世界,却相对地有文献可考并易于理解。在奥尔良及后来的布尔日,加尔文邂逅了一种抓住了自己想象力的人文主义,并在日后对其加以改良,以适用于自己特定的目的。

奥尔良与巴黎的区别,体现在若干重要方面:它不是学院式大学;它于1512年经历了根本上的改革;它只拥有一个系,那就是法律系,在这里民法的地位远远超过教会法令。伊拉斯谟于1500年曾在奥尔良学习六个月,他曾带着一定的厌恶情绪回忆那段经历。他声称自己的生活曾经因为阿库修斯(Accursius)和巴托鲁斯(Bartholus)而悲惨万分,因为他无法直接学习查士丁尼(Justinian)所著的罗马法经典著作《法学概要》(Institutes),而迫不得已必须浸没于后世学者冗长而烦琐的评注中。中世纪的注释家对待自己的工作,态度严肃认真,在书边空白处与字里行间写下了洋洋洒洒的注释。阿库修斯和巴托鲁斯等注释家使书边注释与行间注释发展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注释本身比原文还重要。

无独有偶,这种现象在神学领域中也出现过。中世纪从不缺少圣经注释家,他们总是时刻准备为圣经原文加上自己的理解与注释。在黑暗的中世纪晚期,出现了为圣经加注释的学问,并且日益系统化,几个世纪的注释家积累在一起的注释、注解及枝节内容,逐步自成一体成为权威,但事实上这些注释却已脱离起初所依据的圣经原文。注释本身后来又加上注释,仿佛是一层层的油彩。一般说,解经书充其量只是重现传统注释的内容。然而,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这一切都要改变。

人文主义的实质

人文主义在20世纪是指一种哲学或人生观。它肯定人性的尊严而不涉及上帝。人文主义有很强的世俗主义色彩,甚至是无神论色彩。说到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的兴起”,就好像是一场信仰和无神论的对峙。而这场对峙以及可能带来的结果,却从来没有成为现实。文艺复兴并非启蒙运动。14、15或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对“人文主义”的理解,与现代人的理解往往是不一样的。事实上,他们相当敬虔,所关心的是复兴而不是废除基督教信仰和教会。

“人文主义”这个术语由1808年德国教育学家F.J.尼撒玛(F.J.Niethammer)首创,指一种强调希腊和拉丁名著的教育形式。德国中等教育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日益强调引起了尼撒玛的不安,他相信这种强调潜在的非人化结果,只能通过对人文学科的浸没式学习来削减。有趣的是,没人在文艺复兴时期使用人文主义这一术语,但意大利语“umanista”则频繁出现。此词指研究诗歌、语法和修辞等人文学科(studia humanitatis)的大学老师。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主流人文主义作家的广泛研究,揭示了当时对雄辩术的普遍重视。如果人文主义作品有什么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推进口头和书面修辞,而希腊和拉丁经典就是这个雄心勃勃的审美运动的榜样和来源。

古典学识的兴起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反映出人们对再次挖掘古老遗物的文化价值和规范的新兴趣。古典文化和文明被看成是当代的资源。人们广泛研究希腊和拉丁原版作品,不过只是把它们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人文主义者把古典著作当成写作修辞的典范来学习,从而获得灵感和指导。古典学识和语文能力仅仅是用于开发古老遗物资源的工具。就像许多人指出的,人文主义者的作品在推进口头和书面修辞上的投入,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对古典学识或语文学的投入。

人文主义者只是在如何形成观念上达成共识,而并非持有共同的观念,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容易理解和接受“人文主义”包含许多不同成分的事实,否则这一事实将令人感到不安和不解。例如,许多人文主义作家是柏拉图主义者,而另外一些喜欢亚里士多德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贯穿整个文艺复兴时期而顽强地延续下来[如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这对于那些把人文主义当作单一哲学的人来说,是件难以理解的事情。一些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表现出近似反宗教的态度,但其他一些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则非常虔诚。一些人文主义者是共和主义者,但其他一些则坚决拥护君主制。近期研究也注意到人文主义不太有吸引力的一面:一些人文主义者沉迷于魔法和迷信,这也许与人们对此运动的传统看法格格不入。“人文主义”似乎缺乏一个一致的或与众不同的哲学主张。没有哪个宗教、哲学或政治观点主导此运动或成为此运动的特色。因而,“人文主义者”这一称号并不能传达作者的哲学、政治或宗教观点的基本信息,而是首先指出作者试图利用古典时期的资源产生现代观念,此外,作者承认在表达这些观念时应采用古典的文体标准。

简而言之,人文主义所关注的是如何获得和表达观念,而不是观念本身的确切属性。一个人文主义者也许是柏拉图主义者,也可能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但不论哪一种,观念都起源于古老的经典。一个人文主义者也许是怀疑论者,也可能是信徒,但不论哪一种,其态度都可以从古老的经典中得到辩护。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富有特色的思想多样性,正是建基于人们对思想从何而来以及该如何表达的普遍共识。

尽管人文主义起源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却具有显著的动态性。日渐清晰的是,北欧的人文主义在它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到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根本影响。如果说北欧人文主义运动的出现是完全独立于意大利之外的、自发的本土人文主义运动,那么必须强调的是,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证据清楚显示这些运动肯定受到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影响。向北欧传播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方法和理想的三个主要渠道,也已经得到确认。首先是南移到意大利的北欧学者,他们可能是去意大利的大学学习或者完成某个外交使命,回到故土时,他们带回了文艺复兴的精神。其次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对外通信,其规模相当广泛,遍及北欧的绝大部分地区。人文主义注重提高书面语言的雄辩气势,写信被看成一种手段,来展现并散播文艺复兴的理想。最后是印刷的书籍,它们最早源于威尼斯的阿尔迪内印刷所(AldinePress)等。这些书籍常常被北欧的印刷所重印,特别是在瑞士巴塞尔的印刷所。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常常把他们的著作献给北欧的赞助人,从而确保它们在合适的地方得到重视和传播。

文艺复兴时期支撑人文主义的普遍原则,可以总结为这样一个口号,“回本溯源”(ad fontes)。通过回归起源,可以绕过中世纪思想的停滞和贫乏,直接与古代的辉煌文化相交。与其苦苦对付中世纪圣经注解概念上的含混和文字上的粗俗,不如回归圣经本身的内容,恢复它的生命力和新鲜感。这个梦想的实现,在文艺复兴晚期似乎指日可待,因为盛兴人文主义之风的学术界,开始使人们都能获得学术追求所需的资源。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基督教骑士手册》(Enchiridion),即《基督精兵手册》(Handbook o f the Chris-tian Soldier)。虽然这本书于1503年就已出版,并在1509年重印,但它真正产生影响力是在1515年第三次印刷时开始的。从那时开始,它成为风靡一时的作品,随后的六年再版达23次之多。喜欢这本书的读者主要是受过教育的平信徒男女,伊拉斯谟称这些人为教会真正的财富。《基督精兵手册》在1515年后备受欢迎,表明受过教育的平信徒所持有的期望和信心发生了重大改变,《基督精兵手册》成为畅销书后不久,即在苏黎世(1519年)与维腾堡(1517年)响起宗教改革的呼声,这一点也不容忽视。伊拉斯谟的成功也突出了印刷业对于传播新思想的重要性,轮到加尔文传播新思想时,他也没有忽视这重要的

伊拉斯谟的《基督精兵手册》发展出一个有巨大吸引力的论题:集体回归教父们的著作和圣经原文,可以为教会带来改革。对经文的规律性阅读被当作复兴和改革教会的关键而获得重视。伊拉斯谟将自己的著作视为平信徒的读经指南,提供简单易读但富有内涵的“基督哲学”评注。通过他的努力,每个人都能直接畅饮原文资源的清新甘泉,而中世纪注释者停滞的水流可以被放置一旁了。这项工作要求具备语言知识——古典著作所用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学习旧约圣经所需要的希伯来文——以及能够获得奠定基督教信仰根基的作品原文。

对应这样的市场需求,一个小产业在人文主义教育学家中发展出来。他们编纂语法和词汇手册,合为一卷,以迎合人们对古典智慧日益增加的兴趣。当加尔文在奥尔良,由他的朋友梅尔基欧尔-沃尔马(Melchior Wolmar)指导学习希腊文时,他也是这个工具的使用者之经过鹿特丹的伊拉斯谟非凡的编辑工作,他出版了一系列经典著作版本,堪称一个时代的奇迹。虽然他编辑的奥古斯丁著作,不能和1506年阿默巴赫编辑的伟大的11卷相提并论,但是他编辑的哲罗姆(Jerome)的著作被当作知识界的奇迹而得到世界的认同。最重要的是1516年伊拉斯谟用希腊原文出版的新约圣经。这是神学家第一次有机会把新约圣经的希腊原文和后来的拉丁文武加大译本(Vulgate)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主要结果,就是人们普遍对武加大译本这一“官方”的拉丁文圣经译本失去了信心。

当中世纪的神学家提到“圣经”时,几乎无一例外是指武加大译本,也就是“通用本”。这个译本的标准版本,即巴黎版武加大译本,是1226年一些巴黎神学家和书商风险投资的结果。那时,巴黎被公认为是处于领导地位的欧洲神学中心,必然的结果就是:尽管人们还在努力校正“巴黎版”武加大译本里面明显的错误和瑕疵,但它已被确立为标准。必须强调的是,这个版本的完成并没有得到任何神职人员的委托或支持,它完全是一种商业行为。中世纪的神学家试图把他们的神学建基在圣经上,因此被迫认同已经有缺点的拉丁文译本圣经这个糟糕的商业版。人文主义者在语篇和语言学技巧上的长进,揭露出武加大译本和原文应当有的翻译之间令人担忧的差异,因此为教义的改革开了一条路。“圣经”和武加大译本再也不能等同视之了。

伊拉斯谟证明了武加大译本在许多具有重大神学意义的地方,对新约希腊原文的翻译有着严重的失误。由于中世纪教会的许多信念和实践建基在这些文本上,许多(想要保留这些信念和实践的)保守的天主教徒对他的断言感到惊慌失措,而(想要清除这些信念和实践的)宗教改革运动家却非常高兴。下面两个例子反映了伊拉斯谟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圣经知识与宗教改革运动的关系。

武加大译本把耶稣事工的开篇(马太福音4:17)翻译成这样:“赎罪吧,因为天国近了”。这样的翻译明显指向补赎的圣礼。伊拉斯谟指出希腊原文应当译作“悔改吧,因为天国近了”。在这里,拉丁文译本似乎指向补赎的神职仪式,而伊拉斯谟坚持其所指的是一个内在的个人态度:要悔改。就这样,一个对现存神职仪式的必要性和适当性的重要挑战产生了。

中世纪神学家发展出的另一个神学领域,是对耶稣母亲马利亚的看法,它远远超越了早期教会的适度认识。对于稍晚期的许多中世纪神学家来说,马利亚就像一个恩典的蓄水池,当他们需要时,只需打开龙头。这个观念部分源于武加大译本中天使加百列对马利亚所说的话(路加福音1:28)。根据武加大译本,加百列问候马利亚时说:“满有恩典的人”(gratia plena),因此就得出了蓄水池的形象。但是伊拉斯谟指出,希腊原文仅仅是说“蒙恩的人”或者说“那已经蒙恩的”。再一次,中世纪神学中一个重要的发展,似乎受到人文主义的新约圣经学问的抵触。

后来证明,加尔文不愧是以人文主义的语言学和语篇技巧解释圣经的大师。然而,在这个阶段,我们关注的是他在奥尔良和布尔日邂逅的那一特别的人文主义形式。人文主义者直接推进“回本溯源”进程的一个结果,就是对注释和释经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它们不仅被当成无用的学习工具,更被当作与原文接触的障碍。它们就好像是置于读者和原文之间扭曲的过滤器;如同遮盖镶嵌画的层层灰尘或者涂在壁画上的层层颜料:它们否定或者阻碍人接触宝贵的原文。不过,注释家并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师,想“复原”中世纪风格的牛津,结果却毁了它,注释家们仅仅是把他们自己置于原文和现代读者之间。读者完全可以撇开注释,不受影响地直接阅读原文,不论是新约圣经还是查士丁尼一世的法律条文。当新学问对其主张越发自信时,阿库修斯和其他人的可靠性渐渐受到人文主义法学家的质疑。伟大的西班牙学者安东尼奥-聂伯里赫(Antonio Nebrija)出版了一份他在阿库修斯的注释中找到的错误的详细列表。同时,拉伯雷也轻蔑地论及“阿库修斯的不恰当观点”。法国人文主义法学派(French le-gal humanism)已实实在在地奠定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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