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加尔文传

教会里的权力危机

谈论中世纪晚期教会里的“权力危机”，似乎是老调重弹。然而，本文使用该词语却是别有一番用心：广义上，该词语清楚地表达了中世纪晚期社会的一面；狭义上，它巧妙地表达了当时的宗教生活，这种宗教生活最初致力于推动宗教改革的发展，后来却倒戈相向，抑制宗教改革的有效措施的施行。从这场危机中我们可看出两个要素：其一，谁有权力代表教会发言仍是个未知数；其二，神学上一知半解、政治上不知所措、军事上无能为力，这三种不幸加起来，使教会越加发现自己无法维持正统信仰。（就算人们能就“正统信仰”的具体所指达成一致，但如果新的神学观点出现了，谁能确定它是否与教会的教义一致？）

14世纪末与15世纪期间，西欧的大学相继涌现出来，促使神学院激增，神学专著也相应大量出版。神学家一如既往地必须做点什么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这些著作往往能探索出新的观点。然而，这些观点的地位又是什么呢？无人能在神学观点与教会教义、个人见解与公共信条之间画出清楚的界线，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导致了严重的混淆。路德很可能误将一种神学观点与教会的官方教义混为一谈，并在这种误解的基础上开始实施其改革纲领。历史学家可能会因为这种理解上的过失而责怪路德，但是，这位撒克森宗教改革家似乎只不过是被中世纪晚期浩瀚的神学资料弄得晕头转向、备感混乱的许多人当中典型的一位。那么，谁能分辨神学见解与教义之间的区别？是教皇吗？是大公会议吗？还是神学教授？无人能厘清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因而导致了中世纪晚期教会的权力危机。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法国“宗教上漫长的无序时期”（Lucien Febvre语）开始了。

对教会的官方教义混淆不明，是路德在德国推行改革纲领的主要契机。路德的观点当中，最为要紧的，莫过于称义的教义，即个人如何与上帝和好的问题。418年，即在宗教改革运动一千余年之前，一个受认可的教会团体曾对这一教义发布权威的宣言。这是最接近路德时期的官方立场，但其含糊与落伍的声明却不足以阐明教会针对1518年的问题所处的立场。在路德看来，他那个时代的教会已堕入帕拉纠主义（Pelagianism）的泥潭，他们对于个人如何得以与上帝相交的理解，叫人难以接受。路德认为，教会倡导个人能够凭借自己的成就与地位讨上帝喜悦，并蒙上帝接纳，这就完全否定了恩典。路德的看法可能是一种误解，但是当时教会里的误解比比皆是，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向路德说明有关这教义的权威看法。即便是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阿维尼翁（Avignon）飞地，混乱的思想亦十分盛行。卜尼法斯-阿默巴赫（Boniface Amerbach）写道：“人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他在教皇大本营中推广“杰出的马丁博士”的观点，无疑为16世纪20年代的混乱无序火上浇油。

在宗教改革中，加尔文更加关注的是教会日渐无力于坚持正统信仰。教区主教与省级教会会议是负责识别与镇压异端的复杂网络，但是双方老死不相往来，更甭说在路德的观点开始引人注目时，一起采取有效行动。1487年春，法国政府试图镇压瓦尔多派［Waldensians（Vaudois）］，但并不是特别成功。与其说法国政府消灭了被许多人视为异端的瓦尔多派，不如说只是解散了这团体。

所有危机当中最具威胁力的莫过于印刷机。传统的中世纪国家疆界对印刷文字无能为力。立法禁止流传非正统书籍是一回事，侦查这些书籍并禁止人阅读又是另一回事。法国政府为了阻止国人从海外引进煽动性的印刷品，一次比一次更努力地制定全面措施，但与此同时，出版商也越发熟练于隐藏他们手头上原版书籍的来源。在日内瓦印刷的书籍（最终在法国彻底被查禁）借着印制假的印刷者的地址，或透过模拟法国印刷者的惯用的字体，使其出处得以掩人耳目。

1515年9月的马里尼亚诺战役（Marignano）中，法兰西斯一世戏剧性地战胜了教皇与瑞士的联军。这场胜利使得法兰西斯一世在意大利事务中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也奠定了他在法国教会中的权力。随后，1516年的博洛尼亚协定（Concordat of Bologna），使法兰西斯有权任命法国教会所有高级神职人员。这实际上削弱了教皇对法国教会的直接管制。尽管1525年帕维亚战役（battle of Pavia）的失利以及后来在马德里遭囚禁，皆使得法兰西斯在专制主义的道路上暂时受阻，但最终他还是逐渐走向专制主义，导致教皇在法国事务（无论是国家事务还是教会事务）方面的权力相应削弱。结果，经常有人认为法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与法兰西斯一世有关，而与教皇无涉。假如教皇想要介入法国教会，一系列可怕的外交与法律障碍，就会摆在前面等待着他。不久前刚在战役中击败教皇的法兰西斯，几乎无心维护教皇在法国境内的利益，除非这些利益与法国君主政体的利益一致。

博洛尼亚协定显示宗教改革前夕，德国与法国的教会境况有天壤之别。正如德国教会的控诉文学作品所证实的，德国人对教皇深恶痛绝。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德国民族主义的发端，他们仇视属于意大利的一切。德国人对教皇深恶痛绝亦反映了公众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愤恨，即教会的收入（包括售卖赎罪券的收益）已预定流向罗马，以维持文艺复兴时期教皇颇为奢华的生活方式，并资助他们规划纲领与政治投机事业。德国的统治阶级怨恨教皇干预教会与政治事务，从而损害他们的地方政权。路德的宗教改革计划以种种方式诉诸（也许甚至是强行利用）德国人的民族主义与反教皇主义。路德顺水推舟，让众人反教皇的激愤情绪将宗教改革运动推向顶峰。然而，博洛尼亚协定却大大缓和了法国境内的反教皇情绪。由法国君主掌握政权与教会权力，是法兰西斯一世及其数任继承人所追求的专制君主制的政策纲领。这种中央集权建构了一种摆脱教皇的权力结构。如果反教皇主义助长了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那么它的法国同道为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则不得不另辟蹊径了。

这些就是16世纪初影响欧洲教会与社会的势力。历史学家回首当年，将这一时期描述为“宗教改革运动前夕的欧洲”。当然，当时的人实际上会大力否定这种见解，他们甚至不认为自己是欧洲人，更遑论会认为自己活在宗教改革迫在眉睫之际。的确，尽管当时的某些著述提出了一些带有预言性质的暗示，但是多数著述中却没有一点迹象显示人们真正意识到眼前的社会、政治与宗教的剧变。

1509年7月10日，热拉尔-科文（Gérard Cauvin）的第二个儿子便诞生于这样的一个世界。几天之后，这婴孩在圣歌德比亚狄（Sainte-Godeberte）教堂受洗，得教名让（Jehan），不过我们并没有这次仪式的记录。英语世界以让-科文的拉丁语译名“Johannes Calvi-nus”，即约翰-加尔文来称呼他。17世纪初为加尔文立传的传记作者曾走遍努瓦永大教堂，查遍大教堂教士登记册，搜寻加尔文名字的记录。这些传记作者也曾采访当地耆宿（noyonnais），希望他们能从遥远的年代里记起热拉尔-科文的第二个儿子的点点滴滴。不管这些作者多么艰辛劳苦，我们对加尔文的童年还是不甚了了。在那些耆宿的记忆里，算得上是真正史料的，大概还是那一句老生常谈：“让-科文是个聪明的孩子。”无论是加尔文的童年还是终其一生，其个人历史的记录竟是少得如此可怜。对于加尔文在思想史长河中留下的思想上的震撼，我们能洞幽察微，但是对于加尔文这位历史上的人物，我们却只能略知皮毛。加尔文始终是个谜。

谜的缘起

说加尔文是历史上的一个谜，乍听也许很荒谬。因为比起16世纪许多人物，我们对加尔文的认识不是更深吗？然而，着手历史地分析并重现加尔文非凡的一生之前，我们应当正视的事实是：我们对加尔文（尤其是其早期生平事迹）的了解远不及我们所期望的。他留给西方文明最大的遗产是他的思想，以及阐述其思想的文学形式。确实，不止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提出加尔文与列宁的相似之处——他们同样拥有非比寻常的理论视野与组织天赋。他们为改革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改革的组织、方针与最终的胜利，也正有赖于这种基础。然而，除却这些思想，加尔文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仍旧是难以捉摸的。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将加尔文与伟大的撒克森宗教改革运动家马丁-路德进行比较，我们也许就能完全明白。

首先，路德还未成为主要的宗教改革运动家之前，就已开始撰述，他大量的著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资料。他的宗教改革生涯开始于《九十五条论纲》（1517年10月31日）、莱比锡辩论（Leipzig Disputa-tion，1519年6-7月）以及1520年发表的三篇有关专著。1520年，路德已然成为一位广受爱戴的宗教改革运动家。他之所以投身宗教改革运动，是因为在他还未公开活动之前，已经总结出一套宗教思想。1513-1517年，路德在维腾堡大学（University of Wittenberg）教授神学。此时，他奋力酝酿思想，这些思想注定对后来的事件有重大影响。路德在其思想形成时期，以不同形式写下的著述，保留至今，使我们得以追溯这些基本宗教思想的发展轨迹。

反观加尔文，我们几乎没有他在思想形成时期亲笔撰述的资料。他的宗教改革生涯可能始于1533年末或1534年初，确切时间无从考证。于1532年4月出版的加尔文对塞涅卡的《论仁慈》（De clemen-tia）一书的注释，除了显示出加尔文的博学与他作为人文主义学者的一些年轻志向之外，几乎没有透露任何有关加尔文的信息。资料如此短缺的原因不难理解。16世纪30年代早期，法国王室与福音派激进主义分子的关系已势同水火。1534年10月18日，星期日的清晨，随着“告示事件”（Affair of Placards）的发生，酝酿已久的暴风雨倾盆而泻。由小册子作者安东尼-马科特（Antoine Marcourt）撰写的告示，激烈地抨击天主教的习俗，他将告示张贴在法国境内惹人注目的位置，包括昂布瓦斯（Amboise）一间通往国王卧室的前厅。

法兰西斯一世因这件事而龙颜大怒，着手实施一系列他一直以来扬言要对法国境内福音派信徒施行的镇压政策。这些镇压政策使得那些持有宗教改革观点的人，不敢承认自己的立场。加尔文早在1533年11月，就已料到这结果。不久前就任校长的尼古拉斯-科普（NicolasCop）在巴黎大学发表了一篇煽动性的万圣节（All Saints＇Day）讲话，第二天加尔文就逃到相对而言比较安全的昂古莱姆（Angoulême）。本书稍后将会谈到，提倡福音派观点的科普，其演说遭到保守分子的强烈反对。加尔文被怀疑可能是撰写这篇讲话的作者（见第64～66页），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离开巴黎。随后发生的事，充分证实了他的想法是对的。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强调的，这次逃脱是侥幸的：数小时之后，警察搜查了他的房间，没收了他的私人文件。这些私人文件肯定是弥足珍贵的资料，能够使我们了解加尔文在这重要时期的思想发展。但是这些资料已一去不复返。于是我们只好将加尔文思想形成的时期视为一个谜。然而，某些论述加尔文早年生涯的叙事，由于不甘停留在证据不足的阶段，违心地将历史推论当成历史事实。杜梅格（Doumergue）正确无误地观察到加尔文一生当中，至少有一部分只能说是“一个年代学之谜”。但即便是杜梅格，也宁愿相信历史权威的推论，而不愿尝试批判性地重建它们。

其次，路德介绍自己，从来就是罕有地不吝惜笔墨。这些自传式的自我介绍，总是在他的著作的字里行间流露。其中最有名的，也许是路德于逝世前的一年，即1545年所写的“自传片断”。这篇文章是路德拉丁文集第一版的序言，路德通过这篇序言向读者介绍自己。路德在这篇序言中详尽描述了他个人背景、宗教思想的发展，以及危机如何引发信义宗宗教改革的开展。老人的回忆大多是不可靠的，但路德的历史记忆看来十分精确。至少截至目前，路德的回忆经证实后，都精确无误。他所表述的（改革所依赖的）宗教思想的形成过程，也可以从他思想形成时期的著作中得到印证。然而，加尔文却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介绍自己。1539年的《复萨多雷托书》（Reply to Sadoleto）中，一位福音派发言人描述自己与中世纪教会的决裂；这虽然很可能是加尔文的自传，但实际上加尔文却从未说过这是他的自传。1557年的《诗篇注释》（Commentary on the Psalms）序言中，明显是加尔文自传的部分不仅少得可怜，而且某些内容也难以理解。尽管加尔文讲道时常使用第一人称，但这并不表示他透露了大量与自己有关的事。加尔文的羞怯，使他很少作出历史重建所迫切需要的反思与回忆。

哲罗姆-博尔塞克（Jerome Bolsec）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带有强烈敌意的笔触来描绘加尔文，严重妨碍了对加尔文复杂个性的历史再现。博尔塞克于1551年曾与加尔文交锋。对这次交锋耿耿于怀的博尔塞克，于1577年6月在里昂出版了《加尔文的一生》（Vie de Calvin）。根据博尔塞克的描绘，加尔文无可救药地无聊、恶毒、凶残、沮丧。他把自己的话当成上帝的话，并让人把自己当成上帝来敬拜。除了经常被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所困扰之外，加尔文还习惯放纵自己与身边所有的女性发生性关系。博尔塞克表示，加尔文辞去在努瓦永的有俸圣职，是因为其同性恋行为已当众曝光。比起西奥多-德-贝扎（Théodore de Bèze）或尼古拉斯-科拉顿（Nicolas Colladon）所撰写的加尔文传，博尔塞克的加尔文传更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然而，博尔塞克著作的大量根据，实际上是出自《可信赖的人》（personnesdigne de foy）中无名氏的信口开河。现代学者质疑这本书的价值。虽然如此，博尔塞克对加尔文的历史再现，还是影响了许多反对加尔文生平与行为的现代作者，这些著述在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模糊界限，日益令人难以分辨。尽管博尔塞克的说法明显缺乏历史依据，但就像其他许多有关加尔文的谣传一样，这些说法经过后人不加鉴别地传诵以后，就形成一种神圣的传统继续流传。

然而，说加尔文不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人，也许是合理的。比起路德在晚宴上的谈笑风生，加尔文的确缺乏机智、幽默与温情。就像加尔文的著作流露出的作者形象一样，他给人的印象颇为冷漠与孤傲。随着健康每况愈下，他越发暴躁易怒。对于那些与自己意见分歧的人，加尔文动辄恶言相向，甚至人身攻击，而非针对他们的看法就事论事。加尔文逝世的那一年，他写信给蒙波利埃（Montpellier）的医生们，向他们描述侵蚀他健康的疾病症状。颇为重要的是，这些症状与偏头痛和过敏性肠疾十分相似，而这两者皆是焦虑的症状。究竟是加尔文面对的异常紧张之局面（尤其是16世纪50年代初期）引发了他的疾病，还是他个性使然，与生俱来地容易情绪上有压力，我们无从确定。然而，纵使加尔文不愿提及自己，但还是无法掩饰他是一个不快乐的人。这样的人不太容易获得现代读者的同情。很容易会有人先入为主地对加尔文怀有敌意。

为什么加尔文一直以来都如此不愿表达自己？要了解其复杂的个性，就必须了解他对自己呼召的认识。在一次难得的自我表露中，加尔文说明了其强烈的信念。他相信上帝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而将他分别为圣。回顾自己的事业，他可以察觉到上帝无形的手总在关键时刻引领他的生活。加尔文认为，上帝不计较他的卑微而呼召他、改变他人生的方向、带领他来到日内瓦、赐予他牧师与福音传道人的职责。加尔文认为自己拥有的一切权力，都是上帝所赐，而并非靠着自己天生的才干与能力。他只是上帝手中的器皿。必须强调的是，加尔文宗教改革运动的重点，与一般宗教改革运动的无异。加尔文强调的是堕落之人的罪与不配，这一重点也可见于信义宗因信称义的教义，以及改革宗的上帝拣选人不是基于预见人的长处（ante praevisa merita）的教义。因此，上帝拣选加尔文是出于上帝的怜悯与宽容，而非出于加尔文可能拥有的优点与个人品质。说加尔文对自己呼召的认识反映出他的狂妄自大，这种说法只能说明批评者对宗教改革运动精神的无知。

正是对加尔文呼召的了解，证实了加尔文个性中的冲突成分。虽然加尔文的个性既羞怯又内向，但是他一旦认为上帝的旨意遭违背，他就会有勇气不让步，并拒绝妥协。加尔文情愿别人奚落自己（尽管他常常因此深受伤害），也不容许别人嘲弄自己的事业或他侍奉的上帝。最重要的是，加尔文坚信自己仅仅是上帝使用的器皿、上帝借以说话的传声筒。他认为自己的个性可能会妨碍上帝的作为，于是学习以谦卑来应对。

因此，本书必须在一开始就提醒读者，想要历史地再现加尔文的事业与个性并不容易。此外，人易于对他怀有敌意，既是意料中事，也完全可以理解。接下来，我们将借助研究文艺复兴晚期的史学家所掌握的资料，尽可能真实地描绘加尔文所身处并随之改变的世界，包括宗教、社会、政治与思想势力等决定因素。然而，我们的知识十分匮乏。加尔文是个深藏不露的人，他不愿留下历史资料，而这些资料本可以照亮其个人历史的诸多不明之处。因此，他不可避免地只能成为一个单薄的人物，我们对他的内心想法、态度与志向几乎一无所知。某些历史学家由于不满足于由此造成的简单概述，便对于扩写加尔文简略的历史十分沉迷。尽管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应及时认识其危险性：这种描述可能会暗藏史学家先入为主的假设。他们的有色眼镜甚至可能使我们无法了解历史上的加尔文。

加尔文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极大地取决于其思想。为此，本书除了会指出这些思想是什么之外，也必须让读者了解可能参与塑造这些思想的思想传统。接下来的两章主要鉴别这些思想传统，即加尔文借以铸造其全新世界观的文献、方法与思想。因此，本书必须讲述三个城市与其大学的故事。这三个城市分别是巴黎、奥尔良与布尔日(Bour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