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加尔文传

加尔文传

——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

［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思 著

1、前言

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脉，一条急流从罗讷河冰川底部奔流而下，最终形成欧洲最大的河流之一——罗讷河（Rhône）。罗讷河朝南拐入地中海之前，会经过一片湖泊。湖泊的最西边，是罗马时期建立的一个商业中心。往北移居到德国的罗马移民者，将这片湖泊与商业中心分别命名为“莱芒湖”（lacus lemannus）及“日内瓦”。日内瓦最初是个小镇，依附于阿洛布罗基人（Allobroges）面积巨大的首都——维也纳城。2世纪晚期，在戴克理先（Diocletian）的行政改革之下，日内瓦不仅升格为纳尔博南西斯高卢（Gallia Narbonensis）的一座城市，而且后来改的名字——日内瓦，也成为中世纪一个大主教教区之名。通过日内瓦一位主教阿尔都图斯（Ardutus）的努力，日内瓦终于在1153年取得令人觊觎的皇城地位。近年来，日内瓦在国际事务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国际红十字会于1864年在日内瓦成立。红十字会家喻户晓的标志，便是透过瑞士国旗的颜色翻转而来的。日内瓦公约（TheGeneva Convention）将人道主义观念带入现代战争。许多国际组织都在这座城市设立总部。由于日内瓦在世界的声望，如今的日内瓦成为公认的举办裁军会议的不二之选。现代国际社会时而安定时而动荡，国际安定的希望，似乎都集中在日内瓦这座城市身上。

然而，16世纪的日内瓦却是另一场国际运动的中心。这场运动对于西欧已建立成型的秩序，带来扰乱和瓦解的威胁，后来甚至还为北美创造出崭新的社会秩序。日内瓦成为颠覆宗教与政权的坐标。这主要源于这座城市的思想，对世世代代的欧洲人，显出非同寻常的魅力，而且这种魅力至今仍未完全消失。正如冷战时期一提起“莫斯科”这个词，就会令人想起毁灭、倾覆、威胁西方文明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一样，“日内瓦”这个词也曾令人想起一个人以及他所发起的运动。这个人与他发起的运动，共同导致了16世纪的欧洲改头换面。这两者的深远影响不仅持续许多世代，而且遍布世界各地。此人正是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而这运动就是国际加尔文主义（interna-tional Calvinism)。

我们的故事得从16世纪的欧洲说起。然而，当时的欧洲不应与今日的欧洲混为一谈。现代欧洲的出现始自18世纪。那时，欧洲在相互排斥、截然不同的民族基础上，建立了各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些民族、国家因此被认为是既明确又完全独立的结构，并且以共同的民族身份为理由，要求居民向其效忠。而16世纪的欧洲则与此大相径庭，当时欧洲国家的边界模糊，只有语言、文化、阶级的鸿沟是较为明确的。普遍地，民族认同感并不存在：个人倾向于将自己的身份与市镇或区域挂钩，而非自己所属的更大的国家。在这些不清不楚的国家边界之间来回走动既是家常便饭，也是轻而易举之事。学子们无需护照或签证，足迹就能遍布欧洲各大学；商人只需最简单的手续，就可以跨越各国。正如大型跨国公司一样，某些20世纪的机构亦不甚重视国家疆界。显然，在中世纪这种机构当中，影响遍布整个区域的西方教会，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组织。这个机构在16世纪经历了剧烈的变革，反映了欧洲自身的转变。也许是出于偶然（或者是百年战争彻底榨干了欧洲），中世纪晚期的欧洲逐渐形成均势格局，教会在维持这种均势格局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然而，这种格局却极不稳定：任何组成部分间相互的微妙作用皆可能扰乱格局，使其摇摇欲坠，甚至土崩瓦解。改革西方教会以及这种改革本身所可能带来的一切结果，终将重建西欧。

正当16世纪正式拉开序幕之际，改革与更新教会的需要随处可见。教会的权力（尤其是教皇的权力），在中世纪前所未有地高涨。而16世纪的西方教会，却在中世纪的重压之下显露疲态。教会的行政、律法、财务与外交机关依然保持其功能，运转良好。诚然，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引领了一个道德沦丧、为钱财尔虞我诈、极其失败的强权时代，这一切皆使身兼属灵与道德重任的教会，在可靠性方面面临严峻挑战。然而作为一个机构，西欧教会给人的印象却是稳健而持久的。即便如此，教会萎靡、衰亡的印记还是随处可见。许多身居西欧的人确信教会已失去了前进的方向。越来越多的人大惑不解，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雍容华贵，究竟与拿撒勒人耶稣的谦卑风范何干？

无数研究证实，在中世纪即将结束之时，西欧教会正缓缓走上衰落之路。普遍的不满之声此起彼伏，不满于神职人员与主教在教区与主教教区缺席；不满于神职人员在生活上品行不端；不满于神职人员教育水平低下；不满于教会对16世纪早期经济与社会境况表现得漠不关心；也不满于教会明显地缺乏属灵方向。教会过度沉迷于世俗事务，致使自身病入膏肓。尽管教会宣称自己是上帝之城价值观的管理者，但它还是证明了自己已深陷世俗的需要、野心、欲望、享乐与财富之中。

呼求改革

在16世纪早期达到巅峰的一系列因素，导致中世纪晚期许多人对教会不满的声音日益高涨。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因素不仅仅是宗教性的，也包括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欲了解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在这出戏里扮演重要角色的加尔文，就必须理解这场运动在16世纪初期对西欧（尤其是法国）人造成的吸引力，以及其中的多方面特性。

成人读写能力的提升

16世纪的欧洲，曙光初露。随着印刷术和造纸业的发展，以及人文主义运动日渐深入人心，成人的读写能力逐渐普及。中世纪早期，具读写能力的人仅限于极小的范围，事实上仅由神职人员组成。书面资料采取手稿的形式，必须经由人工谨慎抄写而成。由于手稿十分稀有，所以通常只能在修道院的图书馆范围内流动。为了节省珍贵的羊皮纸，抄写时文字被缩写，以至于手稿难以辨认。然而，人文主义却使成人的读写能力成为一项社会成就，使得社会有可能迈向高雅与进步。文艺复兴时期的手写字体既优美又易读，与受经院哲学家青睐的哥特字体之潦草难读，有天壤之别。随着印刷术的出现与新造纸工业的发展，受过教育的平信徒便有机会了解当时被神职人员所独享的著作。新兴的专业阶层开始在西欧城市取得权力，并逐渐从旧式贵族家族手里夺过大权。在这期间，他们将自己在世俗事业领域中所运用的批判性才智与专业技巧，应用于实践与诠释基督教信仰。神职人员垄断读写能力的专利，从此不复存在。这项发展给予平信徒以机会，去评判神职人员的能力，促使平信徒在宗教事务方面的信心与日俱增。

审视16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私人藏书，我们看见新兴的平信徒不仅读写能力有所提升，而且更加关心宗教问题，当然前者是后者的基础。15世纪佛罗伦萨绝大多数的贵族家族拥有新约的手抄本。勒菲弗尔（Lefèvre）于1523年献给“所有基督徒与整个基督教世界”（àtousles chrestiens et chrestiennes）的法文新约，以及他于1524年译成的法文诗篇歌集成为法国的普及读物，甚至还在莫城的主教教区（dioceseof Meaux）内免费分发。这些著作的手抄本，以及伊拉斯谟（Eras-mus）、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hthon）与勒菲弗尔本人的新约注释，往往在资产阶级的藏书当中占有一席之地。

平信徒对伊拉斯谟《基督精兵手册》（Enchiridion）的关注，足以反映他们前所未有的信心。这本书于1503年面世，1509年再版，1515年第三次出版。自此以后，它成为蔚为流行的著作，六年间一连翻印了23版。全西欧受过教育的平信徒如饥似渴地阅读该书。它向平信徒灌输了激进而吸引人的观念，指出平信徒有能力改革并更新教会。虽然神职人员可以帮助平信徒了解信仰，但神职人员却不具有任何超然地位。宗教是内在精神的范畴，信徒个人可以透过阅读圣经来深化他或她对上帝的认识。颇为重要的是，《基督精兵手册》贬低教会制度化的作用，更强调信徒个人的重要性。

至此，我们足以看见15世纪时期宗教信仰非但没有衰亡，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反而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在15世纪末与16世纪初，日渐增多的著述罗列了对教会的控诉。这些控诉曾一度被认为表明了此时期宗教影响力的衰亡，如今却被认为，这表明了平信徒日渐有能力，并且愿意从改革教会的视角出发来批判教会。例如，1450-1520年间，德国民间宗教的发展便相当可观。一切可信任的客观标准（譬如做弥撒的次数、信徒之间结拜的风尚、给宗教慈善团体的捐赠、新教堂的建立、朝圣次数、民间宗教文学的发展），皆表明大众对宗教的兴趣有着显著的增长。

从15世纪最后十年伊始，一些较有学术根底的人对基督教信仰兴趣重燃，他们认为如果教会想要恢复生命力，就必须改进与更新。15世纪90年代，西班牙神秘主义（mysticism）突如其来地发展起来，个中原因至今未明，其影响力贯穿西班牙天主教会。在红衣主教希梅内斯-德-西内罗（Cardinal Ximénez de Cisneros）的带领之下发起的一系列宗教改革运动，不但激起人们对宗教教育的关心，而且使西班牙宗教职业复苏。阿尔卡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lcalá）与康普路屯合参本圣经（The Complutensian Polyglot，一种多语圣经版本），大概是这些宗教改革运动最为明确的成果。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圈子当中，不少人对圣保罗与奥古斯丁的著作再度发生兴趣。这反映了人文主义者“回本溯源”（ad fontes），回到基督教信仰之原始资料的伟大夙愿。唯其如此，才能汲取基督教传统的清冽之源，无需再忍受中世纪末的污泥浊水。河的源头，水最纯净：既然直接阅读新约原文并非难事，为什么还得阅读中世纪蒙昧主义者译注的圣经？

个人信仰的迹象

16世纪初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对西欧人的自我认识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大概是促使个人意识抬头。个人意识的抬头促使人开始极力将基督教与个人需要联系在一起。纯粹制度化的基督教仅注重外在与制度化形式（如教会的出席率、形式化地接受神职人员的教导等），这样的基督教已无法满足这个全新的时期。在基督教寻找自我定位的历程中，最为细微与重要的一项发展已开始。一直以来高呼外在形式的基督教，开始重新发现自己对内在意识的感染力。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作家，发现自己有必要将福音深植于内心深处，稳固地植入个人的经验世界之中。保罗与奥古斯丁对个人自省良心的古老呼吁，重新唤起这些作家的兴趣，使他们应用在各自的作品中。这些作品既包括彼特拉克（Petrarch）的十四行诗，也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学家、传道人、解经家等的新宗教著作。

宗教改革运动前夕，一批思想家应运而生。在巴黎，勒菲弗尔-戴塔普尔（Lefèvre d＇Etaples）探讨保罗如何看待信仰对于个人的重要性。在牛津，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强调基督徒生活中，个人亲自遇见复活的基督的重要性。在低地国家，伊拉斯谟借着《基督精兵手册》所概述的改革纲领，以及对个人内化信仰的强调，赢尽欧洲受过高等教育之精英分子的心。伊拉斯谟将个人的内心信仰，与他所反对的制度化教会注重外在形式的特性，进行鲜明的对比。在意大利，宗教改革运动往往称为“大公福音主义”（catholic evangelicalism）或“福音主义”。这运动借着对个人救恩问题的强调，得以在教会里扎根，甚至深入渗透教会的统治集团内部，而自始至终未被视为异端。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运动的起源与马丁-路德无关。当时路德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修道士，在欧洲最无足轻重的一所大学给寥寥可数的听众讲课，而那些大名鼎鼎的伟人已在汲取着新约的清冽之源。16世纪前20年，不少有影响力的团体与个人的一种特色，就是新的对个人信仰的广泛强调，以及对保罗和奥古斯丁的著作有了新的兴趣。这些团体与个人在观念上与路德有着相似之处。不过，因为这些团体与个人并非代表正统的路德，所以当该种观念被证明为异端时，就累及路德也背上了恶名。不过，巴黎的勒菲弗尔、莫城的纪尧姆-布理松涅特（GuillaumeBriconnet）与西班牙的光照派（alumbrados，一个神秘主义作家团体），却是在路德的观点广为人知时，才被疑为异端的。无论我们怎样正面评价路德对宗教改革运动的贡献，我们必须承认，由于他导致真正大公、正统的观点——这些观点原本有能力给萎靡不振的教会注入全新的活力——被视为异端而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由于他所引发的一股怀疑之风，路德给他的时代帮了一个大大的倒忙。

大众与有识之士的宗教复苏，与建制教会无甚瓜葛。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建制教会不但对平信徒的信仰毫无贡献，甚至还剥削平信徒。例如民间宗教关注农村社会的事务，与他们的生活规律和季节相关。这些农村社会的耕地需要（如制作干草与收割），在民间宗教祭仪中根深蒂固。因此，我们能够在法国的莫城主教教区，发现一种祭仪，主要是祈求圣徒保守动物与婴儿免遭疾病、瘟疫与眼疾，或保佑年轻女子找到称心如意的丈夫。中世纪晚期民间宗教最重要的元素，也许是一系列与丧葬有关的教义与习俗，一名神职人员参与其中总是免不了的。这种丧葬祭仪花费不菲，宗教友爱会的成立，正反映了这个事实。宗教友爱会旨在资助成员举办适当的礼仪。经济萧条期间，反神职人员的情绪高涨：经常有人认为，已经贫困交加的生者，对死去亲属的担忧反倒成了神职人员的敛财良机。

在德国，路德认为赎罪券交易在道德上不仅丑陋不堪，而且在神学上也站不住脚——完全是在利用百姓对逝去亲人的感情。他的《九十五条论纲》（1517年10月31日）直截了当地批判那些人。一些人强调，只要向当权的教会商人缴付适量的款项，亡灵就能立刻从炼狱里获得自由。更加过分的是，德国人缴付的款项最终会流向意大利，资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过奢侈的生活。路德尤其反对约翰-台彻尔（Johann Tetzel）的赎罪券广告：

银钱叮当落银库，

灵魂立即出炼狱！

路德的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免除了炼狱与购买赎罪券的需要：死者因为自己的信心而得以安息。只有信心能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向教会缴付额外款项，绝对无法实现这一点。在法国，利奥十世（Leo X）与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于1515年也筹划了一场赎罪券运动，以资助十字军远征。然而，巴黎神学院却于1518年抗议这场运动所带来的某些迷信观念。巴黎神学院谴责这场运动的教导“既错谬又可耻”，这教导错误地提倡：“无论是谁，只要为十字军远征募捐投入一个帖斯铜（teston），或捐出炼狱里一个灵魂所值的价钱，灵魂就能立刻获得自由，并且必定走向天堂。”

不管是源于伊拉斯谟还是隐修院，各种福音派观点的出现致使建制教会被视为反动、敌对新教导。新教导的进步以及对个人信仰的强调，也使建制教会备受威胁。16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一些著述，申明神职人员固守古老守旧的方式实在是有利可图，因为这些老古董几乎不要求他们尽教师、属灵向导、道德化身或楷模的职责。除了拉伯雷（Rabelais）之外，还有不少人在揭露与嘲讽修士渎职。除了伊拉斯谟以外，也有许多人在批判经院哲学的枯燥乏味与神职人员的不足之处。

反教权主义的发展

要了解宗教改革的背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方面莫过于读写能力与口才日渐提升的平信徒，前所未有地鄙视神职人员。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的现象就如野火燎原，并未特别局限于欧洲的任何部分。某种程度上，这现象反映了普通神职人员的品质低劣。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实际上，并未受过训练的教区牧者大有人在。就连仅有的一星半点知识，也是他们透过观察、协助与模仿累积得来的。教区主教的寻访，经常显露神职人员的目不识丁，或者显然常常弄丢了自己的每日祈祷书（breviary）。教区神职人员的低劣水准反映出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在16世纪初的米兰，牧师的收入比身无长技的劳工还低。许多牧师只能借助买卖牛马以维持生计。同一时期的法国农村，地位较低的神职人员大致上与流浪汉平起平坐：神职人员除了免缴税收、免于民事起诉、免服兵役之外，实际上与当时无家可归的乞丐难分伯仲。

神职人员享有的财政特权常常是激愤之源，在经济萧条时期尤其如此。1521-1546年间，成为改革者基地的法国莫城主教教区，神职人员免缴一切税收，其中包括军需物品与军队驻防的摊派费用——这一点引起公愤。在卢昂（Rouen）的主教教区，教会在粮食严重短缺时期售卖谷物以聚敛横财，引起百姓强烈抗议。神职人员免受民事法庭的起诉使得神职人员与百姓更加格格不入。在法国，16世纪20年代的生存危机促使反教权主义的立场更加坚定。勒-罗伊-拉杜里（LeRoy Ladurie）在其对朗格多克（Languedoc）的著名研究中指出，拓展与恢复一直是百年战争之后两代人的特征，这种特征在16世纪20年代发生逆转。自此以后，危机开始蔓延，发生瘟疫、饥荒，农村贫民为求糊口而涌向城市。同一时期，法国罗亚尔河（Loire）北部多数地区，相同情形亦不乏其例。生存危机将大众的视线，集中于社会底层、贵族和神职阶层之间截然不同的命运上。

文艺复兴晚期，法国绝大多数的主教人选均出自贵族阶级，一个个主教教区皆显明了这种趋势。在莫城，建制教会的高层来自城市的贵族阶级，整个布理（Brie）地区的高级神职人员亦然。卢昂的情形可说是与此相似，加尔文的出生地努瓦永（Noyon）的情形亦是如此。努瓦永的德-汉格斯（de Hangest）家族垄断教会事务，操纵任免大权，并委任主教教区的主教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在朗格多克省，高级神职通常由外来人担任，往往是靠王室任命，将这些贵族强行推荐给主教教区。这些神职人员很少会住在自己的主教教区，他们把自己的属灵与俗世职责当成不劳而获的收入来源，并帮助他们在别处拓展自己的政治野心。贵族背景加上主教职位与高级神职人员的地位，不仅使他们拒工匠与农民于千里之外，而且也把他们与16世纪20年代的生存危机隔绝开来。16世纪20年代，大多居住在市镇或城市的高级神职人员与乡村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正是这种日益增长的张力，构成了法国宗教改革运动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