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客旅

第二十四章：继承父业

一个人在幼年时期受到的心理和精神伤害，并不见得一定会对他一生的心理产生不利影响。那些给你留下强烈印象的记忆，怎样影响你的生活，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选择。有人选择过积极的生活，也有人选择消极地面对自己的人生。你童年的经历仅仅属于你自己，而且已经成为你人生不能改变的一部分，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消极地看待童年的不幸，会让一个人变得自私和自恋，他不是抱怨自己的父母，就是抱怨环境，而从来不会想到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相反，一个人只要全力依靠上帝，把握好自己，童年时代的不幸反倒能成为他的祝福和人生动力的源泉。

我不是在说空话，这是我真实的人生经历。

《圣经》中有太多的故事给我们启示：一个人即使落在混乱、挫折和重重困难之中，也可以过得很快乐、很有安全感。我相信：对于那些寻求他的人，神会引领他们过上有目标导向的、幸福、快乐、和谐的生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章10节）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很沮丧，因为我感觉自己和同班其他孩子不一样，我生命的底色和他们没有任何共通之处。我有意把自己孤立起来，只把自己的感受和几个同学分享，而这几个人和我一样，被其他同学看做是瑞典社会和文化的外来者。在厄勒布鲁实验中学，我和另外3个女孩组成了一个名叫“中巴”的小团体。我们的父母都是海外宣教士，有去中国宣教的，有去巴西宣教的。我们经常在厄勒布鲁浸信会的阁楼上聚会。在那里，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地交流，彼此分享在国外的经历和祖国瑞典带给我们的巨大陌生感。

记得有一天，为了医治战争带给我的阴影，我跑到一家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心理专家请我坐下，而她自己很舒适地坐在一张椅子上。我们中间，隔着一张很大的办公桌。她让我告诉她，我在战争中的经历。听我讲完，她隔着办公桌向我靠近身子，说：“太精彩了！真是太精彩了！我请你下周再来一次，把更详细的细节告诉我！”

精彩？她是在说精彩！我再也没有去过她那里。我盼望有人帮助我摆脱潜意识中经常出现的强迫性念头。比如，我明明心里喜欢色彩鲜艳的衣服，特别是红色，但在行动上，我却不由自主地穿上深色服装。我曾经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发现一件天鹅绒布料的大红色公主服，有很长时间，我好想买来穿，可就是没有这个勇气。还有就是我的择业。我发现自己的思维掉进一个陷阱，就是不管我将来要从事什么职业，都必须能保证我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中生存下来。比如，我希望得到护士专业资格，这样在将来的战争中，我就有机会被政府优先录用，分配到战地医院服务。无论我如何努力，我所思所想都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

离开心理咨询室以后，我直奔市图书馆，寻找所有和战争后遗症有关的书籍。认真读过之后，我发现没有一本书能解决我的问题。在回家的路上，我给自己作了一个决定：

我的思想、举止和行为都是正常的，我出现的这些状况，只不过是我的身体和精神对自已幼年独特遭遇的正常反应。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那位把我和妈妈救出来，送到云南芒市的年轻美国士兵告诉过我的类似的话：“孩子，记住我说的话，你身体上所发生的一切反应都是正常的！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开始感谢上帝让我遭遇到这一切，使我可以在长大成人后，帮助那些和我一样把自己关在铁屋子里的人。

耶稣说：“我会一直与你们同在。”爸爸和妈妈的神，也是我的神！

我也想起一路护送我和妈妈从印度回到瑞典的赫勒娜医生（Dr Helena Eriksson）对我讲的话：“路得，你一定要记住，每个星期二我都会为你祷告。从我在果阿（Goa）见到你的那一天起，我就把你的名字记在我的这个黑色笔记本上了。赫勒娜阿姨的那个黑色笔记本非常独特，她在上面记下每一个需要她长期为他们祷告的人的名字。想到我的名字能有幸出现在赫勒娜阿姨的笔记本上，我感到自己是多么荣幸、多么蒙神喜爱啊！

这事过后没几天，我就去商店把那件红色的天鹅绒衣服买回家，高高兴兴地穿在了身上。

英伦之旅

我有一个朋友和妈妈同名，也叫哈拿。哈拿出生在中国。1952年，我中学毕业，我们一起去了趟英国。妈妈联系上杜南德（Donald Gee）牧师，他安排我们参加一个由英国神召会举办的青少年夏令营。在这个夏令营活动中，我和哈拿作为志愿者，做清洗餐具和打扫卫生的服务工作。我们很希望在这次聚会中认识更多的弟兄姊妹。

我们从萨迦（Sage）港上船，船从哥德堡起航，经过荷兰南部城市提尔堡（Tilbury），最后抵达泰晤士河东岸的伦敦。五旬节会的一对夫妇，带着他们年龄和我们差不多一样大的女儿，赶到码头来迎接我们。这个女孩名叫辛西娅（Cynthia），她告诉我们，她是一名芭蕾舞爱好者，并且给我们看她穿着天鹅绒裙子的照片。这使得我和哈拿都感到惊讶。妈妈对我们在英国期间，穿上很宽松的裤子这件事很不赞成——因为在瑞典，出生于浸信会或五旬节会背景家庭的孩子，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允许穿这种服装。但在英国，你甚至可以做一名舞蹈演员。

我们到达伦敦的第一天，就被邀请参加世界五旬节大会。离开家的时候，我们的房主赛特夫人（MrsC.）提醒我和哈拿：“孩子们，我们得出发了。快把帽子戴上！”

哈拿说：“我们都没有帽子啊！”

“没有帽子？那怎么行！在我们这个城市，要去教会，大家都必须戴帽子！”

我们答应第二天就去买帽子，那天的大会也破例许可我们参加。对那天的聚会我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但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跑去伦敦郊区的廉价商店买帽子，哈拿买了一顶浅红色的草帽，草帽用花朵图案和白纱做了一些点缀。我的零花钱很少，于是给自己挑了一顶蓝灰相间的高顶女帽。看到我们都戴上了帽子，赛特夫人别提有多兴奋啦！

夏令营那天，空气异常潮湿，我们所有人的帽子都能拧出水来，戴在头上东倒西歪。那天晚上，杜南德牧师专程来为我们演讲，他看着我们的怪样子，大声说：“各位漂亮的女士们，我请求你们，把戴在头上的丑东西取下来扔掉！”没有一刻犹豫，我们立马取下从来到伦敦起就扣在我们头上的帽子，扔进熊熊燃烧的营火之中，以此表达我们对英国神召会领袖的最高敬意！

神亲自向我显现

利特汉姆（Littleham）是英国德文郡的一座滨海小村，风景异常迷人。古老的小木屋散落在那里，圆圆的屋顶覆盖着厚厚的茅草，墙上安装着让人产生丰富遐想的拱形小门，蔷薇花铺满了人行道的两边。这里的很多小旅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始经营，许多老主顾一到假期就来到这里。小村还专门修了一些简易小木屋，来这里野营的人们常常选择住进这些小木屋中，一般来说，这里会比帐篷舒适一些。

我们把营地扎在一处高高的悬岩边上，从那里我们可以饱览大海的景色。有时风刮得特别厉害，我们的帐篷就会被大风吹坏。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和哈拿从我们住的小帐篷中钻出来，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我们的大帐篷不见了。我们四处张望，才发现大帐篷已经被风吹成碎片，在一处石墙下缩成一团。营会上用的杯子、盘子、碟子等全部打碎了。整整一天，我们都用来重新购置设备和搭建新的帐篷。

哈拿和我每天的工作是为180个营员摆好餐桌，并在大家饱餐之后清洗碗筷。每天5次，我们要为180位营员清洗茶杯，我们不得不承认英国的弟兄姊妹真是太喜欢喝茶了！除此之外，我们俩还是厨师的好帮手：削土豆皮、切洋白菜、剥豆角。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能和这么多年轻人认识，心里挺高兴的。

遇上天气特别热，我和哈拿还会临时撑起一个棚子，轮流在里面卖起了冰激凌。

这段日子，让我最难忘的是我开始怀疑神是否存在。在离开瑞典之前，我向神祷告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就请你亲自显现给我！”我向神要一个凭据：让我遇到我爸爸在去中国宣教之前，在英国学习时提供住宿给他的那家人。妈妈不知道爸爸当时住在那里，而我也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我那时有一个很幼稚的想法——我给神出了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难题。一天，刚好轮到我在卖冰激凌。一位满头白发、看起来很绅士的老人过来买冰激凌给家人吃。他们是昨天从利特汉姆的小木屋旅馆赶过来的。

“小姑娘，你是从哪里来的啊？”我用小勺舀冰激凌球时，老人问我。

“瑞典。”

接下来，老人问了我很多问题：我的名字，我父母的职业等等。然后老人向我介绍说，他名叫哈维尔（Howells）：“小姑娘，等你忙完以后，可否请你来我们住的地方，认识我的妻子、儿子还有女儿。”

我去的时候，哈维尔一家正围坐在一张铺在草地上的地毯上，享受美丽的阳光。他们告诉我，有整整14年，他们一家每年都要去位于东海岸的赫尔（Hull）度假。但就在一个礼拜之前，旅店主人给他们打来一个电话。在电话中，旅店主人万分抱歉地对他们说，他们预订的房间被他不小心订重了，而这样的事以前从未发生过。旅店主人请求他们原谅他，并说，作为补偿，他为他们在德文郡的美丽小城利特汉姆订了一个标准差不多的旅馆。如果他们家能去那里度假，他会感到异常高兴。

出发的前几天，他们的女儿玛卓瑞（Marjory）清理她的桌子。她拉出所有的抽屉后，发现一张被夹在抽屉缝里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一位年轻的瑞典宣教士住在他们家时照的，那时，玛卓瑞还是一个小女孩。由于拿不定主意怎样处理这张照片于是玛卓瑞就把它放在自己的手提包里，随身带了过来。

故事讲到这里，玛卓瑞从包里取出照片交给我，要我看看有没有可能认识这个人。我一看照片，立刻目瞪口呆：“这是我的爸爸！千真万确！就是爸爸年轻时的照片！”

听了我的话，哈维尔叔叔非常高兴。他告诉我：“孩子，我们家住在利物浦！你爸爸去中国宣教前的那段时间，就住在我们家里！”

我一下子热泪盈眶。上帝居然会亲自回应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向他提出的完全不合情理的祈求！

后来，哈维尔叔叔邀请我到利物浦他们家做客。我去看了爸爸读书的学校和做礼拜的教堂。临走的时候，哈维尔叔叔送我一本精美的袖珍本《圣经》作纪念。从此以后，每当我的人生遇到困难，我都拿起那本《圣经》，想起神给予我的特别的关爱。

神确实是体贴每一个人需要的神！

在伦敦的日子里

我和哈拿在英国一直待到那一年年底。夏令营结束后，我们去了一个语言学校学习英语，我们拿到了剑桥青少年英语的合格证书。

伦敦远没有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圣保罗大教堂周围到处都是德国人留下的弹坑和瓦砾，重建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食物特别昂贵，特别是肉类。人们穿着非常朴素，很多人的衣服上都缀满了补丁。

在苦难之中，我们没有听到有人抱怨！人们任劳任怨，只为了一个目标，重新恢复大英帝国昔日的尊严。

在伦敦的几个月，我们过得很开心。一位好心的妇人邀请我们去她自己开的旅馆住，免费提供我们食宿，条件是我们要协助她做点家务。这当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每个礼拜天，我们都结伴去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数以千计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一起，聆听钟马田（Dr Martyn Lloyd Jones）牧师的讲道。在大教堂，我们遇到一群刚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基督徒大学生，在伦敦刚刚成立的中国海外宣教会的王司提反先生邀请他们来作短期旅行。我们被邀请和他们一起参加营会。又能看到来自中国的面孔，我和哈拿真是太开心了。

回到瑞典之后，我开始在厄勒布鲁的一家小型传染病医院做助理护士。护士长对我很友好，她不安排我值夜班，这样我可以去夜校进修。后来，我顺利考取了哥德堡的萨尔格伦斯卡（Sahlgrenska Sjukhuset）医学院，就读护士专业。读者可以发现，在选择职业时，我仍然没能够摆脱战争带给我的心理阴影。

在大学，我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友好。大学生活差不多一年半之后，我感到自己的人生太局限了，于是我向学校申请休学。取得同意之后，我去了美国，并在那里呆了差不多两年时间。

在美国的所见所闻

到美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我和妈妈在中国获救时，给我们开车的安德森（Wilbert anderson）一家。自分别之后，安德森和妈妈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安德森一家是农场主，生活在明尼苏达州北部的乡下小城老威（Lowry）。在这里，几乎每个人都说着一口从他们的祖辈那里流传下来的瑞典方言。而且他们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自从他们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之后，一直为我、妈妈和我的两个哥哥祷告。

第二站是芝加哥。我跑到IBRA福音广播电台打了一段时间短工。在那期间，我遇到爸爸的好朋友，曾在缅甸宣教的史瓦特（Gustaf Sword）博士。他现在是美国浸信会宣教学校的校长。一次，我到史瓦特叔叔的办公室去看望他，他告诉我，爸爸是他最好的朋友。当幕水村的教堂刚建好的时候，爸爸向他请求帮助，他立即派了几个景颇一克钦语教师和牧者去幕水协助爸爸的工作。如果不是可恶的战争爆发，父母就会把我送到缅甸的史瓦特叔叔家，在宣教士子弟学校读书。在芝加哥期间，我去史瓦特叔叔的教会聚会，周末到一个汉语学校服务。这是一段让人难忘的时光，有许多优秀的老师耐心地指导我、帮助我。

第三站是洛杉矶。我住在妈妈的亲戚家，并在洛杉矶市区找到一份临时工。我的二表兄斯文（Sven），正在医学院读最后一年。每当他们班去那些旅游胜地活动时，他都邀请我和他们同行。我去了加利福尼亚中部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也在雨后欣赏了长满小花的大沙漠。表哥和他的未婚妻鼓励我去完成自己的学业。他们建议我要么回瑞典读，要么进入加利福尼亚医学院。最后我决定回瑞典完成我的学业。

回国之前，我又专程去拜访了妈妈在中国的好朋友艾琳娜（Eleanor Haberling）阿姨，她住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经常和妈妈通信。

遇到如意郎君

从医学院毕业之后，我到整形外科医生本特·约翰松（Bengt Johansson）博士的诊所做他的助手。现在，我的工作性质和战地护士很相似。我的能力得到全面的锻炼，从急救、手术、康复看护，到安排病人出院各个方面，我都要亲力亲为。每天我都累得筋疲力尽，但过得很开心，因为我能从本特·约翰松医生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约翰松博士鼓励我继续深造护士教育专业，但我却选择到大学旁听Izikowitza教授每周两次的人类学夜校课程。他讲课的主题是缅甸北部各民族部落。这个课程深深地吸引了我。

这段时期在我的人生中非常重要。我认识了一个名叫歌德（Gote）的小伙子。他出生于一个浸信会家庭。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交过男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邪恶的世界，对结婚生子的生活非常畏惧。歌德却有办法和我深入讨论我心中的忧虑：“亲爱的路得，愿上帝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彼此相爱、相互帮助吧！”

最后，我接受了歌德的求婚。他是终生回荡在我生命中的美妙的音符，是我快乐的源泉。我们家后来增添了3个可爱的孩子。但战争带给我的后遗症并没有完全消除。当我们一家住在法伦（Falun）和乌普萨拉（Uppsala）时，几个孩子都还小。我总是随时准备好一个大包，里面装满了棉衣、罐头食品等等，还有一件东西必不可少，就是瑞典政府发给我的紧急应征卡。我把这个大家伙放在我家的地下室随手可取的地方。我的真实想法是，一旦战争爆发，我能马上把我们家年龄小于16岁的孩子安置到一处稳妥的地方，然后一无挂虑地去承担一个公民的责任。

我的孩子们的年龄相差在1-5岁之间。没有人比我的丈夫歌德更了解我为预防战争到来都做了哪些准备。这在他看来也许并不是坏事——毕竟那时世界处于冷战状态。

我的国家极有可能在10分钟之内被外敌入侵，这个想法对我而言相当真实！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说实话，对日本人的仇恨，一直是我心中最难以治愈的创伤。有很多年，我几乎是只要一提起日本人就异常厌恶，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在战争中犯下的残暴罪行。

20世纪80年代，我的孩子已经在读大学。一天，他邀请几个日本留学生来我们家。他们看上去很有礼貌、很友好。我的理智告诉我：“路得，这些孩子和战争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在说：“可恶的日本人，我们家一点都不欢迎你们！请离我远点！”

有很多年，我祈求上帝让我能够赦免日本人对我们家所做的一切。后来，在一次我从澳大利亚返回瑞典的旅途中，神用极其奇妙的方式回应了我的祷告。

1974年，我们家已移民到澳大利亚。我收到参加瑞典侄儿婚礼的邀请。那时我刚刚从叔叔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这笔钱刚好够我买往返瑞典一次的机票。我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大家一致认为我应该参加。经过24小时的飞行，飞机抵达哥本哈根。在那里我要候机一个小时，然后换乘飞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航班。坐在候机室舒服的沙发里面，我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了。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恍惚听到一个日本男人在用很坚决的声音说：“ITCHI，NI，SAN，SI…”。我清楚记得，这日本男人说话的语气和当年日本军官在战场上指挥士兵的声音一模一样。我睁开眼，发现一个日本导游正在要求他所带的旅游团的游客们排成一溜长队。天哪！他们和我乘的是同一架飞机！

这架小飞机上坐的几乎全是日本人，我旁边的座位上是一对来自东京的老年夫妻。

“上帝啊，请你帮助我！”我在心中不住地祈求，“这些日本人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犯，请主帮助我，让我不要再讨厌他们。我也不愿意这样！”

我看得出来，坐在我旁边的老年妇人试图用英语和我交流。我也搜肠刮肚地想着和她说些礼节性的话。空中小姐提醒我们，飞机还有15分钟就要降落斯德哥尔摩机场的时候，我意识到如果我想说些什么，现在是最后的机会。

“老人家，非常非常抱歉，”我说，“您一定认为我是一个怪人。但事实是，我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您是一个日本人！我还想告诉您，我决定要爱您！虽然您是日本人！”

老人定睛看着我，问我：“你一定是一个基督徒？我和我的先生也都是基督徒！”

“是的，”我说，“但是因为自己在战争中的不幸遭遇，我长久以来对整个日本民族怀有仇恨，这和我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很不相称。我请求您，也请求上帝饶恕我，把我从怨恨中解救出来！”

在那一刻，就好像有一位外科医生给我动了手术一般，我心中坚硬、冰冷的那块污秽被人拿走了。两位可爱的老人和我一起祷告，我们的眼中都流下了热泪。老人介绍说她的丈夫是一个律师，在东京家中建了一个《圣经》查经班，每个星期五向当地的大学生开放。两位老人还诚挚地邀请我们全家到东京他们家去做客，他们随时欢迎我们一家人的光临。

旅程结束的时候，我对两位老人说：“认识你们很高兴！希望我们有机会再见面！”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8：36）妈妈被上帝接走了

1968年圣诞节期间，妈妈来我们家住了几天。我们一家人都很享受和她相处的时光，因为妈妈的身上散发着从神而来的平安。

虽然妈妈很喜欢3个孙子，但她和我们呆了仅仅3天。为了准备定于1969年1月6日在一个宣教会议上的讲稿，假期一结束，妈妈就急忙赶回自己在厄勒布鲁的家。

宣教会议前一天的晚上，妈妈打电话给我。在电话中，她对我说：“路得，我最亲爱的，我有一个预感，主耶稣很快要接我回家了！”

我问妈妈：“妈妈，您感觉身体哪里不舒服吗？”

“孩子，我身体很好！我只是有一个预感，耶稣要接我回天家了！”

我心里想妈妈需要我的鼓励：“妈妈，您可不能这样沮丧！快起来泡一杯咖啡喝喝，您的感觉就不一样啦！”我接着问：“明天你不是要去Julsta大教堂演讲吗？告诉我你演讲的题目！”

妈妈的声音变得有力而坚定：“我讲演的题目是《神丰富的恩典和信实》。”

1969年1月6日，妈妈没有去演讲。和我通完电话以后，妈妈上床休息，再也没有醒来。耶稣的确来接她回天家了。在妈妈床头的一张小桌上，放着被她打开的《圣经》、她第二天讲话的提纲和她3个孩子的电话号码。

妈妈的葬礼在哈德莫教堂举行。当妈妈还是一个14岁的小女孩时，就是在这个教堂，她第一次清楚地听到上帝的呼召，要她去中国做一名宣教士。妈妈被安葬在她的父母身边。她的死亡在我们看来，其实只是荣耀的开始！

在前来送葬的客人中，有一位是妈妈的老朋友赫勒娜。老人冒着严寒，先是赶火车，中途又换乘汽车，前来为妈妈送行。妈妈去世不久，赫勒娜也被主接走了。我们相信这两位好朋友现在一定和主耶稣在一起。

在移民中见证神的信实

我和丈夫歌德都成长于全职宣教士家庭。但我们两人却从事不同的职业。歌德在一个中学当校长，同时他还是法伦浸信会教堂的诗班指挥和风琴手。我在护士学校当老师，也编写护士教程。1970年，我们受聘到乌普萨拉（Uppsala）大学教书，并在当地的五旬节教会聚会。

我们一直和许多宣教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希望神给我们机会和能力，使我们有朝一日能从事宣教工作。有一位宣教机构负责人曾经写信给我们说：“如果你们能进修一下法语，我们可望在扎伊尔（Zaire）为你们夫妇提供侍奉机会。”谁也没有想到，我们收到这封信仅仅几个月之后，扎伊尔为所有的基督徒老师关上了大门。我和歌德感觉神对我们有别的呼召。我们的目光慢慢转向澳大利亚，那一时期，每天都有大量的移民涌进悉尼。我们和孩子们分享了我们的看见，并请求孩子们和我们一起为这件事祷告。

由于职业优势，我们可以很轻松地申请移民，并从澳大利亚政府手里拿到去悉尼的机票钱。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花了整整一周时间专心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我们祷告说：“父啊，你是知道的。我们在乌普萨拉（Uppsala）生活得很快乐。您给了我们希望拥有的一切——好的工作，好的朋友，好的房子，一个美满的家庭，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到平安喜乐的教会。但是，主啊，如果你对我们一家有其他的心意，我们愿意顺服。如果去到悉尼，为那里的移民服务是您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愿意跟随您的脚踪。”

一个星期的祷告结束之后，歌德写了一封信给澳大利亚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我们希望获准去悉尼，在当地的移民和外国留学生中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不会申请从澳大利亚政府手里获得资助，我们愿意自己承担所有费用。”

一个星期后，我们收到大使馆的短信：“请带上护照，来大使馆办理签证。”

在悉尼生活了几个月以后，我们了解到基督教宣教士要拿到澳大利亚政府的签证，并不容易。才明白我们之所以这样顺利，是上帝在帮助我们！一位福音机构的带领人好奇地问我们是如何拿到签证的，他告诉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他试图帮助一些加拿大宣教士拿到澳大利亚的签证，但一直无法如愿，最近政府明确表示拒签。1974年，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澳大利亚移民局为大约20000名智利人办理了移民签证。

到了悉尼，我们立即着手在4个移民旅店建立定期聚会点和查经班。1975年开始，大量的越南难民涌进悉尼，我在二战中的经历派上了大用场。一天，我们邀请住在一家青年旅馆的越南青年人来我们家，我做了一桌亚洲菜招待他们。来的客人每人都有一段悲惨的经历。但在悲伤的人当中，有一个女孩子，显得比其他人更绝望。我坐到她旁边，慢慢地和她分享战争在我们心底留下的无尽的创伤，特别是当你亲眼目睹战斗机俯冲下来，炸弹被从空中扔下来，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地响个不停……那个小女孩突然打断了我的话，说：“老师，您一定亲身经历过这一幕！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没有人能讲得这样逼真！”当她从我们这里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她开始向我们敞开她的心。于是我给包括这个女孩在内的其他年轻人分享神的信实，神如何爱我，怎样帮助我消除战争在我心中烙下的难忘的恐惧而悲惨的记忆。

这些大学生中有很多人在越南完成学业，但在逃亡中，他们遗失了所有证件。白天，他们去工厂打工，好支付他们的旅馆钱。到了晚上，他们想学习英语，但身体已经很疲倦。我和歌德晚上去探望他们，看到许多人躺在床上，不说一句话，任泪水在脸上流淌，我们决心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我们请求他们每一个人用一页纸详细写下自己的名字、年龄以及在越南就读的学校、专业等个人资料。拿到这些资料以后，我们和一所大学交涉，看是否能为这些孩子办一个特别的英文班，好让他们继续接受教育。我们的建议被采纳了。

后来，有许多越南难民在悉尼取得学位，从事医生、工程师、老师等职业，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有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