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客旅（完）
第二十五章：重返云南
我们坐进了从悉尼飞往中国昆明的班机。
这已经是2001年。我们一行4人，我、丈夫歌德、女儿塞西丽亚（Cecilla），好友楠尔（Nan）。还有几个人从瑞典出发在昆明和我们汇合。他们是：哥哥大卫、我们共同的朋友克里斯（Chris），还有来自菲拉德菲亚（Filadelfia）教会的高布瑞特（Gull-Britt）和莱维（Lewi）。爸爸是菲拉德菲亚教会资助的第一个海外宣教士。
为这次旅行，我们费了很多周折，我和妈妈离开中国已经56年，我的心底一直有一个愿望，有朝一日要重回我童年生活和成长的地方。现在梦想终于变为现实。
我常常给自己的3个孩子讲述我小时候生活在幕水的故事。塞西丽亚年龄最小，差不多每次听完，她都问我：“妈妈，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去中国！”现在她就在坐在我的旁边，俯瞰着窗外山峦起伏的美丽风景。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希望重返云南龙川江边幕水村的理想看起来根本无法实现。因为中国政府严禁外国人进入中缅边境一带旅行。但等到1994年，中国政府宣布这一地区开始对外界开放。我的梦想又开始重燃。
有好几年时间，我定期拜访中国旅游部门设在悉尼的办事处，告诉他们，我希望去云南西部边界一带旅游。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很有礼貌，他们耐心地听我讲话，顺着我的手指看我在地图上指点的地方。然后他们会问我：“夫人，那里的路很不好走。您打算怎么去到那里？”我回答说可以帮我雇一匹马或者一头骡子。
工作人员很礼貌地摇摇头，说：“很抱歉，夫人！要在悉尼作出这种安排，我们操作起来鞭长莫及！”
但最近这几年，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为了方便旅游，中国政府在当地修建起高速公路和机场。
我设法联络好一家旅行社，答应为我们这个小旅游团安排妥当我们希望去的旅游线路。他们还通过渠道取得了北京方面的允许。
“路得·奥德兰德旅游团——特别的云南之旅”，就此拉开帷幕。
昆明：一个已经改变了的城市
飞机抵达昆明机场，一个可爱的年轻女孩杰妮来机场接我们。她自我介绍说是我们在昆明旅行期间的导游。听到她的名字，我猜她是来自云南西南部一带的傣族姑娘。我试探着问她是不是傣族，姑娘听了我的话眼睛一亮。我接着给她说了几句傣语，姑娘听后高兴极了。
杰妮很好奇，我怎么会说傣语？我简要告诉她我的故事。听完我的故事，杰妮兴奋得不得了。她告诉我她的老家离幕水不远，她的一个同学家就住在勐迈——当年日本人关押我和父母的地方。
杰妮答应我会给她的老同学打电话，等我们快到勐迈时开车来接我们，为我们做导游。
汽车行驶在宽阔的北京路上，我看着窗外，完全不记得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这座城市的变化太大了！道路两侧是拔地而起的办公大楼和居民楼，以及许许多多的现代化购物中心。街道两边挤满了骑自行车的人群。
下午，我们来到市中心四处逛逛。春城昆明正值春光明媚，公园里四处绽放着樱花、桃花和各式各样的美丽花朵。
我和丈夫走进一个购物中心，在儿童游乐中心跟前停了停。几个孩子友好地围上来，对我这个会讲汉语的“老外”充满好奇。他们带我去见他们的妈妈，商场的一个售货员。我请她告诉我如何去往报国街（Bao-guo-gai）。56年以前，我和妈妈曾经在那条街上住过一小段时间。
“你是说报国街？”孩子妈妈兴奋地说：“你算是问对人了。我小时候就在那条街上学！但是，最近几年，那条街已经面目全非了。就在那边！”她指着一大片挤满了高层建筑的广场对我说：“就在那里。但是你想看的所有的老房子都被拆迁了！”
当天晚上，导游杰妮带我们去一家傣族家庭式餐馆就餐。我们坐进一个小包间，餐桌旁摆了一圈矮凳子。看到我坐着很不舒服，导游为我搬来一张高点的凳子。
闻着从锅里冒出的熟悉的香味，我的思绪回到了50多年前。感谢上帝！我终于回到中国的家了！
第二站：丽江
第二天，我们破晓就起床，搭乘飞机前往丽江。旅行社安排导游约翰来机场接我们。美丽的高原景色和玉龙雪山白色雪顶的剪影让我们惊叹不已。老街两边的木制建筑、狭窄的鹅卵石街道、街道边上的小水渠里缓缓流着从雪山上引来的河水、两边熙熙攘攘的商贩，让整个城市充满情趣和活力。
1254年，元世祖忽必烈给这座城市命名为丽江，意思是“美丽的江”。因为距离丽江城不远处的石鼓镇，是长江的第一湾。
丽江自古以来就是纳西族人的聚居地。纳西族人有着和汉字书写体系完全不同的古老文字：东巴文。
20世纪20年代晚期，我的父亲卡尔收藏了一些几百年前流传下来的东巴文手稿。这些手稿是写在一张张柳树皮压成的稿纸上，被装订成册的。后来爸爸把这些手稿赠送给斯德哥尔摩东亚博物馆。这些手稿至今还珍藏在博物馆的金库里。
离开悉尼前，我设法联系上宣科教授。宣科教授是在纳西族文化和音乐方面举世公认的学者。我们一到丽江，宣科教授就来酒店看望我们。我拿出随身携带的父亲的照片给宣科看，并告诉他父亲生前对纳西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宣科教授回应说，外国宣教士在当地文化的保存上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他说，他自己小时候也在教会学校读书，是一名基督徒，虽然因为信仰坐牢多年，但在内心深处，对基督教和外国宣教士抱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宣科教授盛情邀请我们光临当晚的纳西音乐会。我们被当成贵宾被安排坐在第一排。我们一边喝茶，一边欣赏舞台上五彩绚烂的民族服装，听着由各种古老的丝弦乐器、打击乐器和管乐器演奏的纳西古乐。古乐演奏者从19岁到91岁不等。
在演出正式开始之前，宣科教授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对我们一家，特别是我重返“我云南的家”，我童年时生活的地方表示热烈的欢迎！
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夜晚！
纳西古乐会结束，我们仍然依依不舍。临别，宣科教授说：愿上帝保守你们旅途平安！
第三站：大理
我们搭乘一架大约只有20个座位的小型客车一路向南。目标：云南大理。
沿着河谷的小径，穿过富饶繁茂的农场、果园和香蕉种植园，小型客车在洱海北端的一个集市停了下来。集市很热闹，关在笼子里的活鸡、闹哄哄的小猪；成堆摆放的衣服和布匹；水果、蔬菜、辣椒……
看到这亲切的场景，我的思绪回到了大约60年前，爸爸带着我去乡村集市和乡亲们分享福音的场景。
我想到上帝是何等的信实！就在我出发前，我祷告神，求神给我安排一位基督徒导游。而现在站在我旁边的约翰，就是一名基督徒。而且，他还是大理出生的白族人。
约翰弟兄整天乐呵呵的，随时都想着帮助我们。那天在旅店，就我和他两个人坐在院子里，一边说话一边聊天，约翰对我们一行很好奇。他问我：“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这里的？你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么偏远的地方？”
我告诉他：“因为这里是我的家乡！”我还对他说，我来之前祷告上帝赐一个特别的导游给我们。
“我相信你一定是一名基督徒，对吗？”我问他。
他警觉地看着我，看上去还有些害羞。慢慢地，他把眼睛移到地上，轻轻点头：“是的，我是基督徒。但很惭愧，我已经有很久没有去教堂了。您也知道，做我们这一行，要照顾客人的时间、没有办法经常去教堂。”
我坚信大理一定还有教堂存在。我请求约翰能否带我们去最近的一个看看。约翰写了个条子给我，上面注明教堂的方位和准确地址。很快，我们团队的所有人就走在大理古城的街道上。就在市中心一带，我们远远看见一座教堂，教堂屋顶上有一个红色的十字架。教堂没有开门，但女儿塞西莉亚发现教堂旁边有一家书店。我们走进去，才发现这家书店就是教会开的。牧师和他的一家人都住在那里。
牧师为我们打开教堂的大门，和我们一起祷告。祷告完，我们被带到他们开办的一所圣经学校。在那里，我们遇到一位年老的女士，牧师介绍说她是这个教会的执事，还在圣经学校做圣经教师。
老人自我介绍说她还是一名医生。指着院子里一栋老式建筑，老人告诉我们这就是过去外国宣教士办的宣教站，也是这个地区最早的西医医院旧址。
牧师邀请我们到圣经学校看看。学校大约有50名年轻人，来自于不同的少数民族。我高兴地询问他们都来自哪个民族？当我一个一个提到民族的名称：傣族、阿昌族、白族、苗族、景颇族、拉祜族、傈僳族、瑶族时，被说中的孩子都充满喜悦地举起手。
得知我们的下一站是保山，走时，牧师告诉我保山教会的地址。
第四站：保山
出了大理城，汽车沿着二战期间修成的中缅公路向西南方向行驶。路面坑坑洼洼，司机开得小心翼翼。
途中，一块巨大的山石滚落到路中间，我们的车只好停在一长队大卡车、汽车、拖拉机中间。现场，有人指挥一群工人手拿铁锹、锤子、凿子等，费力地把巨石敲成碎块，装进篮子里抬走。路上的车都等得很不耐烦，我乘这个机会留心观察，发现路边搭建的工棚就是这些工人临时的家，工棚门口还坐了几个人。虽然异常简陋，但屋内已经摆上了在当时比较时髦的电视。
在峡谷对面的山上，在建一条高速公路（一直要等到2005年，这条高速公路才正式通车）。
路终于通了，汽车行驶在陡峭的山坡和狭窄弯曲的的山路上，车身晃得很厉害，引擎发出刺耳的噪音，让人担心会不会随时熄火。
山路两旁的斜坡上，奶牛和山羊在悠闲地吃草。放眼远望，能看到在怒江大峡谷里流动的江水。
走了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车终于开下山。我们路过一座大桥，桥上建有一个收费站。大桥这边就属于保山地区。早在公元69年，保山就被中国中央王朝命名为永川。
二战时期，整个保山被日本飞机炸成废墟。但是50年后的今天，这个城市看上去充满活力，到处都能看到正在修建的厂房和高层建筑。
我们一行人入住兰花酒店。酒店的环境和服务与“兰花”这个高雅的名称明显不符：酒店环境看上去死气沉沉的，服务员穿着明显没有洗干净的白色制服，大多数人的脸上根本看不到笑容。唯一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房间的床单很干净。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一阵阵长笛声从梦中唤醒。我打开窗户，发现院子里有一辆垃圾车，音乐就是从这辆垃圾车上传来的。人行道上，一对士兵迈着整齐的步子在行进。
早餐时，女儿塞西莉亚伴着垃圾车传过来的音乐声哼了起来。“没想到，起床后第一眼看到的是垃圾车！”餐厅的客人们说起这件事很好笑。
我们一行的其他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和好友克里斯也出来搭上一辆出租车。我坐在前座，得意地用中文告诉司机我想去“耶稣之家”。我告诉他几十年前中国内地会宣教站在保山的地址，还说56年前我曾经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当然，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女孩！
“喔！二战期间你曾经住在这里，那我们小时候说不定见过面！”司机很高兴地回答我。他带我们去到我告诉他的地址，但很遗憾，没有看到“耶稣之家”。
“别着急！”司机把出租车调了一个头，开到一座寺庙门前。问清楚去基督教堂的路以后，他兴冲冲地开车带我们去往郊区，走过一段乡间小路，他把车停到一个门前。
“就是这里。以马内利耶稣之家！”他说。
我和克里斯下车走进大门，一个老年人走过来，问我们是什么人，有什么事，要找谁？
“我们是瑞典人。”克里斯回答。
“瑞典人？天哪！太好了！”老人一下子很激动，“我记得56年前，那还是抗战结束后不久，一个瑞典女人带着她的女儿曾经来过这里，还住了一段时间。那时她的女儿差不多刚满10岁。女士的丈夫被日本人害死了，她自己也病得很厉害……”老人突然停下来，定睛看着我，激动地大叫：
“你就是！你就是那个小女孩！
这真是超乎我的所思所想！不约而同地，我和老人的眼睛里便溢满了热泪。老人用胳膊紧紧地抱住我，我们一起欢乐地跳起来：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上帝！感谢耶稣！”
“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年老的小妹妹！”老人大喊着说。老人是一个牧师，今年已经91岁。但看上去也就50多岁的样子。因着信仰，他坐过整整20年的监牢。他现在就站在我面前，身体、精神、灵里看上去都那样健康，满有耶稣的荣耀！
“你们一定希望看到这个！”老人一边说一边为我们打开一栋看上去像是谷仓的房门。令我们感到万分惊讶的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小礼拜堂，里面可以容纳差不多200个人！
牧师告诉我，每到礼拜日，这个礼拜堂都要举办两场礼拜，每次人都挤得满满的，因为屋子小，还有100人不得不站在外面。我问老人，聚会中有没有傈僳族弟兄姊妹？老人高兴地对我说：“有，有！在周围村寨中差不多有30万基督徒！”
我给老人看一张照片，上面是中国内地会的两名女宣教士。在我和妈妈住在这里时，她们曾经照顾过我们。
老人拿过照片，放在眼睛前仔细看。很明显，他认出了她们，告诉我她们的中文名字。我对老人讲，照片上的内蒂姊妹，和他年纪相仿，已经在两个月前蒙召回了天家。
在礼拜堂里，我和克里斯向我们天上的父献上感恩。我们经历到与主耶稣奇妙的同在。行前，有人告诉我们，这座城市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基督徒，但神让我们看到的却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啊！
那天晚餐时，我和克里斯给其他人分享了我们不可思议的经历。
虽然桌上的面条和鲜鱼很可口，但我在保山最难忘的经历却是遇见了这位忠心的老仆人！
第五站：腾冲——瑞典宣教士在云南的历史中心
车子载着我们一路向南赶往腾冲。路上，我们所有人，包括导游约翰用英语和瑞典语唱起了赞美诗。诗歌是我丈夫歌德为这次旅行专门准备的。其中有莉迪亚·巴克斯写的《纪念耶稣宝贵圣名》和卡尔·博贝格的《你真伟大》。
《你真伟大》有几句歌词是：
我主我神，
每逢我举目观看
你手所造
一切奇妙大功……
我们一边唱着诗歌，一边尽情观赏从窗外不停掠过的山坡上的一层层梯田、坐落在丛林里的村落、一条条挂在山崖上的瀑布和些许围绕在瀑布周围的彩虹、清澈的溪流，还有雄伟的怒江大峡谷和涛涛流动的江水，一边感叹着窗外美丽的景色。怒江大峡谷两岸属于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当地人在路边摆上许多小摊，向路过的游客出售香蕉等水果。快进入腾冲时、司机在一座大桥边停下车，好让我们下车品尝美味。
腾冲位于海拔1600米的地方，被高耸的火山和许多温泉和小溪流环绕。20世纪20年代，许多瑞典宣教士来到这里，使腾冲成为在云南的瑞典宣教士活动中心。
我童年记忆中的老城墙和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已经不见了腾冲整个城市在二战中被日本人夷为平地，现在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座有着宽敞道路和公园的现代化城市。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去看城外美丽的瀑布。1924年，当妈妈和她的朋友朱迪丝、傅蕾德初到腾冲时，她们就住在离这里不远的“桥上之家”。古老的石头桥在二战后被重修，桥上的房子也被拆除了。
附近的一座山丘上，过去曾是英国人出资购买的墓地。格尔达、佛蕾达以及佛蕾达的女儿英格死后都埋在这里。这个墓地还埋葬过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和瑞典人。但当我们去看的时候，这个墓地已经被完全毁坏了。
参观完瀑布，我们去了温泉。许多游客正在泡温泉，还有些游客坐在一个沸腾的水池旁，烹煮着篮子里的鸡蛋。这个场景再次勾起我童年的回忆。
我们还跑到和顺去看了一看。我专门去参观了爸爸当年经常读报纸的那家图书馆。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50多年，但和顺看上去没有太大变化。当我向图书管理员提到当年的事情时，我发现他眼睛一亮，他告诉我他小时候，哈柏林小姐曾经教他和他的父亲学过英语。
两天后，我们正要离开腾冲，有3个女士请求搭乘我们的车去梁河。梁河在腾冲以西50公里。一个女士坐在我旁边，路上，我拿出一些老照片给她看。让我分外惊讶的是，她认出了照片中的几个人。
“啊！这个人我认识。他姓张，是一个传道人！”
“太棒了！”我说，“他是一个盲人，但他很用功，对《圣经》非常熟悉！”
“就是！就是！”她说，“你看！你看！这是江大妈，圣经老师！她是我的婶婶！”
这到底是巧遇，还是天意？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到了梁河，几位女士坚持要我们去她们家休息一下，顺便再去拜访一位已年满93岁的老牧师。1928年，我爸爸来中国后被安排到这里，学习汉语和傣族语言。
老人耳聪目明，记忆力很好。看到我手里的老照片，他很快认出其中的一些人，别提有多高兴。
“顶好！顶好！”老人一边点头，一边伸出大拇指不停地赞叹！
第六站：陇川章凤镇
柏油路没有了，前面的路更为狭窄曲折。我们先是爬上陡峭的山峰，再穿过狭窄的峡谷，终于抵达陇川坝子。走着走着，天开始下雨，这是我们这趟旅行第一次遇到下雨。为了防止车轮打滑，司机开得非常慢。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祷告。不大一会儿，乌云散开，耀眼的阳光又开始陪伴我们。车子进入德宏州，我知道前面是中缅边界一带的一些城镇，诸如芒市（游西）、章凤、陇川和碗町。看着窗外一个个掠过的村寨，我心里想，这其中一定有一个就是户撒一爸爸去过很多次的地方。
太阳落山时分，我们抵达陇川镇。但镇上到处都堆着垃圾、和我童年的记忆完全不一样。有人告诉我们，由于是外宾，因此我们不能住在这里，当地政府已经为我们在30公里以外的章凤镇预定了酒店。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失落，距离自己儿时生活的地方已经近在咫尺，却不得不离开。我很担心是否能看到自己儿时的小伙伴？
到了政府安排的酒店，我们才发现我们是唯一的客人。政府还特意安排了几名穿军装的人专门“保护我们的安全”。这些人就住在隔壁。
我们的房间在5楼，由于没有电梯，我们不得不扛着重重的行李上楼。
打开房间的窗户，我清晰地看见在几公里外静静流淌的龙川江，更远处缅甸境内的群山也尽收眼底。
去街上吃东西时，我遇见一位穿着西装的汉族女士。她自我介绍说自己是陇川县邮政局局长。她告诉我：“非常欢迎你回到自己的家乡！我们还特意安排县长亲自接见你们。但有一件事我必须问问你，你怎么能用景颇语写好信，直接邮寄去景颇村寨？”
我知道，她指的是我3个月前寄了一封信到幕水村这件事。
“啊，是我悉尼的一个景颇族好友帮助我把写好的英语翻译成景颇语的。”我回答她。
“我没有把你的这封信送出去！”她脸上的神情明显很不高兴。“我把这封信交给我们县长啦，因为他也是景颇族！”
显而易见，这个邮政局长见到我们并不高兴。是因为她认为我们此行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批准（但我们的行程已经取得北京的同意）？还是我们没有人在她家开的昂贵的纪念品商店买东西？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和县长的见面，在她和不知道什么官员通了一番电话后，也不了了之。
形势看上去对我们不太妙，但没想到反而激发了我们的导游约翰弟兄。他告诉我们：“别担心，明天，无论如何，我都要帮你们找到幕水！”
“但是，没有公路，汽车恐怕开不到山上去。”我忧愁地说。
“没关系！”他的语气很坚定：“明天早餐完，所有人都到汽车旁集合，9点准时出发，去找幕水！”
卢拉，你可回来啦！
这是礼拜天的早上，我们从章凤重返撒把。在一个岔路口，司机停下来问路。一大堆人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和我们说话，好几只手臂指向不同的方向。司机只好凭着感觉继续往前开，好不容易穿过一大片稻田地中间的田埂道，车子来到一处山脚。我们发现又上了正路。
开着开着，司机停下车。这时，一个小男孩走过来问我们：“你们是不是在找基督教景颇族村？我愿意为你们带路！”
他带着我们开车穿过几个小村落。村里的人站在路边，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们。这些地方很可能从来就没有汽车来过，更别说还坐着一车的老外！
车子在一片开阔地里停了下来。我看见不远处有一栋外墙刷上白灰的小房子。
“这就是幕水村！”小男孩告诉我们。
我四处打探，完全认不出来。我告诉丈夫歌德：“这绝不可能是幕水。幕水应该还在山顶！”
打开车门，我第一个走下来，被看到的景象吓了一大跳：很多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人群里有人在大叫着朝我招手：“卢拉，你可回来了！”
我看见我儿时的伙伴玛德、玛菓、玛璐等走在最前面。虽然时间已过了整整56多年，我们还是很快认出了彼此。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欢呼着，脸上流着喜悦的泪水。
村里的大喇叭正在播放流行歌曲，这时突然停下来。喇叭里传出一个声音：“注意！注意！卢拉回来啦！全村人赶紧来教堂聚会！我再广播一遍，注意！注意！卢拉回来啦！全村人赶紧来教堂聚会！”
我突然被一个老人紧紧地抱住，仔细一看，天哪！是把我从小抱大的老保姆马大！虽然已是85岁高龄，老人身板还是那么硬朗，神情还是那么欢乐。她转过来转过去地给我表演当年她是怎样把还是婴儿的我背到背上的。
老人紧紧抓住我的手不放：“卢拉，这些年来，我一直祷告上帝带你回来！我也确信你一定会回到幕水来！”
看到几十年不见的儿时伙伴，看到围绕在我身边的她们的孙子、外孙，感觉真是太奇妙了！
大家告诉我，大约20年前，幕水村村民被政府重新安置到山下。这里距离老村寨大约3个小时的山路，除了老墙还留在那里，村子什么都没有留下。大家骄傲地告诉我，迁徙到这里之后，他们建的第一幢房子就是教堂，而且建在村子的正中间。
教堂的屋顶，竖起一个大大的红色十字架。
由于村子里每个人都信耶稣，所以幕水被周围的当地人称为基督教景颇村。
听着这些，我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时，有一位宣教士曾经告诉妈妈，在共产党拥有中国后，幕水村民已经返回到他们以前的迷信中去了。
眼前的事实告诉我，这句话并不是真的！
我们走进教堂，3个年轻的姊妹负责接待。教堂讲台上铺了一块白布，白布挂在桌前的那一段上面绣着一个十字架。教堂挤得水泄不通，还有很多人站在门口和窗边往里看。
聚会开始，大家唱起奥拉·汉森（Ola Hanson）用景颇语写的赞美诗，我父母当年教大家唱的就是这首诗歌。然后一些年轻人唱起一些新的赞美诗，旁边还有人用吉他伴奏。
主持人邀请丈夫歌德上台讲道。讲道完毕，歌德说，他很乐意为需要的人祷告，如果有谁需要，请走到前面来！结果所有的人都走上前去。
聚会结束，大家安静地离开。女儿塞西莉亚和好友楠尔被一群穿着节日盛装的女孩子围着，要求他俩跟着她们走。塞西莉亚发现，这些女孩身上穿的衣服和外婆照片上的衣服一模一样。
马大牵着我和大卫的手，说：“好啦，你们去我们家坐坐！”她带我们来到一栋房顶覆着瓦片的漂亮的木结构房子前。我们一边沿着院子参观，一边欣赏屋外山谷美丽的风景。
马大把她的儿子和家人介绍给我们。坐了一会，马大说：“好啦，我们出去，还有很多人想看你们哪！”
除了一群鸭子在村子里悠闲地散步，我们看不见任何人马大紧紧拉着我的手，就像我还是几十年前的那个小女孩。“我们进这个院子。”她一边告诉我，一边带我走进门。我看到有一头水牛在惊讶地看着我们。
院子不大，但有很多人聚在这里。我和大卫被请到客厅，发现歌德等人都在这里。屋子中间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摆满了美味。
饭后，我拿出老照片给大家看。好些人认出几十年前的自己，全都哈哈大笑。老保姆马大突然宣布：“我要为卢拉唱赞美诗！用瑞典语！这是卢拉妈妈教会我的！”
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很意外。马大开始唱“我是主耶稣的孩子”。接着她又唱了一首儿歌“天父的孩子”，最后唱的一首瑞典语赞美诗是“比雪更白”。
马大唱得很动情，瑞典语的发音异常标准。我突然意识到这些年来，她肯定每天都要唱这些歌曲，否则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她不可能唱得这样好。
马大唱歌的时候，莱维用录音机录下了她的歌声。2006年1月底的一天，马大的声音通过广播电台传遍了整个瑞典，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在幕水村呆了差不多5个小时后，我和朋友们依依惜别。导游约翰把我们带到大路口，下车和我们说再见。我们目送他走进不远处一个集市，直到看不见他为止。
我想，约翰弟兄一定是上帝派给我们的天使！
荣耀归主
第二天一早，我们离开章凤，跨过陇川江，进入畹町地界的第一个村落。带着童年时代可怕的记忆回到这个地方，我内心的感受复杂。导游约翰已经预先打电话给我们在昆明的导游杰妮，所以我们很快发现路边有一辆小轿车正在等着送我们去几公里以外的勐迈。村子里有一栋房子很眼熟，我猛然记起这是在爸爸遇难之后，我、妈妈，还有一大群人曾经呆过的地方。几十年过去，这里并没有太大变化。
我们继续前行，到了当年集中营建立的地方。我发现情况变得不对劲：
“这里，就在我们的脚下，应该是一条河！当年我就在这条河里取水吃！你们看，周围的群山没有一点变化，但是河去了哪里？”
杰妮的朋友开车返回刚才那个村子，请了一个老人过来。他告诉我：“卢拉，你的记性真好！没错，这里以前有一条河。但20年前的一场地震后，河水改道了。”
我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山头告诉老人，我曾经目睹有50个年轻人在那里被日本军官砍头。他们的尸体被埋进一个长长的坑里。老人告诉我：“你说得对！前几年修建这条路时，山的一部分被人工挖掘，在工地上发现了很多人的头骨和骨头！”我们仔细寻找父亲的墓地，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有人告诉我们，由于河流改道的缘故，现在爸爸的墓地已经跑到河的对岸——缅甸境内去了！
离开勐迈前，我和哥哥大卫花了很长时间，为我的父母和其他瑞典宣教士对这个地区百姓无私地摆上，向上帝献上感谢！爸爸虽然以身殉道，但是父母为神所做的工一点都没有白费。几十年过去，父母用生命和鲜血结出的果子已经在中缅边境一带的村村寨寨中几十倍、几百倍地增长。
幕水村只是这许许多多村寨中的一个！
2005年3月，我和丈夫歌德又一次重返幕水。那年，我的老保姆马大已经90高龄。她还是像上次见面那样开心，为我们唱赞美诗。保山教会的老牧师更是96岁高龄。但神保守他的头脑很清楚。神让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一座可以容纳600人的新的教堂正在修建。由于政策的限制，我们没有在教堂里礼拜，但是私底下，我们和教会的一些朋友一起向上帝献上感谢。
愿上帝祝福并继续保守我们的中国朋友，愿他们继续靠着纯全的信心和耶稣的教导往前走。
实实在在，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
看见瑞典宣教士的辛苦耕耘，在80年后结出的丰硕果实我的内心充满了对上帝的敬畏和尊崇。主耶稣一个一个地从瑞典的土地上呼召属于他的年轻人，让他们来到云南西部和缅甸北部，给这里的人们分享耶稣十字架上伟大的爱。
今天，我看见有许多当地的基督徒，回应上帝的呼召，给自己的同胞传福音。他们学习耶稣的样式，关心那些患病和贫困的人，医治他们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训练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
在这个艰难而又物欲横流的社会，他们用爱心帮助这些可怜的人回归社会，重新找到做人的尊严。
不管是施者，还是受者，上帝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在本书的结尾，我只能用这段话结束：
谢谢你，
我在天上的父！
你让我们一家人所经历的一切
都是完全值得的！
阿们！
附录：基督新教在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
少数民族部落中宣教大事记
1813年：7月13日，新教宣教士，美国浸信会AdoniramJudson、Ann Judson夫妇来到缅甸。他们用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从美国来到这里，是最早来到缅甸的外国宣教士。据记载，他们从马德拉斯到仰光的海上旅程正值雨季，这对夫妇一直就住在甲板上，唯一为他们遮风挡雨的是一张防水帆布。Ann染上重病，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不幸夭折。这对夫妇终生都住在缅甸。Adoniram Judson被称为缅甸使徒。
1830年：美国浸信会宣教士Eugenio Kincaid来到缅甸。在Ava他遇到掸族人，和从缅甸北部城市八莫沿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的中国商人。这一年，有19位缅甸克伦族人接受了洗礼。这也是缅甸有史以来第一次基督教洗礼。
1837年：Eugenio Kincaid逆伊洛瓦底江而上，来到缅甸北部城市孟拱（Mogaung）。他是第一位来到克钦族人中的新教宣教士。以前没有外国人敢进入这一地区。
1848年：第一所克伦族基督教学校在缅甸建立。不久，克伦族教会就派出宣教士和教师去缅甸其他部落中宣教。
1852年：《新约圣经》被翻译成缅甸克伦族文字（PwoKaren language），由宣教士古同Edwin Bullard和Francis Mason共同完成。
1876年：美国浸信会宣教士古山（Josiah N.Cushing）博士抵达缅甸，他定居缅甸北部城市八莫，在缅甸北部克钦族和中国云南一带宣教。
1877年：中国内地会宣教士麦嘉底（John McCarthy）和中国基督徒杨存岭（Yangcunling）靠溜索渡过怒江，抵达云南保山。又穿越乡间疫区，来到腾冲。
1878年：整部《圣经》翻译成克伦族文字的工作完成，是由宣教士Durlin Brayton完成的。
1879年：中国内地会宣教士John Stevnson和Henry Soltau从缅甸八莫抵达腾冲。他们加入一个由400人和600匹马组成的商队，商队还雇佣了40名全副武装的克钦族士兵做保镖。两人沿途走访了腾冲、保山、大理，最后来到昆明（云南府）。他们了解到关于中国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一些情况。
1881年：中国内地会宣教士George和Fanny Clarke在大理建立宣教站。Fanny来自瑞士，她看到大理周围群山顶上积年不化的雪山，感觉就像看到家乡的阿尔卑斯山一样。两年后，Fanny因难产被主接走。
1886年：整本《圣经》被翻译成克钦文字，是由宣教士古山博士完成的。同年，缅甸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被列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
1888年：第一批未婚女宣教士来到八莫，她们是美国浸信会的Eva Stark和Fanny Manning。
1890年：美国浸信会宣教士奥拉·汉森博士（Dr.0la Hanson）抵达缅甸八莫。他出生于瑞典哥得兰省，16岁时移居美国。他还是一位出色语言学家。在参照罗马字母的基础上，他创造出克钦一景颇族拼音文字。
1892年：奥拉·汉森博士将《约翰福音》翻译成克钦一景颇族文字。
1893年：George Geis和William Roberts在八莫以北的密支那建立宣教站，专门向克钦人宣教。缅甸克伦族教会也派出宣教士进入克钦族的各个部落中工作。
1896年：奥拉·汉森博士编辑出第一本克钦——景颇文语法书和课本。他把《约翰福音》和旧约的部分章节翻译成克钦文字，还编辑出一本克钦语赞美诗。
1897年：缅甸克伦族第一所女子圣经大学建成。
1899年：来自苏格兰自由教会的中国内地会宣教士党居仁（James R.Adam）开始在云南洒普山和贵州安顺一带的花苗和水苗中宣教，数以千计的苗族人受洗。每个信徒受洗之前，必须先经历18个月的考验，以表明他们的行为已经远离偶像崇拜和其他罪恶。
1904年：卫理公会宣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在昭通为饱受欺凌的苗族人开放教会，并支持苗族人对抗残酷的土司。在一次传教途中，他差点被两个决心把他赶出去的土司打死。但当这两人被官府关进牢房之后，柏格理反而向法庭求情，并且救了他们的性命。
1904年：美国浸信会宣教士永伟理（William Young）开始在云南拉祜族和佤族中宣教。从1904-1932年，他每年差不多为4000人施洗。他写给自己瑞典的朋友——浸信会牧师富瑞斯（Richard Friis）的关于福音在云南大觉醒及急需工人的激动人心的信件，经富瑞斯牧师在很多教会宣讲后，抓住了许多瑞典基督徒的心。
1906年：奥拉·汉森博士编辑的《克钦-英语》词典出版。
1909年：党居仁用花苗语翻译出《马可福音》，一本花苗语赞美诗也同时问世。
1910年：第一所克钦人自主教会建成，教会领袖也是克钦人。
1911年：中国内地会宣教士富能仁（James0.Fraser）开始在怒江大峡谷一带的傈僳族村子里宣教。后来，富能仁眼见成千上万的傈僳人成为基督徒。富能仁创造出傈僳拼音文字，并编写了许多本傈僳语赞美诗。不管是在野外劳作，还是聚集在他们的村子里，傈僳人都喜爱唱赞美诗。当他们在山间耕作时，他们也能很自然地组织起一个唱诗班。（G.E.Metcalf是第一个去傈僳族中宣教的外国宣教士。）
1913年：富能仁将《马可福音》翻译成傈僳文字。
1914年：富能仁和George Geis在龙川江（也称瑞丽江）和怒江大峡谷一带宣教。在8个星期里两人在高山深谷中走了大约800里路。后来，富能仁被称为傈僳族使徒。另一位中国内地会宣教士杨宓贵灵被称为傈僳族女使徒。
1917年：柏格理翻译的老苗文《新约圣经》出版。柏格理创造的苗文，参照了北美印第安人的语言，得到苗族人的高度认可。老苗文也被中国彝族的一个分支黑彝（The Nosu）采用。
后来，柏格理被称为苗族救星。直到今天，老苗文还在使用。
1921年：神召会和五旬节会宣教士开始在大理、丽江一带的黑傈僳、纳西河其他部落中宣教。部落中的女性信教者在经过培训后派往各个村子宣教。
1923年：Dr.Gordon Seagrave在缅甸南坎，在龙川江边建起Harper Memorial医院。最初，医院用水是人工从龙川江中提上来的。
1926年：整本《圣经》被翻译成克钦一景颇文字，是由奥拉·汉森博士花了36年才完成的。
1932年：《新约圣经》被翻译成中国少数民族拉祜族文字，是由宣教士JH.telford完成的。
1934年：缅甸克钦族一些基督徒姊妹决定去往密支那北部的Hkakhu宣教。她们从Kutkaif的圣经学校派出宣教士。来自美国的Miss Lucy Bonnie是唯一一位住在Sumprabuml的外国宣教士，她经年累月地在Putao东北一带走村串寨传播福音。1942年，日本人入侵，她被迫撤离那里。
1938年：《新约圣经》被翻译成中国佤族文字，是由永伟理牧师的次子永文生牧师（Vincent Young）完成的。
1941年：《新约圣经》被翻译成中国彝族一个分支的黑彝文字.1988年修订并在书后附上赞美诗后，由南京爱德三自爱国会3出版。
1961年：一位拉祜族宣教士Sala Ai Pun，去往16个很偏僻的麻风病村子宣教。一些麻风病人因此信主，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教会。
2009年至今云南少数民族中几十万到成百万基督徒，他们在注册过和尚未注册的教会里敬拜神。
瑞典宣教士在云南
1923年：格洛生夫妇（Anna and Zakrison）从中国北部来到云南昆明。1925年，他们向西迁往腾冲。
1925年：2月，瑞典自由教会差派的6位宣教士来到云南腾冲。1928年：卡尔·安士普和艾纳·卡尔逊来到腾冲。
1928年：中国内地会宣教士Hector和Sigrid Mclean转会到瑞典自由教会，几个瑞典宣教士被派遣到保山西南的长宁一带，向当地汉族人宣教。
1928年：4位瑞典宣教士Karin Mclean，John，A1 fhildEdwardsson，Cecilla L来到腾冲。
1932年：Ester Landberg来到腾冲。
1935年：Elsa Lindquist来到腾冲，在傈僳族开展福音工作。1936年：又有5位瑞典宣教士抵达腾冲。他们是Evert andMaria，Siri Johnsson，Edit Svensson，Harg。Siri和Edt被派往长宁协助Ester Landberg。1941年，Siri Johnssoni离世归主，年仅32岁。
1937年：Alvar和Emmy Carlsson来到腾冲。6个月之后，Alvar在饮用当地河水后染上伤寒，不幸离世。他们的儿子Lennart，在爸爸去世几个月之后降生。
1939年：Agne Holmberg来到腾冲。
1942年：除了卡尔·安士普、哈拿、他们的女儿路得一家外，所有的瑞典宣教士都在日本人侵入八莫和中国云南前撤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瑞典宣教士返回云南，在腾冲、保山一带侍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