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晚晴温州纪事-苏慧廉

第十二章：鸦片问题

匪徒图谋奸恶，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箴言16：27

有关中国的哪本书没有在谈论“中国的诅咒与英国的耻辱”呢？有一场战争就是因此而发生，被称作鸦片战争。这场战争证明这个问题不可小觑，针对这个问题，直至今日还有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鸦片贸易是合法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鸦片贸易对中国不公正，这本身表明还有其他人的观点与经历表达的空间。如果鸦片的进口仅限于药用的需求的话，争论会马上中止，而禁吸鸦片协会（Anti—Opium Society）就没有进一步存在的理由了。但是没有人相信进口会仅局限于哪怕更宽泛意义上的药用领域，与此相反，人们普遍认为鸦片在中国被滥用程度远远超过想象。

我首次于1882年出海远行时，我天生反对鸦片贸易的偏见因一场争论得到改变。争论的一方是一位英国老领事，他是与我同行的旅客，也是我所敬佩的人，当年他曾拒绝签署一个反对鸦片贸易的请愿书；另一方早已是我很敬重的一位传教士，这位传教士后来成了我好朋友。我后来得知，那位领事拒绝签署的唯一理由，不是因为他对鸦片的危害漠不关心，实际上他已经与那些起草请愿书的人一样，真诚地表现出对鸦片的深恶痛绝。他拒绝签署是因为他对请愿书效用的绝望。自那时起，我已经听到了许多维持鸦片贸易的借口——尽管从来没有一个是来自传教士的—其中没有一个是不应予以谴责的。

当然我从未听到一个中国人说对鸦片的输入表示感激，也没有听到一个英国人，不管是官员、商人还是传教士，对英国在这项交易中分得一杯羹而感到自豪。除了那些鸦片商人和吸食鸦片的人，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反对这种贸易；同样，除了那些从鸦片贸易中获益的，没有一个英国人喜欢看到我们英联邦印度财政部从那么可疑的财源上获得财政补充。除了讨厌之外，是不是有足够的理由去谴责我们国家卷入鸦片贸易呢？

然而，一个更强烈的谴责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日本注意到减低鸦片的影响，尽管紧靠中国国门，在其海岸线内严格而有效地禁止乱七八糟的贸易，鸦片的获取只严格用于医药目的，甚至在日本的中国人也被禁食鸦片。不仅如此，在1893—1894的中日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的台湾（Formosa），原来在中国人的治下麻醉品不受控制，泛滥成灾，日本人一来，立马对其买卖严格控制。每个吸鸦片的中国人必须持有许可证，日本人不得沾上此恶习。根据最近美国鸦片委员会的一份中立的报告，鸦片贸易很可能受到全面禁止。

有鸦片贸易的强硬支持者宣称，鸦片是对中国人的最大恩惠，没有了它，他们的生活将难以为继。这些人忘记了在这种“恩惠”出现之前的两千多年，中国人曾作为一个杰出兴旺的种族生活着，显然，鸦片来了之后他们生活也不曾改善。

另一方面，禁鸦片的热心人宣称，鸦片是世界上所知最致命的苦难的根源。他肯定忽视了战争的蹂躏、黑死病的创伤，还有奴隶贸易、大瘟疫以及肺结核所带来的灾难—然而他们真的忽略了它们？可以确定的是，鸦片要为每年相当高的死亡率负责。假如这种死亡率以每年千分之三十的谨慎的数字算，假如鸦片造成的死亡率是三十分之一，那么因鸦片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每年达到四十万。即使把由此造成的死亡率减至百分之一，每年的死亡人数也将是最近日俄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足够组建一个“死亡之城”。所以，反对者的说法虽有些“夸大其词”，但称鸦片是世界上所知最致命的苦难的根源，不是没有道理。

很难从任何权威部门得到确切的统计数字，因为在中国没有出生与死亡的官方记录，仅仅靠猜测是不可信的。然而有些暗示不无价值，正如一个大道德权威所说，“可能性是人生的指南”。举个例子说，在中国一千三百个城镇中的某个镇，保守估计，每年至少有十个因吸食鸦片面黄肌瘦的不幸者死在大街上，假如把它当作整个帝国的平均数的话，单这种方式每年的死亡人数就达一万三千人。一天晚上，谢道培牧师（W.R.Stobie）和我看到大街上并肩躺着两个吸食鸦片的人，走近仔细查看，许多路人也围了过来，其中一个路人摇了摇年轻的，大声地说，“死了”。马上一个让人顿生同情、凄惨的哭喊从那个濒临死亡的年轻人嘴唇中发出：“还没，还没。”另一个男子未能来得及等到我们的救助就死掉了，但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我们按自己的心意去帮那个还活着的人。出于谨慎，我们派几个乞讨者给他们足够的钱照看那年轻人，并向他们保证，如果那个年轻人能活过三十六个时辰的话，我们将会再付给他们报酬，然后从他们那里把那人接管过来让他恢复健康。然而，太晚了，他当夜就死掉了，可就在数年前他还过着优裕的生活。

每年因吸食鸦片自杀的人数可能比那些无人照顾死在大街上的人数多一倍还不止，因为鸦片唾手可得，花费不多，“仅仅三十枚铜板，一便士的花费”，便可从拐角处的“乌烟馆”里得到。其次，那些没有死于大街上，或没有被迫自杀的，而是死于“乌烟病”或“鸦片病”的人数更多。还有许许多多的男人、女人，在华西，甚至还有孩子因染上毒瘾而厌食，从而身体虚弱，丧失了对疾病的抵抗力，每年的受害者不断增多。至于婴儿，甚至成人，因缺乏关心而饿死的人数，更是无法估计。我们只能依据概率猜测，但概率也有很大的合理性。所以人们谴责鸦片比战争更加可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即使是世界上的战争也不会有平均每年十万的死亡率。

这些数字也会超过黑死病与瘟疫，因为它们仅限于几个黑暗的年头，而鸦片，从十九世纪中期起，一直在不断地推高死亡率。它是否会超过肺结核的死亡率，我们没有比较的标准。然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证明：假如有什么人在夸大其词的话，那几乎不可能是鸦片的反对者，而是鸦片的鼓吹者，因为他们竟然宣称鸦片对中国人来说是“恩惠”。

最近有一位风风火火的作家—他相当快地穿越了中国—告诉我们说他并没有在哪里见到面黄肌瘦的鸦片吸食者，而他们应该到处都能碰到才是。同样，两年前我曾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英国从国土这一端旅行到另一端，但只看到醉酒的人两次。我就能因此而心安理得地判断，酗酒现象在英国实际上不为人所知。照片可以虚构很多，但对一个聪明的摄影者来说，无中生有拍一个面黄肌瘦的鸦片吸食者可不容易。然而这方面的照片已经刊出了许多。这些废人就在这儿，那个能识别不同中国人的特征的作家不会认不出他们。

然而，我们不能认为，所有的吸食鸦片的人都是酒鬼，他们显然不是。绝大多数染上鸦片瘾是被朋友怂恿，出于交情或者好玩，当然一些人开始是通过疾病染上，他们或患上支气管炎，哮喘，或严重的疼痛疾病，无疑是想从医生那里得到缓解苦痛的药物。我了解那些抽了数十年鸦片的人，尽管很明显他们离不开烟枪，但他们依然活着而且头脑灵活。我知道一些家境富裕的人吃得起美味可口、营养丰富的食物，所以一连抽了三十年鸦片仍能保持富贵的体态。但是那只是个别事例，因为从大多数人呆滞苍白脸上就很快看出他们不幸受到毒瘾的折磨。然而鸦片毁了所有吸食者这种说法并不公平，也不能说大多数吸食者没有痛苦。我们可以公平地断言：除了少数吸食鸦片者逃脱惩罚，大多数的人身体受到伤害，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鸦片意味着经济受损、道德堕落、身体衰弱和过早死亡。

这种恶习在十九世纪控制了这个民族，速度之快，真的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伟大的十九世纪，在世界别的地方光荣的进步随处可见，却成了中国最衰败的世纪。就在这“辉煌的世纪”里，鸦片在这个虔诚的帝国上方张开它那吸血鬼的翅膀，从她的血管里吸取她的生命力，从肌体里耗干她的精力。

这鸦片，最初是在公元九世纪时由阿拉伯人带入中国，极有可能早在那个日期之前的印度、中国边界就为人所知。从最初极少量地传入到十八世纪末期葡萄牙人每年进口千箱，前后花了一千年的时间。但是在英国人的“事业心”影响下，这种贸易经历了危险的扩张。不到一个世纪，英国人在商业利益驱动下，使这种小量的贸易快速增长，每年超过十万箱。虽然别人花了一千年才使鸦片贸易增长到一千箱，但英国人却不用一个世纪就把这种合法的贸易量增长到巨大的每年十万箱。这种进口贸易，从中国抽取流入我们的印度财库的金钱，每年总额超过一千万英镑，对中国是巨大的损失，而对英国也同样是更大的耻辱。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统治阶层中的那些有勇有谋的高贵领袖，是否徒劳地抵制过鸦片贸易？他们是否得到那些南方官员的支持？很显然，那些南方的官员为收受贿赂，不断地允许走私这种本该在早期就应阻止的毒品，而出卖自己的国家或他们的灵魂。举个例子，谁能说道光皇帝是支持鸦片贸易的同谋犯呢？当发现这种违法的贸易到了猖獗的程度时，他命令钦差大臣林则徐去禁烟，要求英国商人完全毁掉他们仓库里所有的鸦片，价值两百万英镑，并命令他待在广州，直到这整个被禁的物品全部从他的帝国清除掉。是他断然拒绝许可进口鸦片，不愿从那堕落的臣民中接受一文钱，可后来在英国军队的武力威逼下，他又不得不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看到当时中国高官武断傲慢，意识到中英迟早要发生冲突，每个英国的基督徒深深遗憾：造成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竟然是这有害的鸦片。

至于温州，二十五年前鸦片烟馆还很少，它们羞答答地藏在狭窄的弄堂和小巷里。而今天一切都变了，没有哪条街没有烟馆。十四年前，有人要我调查烟馆的数目，我发现在城内共有七八百家烟馆。两年前得到的数字是拥有执照的烟馆超过一千两百家，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每百人中就有一个鸦片吸食者；换句话说，每三十个成年男子中就有一个。

然而，鸦片问题最糟糕的一面是温州当地人的种植。二十年前，罂粟在附近一带还不怎么常见，现在只要是自然条件允许它生长的地方，都可看见罂粟花迎风摇曳。因此，现在从印度进口的鸦片呈衰退状态，因为尽管本地的鸦片质量不如印度的好，但价格方面的差异如此悬殊，往往仅有富有的人才能买得起“洋土”。

在本书的前一部分，我们已经谈到罂粟的种植是怎样阻碍了本地教会的发展。传教士认为，对故意开设鸦烟馆的人和通过任何方式提供鸦片的人保持不动摇的态度是很有必要的。这些人甚至比制造偶像的或卖香火的人还糟糕，因为这种类型的贪婪是最卑鄙的偶像崇拜。但是那些数量众多的佃农，由于土地租金的提高，他们如果不种植罂粟，就不能收支相抵，又该怎样呢？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最无奈的人当数传教士，对于鸦片种植，他们只得妥协，视而不见。

罂粟种植近年来在中国已经合法化了，我们不能因中国人采取如此的步骤而责备他们，因为考虑到金钱流往印度，这个国家无力偿还，不管是谁看来都要正视这个问题。更糟糕的是，官方的默许已经使得官员们所存的一丝良知荡然无存。这个国家的法律禁止种植鸦片，但早就变成了一纸空文。结果适合种植鸦片的土地，产值提高了三倍。一亩良田种小麦作为春季作物的收益仅为三美元，而同样一亩地，种植鸦片作为春季作物，产值则达十美元甚至二十美元。尽管种鸦片的花费高于种小麦，后者却使得夏季用来种水稻或玉米的土地贫瘠，而种鸦片所用的肥料可肥沃下一茬庄稼。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成为基督徒的农民该怎么办呢？不种鸦片而只种小麦和水稻，而地主又要求上缴与种鸦片一样的地租，这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过舒适的生活还是处在半饥饿状态？这不仅对他自己，对整个家庭都会有影响。我们的一些基督徒非常虔诚，甘愿忍受损失，尽管这是每日都要面临的难题。而其他为数众多的信徒，甚至在受洗之后又回到种鸦片路上来。有人在质问我们：让我们的信徒承担如此沉重的良心上的重担是否公平？但是我们不得不记住：现在的教会，实际上主要反对的是滥用鸦片。一些立场我们必须坚持，因为在事关这个国家和教会本身命运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担承软骨头的骂名。

十五年前我年轻又没有经验，就为吸食鸦片者建了一间救治所。年轻又没有经验，像良好的愿望一样，常常是前进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然就很难有所突破，跳出固有的条条框框。我们的鸦片吸食者救治所，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样一来许多教会建起来了，许多人被带来戒毒并接受最伟大的人生指南——福音书的引导。

一个受过教育的男子，因吸食鸦片挥霍了祖传的家产，他身体憔悴，目光呆滞，脸色苍白，衣服脏乱，全身上下表明他的堕落。有一天他上门来让我给他治疗。我告诉他在这方面我没有经验，但他坚持让我胡乱试一试。确信信仰是最好的治疗，我催促他祷告。为了支撑他身体恢复力量，我让他每日服用奎宁当作滋补剂三次。当然他很痛苦，但是在十日之内他就摆脱了二十年毒瘾的束缚，并且成为一个有坚强意志的人，从此他信了基督，一直平安无事。约在同一时间又有一些吸食鸦片者过来寻求救治，很快有必要派一个本地基督徒来管理病人，他要直率坦诚，会虔诚祈祷。后来我们的房子显得太小了，一些供人住宿的房子建起来，这样就成了我们最初的医院，这在前一章有记述。我们的方法很显然是斯巴达式的，结果一些病人因身体严重的疼痛而痛苦了两三天，几乎要死在我们手上，但据我们所知，所有的人都被治愈了。头几个月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但有三四百人在我们的救治所得到了治疗。

我们工作方法给病人留下印象就是：除非他真正成为基督徒，否则他从被毒品奴役状态中解脱出来的可能性很小。病人后来的情况证明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后来我们收治的病人几乎都是鸦片复吸者，但是有一些成了基督徒，对我们传布福音非常有帮助。

我在第四章就讲了治疗一些来自碧莲的吸食鸦片者的故事，他们成了我们在那里开展圣工的财富，现在那里的教会已经扩大成两个联区。唉！就连这几个人也重新染上毒瘾，他们当中的一个曾担任鸦片上瘾者的治疗师，但不久他自己也跌回被毒瘾重新控制的老路。他痛苦地悔改，再一次治好了自己，但他的健康毁了，没多久就死了。他生前很后悔，催促自己的儿子们成为忠实的基督徒。另外三个治了又吸，吸了又治，他们当中的两位现在还健在，其中的一个到现在还继续用他好不容易挣来的钱，一天三次到“乌烟馆”吸食鸦片！他仍然按时参加礼拜，但无论是我们最严厉的斥责，还是最柔和的劝导，甚至加上他那在当地做传道人儿子的真诚恳求，对他都没有用。

在那些日子里，要求重新回到我们这里进行鸦片瘾戒除的人，大约有六位成了巡回传道人或当地传道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又重染恶习，但是其他人依然能够坚强、忠实地为主见证，他们当中有一位就是上一章提到的秀才出身的牧师。至于我们对鸦片吸食者的救治，我们的方法证明太过猛烈，而一种由小贩介绍的不那么激烈的方法，吃吗啡药丸，或许可以一试。据说，用这种方式，病人能够自己逐渐地治愈。没有任何不适，也没有必要离家或中断工作关上十天。尽管有人发现这种方法有效，但是他们担心大多数吃吗啡的会跟吸食鸦片一样上瘾，这样一来“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我们鸦片救治所悄然平和地结束了它的使命。能从劳累与担忧中解脱出来，我不会感到难过，因为乡下的工作刚刚开始，我大部分时间都要离家在外。

然而，不要以为我们对鸦片吸食者中间的工作会永久地中止。具有专业背景的医生带来了更加温和的治疗方法，现在悔过者的痛苦大大减轻了。尽管如此，那是一件让人绝望的工作，因为小小的刺激，又会使这些人径直飞奔过去重拿烟枪了。他们头痛、胃痛、脚趾痛吗？—那么烧一泡鸦片就可解除病痛。实际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并没等到疼痛真的发作，仅仅一点可能发作的预兆就足够了；他们濒临疼痛的边缘——一管鸦片就可以预防了。南方的气候特别容易使人萎靡不振，印度人叉着大腿蹲着，而中国人双目紧闭，冲着炎炎烈日，很快地依着桥的栏杆睡着了，一身素白的英国人在藤椅上伸展懒腰，所有的这一切述说着东方气候令人意志软弱的状况，—但只要燃上一泡鸦片，顷刻间，会给吸食者带来怎样的一种飘飘然的感觉！他的痛苦和将要来临的痛苦都没了，那要散架了的身体又重新振作起来，—当然，如果没有鸦片的话，接下来数个小时浑身像被无数鬼魔撕咬；但此刻至少有飘飘欲仙的感觉。难怪鸦片吸食者又复吸了；难怪他们来接受医治时甚至要偷偷地吃鸦片或吗啡药片；难怪他们在病痛发作时要设法鬼鬼祟祟地逃出门外，或在夜晚攀墙，甚至偷偷地打开门逃走，留下他们所带来的东西，并且把医院里的衣服穿走！

然而，也有许多下大决心的例子，他们宁愿去死也不愿戒毒失败。这些通常已经是基督徒，他们渴望着把魔鬼的最后锁链摆脱。一个不愿来医院救治的人说，如果基督教是真的，上帝就会在他家里把他医治好。当极大的病痛发作时，他会躺在地上打滚，满身大汗，他的妻子把鸦片枪拿来求他吸上一口减轻痛苦好救他一命。这人是曾经富有的家族的最后继承人，但是一家三代吸食鸦片已经浪费了他们所有的财产，现在唯一的棉布裤子明显表明这一事实，每吸一次，他就得在床上待半天。

“阿灵他妈，”当他的妻子把烟枪端给他的时候，他对他的妻子说，“如果我再吸鸦片，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把孩子和你卖掉去买更多的鸦片。如果我要死的话，我现在就死好了。把烟枪拿开！”

他并没有死掉，却活了下来，成了我们福音的传布者。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非常聪明，但是他抽食鸦片的岁月使得他毫无生气。他被派往的教会，像他自己一样，不喜欢他那无药可救的懒惰。知道这一点，他最近辞职了，接管了由他附近乡绅创办的几所学校。我们很是担忧，他又回到他的一帮旧友那里，担心他们会把他再拽入漆黑的夜里。

另外一个下大决心的例子是一个富裕绅士的儿子，上个月我曾访问过他们家。尽管老人已经八十高龄，每天还是能够步行20英里以上。他的儿子，一个45岁的男子，几年前曾听到福音，决心做个基督徒戒掉鸦片。他是在去往城市的路上被治疗的，当时他碰到一位老朋友，那人要去参加我们的礼拜。这位朋友，从事戒毒工作，劝说他到自己家去戒毒。当治疗快完成时，突然，没有任何征兆，这可怜的人去了永不再有鸦片诱惑的地方。他的亲戚自然把他的死归咎于戒毒治疗，于是召集数百个身强力壮的人，打算毁了这位朋友的家，幸亏那位老父亲成功地劝阻了他们。

这种损失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不幸，因为我曾跟那位死去的人有过多次谈话，他也花了一些时间来学习基督教的初步教理，而且他的影响无疑会帮我们在一个新的地区打开局面。就在我们面临困境一筹莫展时，令人惊喜的是，这位八十多岁老人来拜访我。我对他失去儿子表示哀悼，他平静却不失尊严地回答道：“这是上帝的旨意。”使我更为惊讶的是，他请求我派一个传道人到他家，为他家人和邻居主持每周的礼拜；尽管此刻我们的到来看上去不太吉利，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两年过去了，他的长孙，在我们布道的影响下，来到城里，也渴望我们能治疗他的鸦片瘾。父子两人都是体格健美、肩膀宽阔的男人，而强健的老祖父当年也曾是有名的拳师。这位年轻人，刚过三十岁，他据理力争，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他治疗；尽管他的妻子数月来一直不愿意他来，以使他不至于遭受像他父亲那样的命运。最终她眼泪汪汪地让步了，他来到我们这儿，由霍厚福医生治疗并治好了。

当时我在给本地的传道人开办一个《圣经》学习班，这个人非常想加入班级里面。在我们的课程快到一半的时候，他身体恢复得很好，可以学习了。但是为了减轻他妻子的焦虑，他决定在满足自己的愿望加入学习班之前首要的事情是回家让他妻子看看。因此他出发了，路上花了两整天的时间。回到家里，一家人都很高兴，但他没敢耽搁，又马上出发，花了两天时间到城里参加我们的《圣经》学习班。他最专心、最聪明，因为他曾受过很好的教育，他能够很快地跟上我们的课程。

我永远忘不了他到这里三四天后的那个致命的夜晚。那一天天气特别沉闷，空气中弥漫着暖湿的气息，云层低垂，透过云层太阳发出火辣辣的光芒，人们大汗淋漓，渴望能有一丝风。课堂上，学员们的面色沉重，每个人都在努力注意听讲，但没有人比这个曾吸食过鸦片的人更专注。夜幕降临，空气依旧，无法让人透气。年轻人躺在为他们提供的房间里睡觉，同室还有另外两个人，他们两个以前也曾染上鸦片瘾。他俩以为他睡着了，因为他呼吸很沉重，但他们自己却醒着。可是不久以后，那沉重的呼吸突然停止了，没有听到呼吸声他们怀疑起来，其中的一位喊他没有应答。他们点着灯来到他的床边，他的呼吸已完全停止了，躺在那里不省人事，他们怎么叫也唤不醒他。他们浑身发颤跑过马路唤醒了我，我和医生急匆匆赶到他的床边。唉！任何呼唤都没有用，他死了！

我们该怎样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位老祖父！他唯一的儿子走了，他的孙子也不在了，现在除一个年幼的身体虚弱的孙子外，什么都没了。我们又该怎样把这个消息带给那位可怜的妻子，她曾哭求着他不要去戒鸦片瘾，她的不祥预感现在完全应验了！

特地派人把噩耗送去，他的亲戚来了，个个闷闷不乐、沉默寡言，面色阴沉。他们抬走了那可怜人的尸体，我们的心很悲痛。现在我们在芙蓉（Wu—Yoa）的工作注定要结束了，我们的预感与当地的夏牧师写给我的信一致，这第二次的灾难当然成了对我们在那里所开展宣教工作的致命打击。但是，不，没过多久，那位勇敢、值得信赖的老人捎来了一封恳求信。毕竟，我们不能置他们命运不顾，尤其是现在若要让人听到福音，需要一个固定的传道人，我们感谢上帝使他如此地忠诚。

几个月后，我在虹桥见到了那位非常善良的老人，他走了十五英里的山路来看我。他再三力促我们满足他们的需求，真诚地感谢我对他儿子和孙子的善意，坚持偿还我为他的孙子提供的棺材与寿衣的花销。“我老伴也是这样突然死去的，”他说，“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基督教了，我们成为基督徒，那是上帝的旨意，不是天降的祸福，不是有人叫我们相信。”这之后不久，在他的要求下，我们给他施洗了。上个月，那个伤心的寡妇，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对我们耿耿于怀，当我们第一次到那个地方见到她时，她温顺地跟我的妻子说话。

这就是鸦片问题的阴影与阳光的一面。鸦片的不良影响已经烙在这块伤痕累累、毫无生机的土地上。当我们凝视那华丽的罂粟地时我们很难过，它们虽有着涂脂抹粉的妖妇大利拉（Delilah）的艳丽，但最终会使我们的参孙双目失明，让家庭与幸福的柱石摇摇欲坠。我们很难过：我们深爱的祖国，不知不觉地在这个民族数百万人的堕落中扮演着悲哀的角色。当世俗的所有苦难最终要清算的时候，这一角色将会激起那些曾从中获利的人心底的懊悔，他们甚至比从可恶的奴隶贸易中获得财富的人更为懊悔。

在这最后的时刻，英国该做什么？对于可敬的人们只有一种回答：停止这种贸易，停止在印度的鸦片种植，为医药目的除外，停止用英国船只运输。但是别的国家将会接着干下去！他们将会从哪里获得鸦片？别的地方将会种植它。让他们做吧，我们已够羞耻了。噢，基督徒的英国！看看异教徒的日本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