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晚晴温州纪事-苏慧廉
第十三章：教育事业
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箴言23：23
直到本世纪初中国还在沿袭旧的教育体制，仍然顽固地拒绝现代教育。然而，就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在旷野中响起一个声音，不断地呼喊着革新，要求废除僵死的东西。七年前，这种呼声愈来愈强，愈来愈迫，终于传到“龙座”那里。年轻的皇帝听到了，尽管他的派系力量很弱，但做出大胆的回应，结果他被慈禧太后和她的支持者软禁起来，他的权力被剥夺了。尽管如此，这种呼声没有沉默下去，斩首与折磨并不能使它窒息，因为七位年轻的“殉道者”的无首尸体仍旧在地上呼喊着。最后就连本想当西方及其影响毁灭者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去倾听，作出了回应。
尽管这种呼声也许不承认这一点，但在它背后无声而强有力的力量就是基督教。五十年间，传教士们建起了许多中小学与大学，出版了诸多的书籍，不管怎样，一直在做着启蒙工作。十五年前一个有着笨拙名称的社团“在中国人当中广传基督教及一般知识的会社”（The Society for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成立了，不知不觉地，该社团在强化这种 声音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它深入浅出的出版物在整个帝国的疆域中广泛传布。在宫廷、在衙门、在学校、在家庭，人们贪婪地阅读着它出版的书籍和月刊，他们看到自己的祖国正处于险境，意识到虎视眈眈的兀鹰已聚在一起，因为中国就像巨人的尸体，濒临解体。
这个声音大声呼喊着，几乎不知道为什么、为谁而呐喊。这种声音被听到了，必然被听到，因为尽管声音是东方的声音，肺却是西方的肺。这种呐喊被听到了，昏睡的巨人站了起来，虽然仍旧揉着他的双眼，想知道他在哪里，是什么唤醒了他；但他毕竟站着，不再因死一般的昏睡浑浑噩噩、不省人事。
遍布帝国各地的官学开始变革，大学纷纷建立起来，整个教学课程在发生变化，整个教育体系如河流被疏浚，陈旧、狭窄的河道变得又深又宽，死水泛起波澜；尽管在湍急的河流中还有淤塞航道里看不到的石头，但石头决不能阻挡水流。许多河流在流往出口的途中，被岸边的沙吸干了；甚至约旦河里的水也无法到达自由开阔的主航道，被死海的死水吞噬。然而，粗糙的知识之石远比陈词滥调的贫瘠沙漠好得多，几个世纪以来，正是那陈腐东西耗干了中华巨人的心智和精力。
这种声音经常在徒劳地一声声呼喊着，因为巨人翻身过去，又在死一般的梦呓里诅咒搅醒他的人。但是1900年，他沉睡的那一年，也是他猛然醒来的一年。当时七个国家联合起来，一齐发出真正的“恐怖的喧嚣”，惊醒的巨人无奈地发现，被鄙视的蛮夷拥有他自己所缺少的东西—尽管只是从肺里使劲喊一声“学”（sheo），咆哮之中传来的却是隆隆的炮声，或许那就是天国不停轰鸣的雷霆！
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是由来自苏格兰联合长老会（Scotch United Presbyterian Mission）的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做出的。在他的晚年，他放弃了一个传中的重要谜团就得不到答案。
遍及帝国各地的基督教会大学也做着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但有些传教团的政策是短视的，他们仅仅使出部分力量，而非竭尽全力去办教育。倘若教会学校里的教师不能长年坚持不懈，默默地辛劳，忘我工作，广学会的呼吁就会白费，即使有铜锣般的嗓子也无济于事。如果教会的教育家不能够为他们现在所热切追求着的工作招募足够的教师，人数太少的话，唉，那铜锣般的嗓子也会喊破落得前功尽弃。但是那些教会学校的老师，他们多数来自美国而非英国，在处女地上经历了辛勤的耕耘与播种，终于获得了第一次的丰收。
除了教会学校，中国政府所办的大学还能从何处得到“现代学科”的老师呢？除了仿效现有的基督教大学，教育改革后，本土化的教育还能成什么样子呢？教会学校是中国教育改革唯一的榜样。这样一来，本土教师和管理者供不应求，满足不了官办学校的需要。其中一些被派出的是基督徒，他们都已经非常熟悉基督教之安息日的重要而不会放弃。所以，加入政府所办的大学，他们已经要求每七天休息一天。他们的要求没有白费，像星期天这样的概念，十年前还尚未被人所知，令人称奇的是，如今在全中国教育界却成了公认的休息日了。据此看来，我们下一步的举措就是安息日被中国认可，很久以前这个国家里那些把自己忠诚的心和卑微的生命献给基督的穷人们已迈出了第一步，他们过安息日就意味着失去一天的工资，常常遭受物质上的损失。
人们并不满足这些，在许多地方，从南到北—最为突出的，包括帝国的首都——大量的偶像从它们先前的位置上被挪走或销毁，目的是为了净化庙堂，使之转变为高等学府的学堂。我们的确看到了令人惊奇的景象，听到了不寻常的消息。
谈及我们在温州的教育工作情况，一位很熟悉别处宣教工作的女士前不久做出如下很好的评价：“你们在传教方法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你们首先开展各种工作，随后建立堂点。”我们并没有想到什么特别明智的计划，也不想要采取什么计划！即使想怎么样也没有用，因为从经济上讲，我们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样我们就无需先建立大楼，继而再去充实它们。我们的方法是我们经济上的窘境所致，但所谓生活中的“侥幸”，常常比那些最缜密的谋划收获更大。
我们在温州的教育工作开始规模很小。只有十名男童，他们的父母要顶着骂名将孩子送过来，因为这里不收学费。一个矮个子的质朴厚道的先生任校长。几张凳子和课桌即是我们最早的教学设施，这样一直用了二十年。现在有几个长大的孩子有了很可观的收入，他们在远离温州的地方工作，一般在年纪大时才返乡。随着年岁的增长，大部分人会向往儿时所学的东西，只是此刻暂时地由“世上的忧虑和金钱的迷惑把道挤了”。
那些孩子是遵照老规矩学习的，每个孩子坐在高高的小板凳上，悬空的双腿酥酥发麻。每个学生竭尽全力抬高嗓门大声念书，好让自己和别人记住老师指点他们学习的课文。这些比嗓门的学生放声读书，小个子老师会不时打断他们，高声纠正他们的错误。至于老师怎能从那么多小学童之间辨别出不同的声音、书本、章节、段落和词语，往往使我迷惑不解。中国的班级授课制是由传教士引进过来的。在此之前，一切还都是个别教学法；这种方法对少数人其实好处很多，就像中国私塾通常的做法，不会忽略个别学生。
《幼学》或《蒙求》是学生的最初课本，学生结结巴巴地念着枯燥无味的课本，站着不容丝毫摇摆，仁慈老先生的戒尺不时敲打脑袋的响声催促着学习。戒尺楞角成四方形，很硬，使老师的软心肠变硬，而学生的柔软脑袋也为了应对艰难的人生之争得到了磨炼。如果老师举起戒尺没有别的什么意外，那么，他至少在送他们走时大大受到尊敬。孩子唯一职责是背书，仅仅要认得几个字，之后如果留下学习时间长些，便要求学习每一字的意义，很像英国儿童重复学习拉丁字汇，不懂如何去使用它。
《幼学》有时候也被称作《小史》，因为它讲述世界的历史，也就是从头开始的中国历史。该书开始的几个段落如下：
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虹名，乃天地之淫气；月里蟾蜍，是月魄之精光。······上古结绳记事，仓颉制字代绳。龙马负图，伏羲因画八卦；洛龟呈瑞，大禹因列九畴。
下面记述了富有神话色彩虚构的中国简史，持续了“一万七千年”，有根据的历史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到当今时代，经历了诸多朝代。那本小书总共不到千字，其中许多字构造复杂，语句押韵，有许多历史典故，受过教育的人方能理解它。对一个五岁的孩童来说就像没有什么肉的骨头，没嚼头，所以可以这么想，他认读这些字，却不能“理解和消化”它们的意义。
孝道是中国儒教的要义，作为对孝道的激励，书的每一页面上方都画有一幅粗糙的图例，说明一个孝顺的事例。有一幅图讲的是一个年轻人的父母买不起蚊帐，他呢，每夜就脱光自己的衣服，睡在父母的床上，诱使贪婪的蚊子吸嗜自己的血液，这样他的父母就能平安地休息。另一个页面上印着一个男孩，他妈妈病了要吃鱼，可大冬天水上覆盖着厚厚的冰，怎么办呢？他没有柴火融化一个冰洞，他就把自己赤裸的身体伏在冰上，直至冰块融化成一个洞；于是有一条鱼为他的孝心感动，自愿牺牲自己，跳到冰洞上，让那个男孩抓去。另一页上的图片讲一个青年得知人肉是给他父母开的药方中的不可缺少的一味时，毫不犹豫地从自己身上取下一块来。我再补充一个故事，我曾见到一个男子真的是这样为父母做过。中国人就以这样令人感到恐怖的孝道故事（这可不是福克斯的《殉道者篇》）来鼓励年轻人一步步走向正直的人生。
在一位慈善的老先生指导之下，他最初学写的三个字分别是“一”、“大”、“人”，这些都是容易的字，不难学会。这些简单的字里却能引发幼小心灵的雄心，说不定，就是这个从不梳洗、蓬头散发、满身墨汁、拖着鼻涕的家伙，只要他坚持勤读苦学，一朝领悟了仁的真谛，将来某一天也许会成为一个“大人”，有八人抬的轿子，大群扈从、保镖、马弁簇拥着！
接下来要学的一本书是《千字文》，这样循序渐进，就可以学习更多的字。这本书语句押韵，里面有一千个字且不会重复，当然这就是为何字义过于牵强附会，相当难解的原因。有一种说法，因为怕写不好受罚，该书的编纂者“一夕缀字成文进上，鬓须皆白”。
接下来是《神童》，通过极难的韵文将勤奋这种价值观表现出来。《百家姓》讲了一百个家族的姓氏，据说中国就是按此分封的；接下来的一本书是《三字经》，是本入门书。最后学子到达学习的最高点，他自己与伟大的圣人面对面，圣人的言行、衣食，现在都成了余下学习岁月的精神食粮。
“大哉孔子”，无疑学生有足够的理由这样认为。因为他整日拖着疲惫的身躯埋头苦读那乏味的书，没有任何奇遇和无法让人激动的书，对于过着呆板生活的人们没有任何刺激的书，哪怕能给人们带来一丝微笑、一滴眼泪也好。难道不是孔子极力避免谈论“怪、力、乱、神”吗？
这里没有在海上行走的神迹，没有让寡妇的儿子死而复活的故事，没有水上行走，没有女人用眼泪、蓬乱的头发和玉瓶香膏待奉主的说法，没有浪子回头的寓言，没有犹大、彼得、比拉多等人物，也没有十字架和王冠。君子身着的裘皮，比家居的要长些，右袖要短些，睡衣则有一身半长；羔皮袍配黑色外套，鹿皮袍配白外套，狐皮袍配黄外套。他不吃不按礼制宰杀的肉，也不吃没有合适调料的肉；只有在饮酒时他不设限，但他不会允许自己以酒乱性，他吃饭时总是要吃生姜。经过国君的座位时，他脸色立刻庄重起来，脚步也加快起来，说话也好像中气不足一样。孔子说，如果学者不严肃，他将不会被人尊重，他的学问也不牢固。忠信第一，不交不如自己的朋友。要知过能改。君子重德，小人图享受；君子好义，小人好利。孔子所有的一切说教都很好、很实在，但是极度地乏味。“你应当爱你的朋友，远离你的敌人”，好像他是这样一个有血有肉、富有激情的人，能够感受人类的悲哀，会为人类的苦难而哭泣。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心存感激，从道德的观点来看中国的这些蒙学课本，不像希腊罗马的经典，在选入学生课本前要进行删改。这些教材虽说枯燥，但很容易记忆。对于我这个健忘的英国人来说，中国学生的记忆力几乎令人妒忌。这里举个例子，有两个十五岁的男孩子，他们从一个牧师那里接受了短期圣经课程的学习，一天被带到我的书房，他们背靠背保持一段距离，作好准备。那个牧师把他们要背的那本书递给我，我发现是《约翰福音》。我对其中一个孩子发出“开始”的口令，他以赛马的速度，开始背第一章，我则上气不接下气地看着经文跟着他。当他快背到这一章结尾时，我才喘口气。然后我气喘吁吁地要另一个男孩开始背第二章，他像射出的子弹，更胜一筹。随即我又马上让第一个男孩背第三章，当他背到第四章时我刚喊停，第二个男孩已经开始了。就这样我们很快地背完了整部福音书。有时候，我跳到某一页码，从文本中间十几个单词开始。他们照样背诵得很完美。对于我来说，那真是令人称奇的表演。记得自己小时候，在不断的提示下，才磕磕碰碰背完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而且还获得了奖励。为了让孩子高兴，我给了每个孩子一元钱，觉得他们应该获得大学学位才是。
年轻的学子到了可以分析他花了多年背诵的东西时候，他就开始学习每个词语的意义，当他下次再来上课时，就要复述词语的意思。他的书写最终也像模像样了，现在他决心参加科举考试获得一个功名。当朝廷任命的学台要到县城监考时，他的老师就不断地出题让他练习写八股文。因为应试的考生都得根据严格的中国八股文的规定写一篇策论，其固定格式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
不仅如此，他还必须会背儒家经典，即《四书》，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他还得阅读和记住由孔子编订的《五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他还要读朱子（朱熹）对这些经典的注解，如有可能，也全部背诵下来。因为当他进入贡院，他并不知道哪句话将是考题。这很像西方神学课堂神学老师常做的那样，出些经文，比如“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或者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要求学生用一种指定的死板文体写一篇证道，将经文插入与上下文相吻合的地方，并从经文和上下文中提取教义。这些是旧制科举获得第一或学士学位的唯一条件。第二、第三个学位跟它相像，只是增加了诗歌写作。没有数学、科学和现代历史学科的考试要求，很显然，也没有野蛮人语言方面的要求。这种选拔体制不是说完全没有价值，不会比英国大学里古典知识考试更没用。事实上在许多方面这两种体制很相似，反倒是这种考试对中国人有利，那就是他受的教育是与生活有关，并能够在整个帝国立即派到用场，而他的英国同行所受教育却是死的，通常在离开大学后就扔到一边。
不仅如此，中国的学位更难获得，因为就像我们文职的考试，尽管理论上讲二者目标一致，但通过的人数是固定的。依据这种规定，在温州每年有三四千人参加科举考试，通过的人数仅有百余人，许多人为了考上都熬白了头，但还是徒劳。的确有这样的情况，有时一家三代人同时在同一考场参加科举考试。
在规模宏大的每三年一次的省级考试中，有五千到一万考生聚在一起参加第二学位或硕士学位的考试，通过者同样限定在相类似的人数。由于考取者将会得到很高的回报，许多赶考者不惜走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来到省城，在考试的贡院内外要遭受令人难以置信的罪。在那里白天极热，夜晚又很冷，考生要挤在六英尺长四英尺宽的小房子里，小得连人要躺直身子也不行，而且一头是露在外面的，不管什么样的天气都得忍受。
这一切到了1900年发生了变化。持续了八个世纪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终于被废除了，第一个取消的就是过时的八股文。第一学位，即秀才考试允许考生写自由体的策论，选题不再局限于中国经典，从地球的内部到遥远的星光随意纵横，甚至更远；从对待父母到宇宙的主宰无所不包。现代语言（尤其是英语）、数学、理论科学、历史、地理都成了考试者的学习科目，学台他自己不懂这些学科，只好带上一帮助手；十年前他对这些人会嗤之以鼻，如今再也摆不出倨傲的样子。
不正是那班蜕变分子废除了高雅的八股文和优美的诗赋考试，用乱七八糟的现代新闻体取而代之的吗？不就是他们把番人的语言介绍过来的吗？那蛮话连番人自己学起来也觉得真的很粗野，粗俗的字体本来只配生意人记账用！他们还引进了机械学，那本来只配脏兮兮的打铁佬学的！他们还引入了化学，有鼻子的人都会受不了，也许除了染布的，或者检查卫生的，也许他还要加上一句，他从未听说过这玩意儿！学台大人来做什么？去检查铁匠和工匠？这算学问吗？孔子啊！这个国家要走向哪里？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注意到他恪尽职守，尽量刹住这个国家正在往下滑的车轮。
第二年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学台。他鹰鼻，架着一副外国的眼镜，看待事物他注重思想远胜于形式，他看重的是天狼星有多重，保卫海岸线最佳方法是什么，而不是八股文那样的愚蠢与荒诞，比如“乐则韶舞”，他更喜欢朴实的直叙，而非虚华空洞的对仗，对仗的主要优点只是对称与押韵。
这就是数个月前我开始写作这一章内容时的教育状况。这种起伏不定的特点使作为教育者的我们困惑不解：在春秋两季有两个月的时间白白浪费了，有一半的学生因要参加这古老的科举考试而旷课，真的让人恼怒。这个月，也就是1905年的9月份，废除科举考试的新谕令下来了，从1906年起，取而代之的是高考，并且制定了全国的教学大纲，选定合适的教科书。是否这是最后的变革还有待观察，但这次变革受到强烈的欢迎。从教育上讲，中国处于一个实验阶段，尽管远不能让人满意，其中却蕴含着最有希望的东西，可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在温州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高等教育的制度。不满旧体制的情绪到处蔓延，人们开始半遮半掩地向外国传教士求救。1897年我们终于下定决心开始我们的新学制教育。影响我们初衷的主要因素是一位新来的男子学校校长，他从上海学到一点算术、代数、几何知识；我的好友约翰·傅兰雅（John Fryer）博士和其他人一起，在翻译教育用书方面做了出色的开创性工作，这些就是未读过大学的中国学生唯一的知识来源。然而，教育界的迅速变化，这在十年前是很难理解的。那时我们尚没有现在手头上用的课本；每个传教组织的教授几乎必须自己翻译教科书。
我们用刚学到的粗浅西方教育知识管理着我们的学堂。这里有二十个青年，他们都缴了学费，这在温州是前所未闻的。要学英语，需要额外加学费，我的同事谢道培牧师很乐意管理这个学校。我们聘请了一位本地教国学的老先生，而这位老师还用其肤浅的知识教授其余课程。随着学校不断地发展，学生人数增加了很多。我们的教室太挤，空气不卫生，于是我们租了一间极脏但还算宽敞的中式老屋，打扫修整后使用，这时学生从二十人增至五十人。我们从离温州八百英里远的北方，狄考文（Calvin W.Mateer）博士所在的那所大学延请了一位基督徒数学老师。他是一位热忱尽心的年轻人，至今学校还感受到王先生带来的良好的影响。不幸的是，在温州三年，他不能适应温州的气候，拖垮了身子，被迫回他那气候干燥却令他感到舒适的北方去。幸好在三年的时间里他教出了一位基督徒青年。这位青年出身名门，知识丰富，足以接替他的工作，后来这个青年又培养出新人，他们能够负责学校数学教学工作。
我们决定聘请一流的国学老师，因而我们聘到了本城最博学的学者中的一位。他仍和我们一起，两年前他参加科举考试中了举，这对于他本人和学校都是一种荣耀。中国语言文学是我们教学大纲中的重要部分，因为我们并不认为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学生只学习其他知识而可以不懂他们自己的语言是正确的。
1899年，传道工作日益繁重，谢道培和我忙不过来，急需人手，山迩缦（A．H．Sharman）牧师被派来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还是缺人，学校也不断地要求有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校长来管理。于是1902年拥有理学硕士学位的蔡博敏（T．W．Chapman）先生来到我们这里，在这个岗位上，他非常称职。
我们抵押来的房子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学生人数增多，缺少食堂、宿舍、教室，光线空气不够好，迫使我们建造新的合适的房子。为此，一位友人慷慨解囊，捐助了五百英镑，够建造一座房子了；我的太太苏路熙也在英国成功地募集到八百多英谤，教会也承诺建造校长室。这就是我们现在宽敝的艺文学堂O校舍的由来。此幢建筑有可容纳九十人的寝室、教员房间、教室、小礼堂、招待室、饭厅及厕所。校长室与学校本部建筑毗邻，便于校长日夜监督，有事即可到此办理。
蔡博敏先生尽快地培训自己的教职工，为了自立的那一天尽早到来。传教会拨给的办学经费，1906年估计不到五十英镑，看来到1907年学校的自立前景明朗，校长薪金自然分开另算。
我们在地方统考的分数超过附近的任何公办学校。去年有八位学生得到学位，我们小学部一位十四岁的男孩和一位青年一道考进了北京大学。然而，我们追求的是比考试成绩更高一层的东西，即希望把他们塑造成心智健全的人，希望他们离开学校后与一般当地学校的学生相比具有更加高尚的品德，重要的是要头脑清晰、心胸坦荡，对人生有精神上的追寻。因此，虽然我们不过分勉强，我们的校规中有一条：所有学生每天要祷告，所有住校老师学生每星期要参加主日礼拜一次，参加别的礼拜活动可以听便。高年级学生课堂上，我们把《新约》作为他们英语课一部分；每星期日下午由蔡博敏校长组织的礼拜活动中，很高兴能见到高年级的学生出席以及他们对上帝的虔敬。我们也开始了与大学基督教青年会的联谊，希望因此能给我们的年轻人道德和精神品格上带来更大的影响。我们学堂没有弄虚作假，毋庸置疑，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人人都明白这一点。我们的学生有来自衙门官宦子弟，也有的来自本县非基督徒大户人家。
我们许多毕业生从事体面、收人丰厚的工作，都很出色。如在学校里当校长，在海关、邮政部门任职。当我们为这些人欢呼时，更使我们高兴的是有些成了我们教会的传道者以及我们学校的老师。三位优秀青年传道者已在这里磨炼成有思想、有智慧、有热忱的人，他们超过了多数同仁，取得非凡的成绩，
若是将那些已经受影响和受帮助的人考虑进去，我们的学堂已偿还了它的投资；但它未来的路在何方？从我们的学堂以及别的学堂情况来看，学堂的目的是造就这样一群人：他们是这个道德每况愈下的国家里为数不多的正直、诚实而富有美德的人；他们是一群不屑于在偶像面前跪拜的人，为了使当今盛行一时的偶像崇拜从官场退出，让不甘堕落的人也能担任公职，他们会奋斗不息；他们是有朝一日要见到世上最高尚人之面孔，能够认出圣子，即圣救主的人。从这样学堂里走出的人拥有的最大收获是获得不朽的灵魂，他们将使这个国家充满新的不朽生命的力量。从这样的学堂里，我们的确在寻找着聪明又热切的、将会管理下一代的领头人，他能够领导下一代破除偶像与迷信，让下一代心智和精神获得解放。
我们新建的学堂对我们在本城的小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小学平均在校学生是三十人，在我们新的学堂创办后一年，一下子猛增到两百多人。尽管政府也已经办了许多小学，在蔡博敏校长的管理下，我们学生数目不断增长，现在已经超过三百人，如果不是全省，也是本地最大的一所学校了。学生不再使尽全力去朗诵古书，要是这三百多孩子在这有限一隅同声吼叫，我们学校的四壁将会像当年以色列人用呼喊声攻打耶利哥城那样，瞬间轰然倒塌。
学习课程也随之变了，采用了经改进的中国教育课本，数学被引进到课堂上来，历史、地理、《圣经》课每天也都开设，用拉丁字母注音的温州话《新约》和汉字译本同时使用。初级英语作为选修课开设起来，但要额外加学费，由大学部的一位学生任助教。山迩缦先生每星期主持一次基督教英语礼拜活动，有一百多个男孩子自愿参加，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自异教徒家庭。每周日全校师生会到我们在本城的教堂举行晨祷会。
要知道，单就温州城而言，就有两万个适龄入学儿童，更不要说在本府其他六个县城、数千个村庄的大量的孩子了。基督徒校长的需求是很明显的。缺人手、资金，这是温州孩子进入教会学校读书的障碍，长此以往，也不能在本城的一代人脑子里消除崇拜偶像的影响。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唤醒了中国人寻回失去的威望的急切欲望，中国学生大量流入日本留学，现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八千人，日本的教授们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这些人到底拥有怎样的美德—我们最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影响决不是基督教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赫胥黎、斯宾塞要远比耶稣基督伟大。为什么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度的英国，没有意识到危险，不去承担她的义务与责任呢？什么时候她才知道在异教徒的土地上，抓住不断成长的新一代人，让他们从小就接受爱主的教育，因为主耶稣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所知最伟大的教育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