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8．尝试在宁海定居

自从在芝罘传教起初，我就认为既然内地未被占据，一大群传教士不必都在港口城市生活。因此我数次到内地旅行，考察乡村并寻找适于传教工作的环境。

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地方是距芝罘仅二十英里的宁海城。我认为可以在那儿租间房子，安定下来以便传教。但我注定只能失望。我托人成功租到了房，但是一个外国人要住在那里的消息一传开，接着麻烦就来了。房东被捕，接受拷问，投进了监狱。在这个困境里，他写信给我讲述了他的麻烦，请我救他。

我去找芝罘的英国领事，他说我们必须处理好这件事，然后给我一封写给宁海官员的信。但是，无论领事还是我都不知道当时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外国人的态度。带着领事的信作敲门砖，我来到宁海城，拜会当地官员。他立马穿上官服，排场盛大的接待我，表现得极其友好。这是我第一次会见中国官员。我回到旅馆，希望事情能很快妥善处理掉。

半小时不到，那位官员来到我住宿的旅馆回访。他正和我一起时，十二位当地长者走进房间，在官员面前跪下，请求不要把任何房子租给外国人。官员回答租不租房的权力不在他那儿，而在于我。于是他们又转向我，跪着求我不要坚持租房。由于我对处理中国的事情尚无经验，只得说这件事是领事决定的，我无权改变他的决定。因为我的行动没有超过中英合约相关规定的范围，我便要求释放房东，免除对他的惩罚。但是这次会见没有什么成果。

我认为对这间房有使用权，便住进去了。一些在芝罘有过与外国人打交道经验的中国人，用一首这样的打油诗来宣泄他们的愤懑：

“你若想遭殃，就给洋鬼子干活。”

这首诗在宁海四处反复传唱，煽动起一股排外的怒火，而我的行动招致了极大的愤慨。当我散步时，成群的孩子和成年恶棍跟着我，高喊：“洋鬼子！”对我进行各种恶意辱骂，还向我扔石头和土块，到了晚上则趁着夜色，在我的大门上涂抹各种秽物。我的当地助手强烈要求我向官员申诉我所遭受的恶劣待遇。不过即便如此，就像这年我给浸礼会传教会的工作报告中所写的，我的原则是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找官员帮忙。

我正是在这些事中去探寻我主的旨意是什么。我的脑中涌现出两个想法。首先，如果上帝真的召叫我当传教士，那他一定同时也会预备一些中国人来听我宣扬的福音。宁海似乎没有上帝预备来接受福音的人。况且我们的主说了，“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于是我决定离开，说服自己上帝在其他地方预备了愿意听我传福音的人。我离开了这座城市，没向官员和长者说一句话。

9．拜访一位虔诚寻求真理者

接下来我访问的城市之一是距芝罘以南八十英里的莱阳。我在这里停留了两星期。一次街头布道后，我同两位学识渊博的和尚交谈起来。他们自由讨论着基督教和佛教的益处。一名姓王的学者跟着我来到旅馆，对我提了两个不同寻常的问题：“一个人必须做什么才能被上帝接纳？”以及“为什么基督要为人类而死？”

另一名姓刘的男人素有真理寻求者的美誉。他的拜访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对每个打算传教又还未出发的人大有益处。我引自那时写的一封信：

我们走进一个长而狭窄的房间，或者说一个仓库，因为两边都有稻草堆，只剩得中间一条狭窄的过道。过道尽头有张桌子，刘和我们在此相对而坐。他的右边是这间房仅有的一扇窗。他的面前有三本书，一本儒家的，一本道家的（《易经》），第三本是基督教的。当我问到三本书中哪一本揭示的是真理时，他答说它们都在揭示真理，这三本书中的每一本都来自于上天。这并不是他的随兴言论，而是他的坚定信念。我拿起他面前的《新约》，提出几个问题以确定他的理解有多深。在场的其他几个人中，有两人非常感兴趣；有一人躺在稻草上，不时发表几句言论；还有一人整个谈话过程中，都站在狭窄的过道间，好像一尊雕像。在门口别的人聊着天，说着笑话，并不在意一名外国人的造访。在我离开这座城市前，刘找到我，进行了又一次交谈。

虽然我再未见到这些人，但我和他们的会面并非不了了之，接下来的事将表明这点。

在莱阳对刘先生的拜访，使我意识到，必须制定一些方法来将中国哲学家从迷信的链锁下解放出来。迷信使他们困于阴阳和五行的观念，他们用此来解释天地间的奇事。驱散他们无知的方法之一便是开办一些有物理、化学实验的讲座。返回芝罘后，我给我的中国助手们进行了肉眼可见的实验，让他们对自然哲学的法则有清晰的概念。

10．非基督徒关于耶稣基督惊人之文

1872年春，一种新的传教方法开始实行，此后，我一直运用这种方法，因为它为站在他人角度思考提供了绝佳的可能性。

一份上海的报纸（很可能是林乐知先生出版的）提供一笔奖金，给回答问题“你们说我是谁？”的最佳中文文章。

1873年，一位秀才（相当于文学学士）带他儿子来芝罘，请布朗医生为他看眼睛。在医院时，他读了一些我们基督教的书，其中有《约翰福音》和一些我们的报纸。在一张报纸上，他发现一则上面提到的竞赛通知，并写了一篇令人惊叹的文章。我翻译了这篇文章，然后寄给浸礼会传教会。一些出自此文的摘录如下：

“我如海中的盐味，你找，找不到；我如花朵的香味，你抓，却抓不着。人们以为我在有形之物中停留，却不到无形之中找我。如果他们恰巧遇到我，他们也不会知道，反会认不出我。认出我的，一定是真正信赖我的人。”

“能够被分裂、赋形和杀死的是有形之物，而我是完整的，渗透一切的，无形的。你抬起头往上面找我，却忘了我也在下面。你往前面寻求我，快速追逐我，却忘了我同时也会在你的后面。”

“日光之下，一切神秘事物之中，最伟大的奥秘是永存的实在。”

“我是物，物是我。我存在过，物与我曾为二。我是道，道是我。我存在过，道与我曾为二。我是父，父在我里面。我存在过，父与我曾不在相互之中。”

“我既不静止也不行动。真正相信我的人将得到生命的真谛。热爱生活的上帝的人，将成为生活的灵魂。不相信我的人乃行尸走肉。”

虽然这名中国神秘主义者凭着普斯佛德般的精神在写作，但传教会委员会认为其叙述的观点尚不足以陶冶英国基督徒，这样考虑很可能是对的。而这篇翻译，虽然本身很有趣，也因此没能发表。

11．济南府武官的洗礼

1873年秋，在朋友利雷先生和芝罘的联合长老会（the United Presbyterian Mission）的麦金泰尔先生（Mr.Mclntyre）的陪伴下，我访问了济南府。这是山东省的省会，距离芝罘三百多英里。在那里我们得以观看或许是地球上最为非凡的教育系统的运作。那时中国学者每年在帝国的一千四百个县参加由政府监考官主持的升学考试。秀才学位每三年授予一次，同时在帝国各地举行。之后秀才们作为候选人来到各自的省会考举人（相当于我们的硕士学位）。

我们发现汇集了大约一万两千名学者，但是只有最优秀的九十五名能够获得学位。文科考试结束后，立即会举办一场武科考试，约有一千名候选者参加。我们只看了很少的文科考生，因为在杭州同样的学者发起过反对外国人的动乱，所以和他们见面时我们都小心翼翼，但我们能自由混杂于武科考生之中。

考试举行后不久，麦金泰尔先生和利雷先生回到了芝罘，而我停留了五个月。

有天，我遇到一位来自河南省的极其风趣的副职军官，他经常来我住的旅馆看我，并且很想成为一名基督徒。最后，我在这座城市漂亮的湖里为他施行浸水礼，这是当地人第一次见到这种形式的洗礼。两个男人走进清澈的湖水，这一景象在西南城郊迅速吸引了一大群人围观。仪式一结束，副职军官立即上岸，用一种十分有趣的方式向人群解释这一礼仪的意义，而他的衣服还在滴水。

12．济南府的首位新教传教士

直到那时，中国的传教士还没有写过一本供伊斯兰教徒使用的基督教书籍，不过在济南府住着一位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ary）的牧师——文壁先生（the Rev.Mr.Mcllvaine），他是在我来访的一年前从北京搬来的。他是年轻传教士中颇具希望的一位，曾和他的传教会中的长者一起出版中文的长老会会规。他那时研究伊斯兰教，目的在于写一本供其追随者使用的小册子。从他准备小册子至今已经四十年了，我很遗憾地说，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位传教士就这个题目用中文出版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在济南府，另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克罗赛特先生（Mr.Crossett），他深受中国人喜爱，对自己的工作极其投入。然而，这两位都陷入了一种非常危险的精神状况，主要困难在于观点僵硬，并且缺乏对中国环境的适应能力。

就文壁先生而言，上述第二点即使在其着装上都能展现出来。例如，由于中国人的房子和旅馆里没有壁炉，我们的外国服饰完全不足以保暖。所以文壁先生穿了一件自己做的皮衣，没有依照中国的式样——一件长袍，外罩一件短外套——而像是一件外国大衣，用带毛的羊皮做衬里，披肩盖过肩膀和胸部，却在后背缝死了。

他穿着这件新衣服上街的第一天，人们都捧腹大笑。“这个洋鬼子的老婆多蠢呀！”他们叫道，“她不会做外套。你在前面和边上看，他穿着马褂；但等他走过去，你从后面看，就看不到马褂了。你还见过像这些鬼子一样荒唐的人吗？”

当我告诉文壁，说我受不了这每天持续不断的嘲笑和辱骂时，他的回答虽然不切实际但很动听。“我们应该忘记这事。”他说。但事实很快证明即使是他的本性也不能忍受了。一天晚上，他来到我住的旅馆。他十分沮丧地说：“理查德，我想请你帮个忙。”

“非常乐意。什么事？”

“我已经得出结论，我以为上帝召叫我当传教士，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如果上帝召叫了我，他一定会让我拥有一些皈依者，但直到现在我一个皈依者也没有。因此我决定离开传教会，好让董事会把钱用来资助真正蒙上帝召叫的人。我将到一个通商口岸，尽我所能编写一些中文教材，以此谋生。我有一座母亲送给我的钟。我不能失去它。我想请你为我保存一下，直到我在新地方找到工作，安定下来。”

“我当然会保存你的钟，”我答道，“但你不觉得，你的决定做得太匆忙了吗？”

我们就这件事进行了长谈。分别时，我对他说：“再为这件事祈祷一次吧，在你做最终决定前我们再谈一次。”

几天后，他又一次来见我，并且马上说：

“我已经得出结论，不论我们对生命、宗教和传教会的看法什么样，有一条路在我看来十分正确，它的价值永不会改变，那就是行善。”

我站起身来，握着他的手，说道：“这是一块磐石。站在上面，你的烦恼很快就会过去。”

从那天起，他变得更快乐，工作效率也非常高。由于心理问题已经损害了健康，他于1878年去世。

13．克罗赛特的“悲剧”

克罗赛特先生是另一类型的人，但对于他认为是职责的事，同样全心投入。过了一段时间，他对自己多年的工作的微小效果感到伤心，并得出是他祈祷不够的结论。于是他会在痛苦中每次祈祷数小时，不久就导致精神彻底崩溃，先送至北京，之后送回美国。

在美国期间，为寻得启示，他访问研究了美国所能找到的每种奇怪的宗教派别。不过他来华工作的渴望也是前所未有的强烈。由于董事会不准备再派他出国，他去到海岸，在一艘驶往圣地的轮船上，作为一名普通水手开始旅行。在雅法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竟碰上了罗马天主教在济南的主教。克罗赛特简直要靠在他脖子上喜极而泣了，而这次会面愈发增强了他前往中国的渴望。他访问了圣地奇奇怪怪的宗教团体，之后去了埃及，又乘船到了孟买。在这个港口，他拜访了印度人近乎于膜拜的智者波文（Bowen）。吸取智者的特别训导后，他又一次站在朝向中国的桅杆下。

在离开中国期间，他阅读了许多奇怪作者关于基督教的著作，从早期教父、中世纪的作者，一直到现代的神秘主义者。他相信了许多奇怪的教义，比如皮肤上的毛孔是无数邪灵进出身体的大门。

一到芝罘，他就拜访了以前传教会的朋友们。看到他衣衫褴褛，他们都很吃惊，便给他钱让他去买新衣服，但他分文不取。他们暗中把一些碎银子塞进他的钱包，但他发现银子后，就给了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乞丐。他一路为人看病，走到了济南府。当济南为数不多的当地基督徒看到他时，他们对他的外表同样非常吃惊，但他的归来使他们非常开心，表示他们愿意与他分享哪怕是最后一点食物。

一段时间后，他又被派往北京。在这里他投入到对城里乞丐的救助工作中，无论是亚西西的方济各，还是任何苦行僧，都没像他那般献身于穷人。一次我去北京，我们都住在伦敦传教会达吉恩医生（Dr.Dudgeon＇s）的房子里，医生不在。我睡在一张外国样式的床上，而克罗赛特和医院里的病人睡在一起。每天早晨黎明时分，他都会来我房间，躺在地板上，我们便一起讨论早期和中世纪时期的宗教信仰，他对此了解很深。后来在1889年，当我们在北京生活时，我们经常请他来和我们吃饭；不过他来时常用袖子带着一个中式面饼，比起吃我们做的饭菜，他更愿意与我们分享那简单的食物。当我们让他留下过夜时，他有时接受这一邀请，但从不愿意睡在床上；他总是躺在火炉前的地板上过夜。

他小心保存着一本日记，上面记载了他首次离开济南府后的所有感想和经历。其中的摘录偶尔会在米奇先生（Mr.Michie）办的北京的报纸上发表。米奇先生非常欣赏他的奉献精神。一次，克罗赛特给我这本日记，请我编辑出版。发现他的奇思异想正逐渐好转，我把日记还给他，告诉他等一段时间再发表。

一年或两年后，他去了上海，一路从北京走到汉口，然后才乘船。他同傅兰雅博士（Dr.Fryer）一起住在阿森那旅馆，那里的仆人对他极其忠诚。傅兰雅夫人告诉我，一个早晨，他来吃早饭时，满脸洋溢着喜悦。

“我现在战胜了我的最后一个敌人。”他宣称。

“那是什么？”她问到。

“我的日记是我的骄傲。我刚把它烧掉了。”

真是一出悲剧！

同年夏天，他的体力开始衰减。他想如果去到蒙古，就能恢复健康。于是他乘“爱德拉都”号客轮开始前往天津。船长佩恩（Payne）非常善良，把他的隔间让给了这个病人。但是船刚到天津，他就去世了。那时我正在外地，不过我的妻子听到这件事后，径直赶到轮船上，筹备他的葬礼。后来，我在他埋葬的地方立了一块普通石头作为标志。

文壁和克罗斯特，以及一些我认识的罗马天主教神父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在于错误的神学理念，对基督教的不适当应用，还有对成功传教的环境条件理解的缺乏。

14．中国慈善家引进牛痘接种

1874年从济南回芝罘的途中，我和朋友——苏格兰长老会差会的马安仁先生在潍县住了一天。在那里，我得知了两点与中国传教工作有关的重要因素，一点是政府官员的强烈敌意，另一点是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即使在中国的非基督徒中也能发现最虔诚的人。

潍县是山东大型商贸中心之一，且有许多殷实人家，家庭成员在帝国各地出任不同官阶。因此这个城市不但是商贸中心，也是政治中心。

马安仁先生租了间小房子，作为传教工作的伊始，整个城市都反对，就像捅了马蜂窝一般。这件小事引发了极大的骚乱，如同是叛贼头子或残暴的强盗闯到了他们中间。他们威胁要使用各种暴力手段，除非外国人立刻从他们中离开。那时，当地一位绅士突然拜访了马安仁先生。他是一位真正的哥尼流，一个虔诚的人，常行善事。他告诉马安仁先生对民众的威胁不必惊慌，因为他们无知，不知道在做什么，他将亲自向他们说明他们犯了大错。

几年前，这位绅士就听说北京来了一个外国人（伦敦传教会的乐克医生）知道如何预防天花。那时，天花之灾如此严重，致使许多地方的小城镇和村庄失去了半数人口。他很高兴听到有预防天花的办法，于是奔波十天来到北京看望乐克医生。乐克医生向他传授了如何接种牛痘。他还派两名妇女带着她们接种过的孩子，同他一起赶到潍县。一到那里，他就给朋友和邻居接种疫苗，直接从那两个孩子身上取种。最后，人们都认识到了种牛痘的价值。并且许多年来，一直到马安仁先生到潍县，这位中国绅士切实地每天义务为人们接种牛痘。作为回报，人们在他的大门上挂了一块精致的牌匾以示感激。

现在发现他去拜访外国人，人们变得非常气愤，说把牌匾送给他可不是为了让他和危险又可恶的外国人交朋友的。他们应该把牌匾拉下来。他答说：“我给你们种痘，并不是为了得到这块匾。你们要取下来，那就请吧。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误解了外国人。预防天花上，我能做的所有善事都是从善良的传教士乐克医生那里学来的，而且我知道这位传教士除了行善，别无他图。因此我将尽我所能款待他。”

在我住旅馆的一两天里，马安仁先生问他的这位中国朋友，可否带我前去拜访。他说很高兴见到任何一位马安仁先生的朋友，于是我就去了。我急切地想知道，一个善良的中国人第一次读我们的《新约》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得知他已经把《新约》通读了三遍时，我问他：“当你读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回答前考虑了几秒，然后说：“也许这是最美妙的想法——一个人应该成为圣灵的殿。”

15．和布朗医生经历的奇特行医之旅

威廉-布朗博士（Dr．William Brown）是来自爱丁堡的医生传教士，他12月参与到我的工作中。得到一位如此能干又肯付出的人当同事，我非常欣喜。我们一起经历的一件事，至今仍历历在目。

1874年初，在离开济南府近五个月后，我回到了芝罘。我发现布朗（Dr.Brown）语言方面正取得飞速进步，并在秦牧师的帮助下，正在翻译一本重要的医学书，还在训练四名当地人当医学生和助手。

我回来后不久，领事馆的马嘉理先生（Mr.Margary）来同布朗医生吃晚餐。那晚，苏格兰圣经会的利雷先生也在，他一本正经地讲着滑稽故事，我们笑得肋骨都痛了。那年九月，马嘉理先生离开汉口，开始了他那厄运的缅甸考察。1875年2月，他在曼允被奸诈的中国人杀害。

这年上半年，布朗医生和我计划在山东省东部的半岛周围各村做一次旅行，在每个县城和集市停留，他来行医，我在候诊室布道，让病人一次一个去布朗医生的房间。由于那时外国人还是很新奇的，为了保障安静和秩序，我们一到县城就给首要地方官送去我们的名片，告之我们的目的，请他指派两名衙役来帮助维持秩序。地方官总是很客气，很快答应我们的请求，还不时有衙门里的人来看病。

清晨起，布朗医生就开始辛勤工作，不停地诊治病人。由于担心他重压之下，身体会垮下来，我努力劝他不要工作那么长时间，但他就是不听。病人的叫喊在他听来是必须听从的呼唤。知道他的体力负荷不起这样的重担，一天晚上，我用胳膊强行把他拉回卧室。

他的有些治疗立竿见影，在病人看来如同奇迹一般。比如，一天进来一个男人，肚子剧痛，痛得连腰都弯了。布朗医生给他开了一剂药，十分钟后这个男人站直起身子，睁开了眼睛，对自己突然病愈甚是惊讶，大喊：“我好了！我好了！不痛了！”他戏剧性的宣告让其他病人先是大笑，然后意识到他真的好了，都非常急切地想拿到药，让自己也药到病除。

旅途中我们碰巧住在离宋村不远的一家旅馆。宋村就是前一年我参加盛大的回龙山庙会前，住了两星期的那个集市。我们乘坐的交通工具叫“什子”，是一张吊床，吊在一前一后两头骡子之间。一名布朗医生的助手和我们同行，帮布朗医生分配药品。这样人和骡子加在一起，我们的队伍实际上把整个小店都占满了。第二天早晨，当我们找店老板结账时，他却不收我们的钱，说：“你们到这里来，免费向我们发药；我如果还收你们的住宿费，就太不对了。再说，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记不起他是谁了，于是他解释说，前一年他到宋村拜访过我几次，从我这里得到了许多关于外面的世界和宗教的有价值的知识，他对此很是感激。我再次坚持让他结账，心想他不收钱可能是用一种客套表达再见到我很高兴，但他坚持拒收我们任何费用，说他愿意为行善尽一份力。

唉！那时我们的传教工作正打开一条新的成功之路，由于缺乏欣赏和远见，传教会和我的同事之间的合作中断了。1874年4月，布朗医生去了新西兰的但尼丁，我们芝罘英美各教派的所有传教会都非常伤心。在那里，他既是大学教授也是营业医生，非常出名。许多年后他退休时，市长代表整个城镇，授予他一张华丽的证书，对他在此居住三十年来做出的众多服务表示认可。

因此我再次成了英国浸礼会在华传教工作的唯一责任人。

16．附魔

七十年代早期，冬天没有轮船从上海驶往芝罘，因为芝罘港结冰无法通行。由于暂时没生意做，小小的外国人团体便成立了俱乐部和协会，来愉快又不无益处地一起消磨时光。

在文学社，一年冬天我被指定读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的附魔》。这个题目很吸引人，传教士和商人，犹太人和外邦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信教者和怀疑论者都来了，那是我们最大型的一起聚会。开始时，我举了几个由我们的主治好的附魔事件，然后我谈论起中国的类似案例。人受制于邪灵，以致彻底变成另外一个人。一天，一个受害者说他姓李，来自很远的地方，并叙述那个人的历史，而实际上他可能姓张。清醒时，他会用自然的语调，明确无误地说自己的家，张家的情况。但附魔时，他会用完全不同的声音，说姓李的事情。也有时候，一些房子闹鬼，住的人因为害怕只得离开他们的家。据悉，有的房子二十年甚至更久租不出去，因为人们认为那里被邪灵占据着。

我读论文后进行的讨论非常有趣。韦廉臣博士描述了在中国，特别是在鲁村庙里，用占卜给病人开药的情形。占卜用具包括一根系在梁上的绳子，尾端系一支笔，悬在一盘沙子上。

郭培德博士讲的是一座房子据说闹鬼很多年，因此没人敢租住。最后一名当地传道人住了进去，结果那想象中的鬼跑到了另一家，使住户不得安宁。于是他们请求他过去祈祷赶鬼。他随身带着《新约》，请邻居们同他一起祈祷，求上帝保佑他们脱离一切伤害，让房子也归于安宁。郭培德博士之后是一个犹太人，他说附魔的想法是从波斯传到巴勒斯坦的。一个行医的人接着站起来，批驳附魔说，认为受害者是得了癔病，应从身体方面来解释。之后，佛格森先生接着发言。他是福格森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的头儿，起初是名耶稣会神父，是在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之一。虽然他已结婚，但他款待了所有来内陆的罗马天主教主教。而且他一如既往地虔诚。他说他相信附魔说，且他的证据同那位行医人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一样多。他举了许多惊人的案例，这些例子经不同主教证实过，即使是普通基督徒，也有能力让那些受折磨的人恢复正常。

我那晚宣读的论文在《天国》上发表，英国领事克里斯托弗-加登纳先生（Mr.Christopher Gardner）摘录了大部分转登到一篇有趣的文章中；文章是写给国内一家报纸的“中国的妖怪”栏目。在这个值得回忆的晚上之后，倪维思博士（Dr.Nevius）开始在中国各地搜集附魔和驱魔的证据，汇集在一本详尽无遗的著作《附魔》当中。此书于他去世后出版。

17．黑羊和白羊

中国有句俗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人性中奇妙的事情是一视同仁地对待两个人，结果却大不相同。

芝罘附近的登州，有一位荷尔姆斯夫人（Mrs.Holmes），是一位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的遗孀。她的丈夫在六十年代被太平天国叛军杀害。她有一个小儿子，自己教育他。出于善良的本性，她想如果能把两个与儿子同龄的中国贫儿一起抚养，给予他们一样的教育，那就是做了有益于传教事业的善事。这两个中国男孩叫山子和杰。他们的英语学得很好。那时懂英语的店员在外国人的商店里非常抢手，一个月能挣二十美元，而一个外国助手的薪水至少是这个数的四倍。

杰，两个中国男孩中年龄较小的那个，快十六岁了，没告诉荷尔姆斯夫人，就在一家芝罘的俄国商店工作了，每月薪水二十美元。这对他那贫困的父母而言，是一大笔收入。在他们看来每月五美元的收入已是他们的平均水平了。他们催促儿子接受聘用，于是有一天，他不辞而别。

荷尔姆斯夫人对此非常伤心。为防止另一个孩子离开她，她决定送他到美国的学校，她儿子即将快毕业。在美国几年后，山子回到了中国，在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掌管的海关谋得一份好工作。每次他路过芝罘时，荷尔姆斯夫人都请求我把他当做我的客人。我发现他出奇地聪明。但是，唉！进海关不出三个月，他就以为领导一场叛乱可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当上皇帝。他利用在海关的职位，暗中把一大批外国武器和军火运进镇江。但是阴谋泄漏了，政府悬赏他的人头。荷尔姆斯夫人的一位传教士朋友帮他逃往美国。到美国后，忘记了从传教士那儿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救了他的命，他在美国行关于中国的巡回演说，极力证明儒家学说比基督教更优越。

而杰在天津的贾丹一马西森公司找了个职位，负责招聘和监管装卸货船的苦力。在困难面前，他很有办法，其他公司也经常找他咨询。

大约二十年过去了，荷尔姆斯夫人时运不济。她的儿子行医，情况也很糟糕。荷尔姆斯夫人穷了，身体也不好。为了谋生，她不得不去一所学校教书，每天要走很远的路。沮丧之中，她写信给杰，告知自己的困难。他立刻去见贾丹一马西森公司在天津的代理人，和他说了荷尔姆斯夫人伤心的信。“你在我账户里，存的一千美元，”他补充道，“请替我提出来，我要寄给荷尔姆斯夫人。”代理人答应了。大约一星期后，杰没有收到这笔钱，又去找代理人，提醒他兑现他的诺言。代理人说，他并没有忘记这事，只是他担心杰没意识到，这笔钱是花了许多年才攒起来的，他推迟时间以便让杰仔细考虑一下。杰答说他早已拿定主意了，“荷尔姆斯夫人为我做的事比我亲生母亲做的还多。如果不是她，我会跟我手下的苦力一样，每天挣三两百文。把钱提给我吧，不要耽误了，一想到荷尔姆斯夫人在受贫困之苦，而我挣得够多还有节余，我心里就难受。”听到这个故事，一位银行职员说道：“听到这么美好的结局真好。我将尽可能给他最优惠的汇率。”

1891年，当我离开天津去上海时，杰负责把我的物品和家具送到船上。一队苦力来到前门，清理了整座房子，每人背着些东西出来，“连一根草都没留下。”我们登上船，发现没有任何东西丢失。对此，杰拒绝收取任何费用。

18．二访济南府

我迫切想尽早有机会再访省会济南府。现在，山东进入了七八月间的雨季。雨势很大，乡间许多地方又不太平坦，路上全是泥，导致交通无法进行。大雨结束前，所有生意都暂停了。

因此，不到9月我就启程了。我雇了辆两头骡子拉的寻常马车。车上，我放了一箱书和一些中式衣物在车后面，在车里面，则铺了一层厚被褥。在中国每个旅行者不论到哪里，都会随身带着这些东西，因为旅馆不提供。十或十二辆车同我们一起出发，因为路还没干，会有许多泥坑，有时需要人们一起努力把车从泥里推出来。有时路看上去只是一片积水和泥，车夫们会禁不住离开主道，从田里绕行，那里地势较高，因此比较干燥。当地里正长庄稼的时候，村民们自然会出来反对这种入侵。

一次，我们遇到了极大的麻烦。庄稼主人坚持让车返回原路，而车夫争辩说，他们并不是故意冒犯，但那路实在走不通。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人们从村里跑来帮助农夫们，带着竹竿等武器，以便必要时对付入侵者。车夫看到村民反对他们，非常生气，脱下大衣，准备战斗。双方打了一阵。看到这种情况，担心出现严重后果，我走到村民中的两位长老前，指出如果不约束他们的人，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你们看，我们原路返回根本不可能。有辆车的轮子已经断了，你们希望我们所有的车轮都坏掉吗？这让别人听到了，对你们村可不好。让马车从干地上过去吧，而我会把那辆已坏车上的货物转移到我的车上。”

那两位长者听着觉得有道理，便叫村民们停下来，放我们过去。当我们到达下一个旅馆时，车夫们都很感激，想给我一笔酬金，因为我使他们摆脱了麻烦。

在济南府，我发现文壁先生非常沮丧，已近乎于绝望了。我到那里不久，芝罘长老会联合传教会的韦廉臣博士及其夫人也来了，带着一个当地人李先生，他曾给芝罘的行医传教士明恩溥医生（Dr.Henderson）当了几年助手。除了散发传教书外，李先生还给有需要的患者一些简单的药品，如奎宁、利眠宁等。一到济南府，李先生就发了高烧。过了约十天，韦廉臣夫妇要去泰安，留下他给我照顾，希望休息几天后他能恢复健康，但后来发现他的高烧是恶性斑疹伤寒引起的。城里没有一个别的外国人，所以李先生和我在同一间旅馆。他的高烧一天比一天严重。我喂他鸡汤，认为这是最容易吸收的食物。十五天后，他的体温高得吓人。我决定不论日夜每隔一个小时喂他几匙鸡汤。最后，我习惯了夜里每小时醒来一次，就像脑袋里装了一个闹钟一样准。

大概第二十天的时候，他大量出血，我开始担心他恢复不过来了，因为我不敢相信有人能失去这么多血还活下来。然而，第二天令我大为欣喜的是，他问能不能喝点小米粥。他贪婪地喝光了小米粥，还要更多。此后，他的健康状况迅速好转，脾气却没有变好。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能让他高兴，尽管我像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照顾他。最后，他想家了，坚持要回芝罘，尽管身体还没完全康复。我雇了一顶轿子载着他，让我的仆人一路照顾，我步行送了他三英里。回到旅馆后，我头痛得厉害，后来发现自己感染了和病人一样的热病。由于我独自一人，便捎信给文壁先生。他正在进行为期两天的休假，立即赶回城里照顾我恢复健康。这次的突然发作让我对后来的病毒袭击有了免疫能力，当我置身于数百万感染伤寒的饥民中时。

19．中国北方的路及出行方式

中国的路是很不同寻常的。山东、直隶和河南的平原由黄河带下来的泥沙冲积而成，在陕西，有一种奇特的黄土地形构造，村民们在那里挖窑洞居住，冬暖夏凉。由于这些省份气候干旱，有时六个月不下一滴雨，车子在尘土路上行驶自如，近百英里远的路上不见一块石头。但是，当六、七、八月雨季来临时，道路都被水淹没，水和尘土混成无法通行的泥沼。路上的交通都中断了，这三个月里，贸易全部停止，期间所有资金都锁在柜子里没有任何利润，对整个中国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引发类似贸易停止的还有大城市里的狭窄街道。在天津，道路不够宽，不能同时通过两辆马车。这总是引得车夫们大吵，争着谁应该把车退回街头。有时第一辆车后面又跟上另外一些车，于是十余辆或更多车子挤在一起，堵上好几个小时。这样浪费的时间给商人造成很大损失，有时会使得他们花钱买下部分街区来拓宽道路。冷静的官员和商人没尝试的方法，义和团一天就做到了。他们烧了整座城。重建时，当局加宽了道路，马车和电车都能通过，所有的人都大受其益。

那时在中国北方，官员出门一般用轿子，根据官阶由四个或八个轿夫抬着，速度每天约二十英里。另一种出行方式是更轻便的“什子”，是一个铺着草席的座椅，用两头骡子一前一后拉着。商人通常乘坐一种有盖的马车，速度每天约三十英里。他们在黎明前约一个小时开始一天的行程，一直走到大概十点，停车喂骡子，吃中午饭。中午左右再次上路，到快天黑了才停下来，住进旅店以防被强盗打劫。那时，主干道上隔一定的路就有一家旅店，现在也如此。

在最好的旅店里，能买到各样食物，和多种方法精心烹制的鸡、鱼、猪肉和鸡蛋。烤猪肉和大白菜就像火腿和鸡蛋在英国一样普遍。旅店里的规矩是，按菜式定的饭菜在上席时完全一致。赶骡子的伙计和主人吃一样的饭菜，不过在不同的桌子上。午饭通常花两百文，晚饭约三百文，包括夜间住宿费，其中十分之一是小费。总的算起来，午饭花大约六便士，晚饭约九便士。

除了上述快捷的方式外，中国北方出行还有一种慢许多但更常见的方式，就是乘手推车。这种车子是中国独有的，它的中间是一个粗壮的轮子，约三英尺高，同马车轮子一样坚固。上面固定着一个架子，轮子两边各有一个座位。旅行的人坐在一边的座位上，另一边载他的行李，使得车平衡。一个苦力在后面推，而前面有另一个苦力或一头骡子或驴拉着。手推车的载重量极大，有时达半吨重，这取决于推车人的力量。聚集的车轴设计合理，使得推力最大可能地施加到轮子上。手推车的速度每天约二十英里。

坐手推车的人住的旅馆食宿比接待赶马车和赶骡子的旅馆要差很多。他们睡的炕通常离地只有一英尺，因此很潮湿，而食物非常粗糙，是小米和玉米面做的，就着咸菜，没有肉。夏天，车用蓝色的凉篷盖起来，当骡子拉着车匀速行驶时，人可以在车上读书或者躺下睡觉。在山东，风力适中时，给手推车加上一张帆是很寻常的景象。当十多辆载着重物的手推车扬帆沿着一条深陷的大路疾行时，好似一队帆船高速前进，趁着风还没降到乡间某条看不见的小湾。

一次，我坐手推车在靠近山东海岸的地方旅行，那里的地面白茫茫的，因为到处都是碳酸钠渗透出来的沉淀。人们提醒我弄到淡水很困难，因为所有的井都浸满了碳酸钠。我们试着泡茶，但水里的碳酸钠把茶叶变得又浓又苦。好在我发现一个很好的补救办法。我给自己准备了一袋子黄瓜，当我喝了苦茶以后口渴难耐时，黄瓜的味道就像苹果一样甘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