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第二章：在中国的最初几年

1．在英格兰的最后日子

1869年11月17日，我将乘坐“霍尔兹蓝烟筒”航运公司的“阿基里斯”号启程。就在我们离开利物浦的那天，苏伊士运河宣布开通了。不过由于它深度不足以让大吨位的船只通过，我们只得绕过好望角航行。行至毛里求斯时，船长惊讶地发现由于一场地震，上次经过还是港口深水区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座小岛。人们曾一度认为毛里求斯是世界上最有碍欧洲军队健康的地方，因为当地的死亡率极其的高。然而我们到了那里却听说条件已经完全改变，死亡率也很低了。调查变化的起因时，我们发现以前的兵营建在低地上，而重建的选址在一座山顶。在这里士兵们就可以远离导致他们伤亡的疟疾——现在我们知道疟疾是由潮湿地方的蚊子滋生的。

2．抵达中国

在香港时，后来成为主教的慕稼谷牧师（Rev.George Moule）登上船，他从英格兰度过首次休假刚回来，便和我们一起去上海。他为欢迎我来中国而表示出无与伦比的友善。我对他说有人建议我路上不要尝试学习中文，因为不同地方的发音差别太大，并询问他对这一建议的看法。他对此完全赞同，不过补充说我可以学习部首。于是我开始学习二百一十二个部首，它们是解开组成书面中文的象形谜团之关键。到达上海前，慕先生给我进行了部首测试。

1870年2月12日，我抵达上海。托马斯先生（Mr．Thomas）从前属于伦敦传教会，后成为新天安堂（Union Church）的牧师。他在一家旅馆找到了我，并坚持让我搬到他家。我在那里一直住到2月24日前往芝罘（今烟台）。2月27日我到达芝罘，受到同事劳顿先生（Mr.Laughton）的热烈欢迎。

1860年，各国公使馆在北京成立之际，芝罘、天津、牛庄（后改为营口）成为首批开埠港口。数个在上海和宁波的传教会移往北方，部分原因是对那里的气候更适应，还有部分原因是为了接近中国的权力中心。在这之前个中国传教会曾以上海为中心在华中地区传教，但因其资金困难，好几位成员申请加入英国浸礼会传教会。他们中间的霍尔博士（Dr.Hall）、荷兰籍传教士古路吉先生（Mr.Kloekers）——他是在刚果传教的霍尔曼-本特雷夫人（Mrs.Holman Bentley of the Congo）的父亲，在首次申请获批的人之列。1860年，浸礼会传教会决定在芝罘开办一个传教站，并派霍尔博士和古路吉先生前往。

曾经是传道会成员的戴德生先生也申请加入浸礼会传教会，我记得是在有五名同工的条件下。但这一计划没有成功，戴德生先生便决定建立中国内地会（the China Inland Mission）。当我到达中国时，浸礼会传教会已遭受数次打击。抵达芝罘不到一年，霍尔博士就在照顾霍乱病人时受感染而去世，而古路吉先生很快离开去了英格兰，另外两位麦克梅辰先生（Mr.McMechan）和金顿先生（Mr.Kingdon）一两年后也受遣回国。接受我加入浸礼会传教会时（1869年），在华七年的拉夫登先生（Mr.Laughton）是该会仅存的代表。他拥有天生的才能与罕见的奉献精神。不幸的是，我很快就失去了听取他有益建议和宝贵经验的机会，因为他患上斑疹伤寒于那年六月去世了。

3.芝罘的传道同工

当我到达芝罘时，已有数位能力卓越的人在那里传教。法学博士韦廉臣牧师（The Rev.Alexander Williamson,LL.D.）在伦敦传道会开始了其传教生涯，1865年同杨格非牧师一道乘船来到中国，首站停留在上海。他学习中文的效率惊人，不到十二个月便用中文写了一本植物学方面的书。但他也为过度劳累付出了巨大代价，因为累垮了身体不得不返乡。之后他又回到中国，不过是作为苏格兰圣经会的代表，当芝罘开埠后停留在此。他周游了中国北方，并出版了两部游记，为此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他的体力、智力及灵性的力量都非常充沛。之后他出版了《自然神学》（《格物探源》）及《基督生平》两部精彩著作。在生命最后一段日子，他在中国人中建立了同文书会。1891年我在他之后接任该会督办。

美国长老会差会的倪维思牧师（the Rev.John L.Nevius）是一位尤为杰出的同伴。当我前往新开埠的芝罘时，他已在宁波和杭州生活数年。1890年在上海举行中国宣教大会，他当选为美国组主席，而李修善牧师（the Rev.David Hill）出任不列颠组主席。

美国长老会差会的郭显德牧师（the Rev.Hunter Corbett）在上海登上了韦廉臣牧师乘坐的那艘船，结果在山东成山角遭遇船只失事。船上一人描述此事时笑称他们是“在海中着陆”。郭牧师是名不知疲倦的传道人，跑遍了山东东部的每个地方。

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牧师（the Rev.Calvin Mateer）是在中国传教工作中进行科学教育的伟大先驱。他造访了芝罘，并用携带的一大组仪器作了一次关于化学的有趣演讲，而我作为他的助手协助示范。有人曾说如果美国长老会只派出这三个人——倪伟思、郭显德和狄考文一说他们工作的收获比他们的花费要高十倍也是很公道的。

美国南浸信会的海雅西牧师（the Rev.J.B.Hartwell）极具礼仪之魅力，很早便获得了中国人的喜爱及信赖。当他生活在膝州府时，太平军来袭，关闭城门将一些城民留在了城外。只有海雅西牧师顺利说服此城官员打开城门放那些城民进来。

罗伯特，利雷先生（Mr.RobertLilley）是韦廉臣牧师在苏格兰圣经会的助理，在明恩薄牧师（the Rev.Arthur Smith）到来前，他是中国最诙谐机智的外国人。几年后他去了纽约协助《世纪词典》的出版。经过纽约时，我到他所在的办公室，希望能见他一面。一位活泼的银发女士说他去苹果城（Appleton）协助完成一部百科全书了。“他在这儿时，我们努力想把他变成共和党，”她说道，“但他始终坚持认为君主立宪要好得多。”他于1914年逝世。

4．首位皈依者

在拉夫登先生的葬礼那天，葬礼在墓地尚未结束，刚到的一艘汽船上开出的鸣炮声吓了我们一跳。我们马上赶到驻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船长带来了天津屠杀的噩耗，法国领事及其夫人，还有二十一名慈光会修女遇难。据说各个港口将会掀起针对所有外国人的动乱。为了抵抗动乱，一支志愿防卫队迅速组织成立，我也参与其中。我们连续几日看守驻地，以防当地的中国人袭击。

自从同事去世，英国浸信会传教会的责任全部落在其在华唯一代表——我的肩上，为此我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学习语言以便尽快将其掌握。只身一人，形形色色的经历就是我的唯一向导，我从中摸索今后走怎样的道路，以及避免错误发生。

在接受第一位皈依者加入教会前，我给他上教理课时问道：“在上帝眼中人人都是罪人吗？”

他忧伤地答说：“我不知道别人如何，但我知道我是个大罪人。”

这个诚实的答案连同我那愚蠢的问题给了我一击，同时我也发觉这个人在精神上是一名真正的基督徒。此后我再没问过这个问题。这个人的经历颇有意思。数年过后，满洲长老会传教会的罗伯斯顿先生（Mr.Roberston）在属于他传教范围的阿穆尔河（黑龙江）附近开设一个新的传教点。一天，从附近地区来了一个男人到教堂，并且告诉牧师他是基督徒。

“你属于哪个教会？”

“浸礼会。”

“谁带你加入教会的？”

“芝罘的李提摩太。”他给出了我的中文名。

“你在这个乡村多少年了？”

“十九年。”

“你们村上还有其他基督徒吗？”

“没有了，只有我和我家里人是。”

罗伯斯顿先生比较怀疑他的基督徒身份，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在非基督徒中生活，没有牧师或传教人的拜访和帮助，要保持信仰是不可能的。本地牧师提议应该让这个人做一次祷告，从他的祷告中他们也许会很容易地辨别出他是否是基督徒。这个人投入到祷告中，而他们的所有怀疑就都消失了。他热忱的祈求是他每天都和主交流的明证。

我很幸运能够找到一个出色的当地人做助手。他姓程（Ch＇ing），担任过太平天国的文职，在拉夫登先生那里接受了神学训练。我在芝罘的早些年里，他的工作由曼切斯特的格罗斯温浸礼会资助。

5．满洲传播福音之行

1871年我作了五次旅行，其中四次是短途的，就在芝罘附近，而第五次却是六百英里以外，从满洲到朝鲜。这次的同伴也是罗伯特-利雷先生。那时外国人对朝鲜了解很少，每次游人想进入朝鲜都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们这次的旅行非常惊险，在朝鲜差点就没逃出追捕。

（1）恐怖的船只失事

第一次惊险与一次恐怖的船只失事有关。在猛烈的南风刮来之前，我们乘一艘德国帆船，从芝罘到牛庄，这是那时唯一开放的满洲港口。次日早晨的黎明，我们突然跌下了铺位，原来船搁浅了。我们发现身处浅水里，每一个巨浪打来，船底就剧烈地颠簸。大厅里的大镜子摔倒在地板上，成了成千上百的碎片。船长把航海图铺在桌上，颤抖的手里拿着指南针，说道：“去年我损失了这艘船的两条桅杆，这回整艘船都要不在了。我们在这儿。”他指向图上河口南部的一个地方。我们出主意说因为那场狂风，船可能比他预想中行驶得快，而且我们一定是在河口上方的浅水里，那么如果我们向西南方抢风行驶，很快就会到深水里了。他这样做了，于是我们安全到达牛庄，只不过船的铜复合板有点受损。

（2）中暑

我的下一次惊险是出于我们对气候的忽视。七八月正值雨季，洪水和泥污致使道路无法通行。虽然我们走的是与满洲首府相连的主要干道，还是被迫等了两个星期，才租到马车开始前往奉天的冒险之旅。我们终于有了三辆马车，各配两头骡子，除了我们和两名中国仆人的座位，车里载满了福音书和小册子。行将出发的那天，我得了严重的头疼。华生医生（Dr.Watson）因担心我轻度中暑，极力劝阻我休息一天再动身。但是由于等待马车已经耽误了两星期，我决定马上出发。我的头疼得越来越严重，不能乘坐颠簸的马车，也不能睁眼，光线照在眼睛上像被柳叶刀刺着似的疼。我的朋友利雷让我靠着他的胳膊，那天我们跋涉了三十里（一里差不多等于三分之一英里）。

晚上到了牛庄城，白天的旅途让我的头更难受了，于是他们决定给我服一剂鸦片酊助我入睡。我们随身带着一个小药箱，不幸的是药品用量说明书没带。应该滴多少药，我们记得不一样。利雷建议我多服一些，他是目前的医生，于是照他说的做了。我很快入睡，醒后不觉一丝头疼了。多年后，我在《柳叶刀》杂志上读到中暑的最佳疗法便是服用一大剂鸦片酊。所以我们那时真是碰上了最佳治疗法。

为防止再度中暑，我在头上系了一个枕头，因为这是良好的绝热体，于是我们继续赶路。依照欧洲观念，我这样的装扮是好笑的。然而中国人并不在意我的头饰，恰恰相反，他们倒是特别注意利雷的头盔。“看呀，那人头上戴着个痰盂！”他们喊道。

（3）强盗

在满洲的第三次惊险是乡间治安太差引起的。离开奉天向东前行时，人们告诉我们乡间有成群的强盗。一个午夜，我们居住的小旅馆响起很大的敲门声，是一些车夫叫旅馆老板开门让他们进入。他们本住在前面那家旅馆，一伙强盗闯入，惊恐中他们带着骡子逃出，车子和货物都留给了强盗。

次日我们的中国仆人听闻了这则消息，他们很害怕，想回芝罘去，不过发现我们已决心前进，便因着荣誉感没有离开我们，尽管我们给他们提供回去的路费。这以后我们把钱分成几份，如果我们中有人遭抢，其他人还能剩下一些钱。分钱并不是件容易事，因为中国流通的银钱按“锭”计算，每锭约莫拳头大小，重五十两或者说六十六盎司。这样一个银块得送到铁匠铺，烧得通红，然后切成一二盎司重的方块。我们把这些方块缝进衣服的各个角落。做好防止被抢的准备后，我们那天出发得比较晚。

路上遇到的每个人都备着长矛或肩扛旧式火绳枪。我们沿着一条小河右侧的路在一个山谷前行，警惕地留心四周。突然一个声音喊道：“他们在这儿！”我们看到前面河的左岸有一些帐篷，十一个骑马的人走向我们打算留宿的小旅馆。发觉到达旅馆前会被他们截住，我们便转道走向刚刚经过的一个农庄。我们在大门前看到一位大概六十岁的老妇人，便问她我们能否驾驶马车到农庄里，直到强盗离开。她是一个高尚的人，邀请我们立刻进来。“我有些人在田里收割，我让女儿叫他们来保护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会说我们的话，不然刚才你们经过时，我就会请你们进来了。”我们驾着三辆车进去后，农庄的门关了起来。

村里满是即将丰收的高粱，田间道路若隐若现。因为高粱太茂盛，我们看不到骑马的强盗正在接近，但他们越来越近时，我们能听到马蹄啊得作响。我们穿着欧式服装站在门内，骑马的强盗转了弯离我们不到十码远才看到我们。突然看到两个欧洲人在眼前，他们吃惊地叫道：“哎呀！了不得！”他们立刻调转马头飞奔而去，并开枪给同伙发信号。我们这时发现又有十一个人从帐篷处骑马来协助同伙。

同时我们在讨论是否使用我们的左轮手枪，因为芝罘的朋友们坚持途经危险的村庄一定要携带左轮手枪自卫。我们是来救中国人的，谁都不想射击其中任何一个。我们最后决定万不得已的话，就把枪给保护我们的农夫用。于是我们把枪塞进仓库的稻草堆里，然后两手空空来到门前。

强盗第二次来时，小心翼翼地转过弯，带着来福枪和抬枪，骑马来到门前。他们停住后死一般沉寂了片刻，然后有人向看似领头人的那个人说：“我们该怎么办？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我们回答说听得懂一些。他们问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是做什么的。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是卖书的。

他们问：“什么书？”比较诙谐的利雷答道：“劝人行善的书。”

“你不会是说你们车里全是书吧？”

“正是。”我们答道。“我们拿些给你们看。”我们于是走到车前，每人抱出满满一捧书，打开门出去给骑马的强盗看我们的书。

我们看到他们扣着扳机，手却怕得发抖。他们没有要书，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劝他们带给朋友们，但他们的朋友也都是文盲。他们还说并不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只是听说有外国人经过村庄，他们从没见过，就想来看看，还请求我们不要告诉政府他们所在何处，然后调转马头离我们而去，开了三枪对同党发信号。于是危险解除，无一人受伤。

（4）萨尔浒

刚躲过一劫，我们又身陷更大的危险中。经过一天，我们靠近了萨尔浒——我们路线里的重要城镇。利雷随车前行，到旅馆落脚，而我留在后面的村庄卖书。令我吃惊的是，这地方像座死城一般。这里有房子，却不见一个活人。我到了几个十字路口，也都空无一人。我注意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所有门窗都用砖块封起来了。不过透过砖块的间隙，我还是能看到屋里有人，还能听到他们低声交谈。没有预想任何危险，我开始喊着卖书。过了一会儿，小巷里走来一个男人，非常谨慎。我给他看书，他查看着。由于我生硬的中文，他很快发现我是一个外国人，只身一人，他无需害怕。他叫其他人出来，不一会儿聚成了人群，我卖出不少书。但我仍然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要把门窗封起来。

走到市集，我发现路上每隔几码就有手持武器的哨兵。一到市集，我就看见一群人围在我朋友留宿的小旅馆前。整个城镇因为全副武装的人又显得有生气了。我们平静地吃过晚饭，休息前去看我们的车。我们刚出门，就有一发子弹飞过，也不知道从哪里射出的。车夫们说这个地方很危险，他们很想快点前行。

于是我们决定夜间轮流站岗。我从未发现欧几里得的几何知识对我于此有用，我靠记忆复习第一册书，一个定理接一个定理，这样来保持清醒。

凌晨时分，透过挂在旅馆的公共房间和我们房间的门帘，我看到一头骡子走过，显然是从后院穿过大厅，走向通往街道的前门。几秒过后，又过去一头骡子走过，接着一头、又一头。我向利雷喊道：“快起来，他们把我们的骡子牵走了！”我们冲进大厅，发现只有一头骡子在吃谷料。每当它走到我们房间旁的阳光下，它看起来就像要走到前边一样，所以是同一头骡子在来回走动。由于我的关系，我们开怀大笑。

不过我们起床后，问旅馆老板，为什么城里的人都武装起来了。他反问道：“你们不知道吗？听说有强盗穿着欧洲人的衣服。所以当你们出现时，人们还以为你们是强盗呢。”

（5）凌开

遇到了强盗，也遇到了防御强盗的人，我们带着轻快多了的心情继续赶路，心想我们知道了人们对我们怀着敌意的原因。然而谣言比真相传得更快。当我们到达下一个落脚点凌开时，我们没能在一家旅馆找到房间，老板都害怕外国强盗。最后，在城镇东部，我们找到了一家小旅馆，我们外国人没有出面，而是派了一名中国仆人去订房间。这里有供我们住宿的房间，门打开了，三辆马车驶进了院子。可是，老板一看到我们就喊说没房间了。他非常害怕，以致跑到旅馆大厅，那里有很多客人和仆人围着他，以防我们做出任何袭击。他们看起来都很惊恐，老板断言一个房间都没剩了。我解释说我们找过城里所有的旅馆，都没有房间。但是如果他真的没有房间，我们就只得睡在马车里了。

说完，我们走到外面，打算在马车里过夜，虽然我们很快发现非常寒冷。幸运的是不久之后，一个客人向我们走来说道：“你们不能留在车里，这样太冷了。你们住我的房间吧，我和别人合住。”我们高兴地跟他去了他的房间，炕（这种砖砌的床，每间睡房都有）里烧着火，房间温暖舒适。然后我们开始准备晚饭。我们还没吃完，就听到外面有人喊老爷驾到。来的是一名下级军官，穿戴整齐，脚穿长靴，帽上一颗白色顶子。他应旅馆老板请求而来，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在别处找了休息的地方。我们谢过他的好意，说一位先生已经客气地把房间让给我们，我们不想换地方了。我们就在那里平静地过了一夜。

（6）老城，满族的古都

我们的下一站是老城，一座在满族老家祖传下来的城堡。它建在一块岩石上，岩石三面垂直耸立在河床上，只剩一面可以通行。所以它是一座坚固的天然堡垒。我们晚上住的那个旅馆显然曾是一所监狱，因为在炕沿上方，和每位客人的床对面都有坚固的铁环，一定是用来捆紧犯人们的手铐或辫子的。

次天早上，我们外出售书，一个人到城东，另一个人到城西。两边都围着一群人，极其好奇地想看看在他们中间的外国人，翻看他的书。当我正在解释书中意思时，一个恶棍般的男人出现了，他衣服油腻，目露凶光，手握一根结实的马鞭。他冲人群挥着鞭子，要他们不准围得太近，于是人群和我周围隔出了一个大圈。由于他态度凶残，没有一个人敢靠近的。

看到这些，我告诫他说：“你在干什么？你是谁？为什么干涉我的工作？我有皇上颁布的允许卖书的圣旨，你怎敢阻止想买书的人前来呢？”这时，那人的眼光明显投向了我的身后，人群也都如此。我转过身来，发现离我很近的地，方站着一名政府官员，身着威严的官服，帽上镶着一块蓝色顶子。一听我有允许卖书的圣旨，他变得非常有礼貌，我也得以卖给人们一些书。白天结束后，我发现我的朋友也经历了类似的事，他见到的是一位帽子上镶红顶子的高级官员。

那天晚上，两位高级官员肯定一起商量了，因为第二天早上，官位较高的给我们递来了他的名刺，说我们作为在他乡的陌生人，可能会陷入无知民众的为难，因此他派六名骑兵来一路护送我们。令我们高兴的是，这些骑兵对我们非常友好，每当我们停在某处时，都会帮我们卖书。当我们走到他们的管辖边境时，他们表示很希望陪我们回到山东一他们的老家。

（7）特殊的通货

一到位于满洲和朝鲜边境的弓长，我们就发现这里的货币流通非常混乱。我们必须重建一套计算法，因为我们发现直截了当的算术会使我们破产。在那片区域，十六文被当作一百文计算，而一百六十文被算作一千文。这样计算的原因是，这儿以前的一位将军，长期拖欠士兵军饷。他离任时，每一百文欠饷只能支付十六文，从此以后这种算法延续了下来。这种算法已经很糟了，更糟的事发生在我们使用钞票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银子兑换成现金时，每盎司换面值一万四千文的单子，可是当我们把单子兑换成现金时，却不能按面值兑现，只能得到一万文。在这偏远的满洲山区，穷人们就这样受地方小官和当地财主的剥削。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看到了非同凡响的地质构造，好像所有的路书页般交错相叠，此等景象会使任何一个地质学家乐开怀。我们穿过一片片丰收的肥沃土地，之后到了鸭绿江岸边。这里脚下柔软的草儿让我们想起了家乡的牧场。在另一处地方，我们经过了两边都是高树的林间大道，头上的树枝间挂着一串串茂盛的野葡萄。梨子在地上烂掉，甚至都没有猪来吃。而我们得知就在三十英里以外的朝鲜境内，正在闹饥荒，母亲们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孩子来换食物维生。整场危难是由于人们不知道交通和通讯的价值而引发的。

（8）朝鲜边境的冒险

凤凰城是满洲边境上最后一座城，城外就是朝鲜的国门，它瞩目地建在边境的平原上，但是两边都没有墙。国门旁边是一片中间地带，宽度从十到五十英里不等。既无中国人也无朝鲜人在此居住，以避免两个民族间的争端。他们的观念多么原始！到凤凰城时，我们发现大概一千名士兵正向中间地带进发。军官告诉我们，他们正在追捕一个叫刘金开的人，他就藏在这片中间地带里。他是个叛贼，曾僭夺政权，装得像名官员一样，还有约莫六百个人跟随他。

因为军队不着急离开凤凰城，而我们等不及在他们的保护下旅行，所以我们决定自行进入朝鲜国门。我们走了些距离，翻过一座小山，来到下面的山谷，谷里流出一条清澈的小溪，两岸是绿草铺成的地毯。我们在这里停下车来，吃了点东西，喝了清澈的溪水。

我们正在休整时，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国人，他指向一座山峰，我们看见山上有两个穿着奇特制服的人。他说：“那两个是刘金开的探子，他们对你们可没什么好意。你们最好还是回去，因为他有六百名士兵在下一个山谷里。”听到这个，我们爬上车，让车夫赶着骡子原路返回，越快越好。一回到凤凰城，我们就听到更多关于刘金开的功绩。在满洲的这片地区，地方官远在五百里之外，结果这里任何一个村庄只要有问题，人们就得长途跋涉，才能到地方官那儿解决争端。为了节省时间和减少麻烦，这位刘金开经常担任仲裁者。他的仲裁令人满意，所以人们总是去找他。这样一来，他的名声和影响力很快传开了。当地人并没把他看作一个叛贼，而是看作一位恩人。

（9）糟糕的政府

在满洲的冬天，路冻得像铁一样硬。数百辆农夫的马车在通往牛庄的公路上来来回回。但除了一两条主要公路外，大多数村庄实际上并没有公路。因此，马车在干涸的河床上通行，尽管雨季会有洪水，但洪水流向海里后河床就会干了。他们驾着马车走在硬石铺成的河床上，经常有巨大的石块挡住去路。为了克服这样的困难，车夫们会好几个人结伴而行。这样，当一辆车陷入深坑，或碰上大石头，驾车的骡子力气不够时，五到十头其他车上的骡子也会套上这辆车，使得车子得以前行。由于城市——地方官在那里为百姓主持公道，银行在那里兑换银子和纸币，农民在那里买卖他们的产品——通常在五百里之外，百姓生活的重担难以承担。

发现政府毫不留意百姓的安危，农民们难免为了自身利益，每个冬天付给强盗一笔保护费，使他们赶路时不用担心被抢。交了保护费的马车会插上强盗认识的旗子，有时他们还会护送农夫通过一些危险地带。

至于旅馆中的设施，除了炕里有火令人欢喜，其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在一个地方，我们和三十七个别的旅行者睡在一张大炕上，其中还有个女人。看到百姓由于缺乏政府妥当管理而遭受苦难，而改善状况的那个人却被政府视作叛贼，我们感到那些地球上的阴暗之处，的确很是残忍。当我们动身返回牛庄时，我们猜想着要到哪一天，这片从许多方面都可称作“流奶与蜜”的土地，会由政府妥当管理，百姓会过上幸福繁荣的生活。

6．效果不佳的街头布道

1872年回到芝罘后，我每天都去小教堂布道，正如那时所有传教士习以为常的那样。我发现布道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效果，因此很是灰心。我得知很多当地商人共同发誓，绝不进入小教堂支持外国人布道。所以参与礼拜的大多是乡间来的，路过教堂的流浪者。他们出于好奇，想看看外国人和他们的蛮夷服饰。

在芝罘的最初两年的福传工作里，我尝试以街头布道的形式传播福音，但无任何值得一提的收获。之后我开始遵循“寻找值得的”这一计划，正如我们的主要求的那样。因为我发现他们是适合于播种福音种子的“好土地”。

听闻一名虔诚的人住在离芝罘约八英里的地方，我便托人询问是否可以去拜访他。他回复说他将很高兴见到我。他是一名晒盐工人，通过在浅池里蒸发掉水分，来从海水里提取盐。他可能有六十岁。我给他带了一些福音书、一些小册子和一本赞美诗。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坚持留我一起吃饭，席间我们谈论了宗教。过了一段时间，他带我到里面的一间屋子，那里一尘不染。他对我说：“这就是我每天朝拜神的地方。”

当我把赞美诗拿给他看时，他马上挑出一首描述世事无常的赞美诗，并对我说：“这首赞美诗是我们的。”

我吃惊地睁大眼睛，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回答他们的宗教派别朝拜神时一直用这首赞美诗。他告诉了我一些其他关于他宗教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他这一类人，我哑口无言，觉得他的宗教经验不仅时间上比我的要早许多，而且其深度令我吃惊。我们一起度过了漫长而又快乐的一天，他坚持陪我翻过山岭，返回芝罘。虽然在路上我好几次请他回去，他还是陪我走完了全程，一直送到我居住的医院的门口。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我经常想尽管他不是一名基督徒，但是不管怎样，他离上帝的天国并不遥远。那时我对中文和中国宗教史的了解还太少，以致没能充分利用那次难得的机会。

7．回龙山庙会

我决定和一名当地传教士去乡间，看看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布道的效果如何。我得知春季许多地方都有盛大的庙会，周边地区的大批群众都会参加。这样的庙会每年在一些著名的寺庙都举办。来自数十个村庄的人们挥着彩旗，打着鼓，敲着钹，去寺庙朝拜。中午各种朝拜活动要结束了，所有的人都去，这里出售马、骡子、驴子、牛，还有各种各样的农具。

山东半岛东部最盛大的庙会之一在回龙山举行，山上有座著名的庙，靠近宋村的集市。

我骑在马背上到宋村那里去，后面跟着两头骡子，一头由我的助手骑着，另一头驮着两箱的福音书、小册子和其他书籍。马比两头骡子走得快，我先走进一个旅馆，却被告知没有房间。在当地仅有的另一家旅馆里，得到的了同样的答复，我马上猜测到可能旅店老板不想收留外国人。我对此并不沮丧，心里相信既然我蒙召来这里做工，上帝一定会为我开道路的。我骑着马儿走到街中央的一块大石头旁，下了马坐在石头上，手握缰绳。很快就聚了一群人。

“你想喂喂你的马吗？”一个人问道。

“当然，”我回答，“但是去哪里喂呢？”

“把它交给我吧，我来照料它。”他牵过马走进了第一家旅馆，而我仍然坐在石头上。

不到十分钟，这个小镇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了我和我的意图。

没过多久，一个系着油腻围裙的厨师走上前来，说道：“我的主人听说两家旅馆不敢让你进去。他有一座空房，如果你愿意去那里的话，他很欢迎你。”

我同他去了，发现这座空房比那两家旅馆要舒服得多。款待我的主人是当地的首要人物。他的曾祖父是某个省的最高官员。因为庙会要两个星期后才开始，他便给我提供这座房子直到那时。他有两个儿子，和我年龄相仿，正在准备考秀才（通常来说，相当于我们的学士学位）。他们很有学识，也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个他们从书本里可学不到。周围村庄的校长都来和我见面。我们关于外国的文明和宗教进行长谈。而从我自身来说，我也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的宗教和文明。没有访问者围绕时，我就学习中国文学。

庙会开始的前一两天，我提议去参观山上的寺庙。主人的一个儿子陪我前往。这是座别致的寺庙，由一些和尚主持。我询问在庙会期间能否向群众发表演讲。无人反对。那位年轻人问我想站在什么地方演讲。我环顾四周，发现在两个院子间有一座塔，向两边的视野都很好，便选择这里作为我将向人们宣讲的地方。那年轻人让和尚放一架梯子，这样我就能轻松地爬上塔。

庙会当天，我来到山顶，看到不可胜数的人们蜂拥而至，叫卖各色各样的农具。人们从四面八方挤过来围着我，要看一眼外国人，因为从未见到过。我真是寸步难行，但还是一路往寺庙挤去，并且按时到了那里。我看到梯子已准备好了，便爬上塔去。在这个有利据点，我对发生的一切都一览无遗。一系列的朝拜进行了一个上午，伴着音乐、彩旗和锣鼓，周围数十个村庄的人们轮流进入庙里烧香，在偶像前鞠躬。鼓、锣、钹奏响的音乐冗长嘈杂。到了中午，最后一个村庄拜完了众神，噪音平息了。

我趁机竭尽所能地向两个院子里的人们发表了长长的演讲。一个外国人用不好的中文对他们演说，人们对此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当看到他们听得那么专注，我差点脱口说出另一位传教士曾说过的：“数千人对我洗耳恭听。”然而，除去许多人的兴趣是出于好奇，我也想到有些人是渴望听到更多关于西方国家和宗教的事，因为演讲结束时，好几个人走上前来，邀请我去他们村庄。

这是我向一大群人布道的经历中最难以忘怀的尝试。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并非最有效的传道方式。宋村那位主人及其儿子同我的友谊持续了许多年，每当我在芝罘时，他们都会来看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