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平民阶级中的英雄—马礼逊

第十九章：二十五年后

1830年代初期，广州与澳门的外国人社区兴起一股印刷热潮，宣教性与商业性的书刊相继出版，受到这股风潮的刺激，向来就对印刷很有兴趣的马礼逊在儿子儒翰的协助下，于1832年11月在澳门家中正式成立了马家印刷所。

1832年9月，马礼逊来到中国二十五年后，一封由马礼逊与裨治文共同署名的《在华宣教二十五周年报告书》出炉了，这也是马家印刷所成立以来印制的第一份出版品。

在这封寄发给欧美基督教会的报告书中，马礼逊语气和悦地拿1807年只身抵华，在几乎没有朋友、却有许多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敌人的陌生环境中传福音的光景，与现今多个差会在中国等地宣教的情况做比较：从视中文的学习为不可能达成的任务，到《华英字典》的编印与中文版《圣经》的译成；从无人愿意搭理他所传的洋教，到累计十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从孤军奋斗，到十一名同工一起服侍。带着主观的信心和乐观的期许，他为这一切在显示，基督教在中国这块硬土地上已经萌芽，它的茁壮结实指日可期。这份报告一一列出十一名同工的名字及服事地点：

马礼逊，伦敦会，工作地点在中国。

麦都思，伦敦会，在爪哇。

撒母耳－吉德，伦敦会，生病中，在英国。

亚伯－汤姆林，伦敦会，在马六甲英华书院。

戴尔，伦敦会，在槟榔屿。

郭实猎，荷兰传教会，旅行中。

裨治文，美国传教会，在中国广州。

雅裨理，美国归正会，在暹罗。

梁发，中国人，被按立为传道人，伦敦会，在中国。

丘安，中国人，伦敦会，印刷工人，在中国。李兴，中国人，梁发的助手。

在报告的最后，甚至有这么一段：

「在中国的传教会的神仆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隶属于不同的教会，却能彼此相爱、互相帮助的联合在一起，推动在中国的福音事工。」

这番描述所勾勒的和谱景象，让人忍不住感恩、喝采，很自然地以为在中国的福音工作已经苦尽甘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后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还是一路颠簸，逼迫与苦难应接不暇；而宜教士们到底还是人，有各自的弱点和难处要克服，不但自己可能跌倒，也可能绊倒别人，至于彼此间的竞争与摩擦更是在所难免。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拦阻和试炼更能检验出上帝的仆人，造就他们坚忍不折、愈挫愈勇的心志；而人的软弱和不完全，恰恰彰显福音的价值与大能。

在这份报告发表后的两年之内（1831～1834年），马礼逊面临了各种的试探挑战。这些光景的出现，其实大多有章可循，甚至可以残忍或体贴地说，打从他选择「同时事奉两个主」的服侍形态，这些结果就在前头等着他了。用马礼逊自己的话来说：「云愈聚愈多，当我们接近生命的黄昏时。」是银亮的云彩也好，是灰溜溜的乌云也好，在他生命的黄昏里所经历的一切，对于当时、现在或者以后的人，都是一种启发，不管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解读。

平心而论，马礼逊在世寄居的最后两年，对自己在中国这个福音工场的定位，多少感到困惑。他后来把自己定位为开荒者，事实上他也是基督教第一位进入中国的宣教士；但眼前的现实是，后继者已经就位了，开荒者接下来的角色和工作是什么呢？他的抱怨「开山始祖已被遗忘」当然值得同情，但从大使命的角度来看，这是必然的结果。他的委屈，较之于他的抱怨，恐怕更令人同情。

马礼逊自从回到中国后，跟伦敦会的关系就大不如前，伦敦会不但对他请款报支的账单置之不理，写给他的信也日渐减少。1830年11月14日他写信给伦敦会的秘书，抱怨道：

「虽然这个贸易季从英国来了二十多艘船只，但是我没有收到母会的任何一封信，所以也没有需要回复的事情，我写这封信只是要让母会知道我还活着，并且尽我最大的能力和体力（目前正快速衰弱中）从事宣教的事工。」

显然他与母会对中国事工的看法已经有了歧异，或说互动不良，双方关系在这个时期跌到谷底，账单的事只不过是双方渐行渐远的一个证据而已。

话说马礼逊在返英休假前，就预付了两年他在澳门住处的租金，共一千两百银元，但伦敦会一直不愿让他核销这笔空屋的房租。而几年后，房子遭受台风侵袭不宜居住，马礼逊搬至新居，租金一千两百银元，足足比原先贵了一倍；但伦敦会只同意支付六百银元，其他的要马礼逊自行吸收。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支持自己的做法，可惜的是距离加深了沟通的难度。

在马礼逊看来，多年来不曾向母会支领薪水、还自掏腰包创办书院、吸收一些杂志，要求伦敦会支付房租及修缮费用，应是合理的，何况联络不便，不可能事事都先请示，当年来中国之前的书面指示上就有「我们有必要完全授权给你，可凭你的机智和判断，在各种境遇中方便行事」的原则。但对伦敦会而言，替闲置的空屋缴付二年的租金是不可思议的事，无前例可循，加上伦敦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不少，要顾全的层面很多，但经费有限，每一笔支出都要谨慎，以示对奉献者的负责。

马礼逊在1826年来华前夕出版的《临别赠言》，其中一篇《论传教会理事或管理委员会的资格与责任》，或许是他与伦敦会产生嫌隙的导火线。在这篇文章中，马礼逊以直率的语气提出多项建言，他认为理事们应该具有宣教士般的信仰和言行，不应身兼多个宣教团体的职务以免分心，呼吁应该把宣教士看成是工作伙伴而非雇员。虽然他不是针对特定的宣教团体说的，但母会理事们的不悦可想而知。

当然马礼逊一贯择善固执、勇于任事的个性，多多少少也让伦敦会的理事们觉得他难以共事。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个性，让他能在来到中国的前十七年中，不向伦敦会支领薪水，靠着一份俗世的工作，完成编字典与译《圣经》这两项艰巨的任务。当远在英国的理事们对中国事工的方向及优先级的认知，跟在当地的中国通马礼逊有差距时，马礼逊选择义无反顾地投入自己既定的目标。例如，他对自己一手创办的英华书院如何经营，自有一套想法和期盼，而视为自己的事业般用心管理，但这样的做法难免引起不认同者的质疑；再者把事工的重心转向《圣经》注解和印刷实务工作，这样的策略见仁见智，也引起不同的反应。

1832年11月9日，马礼逊在给母会司库的信中，除了附上该年的账单（约875银元）要求核销外，也请求母会补助妻子儿女一行七人回英国的旅费，并表达希望母会给予退休金的意愿。他这样写道：

「二十五年来，我人生的一半，都在海外为伦敦会和其他慈善团体，如圣经公会、宗教小册会、学校以及祈祷书协会等效命。现在我感到年纪老迈了。东印度公司已拒绝给我等同于医官和牧师的退休金，可能认为别的机构会顾念我，给我金钱上的协助。由我长久以来服务的机构联合起来提供退休金，并不是不合理的。」

不过，伦敦会在后续的信件中一直没有针对这三项请求作出回应。马礼逊与伦敦会之间，谁是谁非，留待上帝公评，但不可否认的，双方对宣教事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除了与伦敦会的关系急转直下外，马礼逊与东印度公司的聘雇关系也处于惊涛骇浪之中。他虽然为东印度公司工作长达二十多年，却是属于没有保障的约聘关系，公司随时可以解雇他。而打从马礼逊进入公司之初，在英国的董事会就对他的宣教士身份有所顾忌，主张将他解聘，还好在广州实际和他共事的商馆大班及职员，深知他对公司的重要性及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对他极尽袒护之能事，并且故意拖延执行董事会的命令，让他一直为商馆工作到返英之前，甚至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终止的最后一刻。

马礼逊在英国期间虽然受到各界的赞扬与肯定，包括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在内，但在商言商的董事们基本上仍对他抱持着不友善的态度，在他休假期满打算返华时，勉强同意给他三年的聘约。后来因为商馆决策委员会的极力争取，马礼逊才得以继续任职，虽然他并不恋栈这份世俗工作，但多多少少对于自己如此尽忠职守，却始终被公司视为编制外人员而感到遗憾。

另一方面，广州商馆为了因应日益复杂的贸易局势（对华贸易专利权即将取消），人事更迭频频，一些年纪轻、但职位却高于马礼逊的董事子弟，无视于他的年纪与资历，把他当成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约雇人员使唤，也让他兴起不如归去的念头。相较于1828、29年之际，旅居澳门的英国画家钱纳利画了一幅马礼逊与两名华人助手的画像，商馆职员集资三百多英镑，将画像送往伦敦制版并印刷四百幅，除了每人留下一幅作为纪念外，出售所得全部捐助英华书院；此情彼景，不可同日而语。

1830年年初，商馆高级职员盼帅 斗倒了原大班而成为新大班，马礼逊不满盼帅跋扈的行径，写好辞呈信，准备尽卸一直缠累着他的俗世事务，全身心投入圣工。不过，也许是因为他存在中国行商那里的六千银元，恰好在此时被人倒账，经济上的压力迫使他终究没有提出辞呈，继续在令他不愉快的环境中工作。

幸好，同年十月马治平自英国来华，取代盼帅担任大班，而曾经是马礼逊中文班学生的德庇时也来到中国担任二班，马礼逊得以在比较受到尊重的工作氛围下任事。

马治平早在二年前还是商馆高级职员时，参观过英华书院，对书院赞美有加，并曾捐助二百银元供书院创办《天下新闻》中文期刊；继任大班后，得知槟榔屿政府对书院取消每月一百银元的补助款，当下决定商馆按月同额补助书院，这笔补助一直持续到商馆关闭之前。马治平对马礼逊的友善，也表现在马礼逊提出加薪或给予退休资格的申请案上。马治平不但替他向英国的董事会申请加薪三百英镑，让他与资深医官一样年薪达一千三百英镑，也建议董事会给他等同于医官、牧师的退休资格。不过，董事会认为，马礼逊著作的印刷费用，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都由公司负担，这些钱远超过公司这些年来支付给他的薪水，公司因为他对广州商馆的贡献事实上已经给他够多金钱上的补偿了，因此不同意为他加薪，也不打算给他退休金。对这样的结果马礼逊虽然失望，但并不意外。为了感念马治平对他的知遇之恩，他将后来出生的幺子取名为马治平。

其实让他比较担心的，倒是公司专营权即将丧失，商馆何去何从。1833年6月，英国下议院通过废除公司专利法案，消息传到广州后，引起一片愕然，马礼逊在十月九日给伦敦公司库的信上提到：

「公司专营权的终止在这里引发大骚动，不只蒙受其害的公司人员如此，其他外国商人与华人也一样，洋行总商在给商馆大班的私人信函中，说他知道新情势后完全不知所措。尽管我自己会因为这项改变而有所损失，然而我毫不怀疑它将有益于中国及人类的福祉。当然有些商人会因此而破产，但由于不再受到公司方面的限制，我希望英国人的事业与慈善将自由地传遍全世界。」

在十月十日写给任职于东印度公司、曾为语言传习所理事的友人费雪的信中，他也这样表示：

「即将实现的大变化对我个人而言是一项伤害，对公司全体在华人员也一样。这种改变也将在初期导致许多商人垮台，但我仍认为它最终会在文明和宗教两方面对中国有利，而福音的进展是人们至高的利益。」

想到在新制度下，由英国政府官员来管理英商，应可对商人唯利是图、走私鸦片的行径做有效的压制，而且宣教士能自由来华，将有助于福音的广传，马礼逊一时为大局庆幸而忘却了小我。不过回归现实面，他毕竟得在新、旧制度交接之际求生存，以换得一家大小的温饱！公司前景不明，加上伦敦会冷淡以对，在加深了他心中的不确定感，也连带影响他的健康状况，头痛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常常失眠，还被诊断出得了肝病。不过，一直到1834年四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取消时，马礼逊与公司的关系才宣告结束，那时他不仅是全商馆最年长最资深的职员，也是全广州年纪最大的英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