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平民阶级中的英雄—马礼逊
第二十章：最后的一年
能让文字宣教工作发挥到极致的印刷事业，在马礼逊的晚年里占有一席之地，甚至高于他原先设定的注解《圣经》的事工。因此，当1833年中，澳门东印度公司大班迫于澳门天主教代理主教的压力，授权书记写信给他，要他停止使用马家印刷所的印刷机印刷出版品时，马礼逊大为光火，写了《论印刷自由》一文抗议。在这篇文章中，他引用法国宪法为自己辩护，表明不愿停止使用这个他最熟悉也最喜欢，而且不假他人的传福音方式。
不过，由于马家印刷所的经营一直不很顺利，他也开始审慎评估要不要继续投入大部分的精力在那上面。他原本是期望藉由经营印刷事业，来疏解工作上的不安定感，并获取一些养家费用。十月初，他甚至对长子马儒翰，也就是印刷所的实际负责人说：「虽然我很愿意以印刷事奉救主的真福之道，但上个月的纸张、金属与雕刻活字的花费已经远超过我能负担的了。」
出乎他意料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服侍却开始出现一些效果。从他到中国以来，他就习惯邀请华人助手参加私下的聚会，头几年与会者常常是看在工作的份上或盛情难却，才勉强参加。但现在，不只有中国籍的传道人和基督徒跟他配合，而且来的人大都是真心慕道。像1833年，就有一位李老先生住在他家，虚心求道，而一位朱先生也在不久前才由他施洗成为基督徒。这种让一、两个灵魂得救的事，与把整部《圣经》翻译成中文的大工程相比，看似微不足道，但带给马礼逊的喜乐却是相同的，他很清楚在上帝的眼里，服事不分大小，每个灵魂都是宝贵的。
自从裨治文来到中国后，马礼逊就将为西方人主持礼拜的事交给他负责，自己专心带领中国人的聚会。他曾经比较两边的情形：「我们这里聚会的人数比他们那里的多。」显然他从主持礼拜中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与安慰。他也很看重唱圣诗的礼拜程序，不但自己经常从头唱到尾，还喜欢聆听年幼的子女（最大的还不到八岁）吟唱赞美诗及背诵经文。在行近老年之际，能够从孩子身上追忆自己四、五十年前在故乡纽卡索，接受父母及牧师在信仰方面的指导，自是让他感触良多。他多么希望这些孩子，都是敬虔的后裔，都能成为上帝使用的器皿。
马礼逊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为他生了五个小孩：罗伯特、克劳富顿、伊丽莎、史当东、马治平。这些孩子的出生与成长，虽然带给马礼逊许多的欢乐与安慰，但也同时加重他的经济压力及心理负担。除了长子马儒翰因为对中文掌握能力极佳，十六岁时就被不属东印度公司的一些英商联合聘为翻译（年薪一千二百英镑）得以贴补家用外，一家九口的生计全由马礼逊一肩扛起，负担之重，不难想象。
当整日为家务操劳的伊丽莎白身体频频出现不适时，马礼逊意识到是该安排妻子返英休养、小孩就学的时候了。他深深担心第二任妻子将步上第一任妻子的后尘，所以尽管伦敦会无意补助一千英镑的旅费，他还是拿出「准备在我死时留给年幼子女的大部分金钱」，支持妻儿的返乡之行。只是这样的决定意味着亲人的分离！他很清楚，英国与中国距离遥远，何况自己年事已大，身体状况又差，此番生离宛若死别。
马礼逊先前相当担心妻小回到英国后的居住问题，不过好友费雪的来信纾解了他的担忧。他表示，马礼逊的妻小回到英国后可以住到他家，他和他的姐姐很乐意接待他们。为了把握最后不到两个月与家人相处的时间，马礼逊特别安排长子儒翰在广州暂代他的翻译工作。
没想到这时在一艘鸦片走私船上恰好发生英国船员与中国人争执的意外事件，有个中国人在事件中死亡，中方要求以命偿命，英方当然不愿意，所以商馆大班紧急召回人在澳门的马礼逊，要他翻译一些公文，并与中方交涉。马礼逊只好遗应地回到广州，请儒翰赶回澳门协助打包行李。从他在广州写给妻子伊丽莎白的信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家人远行在即、却不能相随在侧的煎熬：
「澳门与广州相隔真远，那么英国与中国的距离又如何呢？我几乎要后悔了，我很想跟你说：「不要回英国！」但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不能后悔。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呢？也许这样做对我们是最好的。「愿上帝的旨意成全！」上帝啊！我们是属于你的，求你不要离开我们。」
两个礼拜后，马礼逊与中方的交涉终于告一个段落。在大班的同意下，他直奔澳门陪伴家人，商馆的工作则由儒翰暂代。
1833年12月10日，马礼逊一家人带着感伤的心情，搭乘一艘葡萄牙籍的小船前往伶打洋，在那里等候因船身太大而无法开进澳门停泊的「英格利斯号」。巧合的是，这天也是英国国王威康四世任命律劳卑爵士为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的日子，他的办事处即将取代东印度公司处理英国在华的商务。倾盆的大雨为他们这一趟离开澳门的旅程添加阴郁的气氛。
到达伶行洋时，「英格利斯号」还没来，一行人只得在伶行洋再等上两、三天。还好，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渣旬热心提供他在伶何洋的船「赫克勒斯号」，让他们可以在船上歇息。
十二月十三日，他们终于看到「英格利斯号」了。马儒翰也从广州搭着「英格利斯号」来会合，与继母及弟妹们辞行。那天，天气仍然不好，风强雨大，在空旷的洋面上登船相当危险，再加上天色已暗，众人劝阻马礼逊不要随同家人登上大船。因此他就待在渣旬的船上，远远地望着同样停在洋面上的「英格利斯号」，揣想着船上家人的情形。当晚，他写 信给在大船上的妻子：
「我同意跟你们道别的时候，是以为你们的船马上就要开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早知道大船不是马上就开，那么我一定会随你以及我们亲爱的孩子们一起上船的。」
在看到「英格利斯号」于十四日清晨四点驶离伶行洋后，他又写了一封信给妻子：
「昨天清晨，我看到「英格利斯号」载着你们终于驶离我的视线时，我流了不少的眼泪。我只能为你，我心爱的妻子，及我们最亲爱的孩子们献上许多的祷告。儒翰会先回澳门帮我拿一些冬天的衣服，让我到广州后可以穿上御寒。」
马礼逊选择留在渣旬的船上，等待回澳门收拾家当的马儒翰前来，再一同去广州，是因写不想看到澳门空荡荡的家冷清的光景，那里再也不会有小孩嘻嘻哈哈争相欢迎他的场面了。
除了主观上不愿再回澳门，客观上的情势也让马礼逊有处理掉澳门房子的念头。东印度公司在失去对华贸易专利权后如果不再聘用他，那他续租澳门的房子就没有任何意义；再者家人离开后，伦敦会应该也不可能同意他继续租下澳门的大房子，他和儒翰已在思索如何处理房子的事了。
十二月十九日父子两人回到广州。那天广州天气寒冷又飘着细雨，马礼逊再一次坐在那张旧书桌前，写信给此时不知航行到何方的妻子，把对她与孩子们的思念及牵挂宣泄在纸上。几天后，马礼逊要求儒翰回澳门处理掉房子。虽然儒翰后来从澳门来信表示舍不得房子，但马礼逊还是决定硬着心退租，在日记上他这么写着：
「说实在的，换作是我在澳门，要我在五、六天内就搬空家中所有的东西，恐怕我也会觉得为难。不过我应该还是会坚持这么做吧。」
虽然对妻儿思念、对职务挂心，但他没有忘记自己之所以留在中国的使命，他发愿要继续投入《圣经》的译注及出版工作，用自己的印刷机印出一部新版的中文《圣经》，让神的话在这块土地上传扬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