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DWL第十章

第10章 深入的文化

2001年是我开始植堂并加入美国长老会的第一年。那一年为了应不应认同威敏斯特信条而掀起轩然大波。这个信条是本宗所有教会及牧者必须同意的信仰宣言文献，使本宗成为有信仰宣言的教会。各方辩论的问题是：有哪些信条是我们无须相信也可被按立为牧者的？严守主义者（strictsubscriptionist）相信，信条的每一部分都是我们必须同意的。体系主义者（system subscriptionist）则认为，忠于信条的体系比持守每项命题更重要。认同与否的斗争破坏了美国长老会的合一，造成教会分裂。严守主义者相信，若不完全接纳信条，就不能成为忠实的信徒、建立健康的教会、荣耀神。体系的倡导者则相信，这样的策略只会带来更多争辩、分裂，浪费时间——这些精力本应该用来建立更多教会。

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本宗最成功的植堂者提姆凯勒在常年大会发表演说。他想缓和这场僵局。他指出，这个问题超越了信条和圣经方面的歧见，比较多关系到文化、双方的世界观、如何使福音信息切合我们的文化处境。他认为，体系主义者（他所属的阵营）可以当天就签署一份文件，声明自己相信严守信条的立场，但是这样也不能结束这场辩论。虽然这么做能暂时使双方合一，但第二天又会闹分歧。为什么？因为这场辩论不仅涉及教义和认同，更涉及不同的世界观。双方对文化以及教会要如何应对文化的见解，完全南辕北辙。

简言之，提姆凯勒的意思是：美国长老会的基本歧见不在于神学或信条，而是文化。这两个阵营的世界观不同，因此，认同信条也不能解决嫌隙，因为这套信条并未论及文化问题。1640年代的英国根本未会探讨文化课题，因为当时把基督教文化视为天经地义。今时此地，人民及文化都不再以基督教为主。

我离开大会去用午餐，心想提姆凯勒的演讲是一大突破。不然要如何解释，美国长老会内部拥有那么多共同观点，却仍出现这样的张力？我迫不及待想要和其他牧者谈论这个议题。我和一群来自加州、才刚认识的年轻牧者坐在一起用午餐。我提到提姆凯勒的演讲，他们的回应令我大吃一惊。他们认为提姆凯勒完全错了，他们相信若严守信条，美国长老会所有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我问道：「你们有听他演讲吗？」

「当然，我们听见了，但我们认为他完全弄错了。争议点是认同信条，与文化无关。」

其中一人意识到局面有点紧张，因此说道：「你坐在这里时，并未意识到你与这么多TRs坐在一起吧。」每个人都笑了，我也是。「TR」指的是真正的改革宗信徒（TrulyReformed），相信自己比改革宗阵营里的其他人更能贯彻改革宗立场。

我面带微笑反击道：「你说的是基要主义者吧。」这次轮到他们笑了。然后我们就换了个话题。

倘若美国长老会的严守派与体系派对文化的看法有如此巨大的鸿沟，福音派世界里的分歧之大，可想而知。事实上，这也许是新兴与传统对话分歧最大的原因。一位新兴作者指出：

福音与文化是新兴教会的核心。几乎每次我一提到新兴教会或敬拜的另类形式，都有人质疑我是否稀释了福音。有此疑问的人，都是因为担心教会与文化互动时会被文化支配，所以要我们做个取舍：要福音，还是要文化？

上述说法精确地反映了两大阵营彼此的不信任。基督教群体在文化问题上产生歧见。我喜欢莫尔（T.M.Moore）的这句话：「基督徒在回应当代的文化处境时，对外的口径并不一致，切实可行的基督教选项也不存在」。我想补充一下：对周遭世界的一致见证也不存在。

双方在「不一致」这个问题上都有错。大家划清界线。新兴信徒所反动的，往往是自己偏于文化狭隘的基要主义成长背景，因而责备传统教会的宗派主义，怪他们无心接触后现代文化的人、对圣经要我们在艺术方面保持创意的呼吁也毫无兴趣、把自己出卖给基督教国（Christendom，指教会与政治连成一线）。新兴作者指出，基督教国的核心是对权力的渴望，导致滥权事件（特别是政治界的滥权）。教会因为与国家挂钩，社会名声不佳，被视为好论断、伪善、权力狂、不关心穷人。简言之，对于基督在世上的事业，传统教会已变得不适切。

传统教会驳斥这些指责，指新兴教会陷入了形式上最糟糕的宗教混合主义，与他们声称要接触的后现代世界纠缠不清，已被同化，变得世俗，失去了作盐的能力。世界已然把新兴教会挤入其铸模中。

新兴与传统教会的正反辩论没完没了地延续下去。这个僵局衍生出更多的不信任。双方面对外面的世界时，不团结、不合一，不但有损我们的见证，也削弱我们的果效。我们必须找到共同点。其实我们有许多共同点是我们未承认的。

我们需要第三条路，根据新的共识，建立对文化的一致意见。我相信这是办得到的。我并未天真地以为两大群体在每套策略的每个方法的每一点上，都能达成共识，但我们可以大胆地盼望。莫尔主张：「我们可以陈明各种决定性的因素，设立各类论坛，让所有忠信团体的重要成员得以实现一种共同的见解与立场，据此塑造并使用各种形式的文化。」我的目标是呈现第三条路，结束僵局、在文化方面达致真正共识。本章将深入探讨新兴教会的最后一项抗议。

新兴教会有关文化的抗议

新兴教会对后现代主义如何与神国福音互动、基督徒如何创造及改变文化，有深入的思考。我很欣赏他们所做的，并认为他们有一些想法非常激励人。

我认为泰勒（Steve Taylor）探讨文化的著作《出界的教会？》（The Out of Bounds Church？）非常发人深省。书名清楚显示，传统教会的问题是过于受界线束缚、侷限于安全的墙内，因此无法有效地在后现代文化中创造群体。

泰勒接受地方电台主持人访问时，把他这本书的方向表达得很清楚。电台主持人对泰勒下个主日的聚会很感兴趣。这场聚会要反思歌手DJ魔比（Moby）的灵性。此人是众所周知的非常世俗的人。诚如泰勒所言：「主持人竭尽所能，却无法硬把我们归类。他以为我们符合他的偏见：所有基督徒都是思想封闭的孤立主义者，不想与大众文化有任何瓜葛。」。当然，泰勒的教会尝试破除这套铸模——虽然这种刻板印象通常是正确的。

泰勒声称，新兴教会尝试摆脱圣（教会）俗（世界与文化）之分的二元主义。这是很好的目标。我赞同他拒绝圣俗二元论的见解。根据这种二元主义，邪恶的世界与属灵的教会是分隔的。这使教会变得孤立、傲慢、论断，让后现代慕道者感到自己不受欢迎。教会也因此无法切合后现代文化。

泰勒是否有欠公允？许多批评者认为确实如此。不过，基督教民调研究公司巴纳集团（the Barna Group）的里昂（Gabe Lyons）和金纳门（David Kinnaman）两位合著的新书《论尽基督徒》（unChristian），支持泰勒的评估。金纳门经由广泛的研究发现，十八至四十岁的婴儿潮克星世代和千禧年世代，认为基督教伪善、受保护、过于政治化、喜欢论断。他们基本上从教会获此印象，因为教会使用错误的方式去处理周遭的文化。我想泰勒会同意这说法。但是除了方法不对之外，泰勒认为错误的创造神学及文化神学也促成这个现象。他声称，某些形式的福音派基要主义所潜含的二元论，显然不合圣经。

事实上，泰勒认为，关于神的创造及世界，传统教会的观点使他们把「世界」及「世俗」混为一谈。圣经虽然拒绝世俗，却不谴责这世界（这世界当然包括了神的创造）。诚如我的诗人朋友兼摇滚传记作家特纳（Steve Turner）所言：「混淆这两种用法可能引致灾难。传统教会一些严格的基要主义者展现出对创造与文化的鄙视，却因此变得骄傲、傲慢、无情。」特纳进一步指出，讽刺的是，他们「在圣经禁止他们变世俗的层面变得世俗，在圣经命令他们要世俗的层面却不够世俗。我们蒙召要入世而不属世。这类人往往属世而不入世。」”说得真好。

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答案是恢复更合圣经的创造观。泰勒正确地呼吁教会要回到圣经的世界观。这样的观点容许我们尊重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作个宣教的人，或如耶稣所说的「作盐作光」，用这种方式去参与文化。受造界虽因人的堕落受到破坏，却仍然美好，值得救赎。既然神未曾放弃祂的美好创造，我们也不应该放弃。

泰勒在最具启发性的一章《下载的创意》（CreativityDownloaded）里列出了圣经对神的描述：音乐家、作曲家、设计者、服装师、建筑师、建筑者、巧匠、工匠。他评述道：「新兴教会的使命始于与神合作—-呼召人心甘情愿地活出创意的神的形像（imago Dei），去接触周遭文化。」他继续道：我们能够做到，是因为「基督教的创造和道成肉身的神学肯定了物质的美善，并因此肯定了人的创意以及人对这份创意的欣赏之情。」＂

泰勒和其他新兴作者重新发现创造论，令我兴奋不已。这使他们纵然身处后现代文化，却仍发现受造界的美善。泰勒呼吁教会在改变的文化中创造信仰群体（这是他书的副标），使我深受鼓舞。他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信徒群体，对四周的艺术家与文化持开明、友善的态度，不仅欢迎艺术家和音乐家本人，也肯定他们的艺术与音乐对信仰的大家庭有美好贡献。他也要基督徒自己创造文化。泰勒自己牧养的教会成了一个温暖的地方，乐于接待艺术家及他们的作品。泰勒相信艺术与文化既是神美好创造的一部分，理应成为我们生命与定期敬拜的一部分。

传统教会的反弹

新兴教会呼吁人欣赏后现代文化与艺术的某些层面，传统教会很快就对此作出负面回应。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这位传统教会的牧师写道：「新兴教会运动用许多庸俗又世俗的书籍，淹没了基督教畅销书区，前所未见。猥亵是新兴风格的一大特征。」麦克阿瑟只举了一个例子来证实自己的说法。他写道：「这场运动的大部分作者纵情地使用猥亵的措辞、含沙射影地谈论性、不加批判地引用后现代文化最低俗的元素，往往标志着他们不恰当地认同世俗文化的不敬虔层面。」

麦克阿瑟声称，问题在于整个教会都刻意浸淫在「文化」里。对他而言，文化意味着「世界此时所爱的一切」。他称这些牧者为「世俗的传道人」，说他们迎合世俗的一切主题、潮流、时尚，而这些东西「引起了后现代世俗心灵变幻莫测的想象。」

哗！麦克阿瑟的批判毫不留情。简言之，他指责新兴教会挂着「接触文化」的幌子，自己反倒变得世俗。他声称：「他们把自己出卖给这世界。他们想要迁就这世界，而且好像在这世界里感到很自在。」他们为了受人欢迎而出卖灵魂。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不愿避开这世界。他们误以为若要为基督赢得这世界，就必须讨好世界。教会必须使外人感觉到福音信息不具威胁，才能「吸引非基督徒，而非对抗他们的不信；与世界做朋友，而非抽离世界」。这是属灵的奸淫。「合乎圣经的基督徒都明白自己必须把世界推开。」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重点是：对许多传统主义者而言，新兴教会犯了迁就世界的错误，成了宗教混合主义者。

这些批判相当讽刺，因为许多传统教会对新兴教会的指责也是他们自己被指控的：一味迎合那些鄙视当代文化的人。新兴教会指责传统教会屈从于十八世纪形成的圣／俗、公／私二分法。就是这种态度导致了《论尽基督徒》一书所记载的实况。

超越弱点

虽然我很高兴看见泰勒提出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创造观——对神美好的创造恢复积极的看法，但我仍然有些疑虑。我读了许多新兴文献对文化的论述，总觉得他们的创造观仍然过于狭隘，大多专注于音乐、艺术、电影这些私领域。换言之，他们重新发现受造界的努力仍嫌不足。他们没有把创造观带入政治、社会、经济这些领域。

我思考过这种现象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新兴教会有许多人受到重洗派传统的影响。重洗派在福音派世界里的角色仍算健康。虽然新兴教会不像历史性的重洗派一样对文化全然抱持负面态度，但是他们对人生的某些领域仍有负面心态。例如，我感受到他们普遍不信任国家、政治，虽然相信可在艺术、诗歌、音乐方面达致共识（因而认同这些领域），却不认为政治及经济领域存在同样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政治与经济更受到堕落及灵界执政掌权者的影响。因此，教会对政治领域的影响并非透过直接参与，而是要成为「异类侨居者」。也就是说，教会要在群体生活方面成为世界的榜样。虽然这个说法也有它的道理，但教会蒙召去做的事不止于此。我认为这个观点对新兴教会不利，削弱了新兴教会对文化的影响。

不过，传统教会也有错。传统教会大体上谴责文化，对受造界抱持负面观点，使传统教会养成部落主义、戒心重、没兴趣创造文化或肯定良好的艺术。传统教会——尤其是有自由教会传统的教会，往往在文化方面抱持和平主义，这多少是因为他们对圣经中的世界一词理解错误。另一个原因则是害怕受污染，但这种恐惧是不合圣经的。圣经敦促我们要入世而不属世（约十七6～19）。我们有立场去批判文化，但我们也蒙召去创造文化。而且我们也蒙召去肯定非信徒所创造的良好文化。传统教会在这方面挣扎，不愿肯定教会外面的文化，只强调对于文化的负面观点，使基督徒不得不一步步退回自己的飞地（编注：「飞地」系位于本国境内但隶属于他国的一块领土）。讽刺的是，因为不鼓励基督徒创造自己的文化，反而使基督徒失去了在周遭世界中分辨是非的能力，毫无批判力地掉进消费文化的陷阱，最后变得与这世界无异。

因此，传统主义者批判新兴教会与世界走得太近时，发出了错误的讯息：撤退、部落主义更强、宗派主义更深。这正是世俗主义者所要的：基督徒不出现在公共领域。然而，基督徒需要以正确的方式参与公共领域。所以我们需要第三条路。

建立基督教的文化共识

二十年前，我在华盛顿特区上一个美国研究课程。课程宗旨在于教导我们如何把信仰与政治世界联系起来。我们领悟了世界观的重要性，也学习了有关基督与文化的不同观点。此课程列出三大观点：改革宗、重洗派、基督教右派。教授提出一些公共政策的课题，挑战我们构述这三大传统对这些课题各有何看法。这是非常健康的操练，让我更认识福音派世界在文化方面的歧见。我也认为，这个练习的目标之一是要对圣经上的神国教导建立共识。这非常振奋人心。我们急于把自己的神国观点融入在国会山庄的实习工作。

然而，我们尝试这么做时，立刻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我们在国会山庄接触到的非基督徒职员，没几个对我们谈论的课题有任何概念，也对神国没有兴趣。教授们后来厘清了，问题在于我们这些学生与非信徒之间没有可供对话的共同语言。我们不知道如何把我们的神国观点翻译成国会山庄的职员听得懂的语言。因此，我们倾向于保持沉默，默许在公共领域中把公共与私人分割开来，无论我们来自哪个传统。

教授们并未提供学生在公众领域表达圣经真理的普遍恩典观。神国的语言行不通，因为非信徒听不懂，也不接受其根源——圣经的权威。我们需要的是普遍恩典的语言。可是我们若采纳异类侨居者的观点，就不需要有公众领域的共同语言了（因为根本不存在）。如此一来，教会惟一能用的语言就是圣经的神学语言。

无法在道德课题上达致共识，同时妨碍了传统教会与新兴教会。一方面，新兴教会（除了麦拉伦等少数人）因此避免与政治和国家纠缠，只专注于教会和文化的私人领域。另一方面，传统教会因为缺乏普遍恩典的共识，于是忽略文化领域。简言之，传统教会在文化方面抱持和平主义，在政治领域却不然：新兴教会在政治领域主张和平主义，在文化领域却不然。双方都缺乏有关基督与文化的全面观点，无法用一视同仁的态度来对待私领域与公领域。

恢复全面的基督教世界观

玛莉-莫纳（Mary Beth Molnar）在长老会救主堂成立后不久就加入教会。她在几年前决定要在人生的每个层面活出信仰。她和丈夫提姆加入「交响乐一百」，这是一个为「太平洋交响乐团」筹款的团体，资助橙郡的音乐及文化活动。经过这次的尝试，他们的信心越发增长。玛莉接着加入了一个爱乐人士与捐款人团体，致力于支持并创造文化。他们想出一个点子，打算委托乐团在橙郡表演艺术中心演奏原创的交响乐，目标是创造出「美」的事物。一些捐款人雇用了一位知名创作者，租下了表演厅。太平洋交响乐团及合唱团全体演出约伯的故事，听众叹为观止、故事萦绕心头。实在太壮观了。我当晚对自己说：基督徒可以创造文化！

然而，这场演奏会有双重目的，不单是为了显示基督徒可以创造精彩的文化，也是为了显示「美」不光是富人的享受，穷人也需要「美」来启发并祝福他们的生命。因此，这场名为「盼望音乐会」的表演与橙郡拯救使团（Orange CountyRescue Mission）合作，联手把美带给穷人。首演并非在橙郡豪华的塞格斯仲表演厅（Segerstrom Hall）举行，而是在盼望村（Village of Hope）的小教堂举行。盼望村是一个为期两年的居住计划，在穷困潦倒的人当中施行神迹。居民深受这场优美的音乐会感动。而且交响乐团及合唱团竟在他们自己「家中」演奏，令他们深感光荣。

然而，穷人不仅获得音乐的祝福；盼望音乐会也提升了盼望村的能见度。音乐会之前的晚宴把数百位富有捐款人连结起来，共同看见一个愿景：彻底解决橙郡无家可归者的问题。这就是全面活出我们的世界观。不过，若要更广泛地落实此事，就必须在文化领域中开辟第三条路。

体制组织与有机体

我在文化领域开辟第三条路时，我所读到的最精辟的洞见来自凯柏尔。我从他身上学到，教会既是体制组织，也是有机体。凯柏尔指出，教会身为体制组织的呼召是传扬神的道、施行圣礼、管教和栽培会友、建立群体、拣选长老执事、设立教务评议会和大会、对世人进行慈善事工、颂扬基督。教会这个体制组织实现了一件事：只有彻底被神恩典改变的人，才能活出不同的生命。从这角度来看，教会向世界呈现的形象是一个激进的另类群体。我们必须与世界及世上的偶像分别开来，但同时必须殷勤待客，欢迎陌生人进入我们的圈子。教会奉行这种恩典伦理。教会的体制组织要坚守本位，不得直接参与政治，而必须忠于自己的属灵宗旨。

这似乎是相当标准的说法。不过，波特（James Bolt）认为凯柏尔「不仅强调教会是一个体制化的组织，也强调基督徒生命的有机特质，必须在教会组织之外的层面，以有组织的基督教群体活动的形式表达出来。」教会是有机体，这意味着基督徒的呼召不是要藏在自己这个独特群体的墙后，而必须把自己新的心灵、思想、观点带进周遭的社群，在那里作光作盐。凯柏尔主张，信主的群体既然参加以神的道与圣礼为中心的聚会，就必须散发「信仰的光芒，照耀普遍恩典的领域」，包括教育、艺术、科学、政治、商业、经济、市场。在教会内部被改变的生命，有机地长成基督的门徒，而这种门徒的生命具体表彰于「国家公民多姿多采的自发性互联生活」。

这意味着基督徒乃是蒙召创设公立教育机构、建立企业、组织睦邻团体、创设慈善机构，成为艺人、音乐家、作者，设立政治行动组织。我们必须创造文化。耶利米如此劝勉刚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

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二十九5～7）

事实上，对凯柏尔而言，这种互联生活乃是基督肢体有机合一的使命。

普遍恩典的语言。凯柏尔认为体制化的教会是教育会友成为「创造平安者」（shalom makers）的地方。基督徒不仅学习以仆人的身分活在世上，也要学习可与教会外人士沟通、合作、建立平安之城的语言。

凯柏尔用好几个名词来描述这种语言，但最常用也最有助益的名词是普遍恩典。他对普遍恩典的定义：圣灵普遍地把自然、道德、艺术的恩赐浇灌于信徒和非信徒。公共与自然的良知、天生的怜悯之心、某种程度的宗教知识、普世的神的意识，都属于普遍恩典。这个观点主张人人都对公义道德之事有共识，各自语言的牢笼也不能侷限他们。

这就是凯柏尔的普遍恩典知识观，提供了恰到好处的洞见，使我们洞悉现实；提供恰到好处的良知与天生怜悯之心，使我们能和他人一同为正义和平安努力。教会的目标是训练信徒说普遍恩典的语言，让他们能够和非信徒一起合作，在生活各领域追求城市的平安。

用普遍恩典的语言与非信徒沟通。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谈到加尔文的普遍恩典观，那时我刚好有机会在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Northridge）教一门政治入门课。班上的同学都不是基督徒，政治观点大多与我非常不同。我肯定不能教导说神的国如何为政治提供方向。我可以做什么呢？若我想要明确地以拒绝圣俗二分的基督徒身分来教导这门课，我该怎么做？我需要找到一种学生不会即刻拒绝的普遍恩典语言。我首先诉诸他们对于群体的渴望，也就是归属感。我们谈论美好的群体应该有何特征、什么是妨碍人相处的因素。我们讨论该如何维持群体，使之兴盛。我们检视本国的政治体系，寻找出落实理想的资源。

学生阅读了《联邦主义议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之后，认为美好的群体必须在个体的自由和个体对群体的责任之间保持平衡。他们明白，「有秩序的自由」对维持强健的群体和生气蓬勃的国家非常重要。我接着请他们阅读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著作《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的一些文章。他们开始相信猖獗的个人主义和相对主义正在使美国分崩离析。他们意识到，自由超越了秩序，对社群造成搅扰。他们既已相信有秩序的自由才是应有的标准，我们就能够根据他们的新公义观点来评估各类政治平台。我深信这些观点与圣经的健康群体观一致。

不过，若少了普遍恩典的观点，也就是说，若我认为我的学生们并没有某种程度的自然良知、怜悯、常识、正确的理性（sensus divinitatus），因此无法认出《联邦主义议文集》和《美国的民主》中的「圣经真理」的话，那我们就很难沟通了。我们会被拘束在自己的语言框架之中。

根据我在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授课的经验，我体会到，把教会视为组织和有机体的基督教世界观，可帮助教会在与公众互动时保持一致，容许我们保持自己的特色，同时提供在公众和社会领域管用的语言，与非信徒一同创造文化——有时携手共造文化，但更多时候是独自工作。我首次体会到成为「异类侨居者」的意思。这不表示我们要奉行部落主义或处处与人对立，也不仅意味着成为世人的群体榜样（虽然这也非常重要）。反之，身为体制式教会的一分子，我们必须自视为文化上的「异类」，示范一种激进的另类生活方式。然而，身为有机教会的一分子，我们也是活在世界里的「居民」，藉着普遍恩典来创造文化，与他人合作，为世界带来平安。这种二元性若保持平衡，对教会和文化都会有很强大的影响。

深入的教会：新的文化共识？

上文列出了参与文化的第三条路，也指出这条路如何帮助我们超越新兴教会与传统教会的某些弱点。现在我们需要探讨实践的情况。这条路对教会生活有何意义？社会学家史密斯（Christian Smith）主张，福音主义最有效的时候，就是同时参与又有别于社会的时候。根据史密斯的说法，区分并参与，是保持教会活力最有效的方式。凯柏尔说教会既是体制组织又是有机体时，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长老会救主堂的目标。我们相信自己必须成为独特的抗文化群体，也应该活出另类的生活。我们有时必须批判周遭文化。不过，这种对抗文化的态度不可僵化。负面的姿态可能使我们变得偏狭、沦为部落主义。我们固然需要批判，免得被世界的铸模塑造，但批判应该居次，文化创造者的姿态才是首要的。我们应有的形象是为了共善，为了所有人（不仅是其他信徒）的好处而创造文化。这样的文化可以使全城的生命更好更健全。我们虽然有别于周遭的文化，却也参与其中。若加上为城市谋福利的使命，就能得到改变文化的强大祕诀。

教会是体制组织。救主堂如何入世而不属世？我们常提醒自己，教会既是体制组织也是有机体。我们意识到，组织若不强，就无法影响文化。这意味着要忠心一致地传讲神的道并施行圣礼。这意味着认真看待门徒训练，亦即魏乐德所谓的大抗命（the great omission）。我们定期开办门徒训练班，为信仰打基础。我们在每周的社区小组中教导、劝勉、组织群体。小组会讨论主日的讲章、彼此代祷、彼此分担。我们透过各种方法，致力成为一个向群体表达怜悯的教会。这一切美好的核心委身都获得一个成熟、以宣教为导向的长老团和执事部支持。体制组织以此为优先要务，大大有助于产生独特的人，在思想、行为、生活方面都有别于周遭文化，但同时也热诚接待群体中的陌生人。

教会是有机体，训练密探。除了这一切高尚的事，我们也意识到体制化教会有责任训练会友为城市求平安——成为创造并改变文化的人。在救主堂里，我们称这项核心委身为平安，以提醒自己，我们应该在平日成为创造平安者。

纽毕真曾说过，教会不应该在星期日早晨谈论政治或经济。体制的教会不应当偏向任何政党。他不是指讲台不能触及公共生活课题。纽毕真认为，讲台应专注于福音见证及恩典的教义。

这是否意味着教会必须忽视教会围墙外的世界？绝不是。然而，我们若不在主日的圣所内探讨这些课题，应该在何时何地关注这些课题呢？纽毕真认为，应该远离群众，在「地下室」进行。他认为教会必须训练对抗文化的「密探」，教导他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工作、公共生活、经济、群体生活。我喜欢密探这比喻。我们进行日常活动时，无须打草惊蛇。若星期日的圣所主要与教会这个体制组织有关，其他日子的「地下室」则与教会这个有机体有关：训练会友成为世界的密探，为着神的荣耀，创造、更新文化。

救主堂非常重视这项使命。我们每年教授一个学期的世界观课程，探讨何谓创造文化。我们举行一年一度的商场事工晚宴，挑战商人培养基督徒的思想。我们举行只开放给受邀者的沙龙，邀请橙郡的文化守门人，影响他们思考及创造文化的方式。我们赞助讲座、举行辩论会、举办文化交流会，以教育会友，引起非信徒的兴趣。

作一个「创造平安者」的呼召，启发会友们起身认真看待成为有机教会、成为世界密探的使命。

安纳罕的密探

安纳罕市长普林格是救主堂会友。他刚获《红郡》（RedCounty）杂志推选为橙郡最有影响力的公务员。有一回我跟他聊天，他刚去过白宫会见布什总统。这是他四个月之内第三次到白宫。我问普林格怎能受邀到白宫这么多次。一问之下，才得知他是布什政府经常联络的市长之一。他解释道，白宫需要讨论一些会影响到各地市长的新概念时，就会致电给他。这就是影响力。

几年前，我问普林格为何选择长老会救主堂。他说：「我来教会的第一个主日，你在讲道中提到基督徒必须在世上『作光作盐』，认为基督徒可以参政。你并未指责政治是邪恶的。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找到了适合我们的教会。在我到过的教会中，这是第一间在『光和盐』之间保持正确平衡的教会，『入世而不属世』。我从那时开始就参加到现在。」我记得那篇讲章。除了劝勉信徒「作光作盐」，我也鼓励他们以敬虔的文化充满神创造的世界。普林格的赞美让我感到谦卑。

普林格在政治领域作光作盐。他对安纳罕市的影响比任何前任市长都大。他用自由市场的原则，说服市府把天使体育馆（Angel Stadium）一带的轻工业区转化为市中心，在那里建了许多公寓、商店、大街、小餐馆、办公室。安纳罕和1960及70年代加州的许多郊区一样，拆毁了有悠久历史的旧市区，以购物中心和停车场取而代之。全市的社群自此饱尝苦果，不但失去了旧市区的美观，许多住家及生气蓬勃的市中心社群也毁了。当时许多居民被迫离开市区，如今却必须通勤回城工作。普林格想要扭转这股趋势，恢复生气蓬勃的市中心，使居民回流，恢复强烈的社群感。他促进这城市的平安。加州很少有市长对市民的生活有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巨大的改变使普林格过去数年备受赞扬。

几年前，我建议普林格与加州的其他市长和建商分享自己的心得。他非常热衷于这点子。这个梦想在2009年三月终于实现。我们举办了一场「新群体大会」，利用全天的讲座，帮助市长、市府官员、建筑师、建筑商开始梦想，如何使自己的城市恢复真正的群体、美观、持久的意义。大会有一个环节，探讨神圣空间对健康群体的重要性。我们的目标是以圣经的平安城市异象来影响南加州。为了达成目标，我们使用的都是非信徒也听得懂，并且能信服的普遍恩典词汇。我认为这个目标达成了。

普林格在安纳罕创造文化。救主堂竭尽所能支持这位「密探」——正好代表有机体教会的人。看见这个异象落实，实在令人兴奋。我深信，教会既是组织也是有机体的异象可以统一福音派教会，使传统教会与新兴教会团结于圣经的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