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DWL第一章
第一部勘察新领域
第1章起点：如何同时扮演会友与外人的角色？
一九九O年代初期，我在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修读政治哲学博士。我住的地方距离大学只有几条街，在公寓底层，屋主是一位年近八十的贵妇。我每天替她遛狗两次，便不用付租金。这对一个穷研究生可说是一份优差。《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老板格理汉（Katharine Graham）就住在隔壁的隔壁。这一区的老住户中有的还是参议员。乔治城的街道两侧树木林立，街灯样式古雅，独栋或连栋住宅漂亮、公园环境优美，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住宅区。落叶纷飞的时候，简直美得像童话故事的意境。
魏特夫妇（Jonathan and Allyson Whittle）是我的好朋友，住在距离我家几条街以外的公寓二楼。我在万圣节前夕到他们家作客，一起观看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和黛咪-摩尔（Demi Moore）在楼下的街道拍摄《军官与魔鬼》（A FewGood Men）这部电影。亲眼看见他们拍戏，实在非常有趣。秋天已到，空气清新凉爽。从没哪个住宅区让我生活得如此愉快开心。当晩我们坐在那里好几个小时，一边观看好莱坞导演劳勃-莱纳（Rob Reiner）在楼下街道指导演员，一边聊天，非常有趣。欢笑不断，反映出我们对身在其中的这个群体满怀感激。乔治城那两年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课堂或作研究的漫漫长日（是很令人满足没错），而是群体，也就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关系。
度过了孤单的第一个学期后，我在拉丁美洲政治的课堂上遇见魏特夫妇。他俩是圣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的维斯蒙特学院（Westmont College）毕业生，不久前结婚，来乔治城读硕士学位。我们一拍即合，开始常常往来。他们很真诚、不做作，是很有趣的一对夫妇。这个群体就这样开始了。我们渐渐认识其他基督徒、一些像我们这样的研究生，以及一些在国会山庄工作的人。我们渴慕有意义的归属感。大学和这座城市可以是很孤单、竞争过度激烈的地方。我们开始每星期五在魏特夫妇的公寓聚会。这个非正式的小组在六个月内增长至十二人左右。新加入的成员包括一对来自智利的夫妇。他们有个好风俗，就是道别时总要亲吻每个人的左右脸颊。我们很快也都染上了这习惯。即使聚会时这对智利夫妇并不在场，我们也奉行不误。这种做法似乎很古老、很合乎圣经，但也很符合大都会的风情。我们的道别时间总是比一般人更长。
我们通常在晚餐后聚集。整个晚上都一直有人涌入，聊天、享受彼此的陪伴、讨论课堂所学、辩论政治课题、憧憬未来。这是一段充满盼望和伟大憧憬的时光。我们虽然并未时时把神挂在嘴边，却一直把祂放在心上。我们尝试勇敢、坚守信念地活着，尝试带来改变——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
我仍记得六月的那个伤心日——我们挥别的那一天。我的课程结束了，必须驱车回到加州。我知道自己必定舍不得这些朋友，这类群体是很难取代的。这是一生一次的经历：每个人都在同一个生命阶段、有同样的需要和惧怕、喜欢聚集一起。我当时认为这是永久的，并未意识到要寻找或建立这类群体是何等困难。
回到加州后不久，我有一点失落。我很高兴能够回到艳阳高照，靠近海洋的加州。我到乔治城之前，曾在位于帕萨迪纳（Pasadena）的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念书。我爱上了那里的温暖天气、山麓小丘、海滩，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回去。我这个来自新英格兰的男孩在加州感到很自在。我喜爱一年十二个月都是夏天，很兴奋能够很靠近我的女友米雪（如今是内子）。但我感到一丝失落。我们虽然参加教会里一个很兴旺的大专生小组（组员有两百位），却感到很表面。小组的教导很扎实，群体却很弱。我们每星期日聚会（有时星期三晚上也聚），但谈话的内容不会太深入。大部分人来这里是想找乐子。
我越是回想我在华盛顿特区的经历，米雪和我就越觉得不可能在帕萨迪纳找到同样强烈的归属感。有一位在加州富乐屯（Fullerton）牧会的史文德（Chuck Swindoll）牧师常在广播节目里教导，我记得听他说过，加州人「宽度有一英里，深度却只有一英寸」。身为当地人的米雪对此大表赞同。一个多云的星期日晚上，大壁炉里噼啪作响。我俩独自在家一同用餐。我们的家位于山丘上，俯瞰帕萨迪纳。我们开始梦想着建立深交的团契，就好像我在乔治城所经历的一样，或像基督教宣教士兼护教者薛华（Francis Schaeffer）在瑞士所建立的「庇荫所团契」（L＇Abri）。＇我们决定先邀请一些朋友在星期五晚上来我家里。他们大多是学院小组的领袖。我们会升起炉火，点一些蜡烛，然后我会解释我们的目标：除去表面功夫，建立真正的家庭。
几个星期后，第一次的周日晚间聚会登场。我战战兢兢地开始带大家讨论。我追述生命中一次惨痛的经历，为讨论掀开序幕，然后问大家苦难在基督徒生命中有何目的。我的问题不是「神为何容许艰难的日子」，而是「祂如何使用苦难来帮助我们成长」。我问道：若神可以使用这些经历使我们的生命获益，那么祂容许这些事发生时，我们为何还向祂发怒？为何没有如同雅各书所吩咐的，在苦难中欢乐？坦白说，我不太记得谈话的内容了，只记得接下来的四个小时，我带出了一场充满热诚、真诚、有深度的讨论，证明了我起初的焦虑是杞人忧天。这场讨论象是拿面包给好几个星期没吃东西的人。他们狼吞虎咽地领受所有内容。他们渴慕意义和归属感。祷告之后，我们互相道别、拥抱（当时仍未亲吻脸颊），非常期待下星期到来。某种美妙的事情诞生了。
下星期，我们的四位朋友又带来了另外几位朋友。这模式延续了好几周。我们在两个月内增长至五十人左右。屋内挤满了人。我们围绕着熊熊的炉火而坐，下方的山谷也闪烁着点点灯光。每个星期天晚上，我选择一个与基督徒成长和内在改变有关的主题。我用十五分钟来引介当晚的讨论课题，然后用三至四小时进行深入的对话，尽力寻找解决方案，尝试使基督信仰切合我们最深的需要。我引导整个过程，提出问题。若讨论离了题，或被某人主导，我就把讨论导回「正途」。整体气氛非常兴奋、充满惊人的活力，大家都渴望表露最真实的一面。周日晚间的聚会几乎没有哪一次不是超过午夜才结束。
接下来的一年，我们发觉自己多么渴慕真诚。我们厌倦了只是上教会，一直在开会、提案。我们要的是能够触及心灵的最深处，能够处理我们的罪疚感、羞耻、失望的信仰。这些坦荡荡的对话越是把我们导向福音，导向耶稣的宣告：新的一天已经临到，所以我们可以信靠祂为我们所做的事，进入祂的国——我们心灵的眼睛就越明亮。我们第一次经历到恩典。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认为基督教只关乎道德、行善，而那是人无法达到的理想，所以许多组员已不再努力，尽管他们仍继续上教会。有的人则已离开了教会，不愿再尝试不可能的事。我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在我们的心被基督改变之后，才能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然后，恩典会催促我们顺服。这是感恩的生命。我们看见人摆脱了失望、挫折，在基督徒的生命历程中重获真盼望。
人生的失望与挫败往往浇熄我们的盼望。但这个小组使人逐渐恢复盼望。众人获得释放。我们一起发现一个真理：耶稣的死不但摧毁了死亡的力量和对死亡的恐惧，也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祂所行的这一切使我们脱离许多奴役、压制我们的偶像，这些偶像使我们无法经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生命。这样的释放对许多人的效力非常强劲，只能用「复兴」来形容。生命产生了永远的改变。至今仍有参加者告诉我，这些星期日晚间的聚会是他们生命中最有意义的时刻。真是不可思议。
我家的聚会在一年后终于被屋主结束。他不想太多人践踏磨损他的地毯。我们挣扎了许久之后，决定把小组迁至教会内。没有人的家大到容得下这个小组。我担心教会体制可能会扼杀这股复兴。我爱我们的教会，却与它保持一段距离。我们的教会已有百年历史，是帕萨迪纳最大的教会，是正统教义的灯塔。这个教会有许多优点，欣欣向荣、茁壮成长，却也吸纳了巨型教会运动一些最要不得的层面：重视活动过于重视人、强调道德过于强调基督、采用企业执行长式的领导风格、没有兴趣开拓新教会。一百年来，只建立了一间新教会。我们知道教会面对这些问题，但是在教牧团的全力支持下，只好勉为其难地把这项事工带入教会内。几年之内，这个小组就增长至数百人，都是青中年。
一分子
我在牧养这个活力充沛的小组时，以为我们所做的事在大教会的圈子中独树一帜。我相信我们是世上惟一意识到传统教会的问题，并尝试开辟新径的人。我不知道当时已有几百位在传统派（及务实派）教会长大的年轻牧者都对教会感到不满。他们非常愿意尝试新的东西，也开始开辟新的事工模型，把焦点集中于对话、真诚、群体、对外的事工。许多年的牧者和传道人在一份新的期刊《世代季刊》（re：generationquarterly）发表文章。这份季刊可谓年轻一辈福音派领袖的「票据交换所」。拉德诺（Drew Ladner）是乔治城星期五晩间小组的成员，是这份期刊的创刊人之一。他在初创这份期刊时请我写一些东西，我也答应了。
一九九O年代中旬，桑德（Dieter Zander）和谢勒克（Tim Celek）等年轻的植堂者著书描述这种新型事工。这种事工比较切合文化处境，专注于建立群体，讲道也比较真诚、不拘礼节。4受到「西雅图之声」（或称「油渍摇滚」［Seattle grunge］）影响，就连敬拜音乐也更为新潮。这种新型事工原先被称为「婴儿潮克星」（Buster）或「X世代」（GenX）。这两个社会学名词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世代（baby boomers）之后的世代。后来，这类事工被冠以「新兴」之名。（我将继续使用X世代来描述2001年之前的事，因为与新兴一词是2001年才新创出来的。）
为了不与福音派圈子的情况脱节，我继续阅读所有关于X世代事工的文献。这些书中提到的许多趋势都是我们的事工已经在实践的，包括以讨论为本的教导、小组、与文化互动、礼仪、恢复圣诗。
虽然桑德等人从零开始植堂，但主要的趋势仍是在较大型的教会里开始另类的敬拜聚会，对象则是对婴儿潮世代的敬拜趋势不满的X世代。我在一九九六年和奥斯却彻（Mark［“Marko”］Oestreicher）创立了一个另类聚会。他当时是我们教会的教育部助理牧师，负责领导国中生事工，也是我的直属上司。大专生牧者鲍威尔（Kara Powell）也加入我们的团队。事工开始之前，奥斯却彻已听闻过「X世代第二版」（Gen X2.0）的事。X世代第二版是一个特会，在圣塔克鲁兹（SantaCruz）附近的黑门山基督教会议中心（Mount Hermon Christian Conference Center）举办，对象是想要开始X世代另类聚会的大型教会。
这次特会聚集了一些X世代的先驱，如谢尔（ChrisSeay）、佩吉、金波尔（Dan Kimball）、德理斯科尔（Mark Driscoll）。二十多岁的德理斯科尔刚在西雅图创立了一所名为「火星山」的教会。这是他第一次在大型会议发表演说。当时的火星山教会聚会人数不到一百五十人，今日却超过八千人。他提到文化的改变，以及教会需要如何改变过去的回应方式。若我没记错的话，他的重点是：当代西方世界观——启蒙时期的科学理性主义——正在崩溃。一个新的世界观，即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见第四章）正从废墟中崛起。他指出，现代主义的特征是一栋盖在科学与理性之上的宏伟建筑。现代城市展现了能力及效率——战胜自然、无知、贫穷。然而，经过了两百年，现代主义开始崩溃，不再能够满足人心最深的渴望。事实上，现代主义摧毁了男男女女的内在生命。
西方人如今正在寻找其他的哲学和世界观，作为内在生命的根基。因此，灵性、世界宗教、新世纪运动越来越受欢迎。德理斯科尔认为，后现代主义一词指的是启蒙运动失败之后的生命。后现代主义者并非建造一座城市，而是建构一个地下群体——这个破坏现代主义根基的群体，要发展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以包容取代排他、以群体取代个人主义、以服事取代权力。后现代主义拒绝以理性为据来叙述普世真理，反而主张真理是局部的，出现在意义的群体之中。
德理斯科尔呼吁教会要意识到这些文化地震，开始改变自己的事工，好接触那些困在这个大漩涡里的人。他的演讲是这次特会的亮点。许多牧者初次听闻后现代主义，虽然无法解释清楚，却对德理斯科尔的演讲产生共鸣。他们也许只是在直觉上掌握到这篇信息，但这段信息对他们非常真实。典型的对话内容是：「终于有人说出我们生活和事奉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了。」有趣的是，德理斯科尔在《一位改革宣教牧师的忏悔录》（Confessions ofa Reformission Rev.）一书中提到，这篇演讲大受欢迎，甚至成为会议中心那一年最多人订购的录音带，也使他一炮而红，开始在全国巡回演讲。他和X世代运动的其他年轻领袖携手合作，在郡内的特会和教会演讲。他是「新天地计划」（Terra Nova）这团体的成员。其他成员包括佩吉、金波尔，以及麦拉伦。他们都是这个运动的名人（该团体后来易名为「新兴村」）。
我很喜欢X世代第二版，却觉得这次特会过于强调技巧——什么类型的事工能够打动新一代，而忽略了年轻人需要聆听能使他们得自由的圣经核心教义。但我明白有些事情正在进行。我这一代并不满足于教会运作的现状。我也明白，我们教会的「二十多岁团契」（搬到教会所在地后改的名字）所做的事，和全郡各教会无异。我们并不独特！
一九九七年，X世代第二版特会举行不久后，我们开始了新的另类聚会——仓库事工（the Warehouse）。我们找到了在大教会内部举办X世代聚会的诀窍，而且很成功。和其他类似的聚会一样，我们也使用交互式的教导，讲道后一面用餐一面讨论，使用影音片段以及艺术。团队中的四位牧者分担教导工作，避免依赖一个人。音乐既响亮又有活力，更象是一场摇滚音乐会。
我在这段期间学习很多。米雪和我结婚已有两年。我部分时间在教会工作，负责社青事工，也在阿苏撒太平洋大学（Azusa Pacific University）当兼职教授。我一直在挣扎，不知神究竟要我成为教授抑或牧者。四年后，我才比较清楚自己的呼召。
身兼教授与牧者二职虽然令人兴奋，有时压力却太大。我记得曾联络丹尼森（Jim Denison）。此人是我们家小组的元老组员，不久前才在帕萨迪纳建立一所教会。我约他在历史悠久的亨廷顿旅馆（Huntington Hotel）的酒吧谈天。我诉说自己事工与生命的重担与挫折。他立刻感同身受，因为他的新教会也面对一些的问题。
我们约定每星期二晚上见面，分享事工上的战地故事。终于，我们邀请了一些朋友加入——全都是那一区的年轻牧者，并且自称为「亨廷顿小组」，每星期在亨廷顿旅馆吃饭、抽雪茄、谈论实用神学。这群年轻、有潜力的牧者实在振奋人心。我们谈论教会、事工的最佳结构、如何有效地传讲信息、如何使基督信仰在我们和会友的生命中变得真实。我们很年轻、有理想，努力设计出完美的教会，至少要比我们所知的教会更好。这个小组有点像未来植堂者的新兵训练营。事实上，六位组员中有四位已经出去植堂。其中最著名的贝罗伯（RobertBell）是密西根大湍城（Grand Rapids，Michigan）的火星山圣经教会的创办牧师。他也写了好几本畅销书。
这小组对我影响深远。原因有二。首先，一些组员在当今方兴未艾的对话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第二，我们所探讨的许多问题，都是今日新兴教会所问的问题：如何使我们的信仰与瞬息万变的世界连结起来、如何使我们的文化得以理解基督信仰、如何在一个强调个人主义的世界中建立群体、教会应该如何影响城市。本书要探讨的许多课题，都曾在亨廷顿小组讨论过。
有人问我是不是新兴教会运动的一分子。这问题很难回答。从许多方面来看，自此运动展开以来，我一直是局内人。我的许多朋友和前同事都是新兴运动舞台上的要角。他们写书，在特会中演讲，并为此运动设定议程。他们的问题就是我在十五年前挣扎过的问题。我很欣慰，因为其他对话人士正努力去重新发现教会应有的样式、教会应该如何影响四周的文化，以及在一个从现代主义转变至后现代主义的世界里，作一个基督徒的意义何在。新兴教会的作者对传统教会的毛病有很好的评估，他们提出的许多答案都非常准确。因此，我能够认同新兴教会对话的这一部分。但同时，我也对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与答案，怀有严重的疑虑。
局外人
我虽然觉得自己是这场对话的局内人，但偶尔也感觉自己是局外人，因为我对新兴对话的某些层面有所保留。我在富勒神学院的导师——毛励策院长，教我称这样的态度为「加尔文主义者的疑虑」。
内子怀第一胎时，我俩每天用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在我家附近景色最优美的一带散步。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如诗如画的房屋及景色、一边谈论我的疑虑。我当时已经辞去教会牧职。我们在过去的年日学习了许多，也深深为这些经历感恩，虽然不肯定下一步要怎么走，却很肯定自己离开的原因。
我们最优先做的都是特别针对各年龄阶段的事工，通常称为「生命阶段事工」。教会增长运动称之为「同质单元原则」。以慕道友为导向的教会和新X世代的事工都采用这项在某些新兴圈子仍然流行的原则。在生命阶段事工里，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牧者和专属事工——实际上已经形成教会中的教会。这正是我们的「二十多岁团契」的情况。然而，我们发现生命阶段事工造成教会隔离。此外，特别针对某个年龄群体的敬拜会使用特定的音乐风格，教会不再是应有的样子——所有年齢的人一同敬拜的大家庭。不同的群体使用同一个设施，跟成为一个大家庭是两码子事。
虽然我们的青年事工使许多人获益，我们却意识到这种「教会中的教会」的模式有许多弱点。我们的「二十多岁团契」使我们无法获得长辈的指导及智慧，也没有机会影响并事奉年纪较小的人。我们知道这里头有些不妥。我们认为，依年龄分隔，使个体和群体都变得贫乏。这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虽然新兴教会在这方面的想法已经稍有改变，但是他们仍然相当忠于同质原则，仍然在成立年龄、文化、人口统计学条件上相似的教会。这往往利用敬拜的音乐来达成。例如，非常大声响亮的音乐往往使年级较大的人感到格格不入。因此，即使教会并未正式采用同质单元的原则，也无法成就跨年龄群体的教会。
第二个疑虑是对根的需求。身为福音派信徒，我们感到自己是无根的，与教会的主体分割。我们渴望归属于某种比自身的运动更大的东西。我们想要与过去联系，渴望成为古代教会的一分子，有分于古代教会的深度、光辉、奥秘。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只隶属于无宗派的教会。
我们开始考虑让自己隶属于一个提供指导与监督的宗派。我们知道X世代的许多人不喜欢宗派，也知道宗派并不完全。但我们有什么选择呢？成为独立教会，自行其是？监督、指导、责任感要上哪里找？牧者越轨时，谁来保护会众？若教会中有人要开除很好的牧者，谁来保护他？若没有宗派的监督，教会分裂是无可避免的。教会一直在分裂，留下的是心灵受创的牧者、失望的会众。势必要有更好的方法。
我们也渴望归属于一个可以训练、启发、指导我们的宗派。身为一位年轻牧师，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学，想要找到一个认真看待按牧的宗派，不只是因为牧养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呼召，也因为我需要指导。「指导」这个层面，并非X世代的强项，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似乎拒绝按牧、宗派，及教会的联系。当时，X世代并未提供我们在寻找的根。
想要与比自己更大的东西保持联系，不但使我们想到历史的关联，也使我们谈起古老的敬拜。我们虽然欣赏X世代努力让敬拜更切合我们的文化、比较不像在表演、更加真实，但我们仍然有疑虑。日复一日，内子和我一面漫步在两旁种满树木的美丽街道上，一面评估X世代敬拜的优缺点。我们开始憧憬我们所渴望的敬拜，越是憧憬，就越觉得自己是X世代运动的局外人。
我们担心，初期X世代运动的敬拜似乎过度处境化，为了接触四周的文化，而与这个世界太相似，对抗文化的成分不足。X世代的敬拜，就象是婴儿潮世代的慕道者导向敬拜的时髦版本。我们渴望的是有深度的敬拜，一种植根于基督教两千年历史的聚会所产生的敬拜。我们渴望扎实的干粮——使我们与过去保持联系，又能使我们面对未来。我们渴慕喜乐，也渴慕崇敬；想要在敬拜中经历理性与感性的结合；想在敬拜中与其他基督徒一起全然投入，而非只扮演旁观者的角色。
我们的最后一项疑虑是：我们发觉X世代的聚会不大以福音为中心。他们常谈到顺服、宣教，以及接触文化的必要性，却很少讨论十字架赦罪的核心真理，以及赐人力量为耶稣而活的恩典。我记得自己在X世代第二版的特会中感到失望，因为讲员很少讨论福音——惟有福音的力量能改变人、培育充满大能的道成肉身群体。大概就是这段时期，我写了一篇文章投到《世代季刊》，尝试呼吁这运动回归福音的中心（见本章注2）。
内子和我谈到我们的梦想时，并不知道这种教会是否会受到后现代人欢迎。其他人是否也渴望古代的深度、奥秘，以福音为核心？我想起当时和一位年轻大专生的对话。我告诉她，我们渴望一间唱圣诗、诵读全套祷文、每星期举行圣餐、跨年龄阶层、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她回应道：「这种教会只能吸引年轻时会经这样敬拜的老人，注定会失败的。」
深入的教会
和米雪交谈多次之后，我开始觉得自己象是X世代事工及当前新兴运动对话的局外人。当时，我还不确定要如何协调自己的疑虑，这运动与我有这么多共同点。但我知道自己也不想回到传统教会。我们与两边都有很多共同点，但也很清楚意识到两者的弱点。我当时尚未意识到的是，我处在两种事工模型之间所感受到的模棱两可，其实意味着我们正在寻找第三条路，亦即「深入的教会」。
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约四个月的一个下午，我们推着婴儿车出外散步。我很清楚记得这一天。这是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落叶。
我对米雪说：「别让这念头吓着了妳。」她问：「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有一个相当疯狂的想法。我想这可能是神对我们的引导。我们一直都没有考虑这可能性。我想——」我踌躇了一下，继续说下去：「——神并非引导我们去寻找，而是要去创立那间我们一直在描绘的教会。」
哗！我竟然说了出来。何等疯狂的想法——特别是在还有一个孩子嗷嗷待哺的时候。
然而，她的回应令我大感惊讶。她并未被这属灵和经济上的巨大风险吓着。「我想我们应该这么做。我认为你的兴趣和恩赐会使你成功。」于是一切就这么开始了。
翌日，我联络了美国长老会（PCA）。这个宗派有三十五年历史，根源可追溯至十六世纪，甚至初期教父。我询问有关植堂的事。我从一些神学院教授那里得知，美国长老会尽管有许多缺点，仍很适合我的神学，并且非常积极地建立新教会。他们欣然接受我的努力。我与植堂总务首次交谈之后又过了三周，米雪和我就去了亚特兰大（Atlanta），在他们的植堂评估中心逗留了一个星期。这一周的活动很密集，主要是为了确定我们是否真有恩赐与能力可以在人生地不熟的新地区成功创立教会。在这活动密集的一周里，我们和其他十二对可能的植堂者夫妻接受了一系列的测试，看看自己是否拥有恩赐、气质、能力，足以承担创立教会的巨大压力。整个过程跟创立新教会一样令我们身心俱疲。美国长老会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有一些候选人不及格。合格者几乎都成功创立了教会。
接下来的一年，我们筹款、召集一个核心小组来帮助我们，拟定教会的价值与委身内容，开始一步步建立「深入的教会」。
有一席话深深烙印在我心里。我与本宗派的另一位牧者谈到我们想要创立的教会。他就事论事地说：「哦，你描述的是纽约市的长老会救主堂，提姆凯勒（Tim Keller）在十年前创立的教会。」我听过此人的名字已经好几年，也深爱他的讲道。13但我并未意识到，我们想要创立的教会模式，就是他的教会和他协助成立的教会所体现的，而这些教会如今已构成了全国教会的「救主运动」。在接下来几个月内，我和这些教会的一些牧者建立友谊。许多牧者把资料、敬拜节目表、课程、异象宣言寄给我。我们在橙郡（Orange County）开辟第三条路时，这一切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七年后，我依然是新兴运动对话的局内人和局外人。新兴神学与事工有许多层面我都全心认同。他们渴慕许多我接纳的东西，也不喜欢许多我对福音主义不满的地方。然而，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有某些层面仍令我担忧。我卡在两者之间，对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感到很自在，因为这容许我向传统教会和新兴教会两方学习，同时开辟一条新路——深入的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