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基督教思想史

第一章：一个时代的终结

在人类历史中有这样一些时刻，它们似乎充满了未来的种种可能性——尽管这不是因为它们提出了明确的许诺，而是因为老的方式方法已经过时，必须探索新的途径。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情况就是这样。在某种意义上，哥伦布的英雄业绩可以作为这个时期的象征，因为当通向东方的传统贸易航路被封闭的时候，他出发去寻找新航路，结果反倒发现了新大陆。与此相似，16世纪的宗教大动乱以及因此而开辟的新的神学领域，是需要寻求新的航路所造成的结果，因为日益明显的是，中世纪的统一思想体系再也站不住脚或无法复兴。

导致这统一思想体系解体的种种因素是互相关联的，无法把它们彼此分割开来。但是为了有条不紊地加以说明，我们可以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归纳为：现代欧洲国家的兴起，对教会等级制度的怀疑，神秘主义提出的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唯名论对经院神学的影响以及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现在我们将按以上顺序对这些问题一一加以探讨。

民族感情的增长

也许16世纪早期影响最大的政治现象就是现代国家的诞生。实际 上，这个时期标志着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向现代的君主集权国家的过渡。

虽然后来的西班牙历史学家把公元711年至1492年这段时期描述为一场反对异教徒的长期而光荣的斗争，然而事实的真相是，在这个时期基督教的西班牙内部处于严重分裂状态，各个统治者热衷于追求自身利益，甚至曾联合摩尔人来反对一个基督教的邻国。只是到了15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卡斯提的伊萨贝拉（Isabella of Castile）和阿拉贡的斐迪南（Ferdinand of Aragon）联姻后，才采取切实行动以促成一个统一的西班牙的诞生。此后不久，这种统一似乎实现了，因为摩尔人于1492年被驱逐出他们在格拉那大（Granada）的最后一个据点，1512年斐迪南征服了葡萄牙（Portugal）和那瓦尔（Navarre）。

由于反摩尔人战争的结果，西班牙把它的国家地位和它的天主教信仰密切地等同起来，它在收集整个半岛的战绩中所发扬的精神以及征服新世界的精神是长期地、激烈地讨伐异教徒的精神。

然而，西班牙的天主教具有它独自的特点。它从来没有真正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从查理一世（Charles I）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许多西班牙人所表现的消极反应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当西班牙这时参加了——不久还领导了——天主教教会的行列时，它是按照自己的条件这样做的。由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授予特权（patr-onato real），教士的等级制度被置于王权管辖之下。这在西班牙本土已成事实（de facto），在新世界也得到法律承认（de iure）——这实际上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成为他们海外领地教会的统治者。宗教裁判所这个正统信仰的坚定捍卫者，被有效地控制在国王的手中，它所起的作用是，通过对那些被认为是隐藏身份的犹太人和伊斯兰教信徒不断进行审讯，借以保存天主教信仰，纯洁西班牙血统和文化。许多教皇最终变成了西班牙政策的有效的，尽管有时是不情愿的工具。

法国是作为西欧一个极端君主集权制的国家进入16世纪的。在西班牙和英国，王权受到种种限制；而在法国这类限制大都不存在。法国同英国的百年战争所起的作用与西班牙讨伐摩尔人所起的作用有近似之 处，这场战争成为振奋法兰西民族情绪的中心力量。法国一度似乎变成了基督教世界的新中心，甚至连教廷本身也迁往阿维农城（Avignon），置于法国的庇护之下。等到教廷返回罗马时，它已无法从法国国王手中夺回他对其领地里的教会的控制权。

英国在15世纪作为一个最近巩固起来的国家而出现。正是在15世纪末，亨利七世（Henry VII）终于击败了约克家族最后一次重大的反抗。此后，他同约克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York）联姻所体现的和解政策，一般说来都很成功。1509年，亨利七世逝世，其子亨利八世继承了王位，此前他已是兰加斯特（Lancaster）和约克（York）的所有权的继承人。导致并伴随这次政治联合的是民族感情的高涨。由于百年战争是英国14世纪和15世纪对外政策的主要特点，还由于迁至阿维农的教廷与法国的利益密切相连，英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带有这样的认识，即教廷的利益往往同英国的利益背道而驰。结果，制订了种种法律以防止英国资金流入教廷财库。因此，旨在与罗马脱离关系并使英格兰教会走向独立的年贡法令、上诉法令和最高权力法令，是试图排除教皇对王国事务影响的一系列长长的措施的顶点。

16世纪初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日尔曼帝国是由一些实际上自主的邦拼凑起来的。虽然这些邦按理应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管之下，但是事实上皇帝的权力受到有权势贵族的常常是冲突的利益的很大限制。不仅如此，哈布斯堡家族（Habsburg）的历代邦主，作为既是日尔曼帝国某些部分的世袭统治者又是整个帝国推选的统治者，往往把他们的世袭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从而阻碍了民族统一的进程。但是日尔曼帝国尽管在政治上是分裂的，民族主义却从两方面渗入这个国家。首先是民族主义感情的高涨甚至冲破了封建的疆界。其次是一些独立国家的成立，如瑞士、荷兰、波希米亚，这些国家脱离了习惯上被称为日尔曼帝国的国土。从这两方面的情况来说，“民族主义”对一个以前把自己视为神圣罗马帝国唯一中心的民族而言，成了日益明显的特点。

总而言之，16世纪初，西欧不再自认为是一个单一的帝国，在那里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皇帝挥舞着世俗之剑，还有一个在罗马的宗教上的对等人物手执精神之剑。与此相反，一大批新的民族要求成为自主的国 家；这些要求常常不但同皇帝的要求发生冲突，而且也和教皇的要求发生冲突。现代民族主义便成为导致中世纪统一思想体系崩溃的重要因素，从而为随着新教改革运动而来的宗教分裂敞开了道路。

导致变革的另一因素是商业与货币经济的发展。这个因素和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联，城市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迅速地压倒拥有土地的贵族的势力。资本变成城市和大银行可以操纵支配的商品。贫穷贵族的队伍增加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他们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城市财富的集中以及这些财富来源于商业而不是来源于农业，进一步加深农民的贫困。16世纪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大概是由于新世界贵重金属的涌入而加快的。由于工资不能同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保持同步，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命运变得非常糟糕。商业的增长和农业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大部分的西欧挖了旧的封建制度的墙角。战争的各种新方法使那些以战斗为生的骑士和其他次要的贵族变得日益潦倒和过时。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教皇和皇帝，高级教士和公侯，要保持他们昔日所享有的控制权便不容易了。从前整个教会行政系统的建立是为封建社会服务的。城市和资本的势力在民事和教会的机构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受苦的农民为革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失去权势的贵族寻求可以为之努力的新目标，以便重新掌握领导权。简言之，欧洲走上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而这正好发生在传统的等级制教会大大失去威望和权势的时候。

等级制教会权威的衰落

即使撇开民族主义增长的因素不谈，等级制的教会也一直在失去势力和权威。就在教皇英诺森三世使教皇权势达到鼎盛时期之后，这种衰落已经开始。但是，这个过程在14世纪和15世纪大大加速了，因为三个接踵而来的事件导致教廷地位一落再落。这三个事件是：教廷迁至阿维农，西方教会大分裂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精神对教廷的感染力。教廷衰落的每一阶段都涉及到对财政的急需。阿维农教廷生活奢侈，必须靠巨额款项来应付。教会大分裂时期，教皇和伪教皇竭尽全力筹集资金，以加强他们争夺做圣彼得合法继承人的地位。文艺复兴时期的那几个教皇感到不得不从欧洲筹集尽可能多的货币资金，以便赞助艺术，频频打仗和搞阴谋诡计。

结果，当教廷需要越来越多的钱，并想出种种巧取豪夺的办法的时候，这个教廷也就失去了它曾一度在全欧享有的威信。因此，教会的征税变得愈加繁重和不合理，而这反过来又推动了正在席卷欧洲大陆的民族主义浪潮。

征税的利益和教会的最佳利益经常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胡作非为变得很普遍。例如，以征收名目繁多的教会捐税而闻名的约翰二十二世（John XXII），在西欧各地着手利用吃空缺的手段聚敛钱财。只要有一个职位空缺，这份收入即送交罗马教廷；于是，永远嫌不足的教廷财政预算，就从职位的空缺中捞到好处。其结果是，空缺职位的激 增，以及一种实际上极似任职者长期不在岗的局面，而这是许多优秀的教皇曾经极力反对的。虚设圣职然后出卖圣职的做法——这正是早期教会改革者极力反对的买卖圣职之罪——在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和利奥十世（LeoX）时期变得很普遍。最后，赎罪券的销售—— 这在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初期阶段变成轰动一时的案件（cause célèbre）——得到了新的推动力，并且变成大肆倾销，因为需要钱来完成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富丽堂皇的艺术装饰。

如所预料，贪污腐化之风在教会低层也十分盛行。许多高级教士也搞了一些和约翰二十二世的做法相似的征收捐税的办法，尽管规模较小。在地方教区教会一级，买卖圣职（simony）和教士离职克扣收入（absentee-ism）的做法又一次变得很普遍。

这并不是说整个教会阶层都变得贪污腐化。相反，教会里确有不少有才干和正直的领导人，他们保持了与其职位相称的高尚的道德标准。

其中一位就是西班牙红衣主教佛兰西斯科·西密尼·德·西斯内罗斯（Francisco Ximenes de Cisneros），他既有杰出的学术成就，又厉行禁欲主义。但是，尽管西密尼及其类似的人作出许多努力，贪污仍然很盛行。

这种事态在一般信徒的现实生活中所造成的结果，通常不是怀疑教会执行宗教仪式是否有效——这件事情是不能怀疑的，因为圣礼的功效是自然有效的（ex opere operato）——而是倾向于使这种行宗教仪式从日常生活的道德要求中脱离出去。然而，一些比较有见识的人，意识到福音的道德要求，必然会询问，做基督徒是否还有另一途径可走。某些人找到的另一途径就是神秘主义的途径。

神秘主义作为可供选择的办法

如前所述，世纪和15世纪出现了神秘主义敬虔信仰的广泛复兴。一般来说，这种神秘主义不公开攻击教会，其特点也不是通常称为神秘主义感情的强烈迸发。恰恰相反，中世纪后期的多数神秘主义者是恬静的学者，他们致力于学习、沉思和默想，而不按照他们所理解的基督徒的生活去改变整个教会。可是，他们的存在本身以及他们的模范生活，加上他们许多人对等级制教会不予重视，这就使许多人纳闷，这是不是做基督徒的另一途径。

虽然在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还有其他神秘主义的重要流派，但是神秘主义运动最大的成果，也许是共同生活弟兄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的创立。该会的成员过着非常敬虔的生活，但他们不过隐居生活或担任教会职务，而是以学习和教书作为他们自己的教牧职务。

共同生活的弟兄会的成员把时间花在学习、默思和体力劳动上，而不是遵循早期修会的严格禁欲的做法。他们作出的两项最重大的贡献 是，抄写大批手稿和创立学校，向青年提供当时最好的学识。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就是这些学校之一培养出来的，他的古典文学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解的精神和虔诚的信仰，都带有共同生活弟兄会的痕迹。通过这个运动以及其他类似的运动，平信徒有更多机会参加教会活动，并且更加了解基督教的性质。因此，它对16世纪发生的重大事件所作出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唯名论的影响

中世纪后期，唯名论（nominalism）盛行一时，这或许最有力地表明，中世纪的统一思想体系正在走向解体。处于全盛时期的中世纪壮观的统一局面，只有在万物一体论（an ultimate unity of all things）的前提下，以及在这种统一或多或少可以从人的角度看出的前提下，才成为可能。名相是实在的；它们确实存在着，所具有的既定状况甚至比一个人的自我存在还要真实。它们是可以万无一失地和自始至终地认识到的， 这比对个人存在的任何认识都远为确切和持久。从它们那里出发，整个宇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等级体系，而教会的和世俗的等级制则是这个等级体系的反映。中世纪初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运转和发展的，而这个前提的渊源与其说来自于基督教，不如说源于新柏拉图主义。但是到了13世纪末，日益明显的是，这种对实际存在的事物的理解越来越站不住脚了。这个过程的开始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学说被重新介绍到西方的时候；而且人们可以因此而说，成为中世纪统一思想体系的顶点的托马斯主义，也给这个统一思想体系注入了灭亡的种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随着亚里士多德学说而被重新引进的对个体的强调，终于推翻了上述新柏拉图主义的概念。总之，统一思想体系的解体，从约翰·敦司·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的言论中比较容易看清楚，到了奥卡姆（Ockham）的那个时候就十分明显了。

15世纪的唯名论者并不否定共相的存在。他们所否定的是，人类的思想通过共相而对实际存在的事物的基本性质有了明确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后者的否定所起的破坏作用比前者的否定更大，因为后者的否定就其极端的方式来说意味着，实际存在的事物并不受人类的逻辑的支配，因此任何神学的统一思想体系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上帝的绝对权柄和委任权柄之间的区别，人们坚持认为意志凌驾于理智之上的观点，以及人们声称上帝可以合乎逻辑地以驴为化身，都可以证明上述这两点。唯名论对中世纪统一思想体系的破坏，同它对大公会议主义（conciliarism）的支持比起来，更深刻一些但不那么明显。唯名论挖了该统一思想体系赖以建立起来的那些前提的墙角。

但是，唯名论在破坏中世纪统一思想体系的基础的时候，并没有提出什么东西来取代它。尽管唯名论的许多领导人笃信宗教，但是，要比较轻而易举地把虔诚行为和建设性的神学结合起来，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有意破坏中世纪的神学，或拒绝接受正统的天主教教义。正相反，他们在信仰上是非常正统的，而且他们提出疑问的只是尚未被宣布为教会教条的教义中的某些论点。他们实际上做的只是，宣布中世纪统一思想体系的某些前提是站不住脚的，并试图根据新的前提来建立一个新的神学体系。他们确实建立了一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思想体系。但是，其中没有一种体系能经受得住他们自己曾应用在早期神学家身上的那种神学考证方法。结果，神学辩论变得越来越复杂，并与逻辑学的琐碎细节纠缠在一起。这些互相竞争的思想体系，虽然作为知识探讨来说是给人深刻印象的，而且虽然常常是根据深厚的宗教虔诚得出的，但很难应用在教会生活上。于是就产生了对神学家的普遍的不信任感，而这种不信任感在早先几个世纪里是不太明显 的。这种不信任感在伊拉斯谟及其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中得到了最清楚的表达。

伊拉斯谟和人文主义者

15世纪和16世纪最突出和最重大的事态之一就是人文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是在意大利开始的，但很快就遍及全西欧。在中世纪，总是有一些人珍惜拉丁文经典著作，并用它们作为思考和写作的源泉。但是，在15世纪，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对古典文物的兴趣，表现在建筑、绘画和雕刻上面，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部分的，还有古典文学研究的复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也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复兴起了推动作用，因为到意大利来寻求避难的许多拜占廷学者，带来了他们的古希腊语言和文学的知识。不久，古希腊文变成整个欧洲知识界的共同财富，从而开辟了通向古代文物宝库的新的广阔道路。

活字印刷的发明进一步促进人文主义运动的发展。在这之前，必须完全依靠手稿，由于抄写和再抄写的冗长过程，这些手稿对原文的忠实性就变得很可怀疑。虽然中世纪时，有人曾经想过，通过仔细对照不同的手稿，设法恢复原来文本的面貌，但是这项工作从来没有大规模地进行过。说实在的，花费漫长的时间设法重新搞出尽可能完善的文本，而只落得把这个文本交给人家去反复抄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反复抄写和早先那种歪曲了原文的反复抄写是类似的。但是在发明一种方 法，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按一份正文印出大批相同的副本后，这种情况就改变了。因此，许多人文主义运动的首要人物专门从事艰巨的任务：核对种种手稿，出版古典作品的校勘本以及教父著作和《圣经》文本的不同校勘本。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1516年由伊拉斯谟出版的

希腊文《新约圣经》。四年后，在西班牙阿尔卡拉·德·埃纳雷大学（University of Alcalá de Henares），一批学者在佛兰西斯科·西密尼·德· 西斯内罗斯（Francisco Ximenes de Cisneros）的领导下，出版了包括希伯来、希腊、阿拉米（Arama-ic）和拉丁文本的“混合语种圣经合参”（Complutensian Polyglot Bible）。在意大利，教皇的一个秘书，罗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将文本校勘的新方法应用于所谓的君士坦丁大帝御赐教产谕（Donation of Constantine），并宣布它是伪造的，而教皇对世俗统治权力的要求正是以此为前提的。在整个欧洲，以前很少的和难以得到的《圣经》版本现在随手可得，这一事实激发了那些试图追溯其信仰和文化渊源的人的想象力。

回到源头的做法是多种多样的。在意大利，马西略·费栖纳（Mar- siglio Ficino）和彼科·德拉·弥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想要搞出一个真理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把基督教与新柏拉图主义结合起来，甚至把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他们声称，在源头那里，所有的真理必然是一个真理，因此他们设法把所有的古代渊源搜集在一起， 以求得真知灼见。在意大利，许多其他的人比这走得更远，并且设法以古代异教的习俗和信仰来代替基督教传统，他们认为基督教传统挡在了他们同古典文化之间。虽然路德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然而可以说他本人也主张回到源头那里，因为他坚持认为《圣经》的权威高于传统。但是，人文主义者最常见的态度，至少在新教改革运动爆发前，是伊拉斯谟所持的态度，他主张回到基督教的渊源那里。可是他认为，这种做法本身需要一种温和与博爱的精神，但是他后来发现，不论在传统基督教的捍卫者身上，还是在新教信仰的拥护者身上，都缺乏这种精神。

伊拉斯谟作为人文主义者的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这一历史背景中，特别值得一提。他的著作确实表明一个时代正在结束。但是它也显示出前个时代和即将开始的时代之间的某些连续。如果伊拉斯谟仅仅被看做是一位缺乏勇气把自己的主张坚持到底的温和的改革者，那便无法正确理解伊拉斯谟其人。他没有变成新教徒，不是因为他缺乏勇气，而是因为其笃信的信仰没有引导他朝那个方向走。他仍旧是个天主教徒，因为他认为，尽管天主教教会存在着他所不断谴责的所有那些腐化现象，但只有在那个教会内才能最好地做一个基督徒，而且只有从那个教会中才能产生出他所期望的基督教的真正改革运动。

伊拉斯谟提倡的宗教改革不是在教义学方面，而是在伦理学方面。

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他相信教会和中世纪后期神学家在每一点上都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觉得，与基督徒生活的实践相比，正确的神学论断是次要的。他认为经院主义的神学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而且他感到不得不谴责和讽刺它的琐细无益的分析；但是他并没有像新教改革者那样建议以新神学取代旧神学。他满足于回到他认为是耶稣的朴素教训的那些东西上面去。他也像他的许多前辈所作的那样，以斯多葛派和柏拉图派的观点来解释这些教训。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基督的哲学”， 这种哲学基本上是一种合理的、温和的和有秩序的生活方式。

然而，这并不是说伊拉斯谟把基督教简化为一系列道德原则。他确实相信教会所有的传统教义，特别是道成肉身的教义。他不声称，一个人信奉什么是无所谓的事。他确实声称，真正的基督教教义不应该是比较复杂的东西，而经院主义却把它讲得玄乎其玄，使人几乎无法理解。当这类神学游戏在进行的时候，基督徒生活的实践就受到损失。伊拉斯谟在他的《对话集》（Colloquia）中一再讽刺抨击修道士和他们的行为。他谴责修道院制度的理由，一是他目击修道士现实生活中的虚伪性，二是他深感修道院所订的教规不符合基督的要求。伊拉斯谟可以接受并尊重禁欲主义。事实上，他本人多少可以算是一个斯多葛式（Stoic fashion）的禁欲主义者，而且他最敬仰的一位古代基督教作家就是严格实行禁欲主义的哲罗姆。可是，他不大喜欢那种认为一个人通过脱离尘世和把时间花在宗教修行上就可以最好地侍奉上帝的想法。禁欲主义是一种纪律，像士兵的军纪一样，必须用在基督徒的生活目的上。另一方面，他鄙视那些抛弃这个纪律、放纵情欲的人，这一点可以从他对教皇尤里乌二世的冷嘲热讽里看出来，他在《尤里乌被赶出天堂》（Julius Excluded from Heaven）的论文里对这个教皇的世俗爱好大加抨击。

在伊拉斯谟看来，“基督的哲学”是从真理只有一个这样的事实出发的，因此哪里有真正的智慧，哪里就有上帝的旨意在运行。在这方面， 他转向基督教的道的教义，并从中得出同查斯丁、克莱门特、奥古斯丁和波拿文图拉以前得出的相似的结论。基督那里成为肉身的道（Logos），和给哲学家们以启示的道是相同的，因此伊拉斯谟竟然走到要求“圣苏格拉底”（St.Socrates）为他祷告的地步。

这反过来意味着，成为基督徒生活中心的基督的道德戒律，非常接近于斯多葛派和柏拉图派的道德劝戒。当保罗说到“精神”和“肉体”之间的敌对时，他的意思与斯多葛派提及的“理智”（reason）与“情欲”（pas-sion）的敌对基本上是一样的。人生在世所要做的事，基本上就是运用理智来支配情欲。“因此，这是走向幸福的唯一道路；首先，认识你自己；其次，不要让任何事情受情欲支配，而应使一切听从于理智的判断”。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具有基督精兵的两项武器，即祈祷和知识的双重力量源泉。“向上帝作真纯的祈祷可以战胜情欲，因为它是敌人无法接近的堡垒。知识给理智提供有益的判断，以免有所匮乏”。尤为突出的是，伊拉斯谟强调祈祷必须真诚，至于祈祷的时间长短，形式如何，并不重要。至于知识，其主要源泉是圣经的研究，因为“只要热心攻读《圣经》，任何可怕的诱惑都是可以轻易地击退的”。在寻找其他解经者以便得到智慧来理解《圣经》时，伊拉斯谟推荐那些“特别主张竭力离开圣经的字面意义”的人，如保罗、奥利金、安布罗斯、哲罗姆和奥古斯丁。虽然伊拉斯谟本人在用寓意法解释圣经方面从来没有像奥利金走得那么远，但是他完全不受经文字面意义的束缚，这也是他的《新约意译》（Paraphra-ses）或新约注释受到普遍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伊拉斯谟是置身在基督教思想家和学者的悠久传统中的，而且他和公认的教会（established church）的其余部分关系紧张，这和那个传统中的其他思想家和学者所经历的紧张关系很相似。克莱门特把自己和那些能够理解他的教导的人称为“基督教灵智派”（Christian gnostics）；奥利金和当时的教会当局发生严重纠纷；奥古斯丁的神学遭到与他同时代的几位最有名望的神学家的拒绝。同样地，伊拉斯谟认为自己，既站在公认教会的界限之内，又站在界限之外。他认为自己是在界限之内，因为他一向是教会的忠实儿子，他相信教会的教义，而且从来没有反抗过教会当局。另一方面，他感到不得不用他认为是福音的那些标准来衡量教会，因此，也可以说，他不得不以批判的态度来对抗教会，而这总是不受教会当局欢迎的。

把上述各方面都考虑在内，我们就可以了解伊拉斯谟对新教改革的态度。他本人是一个宗教改革者。早在路德的名声传出德国之前，整个西欧就在议论，伊拉斯谟是迫切需要的教会改革的提倡者。他进行了广泛的通讯，大部分的通讯是为了促进全欧的教会改革事业。在欧洲主要的宫廷中有他的赞赏者和追随者，其中还有几个君主。在需要有一个更深刻、更朴素、更真纯形式的基督教这个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主教、红衣主教和其他教会领导人同意伊拉斯谟的观点。有一个时期，西班牙教会似乎很可能成为第一个按照伊拉斯谟路线进行改革的教会。英国也不落在后面。法国和那瓦尔大概也会跟上来。然而，出乎意外，从德国刮起了一阵强烈的风，改变了整个局势。当路德的改革运动在推进的时 候，当天主教的首脑们企图阻止其发展的时候，每个人都越来越需要对这个运动表态。在西班牙，教会似乎即将经历一次深刻的改革，在那里谈论教会改革就等于背叛查理一世，查理一世在沃尔姆斯（Worms）改称查理五世，曾受到路德的冒犯。在法国、德国和其他地方，终将导致宗教战争的双方阵线已经变得很分明。采取温和态度已经变得不可能 了。伊拉斯谟无论从性格还是信仰来说，都是个温和派，因此他的处境就愈加困难了。

新教徒认为，如果伊拉斯谟要忠于他自己多年来所坚持的主张的 话，就必须站在他们一边。这是对伊拉斯谟的言论的曲解，因为他一贯反对分裂，而且他觉得新教徒过分地沉浸于自身的神学辩论以及无法理解福音的朴素教导。再者，他和路德对宗教改革的态度完全对立。伊拉斯谟和解的精神发现路德的好斗是很讨厌的。在一段时间里，伊拉斯谟不愿对路德进行公开攻击，认为新教的成功或许是一个迹象，说明上帝认为教会是如此腐败，以致必须进行一次大手术。但是事态发展迫使他改变策略。不久伊拉斯谟就被指控为骨子里是个路德派，而且新教徒还利用他的著作和名声来推动他们自己的事业。英国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教皇亚得良六世（Pope Adrian VI）、以及他的大批朋友和敌人都极力主张他阐明自己的立场。最后，他决定写一篇题为《论自由意 志》（On Free Will）的论文来抨击路德，因为正是在这问题上他跟路德有明确的和真实的分歧。路德在他的《意志的束缚》（The Bondage of the Will）一文中向伊拉斯谟进行刻薄的回击，文中他再次表现出夸夸其谈的倾向，而这曾经是伊拉斯谟对他深表遗憾的。在这个事件之后，伊拉斯谟越来越离开新教徒，并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在他逝世前还接受了许多他本人以前谴责过的天主教会的事情。虽然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新教徒，如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hthon），仍对伊拉斯谟深为尊敬，但是新教徒中间的普遍看法是，伊拉斯谟只是一个软弱胆小的人，他没有勇气坚持自己信仰。然而，这个评论不是对他的动机的公正估价，并且是以错误地理解他的观点为根据而作出的。

伊拉斯谟在天主教阵营里的遭遇并不太好，因为他的温和精神在那里也很难立足。虽然他能够在骚乱的世界里比较平静地度过了他的晚年，他的许多追随者，特别是那些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追随者，处境并不妙。伊拉斯谟本人曾受到巴黎大学神学院的指责，这个神学院把捍卫新近规定的天主教正统观念当做自己的任务。伊拉斯谟死后二十三年， 当教皇保罗四世开列第一批禁书目录时，他的著作就包括在内。

这就是为什么说伊拉斯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他的时代之 后，在差不多四个世纪里，要在新教与天主教之间保持温和的和调和的立场，就非常困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成为中世纪西方基督教持久特点的一大批温和的、不主张分裂的改革者中间，伊拉斯谟是最后一位。

但是伊拉斯谟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开始。这是一个发明印刷机，大量著书和具有学术成就的时代。他评注校正的《新约圣经》版本以及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作的版本，是一项延续到今天的伟大事业的开端。结果这项事业带来了对一些历史事件的重新解释，而这些重新解释反过来又对基督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意义颇为重大的是，正是伊拉斯谟通过编订希腊文《新约圣经》而开创了现代圣经研究的园地。四个世纪之后，当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本着可以说成是伊拉斯谟的容忍精神开始彼此对话时，他们在刚刚建立起来的对话中所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围绕着伊拉斯谟曾为之作过如此巨大贡献的圣经学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