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基督教史

第三十章：转变中的景象：东方的基督教

时机已经成熟，全世界基督徒的责任是协力来实现先知以赛亚的话：“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从而再次证明基督教在世界上的生存能力，证明基督教将永存于世。

——罗马尼亚牧首查士丁尼，1960年

在21世纪，所有基督徒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在“后君士坦丁时代”生存。“后君士坦丁时代”是指教会不能再指望自君士坦丁时代以来所享有的政治支持。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看到，自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基督教不得不应对世俗国家的挑战，虽然世俗国家并不总是对基督教怀有敌意，但是它们往往无视它的存在。另一方面，对于东方的基督教来说，这种情况始于土耳其人于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前面我们在那里停了下来，没再讲述东方基督教的进程，现在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继续讲述东方的基督教。

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

基督教从拜占庭帝国那里所得到的传统支持并不是纯粹的祝福。基督教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的确为希腊教会带来巨大的威望，但是，这也极大地限制了它的自由。教宗在西方通常比国王甚至皇帝更有权力，而在东方，皇帝控制着教会，不服从皇帝命令的牧首将被轻易地罢免与取代。当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为了拯救他的帝国而决定必须与罗马重新合一时，这种合一实现了，即使这明显有悖于绝大多数拜占庭帝国教会的意愿。一年之后，即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拜占庭帝国的许多基督徒认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将他们从一位强迫他们与异端罗马合一的专制皇帝手中救了出来。

起初，奥斯曼帝国还给予教会一些自由。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邀请主教选出一位新牧首——之前那位已经逃到了罗马；他给予新牧首统治他领地内基督徒的世俗的与宗教的权力。在君士坦丁堡， 一半的教堂变成了清真寺，但是，奥斯曼帝国仍然允许基督徒在另一半教堂中进行基督教的崇拜。1516年，土耳其人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 坦，这里的基督徒也接受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管辖。一年之后，当土耳其人征服埃及时，亚历山大牧首得到了管理埃及基督徒的特权。虽然这个政策令牧首成为一个处于更大的奥斯曼帝国之内的基督教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但是这也意味着，不履行苏丹政策的牧首很快就将被废黜。

几百年来，西方神学的影响和说希腊语的教会对西方神学的回应， 始终主导着说希腊语的教会的神学活动。在新教改革期间，说希腊语的教会也在讨论西方教会所争论的问题。1629年，君士坦丁堡牧首西里尔·卢卡里斯发表了一份《信仰声明》，它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新教的精神。尽管卢卡里斯被罢免与谋杀，但是仍有许多人敬佩他——一些人甚至声称《信仰声明》是伪造的。最终，1672年的一次宗教会议对他作出了谴责：“如果《信仰声明》的确是他所作，那他便是加尔文派异端。”但是到了18世纪，问题不再是新教，而是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和它们对东正教神学所产生的影响。在19世纪，当希腊从土耳其独立出来 时，这个问题有了政治意义。总的来说，希腊的民族主义者支持这些 人：他们倡导引进西方的研究与学术方法，他们也认为，既然希腊现在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希腊教会应当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另一方面， 保守派认为，被普遍接受的传统应当引领学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是服从君士坦丁堡牧首，即使他臣服于土耳其的苏丹。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瓦解了，民族性的东正教会相继形成，不仅在希腊，而且也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所有这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与东正教超国家的本质的紧张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君士坦丁堡牧首承认了许多东正教会的自治权，这不仅包括土耳其人以前在巴尔干半岛领地内的东正教，也有欧洲其他国家的东正教，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东正教。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处于苏联霸权之 下，因此，苏联的宗教政策被普遍应用于这些国家。

20世纪初，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和安提阿古老的牧首区处于阿拉伯人统治之下。起初，这些新成立的阿拉伯国家生存在西方列强的阴影之下。当时，这些牧首区的许多基督徒成为了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后来， 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增长，他们抵抗西方列强的势力和影响， 这抑制了新教和天主教的发展。到了20世纪下半叶，只有希腊和塞浦路斯的东正教还可以依靠政教合一这一类传统——塞浦路斯于1960年宣布独立，它的官方宗教是塞浦路斯东正教（Cypriot Orthodox Church）。

尽管遇到困难，但是，以前处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现在处于苏联统治之下的各个东正教会的确表现出活力。人们曾一度担心，政府的宣传压力和缺少教会学校将令新一代人远离教会。但是，数十年的经验似乎表明，崇拜作为东正教徒灵性力量的传统源泉，甚至在敌对基督教的国家也足以胜任传递基督教传统的任务——这在苏联于20世纪末解体之后被证实。苏联的许多加盟共和国在不同时期都剥夺了基督徒的民事行为能力，这的确令忙于生计的基督徒难以主动来到教会，但他们许多人在退休之后又回到了教会，这一点很重要。

俄罗斯的东正教

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陷落，这在俄罗斯被许多人解释为上帝对君士坦丁堡与异端罗马重新合一的惩罚。这样一种理论最终得以形成：就如君士坦丁堡已经取代罗马成为“第二罗马”，莫斯科现在是“第三罗马”， 它成为新的罗马，上帝赋予它的使命是捍卫基督教正统。1547年，俄罗斯的伊凡四世（Ivan IV）取名为“沙皇”或君主，此举的目的是要表明， 他是古罗马帝国和古拜占庭帝国的凯撒的继任者。同样，莫斯科大主教于1598年改称为牧首。为了支持这种自我理解，俄罗斯教会出版了一大批驳斥希腊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辩论性著作。到了17世纪， 这些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一次与希腊东正教徒重建友好关系的尝试在俄罗斯造成了分裂。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Alexis I Mikhailovich，1645—1676） 将与希腊东正教徒的友好关系视为征服君士坦丁堡的预备步骤，因此他鼓励牧首尼康（Nikon）修改崇拜仪文，以便俄罗斯教会的崇拜与希腊东正教的崇拜保持一致。但是，许多俄罗斯人强烈反对，尤其是社会底层人。他们怀疑一切外国的事物，尤其是在贵族有意倡导这些新思想之后。结果，旧礼仪派（Old Believers）分裂出来，其中一些人后来加入了农民起义。农民起义遭到血腥的镇压，农民的处境更加悲惨。旧礼仪派继续存在，但是，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尤其是是否接受来到他们中间的东正教司祭，还是根本就不需要司祭。一些人被极端的启示所吸引，数千人为见证他们的信仰而自杀。但是，较为极端的人最终消失了，作为少数派，旧礼仪派至少在21世纪之前仍在俄罗斯存在。

沙皇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89—1725）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并不看重与希腊东正教徒建立友好关系，而是更愿意他的国家接受西方的影响。就教会生活而言，这令俄罗斯教会越来越关注天主教与新教的神学。总的来说，关注相互抵触的天主教与新教神学的东正教神学家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东正教信仰，而是试图利用天主教或新教的方法来发展东正教神学。就一些争论性问题而言，一些东正教神学家追随天主教的传统，而另一些东正教神学家则从新教那里摄取营养。彼得·莫吉拉（Peter Mogila）是基辅学派（Kievan School）的伟大神学家，他接纳了天主教的思想；而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Theophanes Prokopovich）和他的追随者认为，俄罗斯东正教应当重视新教对传统的批判。19世纪初，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影响令普罗科波维奇派占据了上风。但到了19世纪末，爆发了民族主义反抗运动——斯拉夫民族运动（Slavophile Movement），它更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传统价值观。这场运动的主要领袖是平信徒神学家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Alexis Khomiakov，1804— 1860），他用黑格尔的范畴来证明东正教对大公性（sobornost）的真正理解，是天主教的教会权威这一正题与新教的福音自由这一反题的完美合题。

俄国革命令这场争论近乎终结。一种不同的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占据了上风。1918年，教会与国家正式分离——1936年的宪法正式批准了政教分离，这不仅保证了“宗教崇拜的自由”，也确保了“反宗教宣传的自由”。1920年，在学校进行宗教教育被视为违法。两年之后，神学院全部被关闭。在牧首吉洪（Tikhon）于1925年去世之后，政府禁止俄罗斯东正教选出他的继任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3年。当时，苏联与德国的战争令它需要一切可能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政府决定承认教会仍然存在。1943年，神学院复课。同时，政府允许印刷一些宗教书籍和期刊，以及生产用于崇拜的必需品。

同其他处于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东正教会一样，俄罗斯教会的崇拜能够牧养信徒，并将其传统传递给新一代人。到了20世纪末，在共产党统治了七十多年之后，苏联仍有大约六千万东正教徒。

其他东正教会

除了上述东正教会以外，世界各地还有其他地区的东正教会。其中一些是俄罗斯东正教的宣教成果，如日本、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东正教会。它们完全是本土化教会，其信徒及神职人员主要是本国人，他们用自己的母语进行崇拜。另一些东正教会源于所谓的“散居东正教”（Orthodox Diaspora）。由于政治巨变、宗教迫害和寻找更好的生活条件等诸多原因，许多东正教徒离开了他们的家乡，移民到遥远的国 家。尤其是在西欧和新大陆，生活着许多俄罗斯、希腊和其他国家的东正教徒，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信仰和东正教崇拜成为保留传统与价值观的一种方法，否则传统与价值观都将失去。这些东正教徒彼此的关系为东正教制造了难题，因为东正教始终认为，在某一个地方或地区只能有一种东正教。有时，这会引向强调东正教团契（Orthodox Communion）的合一。在20世纪的美国就出现了这样的难题，当时，俄罗斯东正教允许美国的东正教自治，君士坦丁堡牧首和美国其他东正教会的一些领袖对此提出抗议，并最终促成许多试图建立美国统一的东正教会的对话。

然而，并不是所有东方教会都属于东正教团契。自从公元5世纪的基督论争论以来，许多不赞同普世大公会议决议的东方基督徒就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教会。在波斯帝国以前的领地中，绝大多数基督徒拒绝将马利亚称为“上帝之母”，因此他们被称为聂斯脱利派或亚述派（Assyrians），其历史漫长多变。虽然他们的教会在中世纪一度兴旺发展，甚至在遥远的中国展开了宣教工作，但他们近年来受到残酷的迫害，尤其是穆斯林邻邦对他们的迫害。20世纪初和21世纪初的两次迫害几乎令聂斯脱利派灭绝。许多幸存者逃到了西半球，包括他们的领袖大主教（catholicos），他先后在塞浦路斯和芝加哥避难，他的继任者在21 世纪仍住在芝加哥。当时，聂斯脱利派大约有十万名信徒，他们主要分布在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和美国。

有些教会因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信仰定义》近乎割裂了耶稣的人性与神性而拒绝接受它，它们被称为基督一性论派（Monophysites）， 尽管这个名字并没有正确地描述它们的基督论。最大的基督一性论派是埃及科普特教会和它的子教会埃塞俄比亚教会。埃塞俄比亚教会是最后一批接受国家主动支持的东方教会之一；但是，这样的支持最终被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于1974年撤销。古老的叙利亚基督一性论派教会，也被称为雅各派（Jocobite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仍然强大。它的领袖是安提阿牧首，他住在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从理论上讲，印度的叙利亚教会处于安提阿的雅各派牧首管辖之下，但是它实际上已经自治，并声称是由圣雅各亲自建立，它完全是本土化教 会，大约有五十万名信徒。

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亚美尼亚教会拒绝接受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信仰定义》，这主要是因为它怨恨罗马帝国没有在波斯人入侵亚美尼亚时施以援手。土耳其人征服了亚美尼亚，亚美尼亚人坚决不放弃祖先的信仰，这是他们与土耳其统治者彼此仇恨的原因之一。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这种仇恨演变成暴力。1895年、1896年和1914年，在土耳其人统治之下的成千上万亚美尼亚人惨遭屠杀。大约一百万名亚美尼亚人幸免于难，结果，到了21世纪，叙利亚、黎巴嫩、埃及、伊朗、伊拉克、希腊、法国和西半球都有大量的亚美尼亚基督徒，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要求土耳其政府承认土耳其正史所没有记载的种族屠杀。亚美尼亚的一部分地区处于苏联的统治之下，教会的生存环境与其他在苏联统治之下的教会相类似。

在20世纪前几十年，东正教对普世教会运动的参与还相当保守。它们担心去参与讨论“信仰与教制”（Faith and Order）问题，将被解释为它们对自己的信念存有怀疑，或是对自己的信念做出妥协。因此，虽然一些东正教徒愿意在一些实际问题上与其他基督徒合作，但是，他们拒绝进行任何可能被解释为试图通过谈判来解决信仰问题的官方讨论。1948年，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第一次会议（First Assembly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参第三十三章），东正教得到了参加会议的邀请，大多数东正教会在交换了意见之后，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1950年，世界基督教联合会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发表了一份声明，消除了大多数东正教会的疑虑。从此以后，这些东正教会成为世界基督联合会的正式会员。同样，其他东正教会也越来越多地参与普世教会运动。在这一特殊背景之下，通过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的帮助，接受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信仰定义》的东方教会与拒绝接受的东方教会——聂斯脱利派和基督一性论派——进行了重要的对话。双方通过这些对话发现，他们达成一致将具有深远的意义，他们的许多分歧都是出于误解。因此，当东西方的基督教开始对话时，普世教会运动也促进了东正教徒之间颇有价值的对话。

进一步的变化：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为苏联的东正教发展带来巨大的变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改革政策是苏联进入新时代的最早迹象之一，他的改革包括给予教会更大的自由，这让全世界惊讶地看到，在政府竭力镇压基督教八十多年之后，苏联的基督教仍表现出巨大的活力。仅在1989年，就诞生了一千多个新的东正教团契，在西伯利亚建立了一所神学院，在白俄罗斯也建立了一所，一些曾被政府关闭的修道院重新开放。1990年，以思想保守和甘于屈服政府而著称的牧首皮蒙（Pimen）去世。他的继任者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与前任不同，他是由不记名投票选出的，他坚定地捍卫民主，并将基督教与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明确区分开来。1993年，莫斯科东正教大学（Orthodox University of Moscow）成立。在一些现在脱离了苏联统治的东欧国家，如乌克兰、爱沙尼亚和其他国家，基督教表现出类似的活力。毫无疑问，已经摆脱苏联统治的东正教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

然而，并不是一切都很乐观。在俄罗斯，东正教现在不得不应对其他基督教团契的出现，当教宗为莫斯科和俄罗斯其他城市任命罗马天主教的主教时，俄罗斯东正教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现在，一些曾普遍被共产党镇压与被迫加入官方东正教的东仪天主教会（Uniate）开始索要它们失去的教产，它们声称官方东正教夺走了它们的教产，尤其是在乌克兰，这里的冲突升级为暴动。1996年，爱沙尼亚政府正式承认了爱沙尼亚使徒东正教（Estonian Orthodox Apostolic Church），它的许多领袖在苏联时期逃亡瑞典，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牧首声称，爱沙尼亚使徒东正教是处于他管辖之下的自治教会。阿列克谢二世和俄罗斯东正教对此作出回应——暂时中断了莫斯科牧首区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一切联系。

当一些曾由共产主义者统一在一起的国家分裂时，类似的事情相继发生，尤其是在南斯拉夫，因国家分裂而爆发的内战以及穆斯林、东正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宗教冲突严重违反了人权，并对人类犯下了罪 行，尽管塞尔维亚牧首帕夫莱（Pavle）呼吁停止冲突也无济于事——在阿尔巴尼亚和其他一些以前由共产党统治且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地区，东正教的领袖也对新政府过度限制他们和他们的信徒提出抗议。

甚至在苏联之外，东正教内部也爆发了冲突，因为东正教正在努力顺应新形势：移民令它难以像从前那样有一个国家教会。在美国、澳大利亚、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东正教移民和他们的后裔一同带来了他们的信仰。每一群东正教徒都与他们祖先的教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不同的东正教会现在出现在某一个国家，它们都忠于各自祖国的牧首或大主教，这一切导致了混乱和冲突，因为不同的牧首和高级教士都在声称，他们对某一个教会拥有管辖权。

总体来看这些不同的东正教会，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虽然它们处于不同的年代，但它们亟需在急剧变化的局势中找到生存与牧养信徒的方法，这种局势与其中一些教会——尤其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所长期生存的基督教王国极为不同。其次，西方的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可能低估了东正教的崇拜和传统的力量，因为它们令东正教在最不利的环境中得以继续生存，甚至是兴旺发展。因此，东正教不仅为崇拜在20和21世纪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吸引了那些努力在基督教传统中寻根溯源的新教徒。

正在变化的形势和东正教的崇拜与传统的活力，可以在这样一些运动中体现出来：它们在20世纪始于一些非传统东正教地区，并将东正教传给新的地区和民族。虽然东正教在地域上的诸多扩张是俄罗斯东正教徒、希腊东正教徒和其他东正教徒移民的结果，但是到了20世纪初，美国的东正教徒开始希望将东正教传给在传统上不信奉东正教的地区和民族。这场运动的一位先驱是生于黎巴嫩的拉夫尔·哈瓦维尼（Rafle Hawaweeny，1860—1915）——现在被称为布鲁克林的圣拉斐尔（St.Raphael of Brooklyn）。通过创建三十个教区等工作，圣拉斐尔开始在美国系统地传播东正教。1988年，当福音派东正教（Evangelical Orthodox Church）加入了安提阿东正教北美大主教区（Antiochian Orthodox Christian Archdiocese of North America）时，他的努力结出了重要的果实。（福音派东正教是福音派新教徒创立的，而这些新教徒中的许多人是学园传道会［Campus Crusade］的成员。）也是在1988年，安提阿东正教成立了它的宣教与福音部（Department of Missions and Evangelism），其目标是“令美国成为东正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