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基督教史

第二十九章：转变中的景象：拉丁美洲

圣彼得的继任者们永远是我们的父亲，但是，战争将孤儿留给了我们，他们像是迷失的羔羊，在徒然呼唤失丧的母亲。现在，慈母找到了他，并将他送回羊群，我们得到了与教会和共和国相称的牧人。

——西蒙·玻利瓦尔

一幅新国家的壮丽画面

欧洲和英属北美殖民地所发生的政治巨变在19世纪初也影响到拉丁美洲。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中，新近从欧洲到来的移民半岛人（peninsulares）与以前的移民的后裔——生于拉丁美洲的克里奥罗人——的关系长久以来都很紧张。克里奥罗人通过剥削印第安人和黑奴的劳动而成为相对富裕的阶级，他们觉得自己比半岛人更了解殖民地的事务，因此，他们应当参与殖民地的管理。但是，所有重要职务——世俗的与教会的——都是在欧洲任命的，因此，重要职务通常都是由半岛人来担任，其中许多人在被任命治理新大陆的殖民地之前从未到过新大陆。克里奥罗人似乎已经忘记了印第安人和黑奴的艰苦劳动，他们相信，殖民地的财富是他们努力创造的，因此，他们怨恨半岛人的权力。虽然他们仍是国王的忠实臣民，但是，他们痛恨那些以殖民地为代价而为宗主国谋利的法律。许多克里奥罗人都很富有，因此，他们经常去欧洲，当他们从欧洲回来时，他们带回了正在席卷欧洲大陆的共和思想。因此，克里奥罗人在拉丁美洲所发挥的作用，类似于资产阶级在法国所起到的作用。

1808年，拿破仑废黜了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七世，并将他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Joseph Bonaparte）送上西班牙的王位，西班牙人将他称为佩佩·博特利亚（Pepe Botella）或“瓶子”乔（Joe Bottle），因为他身材矮胖。西班牙人抵抗这位篡位者的总部是卡迪兹（Cadiz），在卡迪兹，“政务审议会”（junta）以被废国王的名义继续施行统治。拿破仑宣布，西班牙的所有殖民地现在应当服从国王约瑟夫；但是，他并没有独立统治的能力，地方政务审议会在新大陆纷纷建立起来。半岛人坚持认为，所有地方政务审议会应当听命于卡迪兹政府，但是，克里奥罗人更喜欢独立的政务审议会，他们的主张占据了上风。因此，殖民地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开始了自治。在拿破仑战败之后，费迪南德七世于1814年重新登上了王位。但是，他并没有感激为他保护领地的人，而是毁掉了相对自由的政务审议会所做的一切。在西班牙，他废除了卡迪兹政务审议会所颁布的宪法，此举遭到了强烈的抵抗，以至于他于1820年被迫恢复了该宪法。在西班牙的殖民地中，类似的情况加深了克里奥罗人对西班牙政策的不满，以前还忠诚地保护费迪南德七世的人很快就叛变了。在通常被称为拉普拉塔河的地区，即今天的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政务审议会仍在统治着国家，直到拉普拉塔于1816年宣布独立。三年之后，巴拉圭宣布从西班牙和拉普拉塔独立出来。到了1828年，乌拉圭脱离了拉普拉塔，成为独立的国家。与此同时，何塞·德·圣·马丁（Joséde San Martin）越过安第斯山脉（Andes）进军智利，智利于1818年宣布独立。当南方发生这些巨变时，北方的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组建了一支军队，他们击败了西班牙人，并宣布成立大哥伦比亚（Greater Columbia），即现在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巴拿马。后来，厄瓜多尔加入了大哥伦比亚，玻利瓦尔率军南下，解放了南方的秘鲁，包括今天的秘鲁和玻利维亚。

玻利瓦尔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包括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的庞大的共和国。然而，他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大哥伦比亚分裂成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在秘鲁，上秘鲁（Alto Peru）坚持自己的独立，它成为玻利瓦尔共和国（Republic of Bolivar）——现在的玻利维亚。玻利瓦尔的最后希望是建立一个大陆联邦，但是，他的这个梦想在1826年的巴拿马议会（Panama Congress）上化为泡影，因为地区的利益——还有美国的利益——显然不允许新国家之间存在任何紧密的合作。五年之后，当玻利瓦尔面临离世之际，他表达了自己的失望：“美洲是难以统治的。革命在破浪前行。”[1]

在墨西哥，形势正在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克里奥罗人正计划夺取半岛人的权力，当阴谋败露时，他们的领袖之一米格尔·伊达尔戈·伊·科斯蒂利亚（Father 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神父决定在被捕之前就采取行动。1810年9月16日，他宣布墨西哥独立，并很快就成为一支拥有六万人的无组织军队的领袖，这支军队主要是由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的混血儿）组成的。在伊达尔戈被捕并被处死之后，梅斯蒂索人何塞·马里亚·莫雷洛斯（José María Morelos）神父继承了他。因此，这个新国家最初就得到了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的支持和参与。克里奥罗人曾一度重获权力，但是贝尼托·胡亚雷斯（Benito Juárez）后来改变了这种局势。因此，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在墨西哥的政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美洲最初属于墨西哥，该地区于1821年宣布独立，后来又分成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巴拿马起初并不属于中美洲，而是属于哥伦比亚。为了规避哥伦比亚为修建巴拿马运河所提出的条件，美国鼓励巴拿马独立。1903年，巴拿马宣布独立。）

巴西的独立也是因为拿破仑战争。1807年，葡萄牙宫廷为了躲避拿破仑的军队而逃到巴西避难。1816年，若昂六世重新成为葡萄牙国王， 但是，他根本无意重返葡萄牙，直到1821年的政治局势迫使他必须重返葡萄牙。他的儿子彼得罗（Pedro）被他任命为巴西的摄政王。彼得罗后来拒绝回到葡萄牙，他宣布巴西独立，并被加冕为皇帝：巴西的彼得罗一世。1825年，葡萄牙承认了其以前殖民地的独立。但是，彼得罗一世难以按照他的意愿统治巴西，他被迫同意组建议会制政府。1889年， 在彼得罗一世的儿子彼得罗二世退位之后，巴西共和国宣布成立。

法国大革命也直接导致了海地的独立。法国大革命一旦令白人丧失了军事保护，占海地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就立即爆发了起义。海地于1804年宣布独立，1825年，法国承认了海地的独立。美国直到1862年才承认海地独立，因为美国当时的蓄奴州担心，黑奴会效法海地的榜样，通过起义来建立新国家。

如果整体来看所有这些事件，我们便会发现几条共同的线索。来自法国和美国的共和思想为拉丁美洲的革命与独立提供了基本的意识形态。但是，拉丁美洲的革命通常令权力落入克里奥罗人之手——或是像海地那样，权力落入军队领袖之手，可是，他们并不关心普通百姓的疾苦。少数地主仍控制着广阔的土地，绝大多数人没有任何土地。到了19 世纪中叶，拉丁美洲的经济基于国外资本和农产品出口而取得巨大进展。这反而促使克里奥罗人地主拥有了更多的土地，令他们与国外资本结成同盟。城市中还出现了城市中产阶级，他们是商人和政府雇员，他们没有多少权力，但是，他们的利益与当时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拉丁美洲人将希望寄托在一个不断被重复的承诺上，那就是贸易、工业和教育的发展最终会让社会的所有阶层获益，即使最穷的人也会分享正在被创造出来的财富。但是，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社会秩序，因此，独裁统治通常就有了恰当的理由。

在整个19世纪，拉丁美洲的思想大辩论爆发在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总的来说，自由派和保守派领袖都属于社会上层。但是，保守派的主要力量是拥有土地的贵族，而自由派则得到城市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保守派害怕自由的思想和自由企业这样的观念。自由派则拥护这些观念，因为它们更现代，更符合商人的利益。大多数保守派仿效西班牙，而自由派则标榜英国、法国和美国。但是，自由派和保守派都不愿为社会底层人可以分享国家的财富而改变社会制度。结果便是漫长的独裁统治（包括自由派的独裁统治与保守派的独裁统治）、宫廷政变和暴动。到了世纪之交，许多人倾向于认同玻利瓦尔的话：美洲大陆是难以统治的。这个观点似乎被墨西哥革命所证实，墨西哥革命始于1910年， 它造成的国内暴动和骚乱令墨西哥贫瘠不堪，并迫使许多人移民到国外。

新国家的教会

在整个殖民时期，拉丁美洲的教会始终处于皇家庇护权（Patronato Real）保护之下。这包括西班牙与葡萄牙政府对主教的实际任命。因 此，半岛人与克里奥罗人的紧张关系也波及教会，高级教职由半岛人担任，而克里奥罗人和梅斯蒂索人主要担任低级教职。虽然少数主教支持西属美洲殖民地的独立事业，但是，大多数主教拥护西班牙国王，其中许多主教还通过教牧书信来谴责独立。在殖民地独立之后，大多数主教回到了西班牙，这令许多教区主教职空缺。任命离职主教的接替者是不可能的，因为西班牙坚持它古老的皇家庇护权，而新生的共和国难以接受西班牙国王所任命的主教，它们甚至坚持所谓的国家庇护权（PatronatoNacional），声称正如西班牙国王所享有的权利，新政府现在也有权任命自己的主教。教宗的态度摇摆不定，因为西班牙仍是他在欧洲的主要盟友之一，但是，新国家也有大量的天主教徒。庇护七世在他的通谕《即便是无边的大陆》（Etsi longissimo，1816）中提到了“起义的重罪”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最爱的儿子，你们的天主教徒国王费迪南德”。但是，政治现实最终迫使教宗保持了中立。1824年，利奥十一世在通谕《长久以来》（Etsi iam diu）中宣称，独立运动是“稗子”，费迪南德是“我们非常爱的儿子、西班牙所有领地的天主教徒国王”。在欧洲，法国、奥地利和俄国连同西班牙一起拒绝承认新国家，而新国家也在未与西班牙商议的情况下自行任命了主教。1827年，利奥十二世最终决定为大哥伦比亚——包括今天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任命第一批主教。这便是我们在本章开头引用玻利瓦尔那段话的原因。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费迪南德七世与罗马教廷决裂了，教宗不得不放弃了他以前做过的许多事情。在随后十年中，格列高利十六世正式承认了新共和国的独立，并为它们任命了主教。由于罗马天主教圣礼的特点，缺少主教不仅意味着缺少领袖，而且还无法按立圣职；如果没有足够的被按立了圣职的神职人员，天主教的许多圣礼就无法举行。

低级神职人员主要是克里奥罗人和梅斯蒂索人，他们的态度与主教截然不同。在墨西哥，每四位神父就有三位支持起义。在签署《阿根廷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Argentina）的二十九人中，有十六人是神父。同样的，在起义刚刚爆发时，支持独立运动的人寥寥无几，为了赢得人们的支持，教区神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教会的这种矛盾态度在许多方面延续了拉丁美洲的教会在殖民初期就已经表现出的两种态度。一些神职人员——尤其是高级神职人员——普遍支持保守派的政策，同时，也有许多神职人员支持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改革。

不管教会的官方教导是什么，越来越明显的是，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徒实际上所理解与实践的信仰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令局势变得错综复杂。缺少神父导致天主教徒更少关注圣礼，更多强调不需要神父的宗教仪式和节日，如圣徒日、玫瑰经、向圣徒许愿、具有所谓神奇能力的成文祷文等等。这一切与美洲原始居民残存的古代信仰和黑人从非洲所带来的信仰中的许多要素结合在一起——后来又与来自欧洲的强调轮回转世以及与死人灵魂相交的秘传招魂术混合起来。虽然其中大多数信仰行为经常是以纯宗教的方式来理解的，但是，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抗控制着教会的掌权者。

由于这些原因，新政治领袖对天主教的态度是复杂的。他们都自称是天主教徒，各国的早期宪法都承认，罗马天主教是国教。但是，新国家的教会与罗马教廷的关系都很紧张，以至于一些教会领袖——尤其是墨西哥的教会领袖——提出脱离罗马天主教，并建立国家教会。在随后一些年中，只要教宗表现出违背国家政治利益的倾向，建立国家教会的计划就会被一再提出。

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独立之后，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冲突也反映在他们各自不同的宗教政策中。保守派希望保留神职人员和教会的古老特权，而自由派反对其中的许多特权。这时，许多以前支持殖民地独立的本土神职人员加入保守派阵营。早期的自由派并非因为天主教的特权而反对天主教，他们只是反对他们所认为的神职人员那种狭隘的思想和行为，虽然他们生在美洲，他们却仍将西班牙视为世界的中心。然而，自由派与教会领袖的不断冲突导致自由派越来越反对天主教。

在19世纪后半叶，自由派拥护奥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的实证主义哲学，因此，自由派更反对天主教。孔德是法国哲学家、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相信，我们可以、也应当根据理性来重建社会。他认为，人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科学的/实证的——他的哲学因此被称为实证哲学（Positivism）。孔德认为，虽然我们仍处于前两个阶段，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科学时代，因此，我们必须基于科学或实证原则来彻底地重建社会。这样重建起来的社会将明确区分属灵的权威与世俗的权力。世俗的权力必须交给资本家和商人，因为他们最了解社会的需要。至于属灵的权威，最好交给没有超自然上帝的新天主教会，并致力于人类的宗教。这些思想得到拉丁美洲资产阶级的普遍认可，尤其是在巴西和阿根廷、智利这样的国家，在这些国家，来自法国的思想通常都很受欢迎。结果，自由派与教会爆发了新冲突，与此同时，国家却变得越来越世俗化。

在墨西哥，19世纪的这些潮流在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中达到了顶峰。在与得克萨斯的战争（1835—1836）和与美国的战争（1846—1848）之后，贝尼托·胡亚雷斯所领导的自由派政府废除了天主教的许多传统特权——包括此前一直不受民事法庭司法管辖的神职人员的特 权；下令没收教会所有与其宗教职能并不直接相关的财产；由世俗机构来记录出生、婚嫁和死亡。这一切后来都被写入1857年的自由派宪法。当保守派向拿破仑三世求助时，法国人入侵了墨西哥，他们于1864年将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推举为墨西哥的统治者。这导致了起义，马克西米连于1867年被俘，并被处死。在更多的内乱以及自由派与民主派的不断冲突之后，波费里奥·迪亚兹（Porfirio Díaz）夺取了政权。他的统治被称为波费里奥时期（Porfiriato），在他统治墨西哥期间，政府对反对派进行了长达三十四年的暴力镇压，教会与政府关系紧密，这放宽了1857 年宪法的条款。到了1910年，政府的镇压措施和农民日益贫穷导致了革命。迪亚兹于1911年被废黜，教会的特权也再次被废除。但是，战争又激烈地进行了数年，一方面是越来越苛刻的反教会法，一方面是教会领袖更公开的政治抵抗。到了1926年，教会的支持者领导了基督革命（Cristero Revolution），三万多起义者和大约六万联邦军在革命中丧生。当双方显然都难以消灭对方时，他们于1929年达成了协议。

在19世纪后半叶，一股新的移民浪潮席卷了整个拉丁美洲——移民主要是来到拉丁美洲各地的欧洲人以及来到拉丁美洲的太平洋沿岸的中国人。对于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来说，这些移民是他们设想发展拉丁美洲所必要的。移民不仅为工业和商业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也平衡了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数量。不管怎样，这股移民浪潮对拉丁美洲的宗教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许多希望移民的人都是新教徒，因此，一些国家感到必须给予他们宗教自由。最初宗教自由只是给予了这些移民，但是，所有人最终都得到了宗教自由。然而，移民最显著的结果是，接受了洗礼的天主教徒迅速增长，他们实际上根本就得不到教会的牧养。因此，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变得更表面化。在一些像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保罗这样的大城市，大多数人仍自称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们很少参与教会生活。

长久以来，天主教的统治集团始终都在通过回归传统来应对这一切，但是，这样的努力毫无效果。新思想传播得越普遍，天主教领袖就越强烈地谴责它们。最终，拉丁美洲的许多天主教徒将信仰视为个人的事情，甚至反对教会的权威。因此，当新教徒来到拉丁美洲，他们发现，已经成熟的庄稼正等待着收割。

[1]Simón Bolívar, Obras completas, vol.3（Havana: Lex, 1950）, p.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