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基督教史

第二十八章：转变中的景象：西欧

没有哪种宗教或迷信不是基于对自然律的无知。这些荒唐事的创造者和捍卫者并没有预见到人类智力的进步。他们相信，他们那个时代的所有知识将成为永恒的知识……他们将自己的梦想建基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见解之上。

——孔多塞

18世纪末欧洲发生了影响深远的政治与文化剧变。虽然这些事件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但是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一些事件是最重要的。

法国大革命

路易十六——我们已经讲到过他，他对法国的新教徒采取宽容政策——既不是一位好的统治者，也不是一位明智的政治家。在他统治期 间，法国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尤其是穷人的处境，但是，他和他的侍从的开支却在飞速增长。他试图从贵族和神职人员那里弄来资金，因为按照惯例他们不用交税。当他们反抗时，路易十六和他的大臣们召开了三级会议——它是法国的议会，由三个社会等级或社会阶层构成：神职人员、贵族和资产阶级。路易十六的目的是利用三级会议来瓦解神职人员和贵族的抵抗，因此，他的大臣们建议在三级会议中安排更多的第三级代表——资产阶级，从而令资产阶级的人数超过另两级的人数。路易十六也采取了其他措施，以确保神职人员的组成不仅包括主教和处于统治地位的其他教士，还包括反对贵族和教会统治集团的教区神父。当三级会议最终于1789年5月4日召开时，资产阶级的代表多于其他两级代表的总和；在神职人员中，高级教士还不到三分之一。会议召开时，资产阶级坚持认为，三级会议必须召开联席会议，由绝大多数议员来做出决议。而神职人员和贵族更愿意召开三级的议会，这将令他们获得两票， 战胜资产阶级的一票。但是，资产阶级立场坚定。一些神父憎恨有贵族倾向的高级教士，他们加入了资产阶级，他们和资产阶级最终决定自己召开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他们自认为可以代表法国的绝大多数国民。两天之后，神职人员决定加入国民议会。

与此同时，经济仍没有好转，越来越多的人在挨饿。法国政府担 心，国民议会可能采取行动，于是政府关闭了议会大厅，并下令解散国民议会。但是，国民议会的议员拒绝服从命令，他们庄严宣誓，继续开会，直到为法国制定出一部宪法。针对这种情况，路易十六和他的顾问们将军队调到了巴黎郊外，并罢免了极受资产阶级和巴黎人喜爱的新教银行家兼政府大臣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巴黎人后来在一系列暴乱中宣泄了他们的愤怒，这在1789年7月14日达到高潮，巴黎人在这一天攻陷了巴士底狱——关押国王的敌人的老监狱。

从此以后，重大的事件接连发生。路易十六向资产阶级做出让步， 他命令其他两级议员加入国民议会，他们成立了全国制宪会议（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全国制宪会议后来颁布了《人权与公民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the Citizen），这个宣言成为法国和其他国家民主运动的基本文献之一。当路易十六拒绝接受《人权与公民宣言》以及全国制宪会议的其他决议时，巴黎人爆发了叛乱，从此以后，路易十六和他的家人实际上成为了巴黎的囚徒。

根据《人权与公民宣言》的原则和一些哲学家的政治思想（我们已经在第二十二章中讲过它们），全国制宪会议在民事、经济和宗教三个方面重组了法国政府。在宗教生活方面，《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案》（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于1790年的颁布是最重要的。几百年来，法国教会始终在夸耀其“高卢教会的自由”，这保护它免于罗马的过度干预，并令它处于法国的主教和国王的管辖之下。因此，以法国国王受托人自居的全国制宪会议认为，它有权调整法国天主教的生活和组 织。此外，对教会进行某种重建是有必要的，因为教会中出现了许多弊端。贵族几乎占据了全部高级教职，他们并没有牧养信徒，而是利用他们的高位牟取私利。一些古老的男女修道院已经成为安逸奢侈生活的中心，一些修道院院长因他们的宫廷与政治阴谋而家喻户晓。这一切都需要改革。但是，在全国制宪会议中还有许多议员相信，教会和基督教信仰是迷信时代的残余，它们现在已经过时，因此必须被消灭。在颁布《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案》时，希望看到教会消失的人还不多，他们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和法国大革命越来越极端，他们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案》的大多数举措意在改革教会。但是，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问题的关键是全国制宪会议是否有权“在没有咨询教会”的情况下就颁布改革教会的法令。但是，应当被咨询的“教会”的身份并不明确。一些人建议召开一次法国全体主教的会议。但是，全国制宪会议很清楚，这样一次会议将掌控在教会权贵的手中。其他人提出应当咨询教宗——这的确是路易十六在批准全国制宪会议的法令之前所做出的选择。但是，这本身就将侵犯国家的主权，这将否定“高卢教会的自由”。教宗庇护六世告诉国王路易十六，《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案》是一份分裂性的文件，他绝对不会接受。路易十六担心全国制宪会议将奋起抵抗，他并没有声张庇护六世的这个决定，而是继续努力劝说教宗改变他的立场。在全国制宪会议的压力之下，路易十六批准了《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案》，他宣布，他的批准是暂时的，这仍需庇护六世同意。最终，全国制宪会议下令，所有神职人员必须宣誓遵守《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案》，拒绝宣誓的神职人员将被罢免。

最终的结果是教会的分裂。从理论上讲，拒绝宣誓遵守《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案》的神职人员只是被革除教职。基于全国制宪会议的《人权宣言》，他们不能被剥夺思想自由，如果愿意，任何被革职的神父都可以自由地保留他们以前的思想——一个重要的不同是，宣誓遵守《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案》的神父将获得国家的支持，拒绝宣誓的神父只能得到他们的追随者的支持。但是，拒绝宣誓的神父实际上很快就受到了迫害，所谓的理由并不是他们的宗教观点，而是怀疑他们进行了反革命活动。

与此同时，革命运动正在欧洲的其他国家积聚力量。此前，低地国家和瑞士的革命运动均以失败告终，但是君主和大贵族担心，法国大革命会蔓延到其他国家。这反而促使法国的革命者采取了更极端的行动。1791年，全国制宪会议被更激进的立法会议（Legislative Assembly）所取代。半年之后，法国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爆发了战争。从此，漫长的武装冲突持续不断，直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才安静下来。当战机对法国不利时，立法会议向明显支持外国君主和贵族的路易十六发泄了它的愤怒。在瓦尔密战役（Battle of Valmy）中，法国人最终阻止了敌人的进攻。第二天，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取代了立法会议，国民公会在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废除了君主制，并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Republic of France）。四个月之后，路易十六被指控叛国，他受到了审判，被定罪处死。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国家的问题。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再加上战争的重担和内乱，城市穷人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好转，乡村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在旺代（La Vendée）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人民越来越担心，外国人会入侵法国。这一切掀起了一股恐惧的浪潮，人人都被怀疑有反革命情绪，法国大革命中的多数重要人物被一个个送上了断头台。

与此同时，爆发了一股强大的反基督教浪潮——既反对天主教，也反对新教。法国大革命的新领袖相信，他们是新时代的先驱，在新时 代，科学和理性将战胜一切迷信和宗教——迷信和宗教毕竟只是人类无知的产物。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没有事实根据的旧信仰应当被抛弃。在此基础之上，法国大革命创建了自己的宗教，这种新信仰先后被称为理性崇拜（Cult of Reason）和至上崇拜（Cult of the Supreme Being）。这时，《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案》已被遗忘，因为法国大革命希望断绝与教会的一切联系。甚至是历法也被改得更加“合理”——每个星期有十 天，月份按照每个季节的自然状况来命名——“热月”（Thermidor）、“播种月”（Germinal）和“果月”（Fructidor），等 等。隆重的仪式被发展起来，取代了宗教节日，它们以庄严的列队行进开始，将伏尔泰的遗体送到法兰西共和国的万神殿（Pantheon of the Republic）。后来，崇拜理性的神殿被建成，官方的圣徒名单被公布出来——其中有耶稣、苏格拉底、马可·奥勒留和卢梭。关于婚礼、葬礼和将孩子献给自由的仪式也有了规定。

这一切不仅荒谬可笑，还造成了痛苦和杀戮。新宗教的倡导者任意使用了残酷的断头台刑罚。基督教的崇拜在理论上还没有被禁止；但 是，任何拒绝在自由的圣坛之前宣誓的神父或牧师都将受到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指控，他们将被送上断头台。因此，大约有两千到五千位神父或牧师、许多修女和无数平信徒被处死，还有许多人死在狱中。最终，不再区别对待宣誓服从《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案》的基督徒、拒绝宣誓的基督徒和新教徒。实际上，法国的新教——以前的“旷野教会”——并没有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他们并没有像天主教徒那样英勇地应对挑战。虽然恐怖的统治于1795年有所缓和，但是，法国政府的官方政策仍对基督教不利。法国人在瑞士、意大利和低地国家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将类似的政策带到了这些国家。1798年，法国人入侵了教宗的领地，俘虏了教宗庇护六世，并将他作为阶下囚带到了法国。

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之前已经是军队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1799年11月，他成为了法兰西的主人。庇护六世在几个月之前去世，他在去世时仍是法国人的囚徒。但是，拿破仑相信，寻求与罗马天主教和解是最明智的政策，因此，他开始与新教宗庇护七世谈 判。据说——这可能并不是事实——拿破仑向教宗表示，他希望“将四千万法国公民作为礼物献给教宗”。最终，1801年，罗马教廷与法国政府签署了《政教协定》（Concordat），该协定规定，对主教和其他高级教士的任命必须保护到教会和国家的利益。三年之后，拿破仑认为，他所拥有的“第一执政官”（First Consul）的头衔并不足够，他决定加冕为皇帝，教宗庇护七世主持了他的加冕礼。当时，拿破仑已经下令给予新教徒宗教宽容。十分奇怪的是，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反而增加了教宗统治法国教会的权力。当时，法国的国王和主教坚持“高卢教会的自由”， 以防教宗直接干涉法国的教务。现在，就法国教会的内部事务而言，皇帝给予了教宗更大的权力——只要教宗不干涉皇帝的政策。

然而，《政教协定》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拿破仑的野心与教宗的坚定发生了抵触。结果，法国人再次入侵了教宗的领地，庇护七世成为法国人的阶下囚。但是，甚至是在被囚期间，教宗仍然态度坚定，他拒不支持拿破仑的行动，尤其谴责了拿破仑与约瑟芬（Josephine）离婚。在拿破仑垮台之后，庇护七世获得了自由，回到了罗马。在罗马，他宣布赦免他的所有敌人，他还在英国的胜利者面前为拿破仑求情。

新欧洲

拿破仑战争令全欧洲陷入一片混乱。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执政王室全部被推翻。在拿破仑战败之后，反对他的主要国家——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决定了欧洲未来的政治版图。法国的版图被确定为它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版图，波旁家族重新成为法国的统治者，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成为法国国王。被拿破仑所废黜的大多数君主重新掌权。当时，葡萄牙的若昂六世（João VI）已经逃到了巴西，他并没有立即回到里斯本，当他决定回到里斯本时，他将巴西交给了他的儿子佩德罗（Pedro）。荷兰和比利时由一位君主统治。在瑞典，拿破仑以前的一位元帅贝纳多特（Bernadotte）成为了王储，事实证明，他是位明智、受欢迎的统治者。这些安排有望给疲于战争的欧洲大陆带来和平。这些希望并非没有实现，因为欧洲在整个19世纪都享受到相对和平的时光——除了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和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Franco-Prussian War）之外。

然而，在国际和平的外表之下，社会与政治的紧张局势导致了阴 谋、暴乱和剧变。造成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意大利人和德国人渴望统一他们的国家。意大利和德国都还没有实现政治统一，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和德国人认为，实现政治统一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些目标遭到奥地利统治者的反对，他们的领地包括德国和意大利的广阔领土，那里并没有统一的文化。在奥地利的大臣克莱门斯·梅特涅（ClemensL. Metternich）的领导之下，一个巨大的国际间谍与破坏者网络形成了，他们有着明确的目标：阻止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破坏欧洲的各种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

越来越强大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狂热地拥护经济自由主义——请不要将它与神学自由主义混淆。经济自由主义的实质是经济学的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它主张供求律足以调控市场和整个经济制度；因此， 根本就不需要政府的调控和制约。根据这个经济理论——它在20和21世纪得到许多所谓的保守派的拥护——政府不应当通过调控贸易或利用资本来干预经济。当时，工业革命对欧洲大陆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因此， 当时的资本也在急剧增长——放任主义并没有抑制资本的增长。经济自由主义期待随着资本的增长和工业的发展，穷人的经济状况也将得到改善。经济自由主义经常与政治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政治自由主义十分强调普选权（尽管通常只有男性才有普选权），坚持模仿英国的模式建立君主立宪制。

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与以前的专制主义的斗争在不同的国家造成了不同的结果。在西班牙，费迪南德七世恢复了革命之前的专制统治。在法国，路易十八表现得更为谨慎，他建立了议会制。在德国， 普鲁士捍卫国家的统一，而奥地利则拥护旧制度。在意大利，一些人试图建立统一的皮埃蒙特和撒丁王国（Kingdom Piedmont of and Sardinia），一些人希望成立共和国，还有一些人试图以教宗为中心来构建统一的国家。1830年，比利时从荷兰独立出来——宗教感情在比利时独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比利时是天主教国家，荷兰是新教国家。就在同一年，共和党试图颠覆法国的君主政体。虽然他们没有成功，但是他们将保守派国王查理十世——路易十八的弟弟赶下了台， 并将倾向自由主义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 d’Orleans）加冕为国王。

1848年，新革命爆发了。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英国、瑞士和法国都爆发了暴乱和起义。瑞士有了新宪法。在法国，路易·菲利普被推翻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宣布成立。1851年，已故皇帝的侄子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夺取了权力，并宣布他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取名为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宣告灭亡。还是在1848年，奥地利的梅特涅倒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发表了他们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当时的人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1852年，卡米罗·迪·凯沃尔（Camillo di Cavour）成为皮埃蒙特王国总理，随后不久，意大利的版图开始变化。在拿破仑三世的帮助之下，凯沃尔开始了统一意大利的大业。当他于1861年去世时，意大利的新王国包括了除威尼斯和罗马之外的整个亚平宁半岛。当意大利于1866年吞并威尼斯时，意大利得到普鲁士的帮助，阻止了奥地利不断分裂意大利的企图。罗马和教宗国的历史更加复杂。1849年，正在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导致罗马共和国（Republic of Rome）建立，教宗庇护九世不得不请求拿破仑三世帮他重新登上教宗宝座。在法国保护之下，教宗国当时还能保持独立，尽管它的独立不断受到威胁。最终，当法国与德国于1870年爆发战争时，意大利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夺取了罗马，于是，他实现了亚平宁半岛的统一。除了每年都给一笔收入保障之外，伊曼纽尔还赐予教宗三座被视为独立领地的宫殿：梵蒂冈宫、拉特兰宫和甘多福宫（Castel Gandolfo）。但是，庇护九世拒绝接受这一切，随后几年，梵蒂冈与意大利政府的关系不断恶化。直到1929 年罗马教廷才最终承认，它失去了自己的广阔领地，并签署了一份类似于维克多·伊曼纽尔曾经提出的协议。

当这些事正在意大利发生时，主导着德国命运的重要人物是奥托· 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他于1862年成为普鲁士的首相。他的伟大成就是将奥地利赶出了德意志联邦（German Confederation），随后又将德意志联邦打造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十年的卓越外交与军事征服之后——军事征服的顶峰是1870—1871年与法国的战争——德国统一在普鲁士的威廉（Wilhelm of Prussia）之下。俾斯麦的宗教政策不利于罗马天主教。绝大多数奥地利人信奉罗马天主教，因此，普鲁士的这位首相担心自己领地内的天主教徒会支持奥地利人。同样，他的国际政策要求他支持意大利的统一——这是奥地利所反对的，因此，在他统治之下的天主教徒给他造成极大的麻烦，他们坚持认为，普鲁士应当帮助教宗重新夺回他的领地。但是，最重要的是俾斯麦相信天主教是愚昧的，而有自由思想的新教更适合德国即将履行的伟大历史使命。由于这个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俾斯麦采取了一些反天主教的政策。德国与罗马教廷断绝了外交，一些修会被逐出了德国，按照传统拨给天主教的经费被削减了。1880年，俾斯麦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改变了一些政策，他与罗马教廷重新建交。但是，此前的这些冲突是众多令庇护九世相信天主教与现代国家观必然对立的因素之一——我们将在第三十二章探讨这个问题。

除了我们将在第三十一章和第三十二章讨论的神学进展和宣教事业之外，欧洲的新教在19世纪最重要的进展是教会与国家越来越分离。16 世纪宗教改革后，在新教占优势的国家，新教仍像天主教那样与国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例如，在荷兰，在法国征服荷兰、建立“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an Republic）之后，国家与改革宗的合一被打破了，荷兰独立之后，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再没有从前那样紧密。在德国，对统一国家的寻求导致许多试图强迫宗教统一的旧法律被废除。在整个欧洲，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造成了类似的结果。这反而有助于所谓的自由教会（free church）的增长，即人们自愿选择加入由信徒的奉献款来供养的教会，而不是由国家资金所支持的国家教会。循道宗信徒和浸信会信徒遍布于德国和北欧。甚至在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路德宗和改革宗，敬虔主义也取得了进展。敬虔派创建了一些宣教组织以及其他旨在解决欧洲弊病的组织。在德国和其他北欧国家，女执事和她们的组织为病人、老人和穷人的福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丹麦，路德宗领袖格伦特维（N. F. S. Grundtvig）极力倡导通过合作来解决乡村穷人的困境。总的来说，没有国家支持的教会重新燃起了欧洲许多新教徒的热情，他们吸引许多人参与到教会工作的各个方面。

基督教在英国的发展

在整个19世纪，英国的历史类似于欧洲大陆的历史。工业革命也影响到英国，而且在英国开始得更早，影响更大。工业革命令中产阶级和资本家获益，但却损害了老牌贵族和穷人的利益。工业的发展导致城市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贸易造成了过度拥挤的贫民区，穷人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日益恶劣，他们不断受到剥削。与此同时，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正在大踏步前进，这增强了下议院的权力，并削弱了上议院。这种局势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移民浪潮，大批英国人开始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工会运动，工会从19世纪初（当时工会还被法律所禁止）到19世纪末（工党［Labor Party］成为了一股政治力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卡尔·马克思也在英国形成了他的许多经济理论。

这一切也影响到教会。当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在英国圣公会中有许多恶行，它们具有教会在中世纪最糟糕年代的特点：擅离职守、身兼数职和以权谋私。但是，在19世纪，英国圣公会出现了一次重要的复兴。在政府所颁发的许多改革法令的帮助之下，许多人试图建立信仰更坚固的教会。一些充满改革热情的人属于英国圣公会的福音派，他们深受欧洲大陆敬虔主义影响，希望看到英国圣公会与其他新教宗派更紧密地站在一起。另有些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尤其是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的成员，他们被称为圣公会高教会派（Anglo-Catholics）。牛津运动在许多方面都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它经常在东正教中寻求启发，强调传统的权威、使徒统绪以及圣餐是基督教崇拜的中心。约翰· 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是牛津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改信了罗马天主教，并最终被任命为枢机主教——尽管保守的天主教徒从未真正信任过他。但是，牛津运动的大多数成员并没有脱离英国圣公会，他们复兴了圣公会的灵修生活。牛津运动的另一个成果是，修道主义在英国圣公会复兴了，圣公会的男女修士很快就全力来满足穷人和病人的需要。

然而，在19世纪的英国，不从国教的教会表现出最大的活力。中产阶级的壮大令不从国教的教会信徒人数急剧增长。循道宗信徒、浸信会信徒和公理会信徒数量迅速增长，此外，他们也在自己创建的组织中表现得异常活跃，他们帮助穷人，改正一些突出的社会弊病，并向世界其他国家传福音。为了向穷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传福音，不从国教的教会创办了主日学，新教各宗派最终都开办了主日学。新教徒还创办了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此外，许多新宗派也诞生了，尤其是于1864年创建的救世军，它旨在牧养穷人和城市中没有教会牧养的群众。

所有这些基督徒和英国圣公会的福音派都极为关注当时的社会痼 疾。循道宗、贵格会和其他新教宗派的支持和启发，对工会的诞生、监狱的改革和关于童工的立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19世纪，英国基督徒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废除了西方大多数国家都有的奴隶制。若干年前，贵格会和循道宗都曾谴责过奴隶制。此后，由于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和其他敬虔基督徒的努力，英国政府采取了反对奴隶制的措施。在1806和1881年，议会颁布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法律。1833年的法令规定，将自由给予英属加勒比地区的所有奴隶，后来，议会还为英国的其他殖民地颁布了类似的法律。与此同时，英国还在积极地与其他国家签署结束奴隶贸易的条约。当仍有这样的条约签订时，英国的海军会强制干预。于是，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废除了奴隶制。

总而言之，欧洲在19世纪发生了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变革，总体来说，这些变革对天主教的冲击比它们对新教的影响更大。因此，19世纪是罗马天主教对抗现代思想的一个世纪，天主教徒通常将现代思想视为一个威胁。另一方面，对于新教来说，19世纪带来了新的机遇。新教国家增强了它们在世界的影响力，如英国和德国。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与新教结成紧密的同盟，这被它们的追随者视为未来的潮流——是对陈旧的、独裁的天主教的反动。在解决社会弊端的斗争中，新教徒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奴隶制。结果，罗马天主教极为谨慎地注视着新时代（参第三十二章），而许多新教徒却在盲目乐观地看待新时代（参第三十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