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史12-1

第十二课(12-1)  福音进中国、出中国

灵修经文：《使徒行传》一章8节

主耶稣升天前，吩咐门徒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他并非吩咐他们先在耶路撒冷，再到撒马利亚，再去犹大全地最后去地极。事实上，这四个地区是同时并进的。从使徒行传第八章起，我们看到福音虽未传遍耶路撒冷，已传去撒马利亚，也藉着挨提阿伯太监传去非洲，圣灵更引导保罗将福音传去欧洲。

对中国教会而言，骨肉之亲的需要虽然急迫，普世宣教的投入也应同时并进。过去福音已传入中国，还有待传到每个阶层和角落；福音也应传出中国，传给万国万民。

一、总结：评析来华传教士的五种宣教策略

1.唐朝的景教（635～879年）

将佛、道教术语套入圣经及信息中，过份的依附（Adaptation）本地文化。结果失去了福音特色，被本地文化同化。

2.元朝的也里可温教（1029～1368年）

采自然发展（Natural Development）方式，没有具体明确的宣教目标。

3.明末清初的天主教（1583～1724年）

耶稣会的传教士主张由文化层面影响中国，对当地文化采迎合（Accommodation）的态度。结果是“合儒”有成，“补儒”有限，“超儒”无功。

道明会和方济各会的传教士则主张对中国文化习俗采对抗（Confrontation）的态度，结果遭政治力量干涉。

4.清朝及民国时期的更正教（1807～1949年）

预备时期（1807～1842年）的宣教策略是翻译圣经，编字典，文字印刷，福音预工，从基层作起。此时期培育了不少本地人才，扎根结果。

五口通商（1842～1860年）及自由传教时期（1860～1900年）的宣教策略是设立宣教中心，社会关怀，兴建学校、医院，出版书刊。主要有戴德生（民众）和李提摩太（菁英）两种宣教路线。结果是传教士采改造（Transformation）的方式时，渐有成效；而依附条约的保护，则招致排斥。

自立时期（1901～1949年）的宣教策略是传教士经义和团事变后，体认培植中国人才的重要性，逐渐交出领导权，居辅导性地位。中国教会在布道、文字、教育、护教、经济上走向自立，并开始了国内外近文化及跨文化宣教。

总结上述五种宣教策略，各有其得失。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宣教者应依靠圣灵的引导和智慧，因时、因地、因人采取不同的策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加利亚书四章6节才是一切策略成败的关键。

二、中国教会的国外宣教工作

1.中华国外布道团（1929年，广西梧州）

中国人第一个向国外宣教的差会，是在1929年开创的。1928年夏天，来自加拿大在广西宣教多年的宣道会牧师翟辅民（R.A.Jaffray）与中国布道家王载恳谈，建议他去南洋旅行布道。次年王载返国后与翟辅民决定成立“南洋布道团”，去南洋群岛宣教。1929年9月设总部在广西梧州，后改名为“中华国外布道团”，派林証耶和练光临等牧师去宣教。成立八年后，平均在工场上的宣教士有廿一位之多。到了1955年，该团已有三十余位同工，在南洋各国设立教会，带领极多人信主。

2.遍传福音团（1943年，陕西凤翔）

1941年2月中国内地会、循理会及一些华人教会合作，在西安西边一百多公里的凤翔成立西北圣经学院，目的是往回教地区宣教。院长是戴永冕（戴德生的孙子）。

1942年11月15日，副院长马可牧师在祷告中看见中国人“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异象。1943年复活节清晨， 西北圣经学院的70多位师生中，有8位蒙召去新疆宣教。后来学院每星期二晚上有为边疆宣教的祷告会，5月23日成立了“遍传福音团”（The Chinese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马可任团长，并主编《遍传福音团报》。此团只限中国人参加，不接受外国支援。宗旨是开拓西北七省及西北七国，从西北开始，沿丝路经阿富汗、伊朗、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巴勒斯坦等回教国家，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1944年起福音团的几位同学先后差派去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建立教会或协助当地教会。1948年因内战，马可及15位中西同工迁去重庆。1950年代新疆政权改变后，这事工便停滞了。

遍传福音团的同工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又恢复聚会和事奉，并对当年立下的初衷丝毫不变。正如去新疆后一辈子未回内地的赵麦加在八十年代所说：“新疆到耶路撒冷的道路，铜门深锁；然而我们办不到的，总希望新的一代可以继续担承。”赵麦加、何恩证夫妇有二个儿子（次子赵虹现已去世），四个孙子，都有心承继上一代的愿景。何恩证在2002年（86岁）接受采访时曾说：“我和赵麦加可能会死在这里（我们往这边走的时候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你们还得走下去。你们要像约书亚，可别像另外那十个没有信心的探子”。

注：详细资料请上网 www.backtojerusalem.com王瑞珍，《神国侠侣－西域宣教传奇》，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3年。

3.西北灵工团（1946年，山东潍县）

张谷泉(原名张式彭)，1919年出生，1945年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毕业后，在华北、西北作游行布道、培灵事工，并与李石瑛在山东潍县设立灵修院。学生有四十多人，每天上圣经课，凡物公用。他们很多人来自“耶稣家庭”，张谷泉也深受耶稣家庭的影响，主张破产、济贫、舍己、从主。他在讲台上一定流泪，听的人也随之流泪，因此他自己改名谷泉（诗八十四6）。

据洪保罗弟兄回忆，1946年当灵修院全体禁食祷告时，圣灵说：“要为我分派某某两人去新疆，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

于是差派这二人出去。他们不带金钱，只拿着一个包裹，包着几件随身衣服就启程了。二人一村过了一村，有信徒接待，安抵新疆哈密。1948年，全校禁食祷告时，圣灵感动张谷泉放下灵修院，带领全部师生及家属，离开家乡往新疆去，于是西北灵工团共115人到达新疆哈密。

灵工团有杨绍唐牧师作顾问。杨绍唐除传达异象外，也协助培训有心去西北的弟兄姊姊，因此灵工团的成员除了山东灵修院师生外，也包括其他省份的基督徒。

灵工团的刊物《西北灵工》第二卷第一期的卷头语中，曾写明“我们的道路在祖国的边疆－新疆和西藏。我们的道路也在祖国的西方－印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 叙利亚、阿拉伯、巴勒斯坦。这些地方是神托付我们所要走的道路，是祂划给我们工作的地界。”他们的步骤是先在哈密建立总站，于新疆各地设教会，分派工人进入西藏，再进入中东，广传福音，直到耶路撒冷，迎接主来。

凡加入灵工团的人，必须有受苦的心志，撇下一切田地、房屋、财产，“破产”跟随主。各人必须学习一种生计，收入完全献入神家，凡物公用。他们也承继耶稣家庭的传统，吃饭时将饭碗舔得干干净净，以免浪费。

两年之间，他们亲手盖建了八间礼拜堂，信主人数约三百人，其中大部份原是回教徒。

1951年起，逼迫来临，喀什的同工首先被捕。1952年张谷泉等也被捕，1956年9月23日死于乌鲁木齐狱中，刘德明、石新民、文沐灵等相继殉道，这事工也暂时停顿了。

到了七十年代末，有些灵工团的同工在新疆开始家庭聚会，当初传向耶路撒冷的异象和使命，又再点燃。直到今日，当年加入西北灵工团的老同工们，仍有人坚守在西北边疆地区，张谷泉师母在2003年（96岁）时仍健在。

灵工团主要同工赵西门1951年4月9日在疏勒被捕前夕写的《十字架归路》那首诗歌，极能代表西北灵工团的心志：“认定十架的血路，这是我唯一归途……我愿流血秦国道，不愿偷生在斯土”。

4.当今中国宣教新动向：移民宣教

2000年6月国内教会出版的刊物《道路》第二期，有一篇报导：二十一世纪开始，在中国家庭教会中，也出现了不同寻常的福音新动向－移民宣教。

移民宣教不同于以往宣教的随走随传，而是进入近文化或异文化区域落地生根，向那地方的人传福音，不是简单的口头传讲，而是更多地用爱和生命来见証基督。

99年9月份，中原地区有一个教会系统的同工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向神要了三个凭据：

1)求上帝预备30对夫妻；

2)求上帝预备30对夫妻移民所需的费用；

3)求上帝预备培训地点和教材。

上帝印証了这项圣工，99年11月上旬，他们特地把这些立志参加移民宣教的夫妇召聚在一起集训，聚会结束后就打发他们分赴各地。

他们大多去了福音没有开拓的地方，如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也有人去了城市。这些地方分别是西藏、青海、新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广东、海南、福建、江西和湖南等地。打发的时候，他们仅指定一个大的范围，至于具体地方则要看圣灵的带领。第一批移民宣教的主要对象是国内近文化或异文化区域。

教会在经费方面原则上支持三年。三年之后，让他们经济独立，过信心的生活。至于他们全职事奉还是带职事奉，这要看他们实际的工作和圣灵的带领。各人都可以尽量发挥自己的恩赐与特长，做好宣教工作。

在对少数民族宣教同时，他们对国外宣教已有初步的计划，特别是对中国周边国家（诸如缅甸、印度、北韩及阿拉伯国家……）的福音事工特别有负担。虽然向国外移民宣教的事工还没开展，但是他们准备输送一些人学习阿拉伯语，为向阿拉伯国家宣教奠定基础……他们有信心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会正准备承担向世界宣教的大使命。”

除了这个教会系统的移民宣教策略外，中国教会有心向边疆、少数民族及邻国宣教，并沿着丝路传回耶路撒冷的心愿，从未稍减。国内外许多的信徒、传道人、学生，早已默默装备自己的语文、圣经真理和事奉，当时候到了，就开赴远方他乡。

讨论：从遍传福音团和西北灵工团的事迹中，我们可学到什么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