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清教徒改革宗灵修神学

第十章：托马斯·波士顿的生平与神学

“即便是搜遍了十八世纪早期的苏格兰，在其疆界之内，就个人品格和对牧师职分的履行情况而论，也没有哪一位牧师能像这位属上帝的人这样更接近使徒模式的了。即便是在他去世之前，无论童叟，在谈到他的大名时都会心存敬意。它已经变成一个圣洁生活的同义词了.”安德烈·汤姆森（Andrew Thomson）曾如此描述托马斯·波士顿（Thomas Boston，1676-1732年）。波士顿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苏格兰神学家，也是一位多产的神学作家。在被按立为苏格兰教会的牧师后，他曾经侍奉过两个教会，最初是在辛普林教区（Simprin，1699-1707年）：随后，在埃特里克教区侍奉（Ettrick，1707-1732年）。

一、出生、归信与教育

1676年3月17日，托马斯·波士顿生于伯威克郡的邓司（Duns），是七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他父母属于下层中产阶级，所以将托马斯送到了位于邓司的文法学校中。在学校当中，他学会了阅读圣经，并开始学习拉丁文和新约希腊文。

约翰·波士顿（John Boston），也就是托马斯的父亲，是一位箍桶匠，也是一位严格的长老会信徒。他曾经因为自己信仰的缘故而被投入监狱，当时他拒不服从由斯图亚特王朝的君王强加于苏格兰教会的崇拜形式和教会治理模式。托马斯最早的记忆之一便是看望自己身陷囹圄的父亲。1687年的《宗教宽容法案》（Act ofToleration）允许不从国教的长老会信徒在自己私人住宅中作侍奉，约翰·波士顿经常要与自己家人走几英里路，到怀萨姆去听亨利·厄斯金（Henry Erskine），就是爱比尼泽·厄斯金与拉尔夫·厄斯金的父亲讲道。在厄斯金围绕《约翰福音》第1章29节和《马太福音》第3章7节所作的讲道影响下，托马斯·波士顿十一岁时便经历了灵命的觉醒。

厄斯金的侍奉一直影响着波士顿一家人。无论是刮风下雨，每逢安息日，托马斯都要步行四、五英里去领受自己的灵粮。他后来写到：“隆冬时节，有时候，我要独自一个人，没有马匹驼我过布莱克埃德河，我还清晰记得当时在凛冽冰霜天气中过河时的情形。但是，这种事在当时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有真道的益处，它带给我能力。”

波士顿的属灵生命在童年时代便借着有规律地学习圣经、与学校中两个孩子进行属灵对话得到了加强。不久之后，他就感到自己有了确信，正如他父亲一样，认为上帝呼召他起来侍奉。为了能支付继续学习的花销，约翰·波士顿将自己儿子送到了亚历山大·考克博恩（Alexander Cockbum）——城里一位公证人那里作学徒。这种雇佣持续了两年时间。在这期间获得的技术，在此后的岁月中不仅在他学业上，而且在他作为区会和总会干事期间，都对波士顿颇有裨益。

1691年，波士顿成为一名爱丁堡大学的学生。除了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外，他还学习逻辑、形而上学、伦理学和普通物理学。他不停地学习，依靠微薄收入生活，以致他的健康状况被严重削弱了。1694年，在他获得了硕士学位以后，波士顿从邓司的长老会那里获得了奖学金（这是一大笔财务资助）。那年秋天，他都花在自己的神学研究上；随后，开始在爱丁堡开始神学研究，师从当时担任神学教席的乔治·坎贝尔博士（DrGeorge Campbell）。波士顿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学期时间，随后便在自己所属的长老会监督下完成了学业。在这段时间里，他通过在安德烈·弗莱彻（Andrew Fletcher）即肯尼特的布鲁斯中校继子家中作了一年家庭教师，来支撑自己的学业。那一年是对福音牧养工作所作的准备，因为“他坚持家庭敬拜，以教理问答来教导仆人，敦促那些淡漠的人开始私下进行祷告，责备并警告人们的邪恶行为，迫切努力要更新这些邪恶的人。”

1697年1月15日，波士顿被授予牧师执照。他的讲道很快引起人们注意。普通民众欣赏他的能力与清新之气。然而，波士顿并没有立刻在某个教区落户下来，因为尽管这些人愿意呼召他，但采取这一行动的真正权利却掌握在主要继承人或地主手中。在七个愿意选择波士顿的教区中，地主干预并阻止了此事。这样，他便又作了两年多见习牧师。最终，1699年，伯威克郡的辛普林，也就是邓司南部八英里外的一个小教区的地主和会众都同意召用波士顿。在被按立之前，波士顿重续了与上帝所订立的约，承认他自己是一个“彻底失丧和败坏的人”，站在了“绝对需要救主的地位上”，并“诚实接受祂所有的职分，同意圣约的条款”。

二、辛普林与埃特里克的牧师

托马斯·波士顿在辛普林的侍奉工作是富有挑战性的。他教会中大部分会众都对属灵真理毫无所知，在最简单的事上仍需人来教训。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谋生，而非自己的灵魂。波士顿在了解到只有一个家庭在遵守家庭崇拜时，心情郁闷。而且，圣餐已有几年时间没有施行了。

在一年之内，波士顿便再次将自己的一小群羊聚集在了一处。他在安息日重开了两堂崇拜。上午，他围绕一章经文来讲道：下午，则更为自由地讲道。晚上，波士顿则用小教理问答或根据那一天的讲道来教导会众。这位年轻的牧师从向自己会众提问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这教会他去理解自己群羊的需要及如何来满足这一需要。

他将周四晚上分别出来用于祷告和赞美。每周四晚上，他都会举行公共崇拜。他将牧师探访工作视为自己侍奉工作的一部分，只有在自己健康状况不佳时才放下这一工作。在这些探访中，他与自己的会众亲切攀谈，敦促那些漫不经心的人要“靠近基督。”

波士顿相信，人员组织是侍奉之本；因此，每周一早晨他都要早早起床，花上几个小时来祷告和反省。他同样也是一个深入祷告的人。几乎在他自传中的每一页上，波士顿都谈到在祷告中将这样或那样的事摆在主面前。他同样也建立了规律的禁食时间，因为他竭力要过一种与上帝不断相交的生活。“当他的会众看到他在主日登上讲台时，他们便知道，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位刚刚与上帝有过密切相交者的脸，他既是上帝的使者，也是他们的朋友，”汤姆森写道。

波士顿在属灵事情上律己甚严。在他的《备忘录》中，有这样一个专门条目：“将整个上午都用在祷告和默想上后，有一些属世想法便溜了进来—–当天下午，我才有点补回了中午之前的损失。”紧随这类条目之后的，经常是禁食时间、深刻自我省察，和情感充沛的泪水。“哦，我的心何等恨恶我的心啊！”他叹息道！

波士顿一直在热切学习神学和语言。尽管他藏书不多。在他去世时，图书馆只有200卷，但所有这些书他都仔细读过并消化过了。除了古典语言外，波士顿还掌握了法语和荷兰语。为了对译文进行比较，他经常阅读De Staten Bijbel——也就是奉荷兰议会之命所译的荷兰文圣经，以回应多特大会（the Synod ofDord，1618-19年）所作的决议，书中提供了享受盛誉的解经大纲、脚注与串珠类的工具。

波士顿的牧养工作，一直是带着一种强烈的迫切之情来履行的，结出了硕果。他的群羊不断增长，直到后来教堂无法容纳拥挤的人群，尤其是在举行圣餐时，更是如此，在那里工作了七年半之后，没有一个家庭忽视家庭崇拜。波士顿曾写到：“辛普林！哦，愿颂赞归给祂，因祂的恩赐临到了辛普林—–我将铭记辛普林，因它乃是主所祝福的禾场。”

当埃特里克的呼召传来时，那里物质和灵性上的低迷状况战胜了波士顿不愿离开辛普林的心情。当波士顿到达埃特里克时，这个小镇人口还不足400人。道路几乎不通，牧师的住宅也荒芜了。教会中的侍奉工作很不正常。在教会崇拜时，人们经常会从头讲到尾。灵性上的荒凉、骄傲、欺骗、发誓、奸淫，充斥这里。

波士顿不得不重建并重组自己的教区。前十年，岁月艰难。到第八年后，他曾对自己妻子说，“我的心已离开这地方。”但是，他却无法脱身。

渐渐地，圣灵开始祝福波士顿的工作。他的讲道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在他的一个讲道集出版后，爱丁堡人开始注意他。在教会中，到访者成了常事。艾特里克最终认识到自己拥有了一位著名牧师。当波士顿在1716年接到前往克罗斯本（Closeburn）的召命后，艾特里克教会呼吁会众为此禁食祷告。这件事后来成为波士顿侍奉工作的转折点。在此后的十六年中，他带着一种新的权柄来进行侍奉。

在辛普林和艾特里克这两个地方，因为人们软弱的灵性状况，所以波士顿在主礼圣餐时都非常谨慎。他在艾特里克等了三年时间，随后私下与每一位预备领圣餐的人谈话，然后才提出建议这人是否应当领受圣餐。第一次圣餐，有五十七位参加者；然而，在波士顿1731年最后一次举行施行圣餐时，却有777位领受圣餐者——这使他很欣慰，包括他四个幸存下来的孩子。

上帝允许波士顿生命中有沉重的家庭试炼。他十五岁时丧母，十年之后刚刚定居在辛普林后不久，便又丧父。在辛普林期间，波士顿娶了凯瑟琳·布朗（Catherine Brown）——巴希尔人罗伯特·布朗的第五个女儿为妻，波士顿从她身上看到了“恩典的火花”。波士顿将自己的婚姻视为上帝的恩赐，即使是在自己妻子一次次经历严重抑郁和疯癫的状况下也是如此。自1720年后，她经常被幽闭在一个被称为“家庭监狱”的地方，在那里她度过了许多岁月而没有解脱，“不仅就她对救恩的确信而言，还是就她与上帝间的和好而言，都是一个撒但容易攻击的目标。”他还不得不埋葬了自己十个孩子中的六个，两个葬在了辛普林，两个葬了在艾特里克。后来，波士顿自己也经常患病，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与软弱。

尽管波士顿在所有这些家庭的试炼之下叹息，但他仍将这些事看成是来自天父上帝管教的慈爱之手。这就是为何他仍能继续用一种闪光的词汇来描述自己妻子“一位具有伟大价值的女人，我所深爱并从心里敬重的人：一位端庄、美丽、乐天的人，真正敬虔并敬畏上帝的人，在我们两人所遭受的患难以及她自己的忧郁中忍耐的人。”他曾经写信给爱丁堡的威廉·赫格（William Hog）说：“这实在是一种对患难的甜蜜看法，将它看为圣约的管束：而且情况也诚然如此；对我们这些上帝家中的儿女而言，别无他物。从这一方面来讲，它是有疗效的。在它周围闪耀着许多恩慈的旨意；而且，当它将来消失时，人就会有坦然无惧的信心，相信它终将有一个美好结局。”波士顿感到，上帝恩慈的目的包括“让人在良心的框架中多一份属天的性情，多一份对世界的轻弃，多一份与上帝同行的谨慎，多一份胜过肚腹的艰难为主工作的坚定决心。”

尽管他有作为一位语言学家的能力，尽管他是一位神学家，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作者，但波士顿却绝没有试图引起人们的关注。他虽然从未在大学中任教，但他的著作和无数印刷出版的讲章却充分诠释了基督教神学的根本真理。《基督徒敬虔教义阐释》（An Illustation of theDoctine of the Chrisitian Religion），他对《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的注释，本身就是一套神学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对这一教理问答最好的系统阐释。他所著的《人性四种境界》（Human Nature In Its Fourfold State），1720年在爱丁堡出版，透过四种状态来追述人的境况：人原初的义人状态或无罪状态，人作为堕落了人的属血气状态，人作为被救赎者和重生者的蒙恩状态，最终人无论是在天堂还是地狱中的永恒状态。

菲利普·莱肯（Philip GRyken）将波士顿称为“一位传道至死的人。”他将全部生命都扑在了发扬充满活力、应用明确的神学传道上。他传道的目标就是让那些已经重生者确信自己在基督里有救恩，又让那些尚未重生者归信基督。为达到这一目标，他宣讲一种恩典神学：“上帝主权中的恩典：白白的恩典，是赐给所有人的，无需金钱无需付上任何代价：丰丰满满的恩典，它饶恕人、收纳人，圣化人，使人进入荣耀；纯粹的恩典，无需出于律法的行为：稳固的恩典，有永约确证：借选定的管道而来的恩典，主要通过圣道与圣礼；在实际生活中结果子的恩典，”威廉·G·布莱契写到。

波士顿最后的讲道，是根据《哥林多后书》13章5节在1732年4月的前两个安息日所作的讲道，是论自我省察的——既是他讲道的典型写照，也是他作为牧师的典型写照。他于1732年5月20日去世，享年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