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清教徒改革宗灵修神学

六、庇护与分离

影响厄斯金弟兄的第二个重大试炼是围绕庇护问题展开的。1731年总会讨论了一项“关于建立空缺教会的方法”的建议，将庇护人（富裕地主）对牧师进行提名而非由教会会众投票表决的做法加以法律化。厄斯金两兄弟都发言反对这项提议，顽强为教会会众选择自己牧师的权利进行辩护。拉尔夫拒不同意一位违背会众意志选出的牧师在金罗斯就任牧职的提案，积极在委员会面前为拒绝按立这位牧师的长老会进行辩护。

1732年，虽然做出回应的长老会中大多数人都对这项提议有异议或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总会仍然再次确认了支持庇护人的意见。在这一问题上，总会违反了1697年总会制定的所谓《禁止法案》（BarrierAct），它保护小教会法庭免于接受高级法庭强加意见的做法，规定：“在任何大会通过任何即将产生约束力的法案之前，均应将[其]交付几个长老会考虑，[并且]他们所提意见和同意都将呈报给下一届总会。”而且，1732年的总会拒绝接受由2000人签字的请愿书，以及另一份由包括厄金斯在内的42位牧师签字的请愿书，抵制保护人恶行。

爱比尼泽·厄斯金回到自己所在的斯特灵教会时，曾讲道反对1732年议案。他同样做了一篇强有力的讲道：“匠人所弃的石头，做了头块房角石”。他这样在珀斯和斯特灵区会中指斥这些庇护人的恶行，以及教会在教义问题和教会治理问题上日益增长的腐败。厄斯金把基督于地上侍奉之时那些祭司与统治者的恶行与总会最近的做法对比。尽管小心措词，这篇讲道还是激起了如此强烈的讨论，以致区会投票表决对厄斯金做了申斥。区会对厄斯金所做的陈述“上帝所应许的引导并非赐给继承人或保护人的，而是赐给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的”，提出了异议。

“因为这乃是任何由人组成的家庭或社会选择自己仆人或官员的一种天赋权利”，厄斯金说道，“因此，从某种特定意义上讲，它乃是上帝之家的权利。”当1733年年度总会支持区会所作的指责时，厄斯金及其三位同工提出了反对意见。总会作出回应，提出对所提抗议有四次悔改机会。倘若他们仍坚持这样做，将对他们进行更为严厉的责罚。

是年晚些时候，总会便通过大多数实施了这项威慑行动。它停止了厄斯金和其他三位牧师在其各自教区中的工作，宣布其教会为空缺，并禁止他们受雇于任何由苏格兰牧师所带领的教会。

这四位牧师（即爱比尼泽·厄斯金，詹姆士·费舍、亚历山大·蒙克里夫，威廉·威尔逊）于1733年12月在金罗斯附近的盖恩纳桥进行会晤；在这里，他们建立起了“联合长老会”（the Associate Presbytery)，从而诞生了“苏格兰分离教会”（the Scottish Secession Church)。他们随后便起草了“一份致教义、崇拜、教会治理及苏格兰教会纪律的见证”提出了这次分离的五条原因：

（1）教会中居主导地位的那群人用各种方法破坏长老制宪章。

（2）这些由多数人采取的措施“实际上败坏了或有直接败坏我们卓越信条中所包含的教义的倾向。”

（3）“通过限制牧师在抵制现行腐败和退后进程中所作见证的自由和忠心，为牧师团契强加上了邪恶、毫无根据的条款。”

（4）“这些败坏程序是用一种高压手段实施出来的，丝毫不顾及人们已经采取一般方法用来修正这些问题并制止当前的腐败形势。”

（5）分离派牧师乃是“被从继续为抵制占主导地位一方的腐败和退后的正当见证中排斥出来的，被拒绝与他们有牧者团契。”

当时曾出席盖恩纳桥会议的拉尔夫·厄斯金继续与其他牧师相交，并与之有信函上的往来，但他当时并未加入这一“联合长老会”。与此同时，他的兄长爱比尼泽仍在建制长老会中担任着重要角色，并在其中行使自己的职责，就像没有通过任何宣判一样。斯特灵长老会中大多数人都对爱比尼泽·厄斯金报以同情的回应，感觉与教会法庭疏远了。许多牧师包括他的弟弟在内都允许爱比尼泽在其讲台上讲道。

1734年，总会软化了对这些被中止了牧职者的立场。1735年，它邀请爱比尼泽·厄斯金作为斯特灵长老会的调节员。不幸的是，在爱比尼泽·厄斯金看来，这些举措来得太小了，也太迟了。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厄斯金及三位朋友都拒绝回转，声明这根本没有顾及他们所受的冤屈。而且，有几个教区已经被继任者及其庇护人占据了，压在了会众头上。对于厄斯金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尊荣基督为教会的唯一元首及牧师与自己会众之间关系的神圣性。厄斯金感到，这种神圣性只能是由基督自己所创立。他在苏格兰业已建制化了的教会与苏格兰属基督的教会之间作了区分，声明“后者在很大程度上被前者赶到了旷野之中。”当他的同工恳求他回到苏格兰教会中时，他说：假如他们也愿意离开教会，就会更好地保守主的工作和见证。

在经过了许多内心的挣扎之后，拉尔夫·厄斯金正式加入了自己兄长的分离教会。他在1737年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对分离教会给予一份支持，以解释我的初衷。唯愿主怜悯带领！”

1740年5月12日，厄斯金及其同工被总会免职。分离主义者抗议说，他们并非与苏格兰教会分离，仅仅是与建制教会中那些当权派分裂。拉尔夫·厄斯金会众中大部分人都与他一道离开了建制教会。“在这一教区所有8000名有案可查的会众当中，我所认识的不过七八个人，但他们似乎仍满足于将自己安心地交由我来牧养，”他写到。几乎有两年之久，他都要在每个安息日在一顶帐篷下讲一场道，又应公民机构之邀平静地在教区的教堂中讲一场道。1741年，一座新的能容纳2000人的建筑建立起来。1742年，在这个教区的教会中按立了一位新牧师，所有联系都断绝了，于是有几百个人又回到了教区的教会中。

最后，厄斯金所在教会的二十六位长老和执事中有十四个人加入了分离教会，有五个继续留在了建制教会中，七个人站在了中间立场上。然而，拉尔夫·厄斯金的教会增长很快。他仍是这个群体中最重要的牧师。

与拉尔夫不同，爱比尼泽·厄斯金在被解职之后则立刻关闭了自己的教会。为了不让自己的会众冲破教会大门，厄斯金开始在户外布道。在随后几个月中，他的会众增长迅速。厄斯金两兄弟变得越来越忙碌。在他们牧养自己的大型教会和整个苏格兰其他教区的各种教会的同时，分离运动发展迅猛，从而也促进了“精华神学”的巨大发展。

总会继续批判厄斯金两兄弟和分离派将称义而不是基督变成了信心的目标，对那些被置于尊位者有不之举。厄斯金两兄弟随之感受到，教会误将反对“巴克斯特主义”（anti-Baxterism）及“反新律主义”（anti-neonominianism）当作“反律主义”（anti-nominianism)，又对那些签署庇护书的“有身份人士”表现出过分的尊重。对厄斯金两兄弟来说，福音的核心内容与教会治理的有效性都受到了威胁。“精华神学”成为分离教会的特色，它仍在持续增长，并对苏格兰及殖民地产生影响。

七、怀特菲尔德与厄斯金两兄弟

厄斯金二兄弟受到的下一个试炼是他们与乔治·怀特菲尔德之间的争吵。在1739年，拉尔夫·厄斯金在怀特菲尔德称厄斯金为“苏格兰教会的野外布道家，耶稣基督的一位有君尊的战士，一盏在教会午夜中出现的点着的明灯”之后，开始与怀特菲尔德有书信往来。这两个人互相尊重，鼓励并为彼此代祷。

拉尔夫·厄斯金提议要怀特菲尔德访问苏格兰，并对他如何在那里开展侍奉工作提出了建议。他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与“联合长老会”一道：如果采取其他方法，就会不恰当地安慰分离派的对手。怀特菲尔德回复说，他不能那样做，因为他来是作为一名访问传道者，到任何愿意听他布道的人那里去，无论其宗派背景如何。

1741年7月30日，怀特菲尔德到达了邓弗姆林。第二天，为拉尔夫·厄斯金讲道。他们两个人随后便来到了爱丁堡；在那里，怀特菲尔德在孤儿院公园和卡农门教会众讲了道。随后一周，怀特菲尔德与邓弗姆林的联合长老会进行了会晤。

按照怀特菲尔德的描述，他与长老会讨论了教会治理和圣约的问题。怀特菲尔德说，他对这些问题并不感兴趣，只对布道有兴趣。拉尔夫·厄斯金说，应当给怀特菲尔德留出时间以便让他更好地了解这些主题，因为他是在英格兰成长起来的，对这些情况并不了解。但是，其他人却并没有这般爱心，辩论说：怀特菲尔德应当修正自己在教会治理问题上的意见，因为即便是会幕上的一根钉子都是很重要的。怀特菲尔德因为这种关于教会治理的冗长讨论而感到沮丧。他将手放在自己心口上说：“我这里没有找到这东西。”亚历山大·蒙克利夫拍打着一本翻开的圣经回答说：“但是，我却从这里找到了它。”

怀特菲尔德问长老会要他做什么。有人告诉他，在他没有得到进一步光照之前，他不必马上签订只为他们布道的盟约。“为什么只为你们布道呢？”怀特菲尔德问道。按照怀特菲尔德的记录，拉尔夫·厄斯金的回答是：“我们乃是主的百姓”。怀特菲尔德于是说，倘若其他人是属魔鬼的百姓，那他就更有必要到他们那里去了。这次会晤便不欢而散。

这段记述之所以几乎对拉尔夫·厄斯金没有一点赞赏之辞，乃是基于一种误解。怀特菲尔德显然将别人所说的某些话归结到了厄斯金头上。厄斯金借指责他所听到的某种观点“那些没有我们形象的人便没有基督的形象”，试图纠正这种不公正的作法。而且，厄斯金在十天后写给怀特菲尔德的一封信中说：“您拒绝封闭性交通，在这一点上您似乎不像我们书信往来中我所认为的那种性情。我宁愿把这归诸于时间有限所造成的问题，还有那些传到您耳的轻率话，我认为不过是召人来听道时发出的钟声。我不原意认为这是出于你现在已有的偏见。”厄斯金接着便表达了担忧之情，他担心怀特菲尔德可能会对分离教会留下一种错误的印象，以致使他们失去他。他同样也就怀氏所受的欢迎及其对孤儿院文化福利方面的负担向怀特菲尔德表示了祝贺。

然而，怀特菲尔德继续与建制教会的牧者保持联系，因此与联合长老会的分裂便不可避免。双方彼此指责。在《信仰绝非儿戏》（FaithNo Fancy）和《揭露欺骗与假冒》(Fraud and Falsehood Discovered）中，拉尔夫·厄斯金抨击“坎伯斯朗复兴”（Cambuslang Revival）及其感情主义是魔鬼的作为，怀特菲尔德是魔鬼的使者。怀特菲尔德在回应中，则指责厄斯金在建造一座巴别塔。他曾写信给吉尔伯特·泰南特（Gilbert Tennent）称：“联合长老会的弟兄们应当更多受到责备；我从未遇到过这般狭隘的心灵。”

尽管他们的关系曾一度高度紧张，但厄斯金与怀特菲尔德后来还是达成了某种和平的一致。怀特菲尔德后来在自己的日志中写道：“我曾与拉尔夫·厄斯金先生会晤并握手。哦，上帝子民何时才能不再学习战事！”次年，当拉尔夫·厄斯金去世时，怀特菲尔德在一篇讲道中援引了他的话，将他称为“上帝一位得胜的圣徒”。

八、伯格斯派冲突

厄斯金二兄弟卷入的最后一场重大试炼即所谓“伯格斯之争”。这场冲突最终显明比以前任何争论都令人心碎和痛苦。1744年的“伯格斯誓约”（Burgess Oath）规订了宗教界限，要求爱丁堡、格拉斯哥和珀斯所有公民都要签署。这一誓约规定：“本人谨此在上帝、尊敬的陛下面前宣誓，我宣告，并以我的良心承认此处所宣告的真宗教，并按有关法律授权：我将忍受威胁，并捍卫这一真理，直至生命结束：弃绝称为教皇制的罗马天主教。”

这一誓约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只有伯格斯派才被允许投票、参与商业活动，或归属于某个行业协会。有些分离教会中的成员（分离派）反对这项誓约，说它同意了苏格兰建制教会中的某些惯例，是分离派认为必须反对的。其他人包括厄斯金两兄弟在内，则认为这项誓约是对改革宗信仰的一种嘉许，本意不过是要将罗马天主教排斥在“伯格斯盟约”之外，认为采取一种反伯格斯派的立场会导致对民事责任和政治责任的放弃。拉尔夫·厄斯金写了大量宣传册，捍卫这种立场，胜过“伯格斯派总会”中任何成员。

大会之后三年，这一问题使这个年轻的宗派发生了分裂。在反伯格斯派中二十三位教会领袖在亚当·吉布和亚历山大·蒙克里夫的带领下开始了一个新宗派，被人们普遍称为“反伯格斯派大会”（AntiburgherSynod）。他们宣誓说，他们正确传承了分离运动。吉布和蒙克里夫都是敬虔和忠于职守的人，但有时候在其保守主义方面却过于狂热。正像蒙克里夫的一个孩子所说的：“父亲憎恶一切新事物，新约除外。”

使这场分裂尤其让拉尔夫·厄斯金伤心欲绝的是，自己儿子约翰竞站在了“反伯格斯派”一边，甚至与“伯格斯派大会”中其他成员一道参与了总会将厄斯金逐出教会的决议。这些“反伯格斯派”宣称，厄斯金这个人应当“被忠心的人视为外邦人和税吏。”

被逐出教会使拉尔夫·厄斯金进行了某种严肃的内心反省，尤其是就分离派对那些留在苏格兰教会中的人采取的行动上作了反省。在想到上帝必然在关注这种新的宗派分裂时，厄斯金承认：“对那些被我们留在审判庭中的人没有温柔之心，当我们从他们中分离出来时没有以更恩慈的心来对待他们，没有为他们更多祷告，与他们更多分担重担，尤其是像那些虽然未蒙受光照用同样方式来为改教事业作见证，却同为改教事业朋友的人。”

这种对自己心灵的反思结出了果子。在这场争论之后的几年中，伯格斯大会修正了自己的立场（在一份修订的见证中），渐渐放弃了联盟活动，并与建制教会中的那些福音派牧者恢复了友好关系。当丹迪的约翰·威尔逊临终时，拉尔夫·厄斯金曾待在他身边。一位妇女试图重新挑起这场古老的争论，说在天上没有任何“分离派”，但厄斯金却并未随声附和。“夫人，在天上有完全的分离——与罪和忧伤分离，”他说到，威尔逊则点头表示同意。

九、未竟的工作

尽管他们深受这些争论的影响，但争论却并不是厄斯金二兄弟的首要任务。他们的工作乃是以赢得人灵魂为核心的，而且有段时间则放在了训练年轻牧师身上。当亚历山大·蒙克里夫加入“反伯格斯派大会”后，爱比尼泽·厄斯金则应邀教导联合教会总会的神学：他在这一岗位上一直侍奉到1749年，直到他因为健康原因退休。拉尔夫·厄斯金将更多时间投入到了培训那些担任牧职者的身上。他对牧职有一种迫切的异象。他所持观点的典型代表就是对与牧师福音工作相关的《路加福音》14章23节所做的注释：

他们的工作不仅是推动工作，尽管他们宣讲律法是训蒙师傅引导人来到基督面前；而且也是吸引工作，尽管他们宣讲基督的福音，祂被举起来要借着自己的慈爱与恩典来吸引人归向祂。他们的工作是赢得人的工作，寻求为基督赢得人的灵魂，强迫人进来；而且他们的工作也是充满性的工作，就是让他们主人的房子充满；各个角落，各个座位，各个房间，房子中各层都满了人。只要宣讲福音，他的房子就会充满；只要祂房子中还有地方，牧师就仍要工作；只要祂主人的房子还空着，他的工作永远不会结束；强迫人进来，好使我的房子坐满人。

1752年秋天，拉尔夫·厄斯金的妻子恳求他放慢步调，花更多时间与家人一起，因为他现在已经六十七岁了。他答应这样做，但十月份，他确信自己的工作快要结束了，应当准备平安离世。随后一个月，他病得非常厉害。他最后的讲道是围绕“她的路全是平安”（箴3：17）。他太虚弱了，以致临终前许多话都难以明白，但靠近他的人却听见他说：“我永远都欠白白恩典的债。”他的临终遗言无疑是清楚的。他为让所有人听见呼喊说：“得胜，得胜，得胜！”

爱比尼泽·厄斯金在听到自己弟弟去世时，平静地说：“他两次都走在了我前面：他是第一位在基督里的，现在他又第一个进入了荣耀中。”

然而，爱比尼泽很快也就随他而去。由于他孱弱的健康状况，厄斯金早已在1752年1月便按立了自己的侄子詹姆士·费舍（JamesFisher）作为继任者。在他的弟弟离世后的那个主日，厄斯金挣扎着起床，讲了最后一篇道。他讲道的经文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伯19:25）。

厄斯金又活了十八个月。当死亡临近时，他的一位长老问他说：“先生，你已经留给了我们许多美好建议，我能问您现在您要为自己灵魂做什么吗？”厄斯金回答说：“我现在为它所做的，正是我四十年前所做的：我安息在这句话上：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

当一位朋友问他说，他是不是像撒母耳·卢瑟福那样，不时地接受一“瞥”（基督简短的一瞥）在痛苦中支撑着他呢，厄斯金说：“我认识比基督的一瞥更多的真道。即便祂必杀我，我仍要信靠祂。”他接着说到：“这约便是我的宪章。若不是因为这可称颂的圣道，我的盼望和力量便早已从耶和华那里消失了。从我卧病在床以来，我比一生中更认识上帝。”

厄斯金的临终遗言是对自己女儿说的。当时，他问自己女儿正在读什么，她说：“你的讲道“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

“噢，”他说，“这是我讲的最好的一篇道。”说完这话，他便离世进入与主、他的上帝的同在中。他于1754年6月1日辞世，享年73岁，在自己侍奉工作中度过了差不多51个忠心耿耿的年头，领导斯特灵镇的事务二十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