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平-4理所当然的侍奉

五、在鹿特丹牧会

他们乘船从利瓦尔顿前往鹿特丹,从哈林根航行到了须德西。在旅途当中有一次狂烈的风暴伴随着骇人的炸雷呼啸而起。船员和旅客都非常害怕最坏的事情会发生,准备迎接生命终结的来临。在这次风暴当中,毫无疑问,布雷克一定询问自己接受这邀请是否真的得蒙上帝的喜悦。上帝是否兴起这场猛烈的风暴把他送回原处?是否是在责罚他?没有事情是偶然发生的,难道不是吗?然而,事实变得很清楚,布雷克在主的葡萄园里的工作还没有完结。主赦免了这船和船上所有乘客的生命。风暴平息之后,才知道船偏离了航线。这使得旅途延长,而船沉人亡这令人悲痛的消息却已经传遍了鹿特丹。这一消息在鹿特丹引发了巨大的忧虑。当人们以为已经死亡的牧者又出现时,欢乐和惊奇就更大了。

当地的同工帕特洛斯·提兰那斯(Petrus Tilenus)于11月21日安排布雷克就职,当天选讲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2章7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上帝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一个礼拜之后,他在鹿特丹讲了第一篇道。他选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5章20节:“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以这些令人扎心的话语,布雷克开始了他在荷兰的侍奉。在这篇讲道中,他只是分享上帝的圣言,关于他自己却什么都没有说。他没有提及他从哪里来,在哪里服侍过,做过什么,盼望做什么事,等等。他站在那儿,是作为一个奉召传扬主的话语的人,正如后来他自己所写的那样:向会众做上帝的出口。这的确表明了一种严肃的态度,他就是以这种严肃的态度开始了生命中新的篇章。

1.与拉巴第派斗争

在任职弗里斯兰期间,布雷克只出版了一本书。然而,在他任职鹿特丹期间,许多书相继出版了。在鹿特丹就职一年半之后,布雷克与拉巴第派“进行了战斗”。他给哈林根的一群朋友写了两封信,都是仔细写就的,其中详细地列明了他反对这一派的理由。可能是这些朋友请他在这个方面给些建议。他完全坦诚地写到,在他任职斯达沃伦期间,他对拉巴第派持同情态度,而且曾经相当严肃地考虑过加入他们。可是,他想多了解拉巴第和他的观点,于是就去了阿姆斯特丹,当时拉巴第派居住在那里。

他多次和安娜(Anna Maria Van Schurman)交谈。安娜是一个颇有恩赐的妇女,在转为拉巴第派以前,曾和参与荷兰第二次宗教改革的牧者们有很多联系,其中有沃舍斯。布雷克也和拉巴第本人有过大量的谈话。尽管听到很多吸引人的事情,布雷克还是无法信服。于是拉巴第建议他把这件事交托在主的面前,祈求主赐给他智慧,尽可能独自一人向上帝祷告。根据信中所言,布雷克接受了这一建议。“清晨一大早,我就进入我的花园,一整天都待在那里,直到深夜。我禁食,祷告,乞求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也读经,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主非常清楚地从圣经中向我显明,并且在我心中留下清晰的印象,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他们的道路(指拉巴第派)偏离了真理。”但是,拉巴第派对布雷克仍然颇有吸引力,所以他继续祷告,请求主允许他参加这个团体。结果,主更清楚地向他显明了拉巴第派的谬误之处,同时也责备了布雷克。主仿佛在说:“我没向你显明这些吗?为什么你仍然坚持?”此后,布雷克下定决心,留在改革宗教会内。上帝拦阻他,使他不至于迈出那错误的一步,为此他不断地向上帝献上感恩之心。

拉巴第和那些追随他的人到底有什么吸引力,以至于连威廉默斯·阿·布雷克这样坚定的改革宗人士也被它非常强烈地吸引呢?正如他自己所说,既然他都犹豫到这个地步,那些受教育比他少、经验比他浅的人,必定会有更大的挣扎。在第二封信当中,布雷克主要是向重生之人说话,他用可能找到的最强烈的字眼,建议他们不要加入拉巴第派。事实上,一定非常清楚,当时拉巴第及其追随者的举动在教会中引起了很大的混乱。无论如何,布雷克并不是唯一一位被这位奋兴家吸引的人。

拉巴第到底是谁?他都教导些什么?拉巴第是位法国人,曾经在耶稣会作为修道士接受训练,1639年离开修道院,当时他29岁。直到1650年,他一直作为一个巡回布道家在各处布道。同年,他加入蒙托邦(Montauban)改革宗教会,蒙托邦是胡格诺派(Huguenot)诸城之一。他成为这家教会的牧师,并且在学院任教。1659至1666年,他住在日内瓦。他以巨大的热情讲道,连续讲道几个小时,说明伟大的理想必须变成现实:一个纯洁的教会,尽可能严格地施行基督教。这就导致以下的看法:只有真正的信徒,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与基督的灵有份的人,才能构成纯洁的教会。这样,在作为组织的有形教会的重重限制之中,重生之人所组成的教会从中出现。拉巴第组织了真信徒的“非正式小组聚会”,努力带领教会回到主后第一世纪基督教会最初所表现出来的形式,这就是说,像他所认为的那样。

拉巴第的宣讲方式非常迷人,打动人心。他能够连续不断地讲四个小时,而不让听众失去兴趣。他的观点既得到了人的赞同,也遇到了人的抵制。支持这些观点的人,非常确信其正确性,其中很多人无法再被说服改变主意。可是,反对者在这些观点中看到许多危险之处,所以就不遗余力地加以反对。这样一来,无论拉巴第在哪里待上一段时间,哪里就产生骚动。拉巴第接受邀请到米德尔堡的法语教会去牧会,这标志着日内瓦改革宗教会大动荡的时期结束了。

1666年,当他来到荷兰共和国时,他去了乌特勒克。“乌特勒克之友”——在属于这个圈子的其他人当中,有沃艾舍斯和范·洛登斯担恩(Van Lodenstein)——友好地接待了他。在米德尔堡就职以后,克尔门从斯勒伊斯去到那里听他讲道。拉巴第享有很高的威望。第二次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们所追求的东西也正是他的目标。他强烈地反对许多基督徒的怠惰,对安息日的不敬,许多牧师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灵命和道德的缺乏,很多教会会员不合乎改革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粗俗,等等。他呼召人们祷告和禁食,这也产生了果效,特别是由于做了许多家庭探访,他服侍的效果随处可见。然而在米德尔堡也有不和谐发生,经历重重困难之后,拉巴第和一群追随他的人搬到了附近的维莱(Veere)。从米德尔堡来的许多支持者也去听这位被革职的牧师讲道。最终兹兰议会介入,把拉巴第驱逐出境。当面临强力时,这位被放逐的牧者来到阿姆斯特丹避难。

与此同时,改革宗教会内部对他的同情也减弱了,因为他断绝了自己与改革宗教会的联系。他把这群追随他的人看作重生者群体。他们离开世俗的国家教会而加入拉巴第新成立的“家庭教会”(house church)。在共和国的其他地方,类似的家庭教会也产生了。很明显,阿姆斯特丹并不是这群人的目的地,他们跨过边界进入了德国,在飘荡这一段时间后,定居在利瓦尔南部的一个村庄维沃德(Wiewerd)。极有影响力的范艾尔森(Cornelis van Aerssen)使“瓦尔他庄园”城堡向他们开放,就在此时,拉巴第过世了。靠着出色的组织才能,彼德·伊万(Peter Yvon)成功地为这个教会找到了一个稳固的落脚点。大约1680年,他在维沃德的跟从者有300人左右。

拉巴第派人士都身着一样的手工缝制、朴实无华的衣服。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城堡周围种田。奶品生产是他们养活自己的方法。吃饭时有唱诗和祷告,一人或多人讲些话。世俗的交谈被减至最低点;他们宁愿分享自己的属灵经验。根据拉巴第派人士所言,这些经验可以在上帝的圣言之外发生。特别是在圣餐礼之中或之后,会友相信圣灵正在他们身上做工,会进入一种狂喜的境地。那时,他们就会互相拥抱,跳起来,舞起来,以属灵的基督徒之爱使对方开心。

沃舍斯和克尔门都认识到拉巴第教导的危险,就警告改革宗教会反对这种谬误。克尔门在其著作《拉巴第派史录》(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Labadists)中就这样做了。在这部书的结尾,他附上布雷克的两封信。伊万写了一本小册子,回应这些信的内容。就这样,布雷克也卷入了反对拉巴第派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他最出名的著作就是《拉巴第派的教义和体制》(Doctrine and Government of the Labadists),这两封信也收在其中。

布雷克牧师和拉巴第派都承认教会的腐败。她从头到脚都坏掉了。主的田里充满了杂草,她的谷场上充满糠秕。主的葡萄园成为荒野,荆棘和蒺藜丛生其中。布雷克举出会众所犯的种种罪行,谈及国民政府并没有作为教会的保护人出现,为许多牧者显明不是忠心的牧人而感到伤痛。此后,布雷克写道:“想到锡安,感到主正在离开她,有谁不流泪呢?”但是,从这样一个败坏的教会离开也是不允许的!“我们可以说,因为她败坏,就不再是基督的教会了吗?难道我们应当蔑视她?难道我们应当从她那里走开?不,这样做是愚昧的。很显然,一个败坏的教会仍然是一个教会。从起初到现在,上帝总是准许他的教会充满许多败坏。因此,由于教会的败坏而蔑视她,并且由此而否认她是教会,这种人的所作所为违背上帝的圣言和所有的经历。”

布雷克用从圣经中拿来的例子,说明罪、败坏和灵命匮乏在许多教会都可以见到。想想哥林多教会的混乱,想想约翰对小亚细亚众教会的劝诫。一个人怎敢把自己与她隔离,因此而藐视上帝和基督自己呢?所以,布雷克强烈地反对拉巴第派分离主义的灵(或分裂主义的灵)。

除此之外,他区分了三个神学上的不同。首先是关于称义的教导,特别是有关带领灵魂归主方面的教导。伊万让悔罪之人等候的时间太长了。根据伊万的讲法,一开始就当看清楚旧人的罪,并且努力对付罪、魔鬼和自己的肉体,这是以另一种方法寻求脱离罪的辖制。接下来便是圣洁的生活,在其中安静地等候圣灵。这种安静的分离必须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灵与肉之间不再有任何争战,一个人不再为新生命而祈祷。按照伊万的讲法,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相信基督之前;此后,上帝使人与基督联合”。

布雷克牧师的教导与此不同。看起来伊万是为罪人设立了他们必须达到的条件。这是不对的,因为罪人可以“马上出于真正的、使人称义的信心接受耶稣,尽管他是那样有罪”。接受基督已付的赎价和公义,罪人能够也可以来到上帝面前,“以便与上帝和好,被他称义”。

在这一点上,看来布雷克与伊万分道扬镳是必然的。伊万认为在恩典中,父亲与孩子并无不同。而布雷克则拒绝那种认为认罪者必须认识到自己当受惩罚,准备好去接受上帝永恒审判的观点。有关这一点的参考也可以在《利未记》第26章看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记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利26:41-42)

第二点涉及纯洁与不纯洁的爱。伊万把惧怕被定罪称作保全自我的爱,所以就不纯洁,因为它不是从对上帝的爱发出来的。因此,这种爱——这种对自己救恩的关心——不能算是重生的直接原因。与此相对,布雷克坦率地指出,若是这样主张,就没有人归正了,因为在归正之前任何人对上帝都没有这种突出的爱。主自己让人把应许和威吓都记录在圣经中,目的就在于引导人寻求救恩。人生来就害怕惩罚和死亡,这不能被称为不纯洁的爱。主耶稣自己也惧怕死亡。

在伊万的观点中,布雷克察觉到一个与众不同且更加危险的错误。按照伊万的说法,这种纯洁之爱已经是上帝的工作,这样一来属灵的生命在人相信基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一个人既未重生,又未相信基督,也没在他里面,怎能成为在基督里面上帝的孩子呢?这是何等荒唐的谬论啊!我们确信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相信基督之前,人既没有生命,也不可能在上帝面前做任何让他所悦纳的事。

最后,布雷克反对伊万所主张的人们能够绝对知道他人是否重生的论调。只有当他们确认一个人已经真正重生时,拉巴第派人士才会允许他或者她加入他们的团契。布雷克教导说,只有上帝知道人心,而人所能看到的只是他眼前的事物。进一步而言,真信徒与假冒为善者和暂时性信徒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一个牧者既不可以,也不能以上帝的名义,并以绝对肯定的语气对一个人说他已经重生了。这样的判断是唯独属于上帝的。接纳人成为教会的会友,条件就是对真道的认识和告白。当初使徒们在人认罪时就为他们施洗。其中受洗的人也有后来晓得并没有重生的人。想想亚拿尼亚和撒非喇,许米乃和亚历山大,行邪术的西门。认罪是使徒为人施洗的基础,并不是说晓得对方已经重生了才为他施洗。

布雷克真诚地告诫伊万和那些同情他的人,应当反对拉巴第派的教义。后来当伊万对布雷克的书作出回应时,使用了相当偏激的语句。布雷克为自己辩护,在其中的简介部分写到,他祈求主不要责备伊万。在其他地方也很明显,布雷克绝不是为了争斗而争斗。他写到,伊万曾在一次交谈中对他说,他(伊万)将在审判之日作证反对他。这样的话对布雷克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被迫出于爱心用温和而严肃的口吻回应伊万说:“—–或者我作证反对你。”

大家普遍认识到教会的腐败,尤其是圣餐礼。1690年,布雷克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反驳了由于教会败坏,信徒不当领圣餐的说法。教会中确有很多参与领圣餐的人事实上无权领受,但这并不意味着信徒因此就可以停留在座位上不动。主耶稣说:“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林前11:24,25)谁敢无视基督明示的这一吩咐呢?对于真信徒而言,圣餐礼是一个使他们的呼召和拣选得以坚固的蒙恩之道。在领受圣餐之前、之中和之后,可以得享很多祝福。通过这一圣礼宣认基督是自己的救主,这是每一位真基督徒义不容辞的责任。根据布雷克的看法,领圣餐者当作以下的信仰告白:“我认定并承认主耶稣是独一真正的救主。在他里面我寻求救恩,与他一道我与圣约有份。他是我的依靠,我愿意为他而生,为他而死。”仅仅是参加教会的人无法作出这样的告白。因此,真信徒不当不领圣餐,因为你不领受圣餐,只会在教会中增加不安和混乱。想一想,不要把你自己的利益、名声和看法摆在基督的尊荣和教会的福祉之上。上帝会在隐秘处审判那些不领圣餐的人。他们经常掉进错谬,陷入网罗。有时他们会回头接受截然不同的教义,变得放荡不羁,正如他们从前苦待自身一样。布雷克劝告那些不再领圣餐的信徒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祈求上帝赦免他们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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