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1清教徒的牧养

第八章：对心做工①

——约翰·班扬的讲道

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

①本文传讲于1988年，该年度牧会的主题是“非势力，非才能”。出自《撒迦利亚书》4章6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编注

1688年8月，约翰·班扬在去伦敦讲道的路上，因为得到一个在困扰中的儿子的邀请，他绕道去了瑞丁（Reading），帮助那人与他生气的父亲和好。矛盾成功解决以后，他再回到去伦敦的路上，但因为途中一场暴雨，他抵达时已经浑身湿透了，而且还筋疲力尽。虽然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但他还是坚持在怀特查普尔（Whitechapel）讲了道。不过，他的健康迅速恶化，染上的高烧非他虚弱的身体所能承受，他在8月31日安息主怀。班扬就这样做完了他心中最想做的两件事——牧养和讲道。

在他去世300周年的纪念上，对他最恰当的评价，可能仍然还是我们最熟悉的评价——约翰·欧文博士回答查理二世的话。当被问到，他为什么要费事去听这位没受过教育的乡下人“唠叨”时，欧文回答说，又他愿意用自己的全部学识来换这位补锅匠的讲道技巧。这个评价非常合适，因为它指出了标志着班扬服侍的卓越品质——感动人心的能力，所以它显然与给我的题目非常相关。但它的重要性还要大得多——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讲道特点是什么——它不只停留在耳朵和思想，还要涉及和打动整个人。

我们都会承认，没有比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这种讲道的了，因为现在，一方面，讲道这种行为被视为多余和过时；但另一方面，这种神圣命定的方式却被滥用为发表个人意见的工具。我们多么需要能触动人心的讲道啊！

这个评论也许同时告诉了我们，关于欧文与班扬一样多的事情。欧文学富五车的学识和罕见的能力，并没有使他骄傲得不把他在里登合（Leadenhall）街的讲台让给这位贝德福德郡的补锅匠，并且他还寻找一切机会来听班扬讲道。这就是真正的伟人的谦卑。此外，它不仅告诉我们，欧文认为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更令我们吃惊的是，至少在这方面，欧文认为班扬比他强。不过，每个人都能超越偏见，不受班扬受过很少教育、而且显然没有神学训练的背景影响吗？班扬在服侍中，好几次都因为这个因素，受到公开嘲讽和不公正对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吉福特（John Gifford）在贝德福德的继任者约翰·伯顿（John Burton）给班扬第一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觉得有必要做出如下溢美的评论：

这个人并非选自地上，而是选自天上的大学—–他靠着恩典获得了这三个学位，即，与基督联合、被圣灵膏抹以及经历过撒但的诱惑。如果一个人拥有这些东西，就比拥有任何大学的学识和学问的人，更适合做传讲福音的伟大工作。

值得记住的是，班扬同时代有很多著名的清教徒讲道者，包括古德温、查洛克、华森、布鲁克斯等，然而，除了欧文之外，他们似乎都很少注意到班扬的存在，而且今天人们在提到他们时，也很少提到班扬。虽然从讲道者的角度来说，班扬在当时比他们任何一位都受欢迎得多。这是因为，班扬的名字没有学院的光环，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南米德兰（Midland）的乡下度过，还是他大半讲道生涯都只是平信徒讲道者呢？（这些都很有可能，佐证包括班扬在1685年的遗嘱中称自己是火盆，以及他一直到去世都得靠世俗的职业来养活自己。）对这个的认可和表示敬意的奇怪迟疑，也延续到了18世纪，如威廉·考珀（WilliamCowper）的诗句所表明的：

天才的幻想家，你广为流传的故事，

充满了甜蜜的想象和甜蜜的真理—–

我不能说你是谁，恐怕那被人厌弃的名字，

会给你当得的名声带来一丝轻蔑。

现在普遍承认班扬的，是他在“普通人”中受欢迎的程度，但即便这一点，也带着一些微妙的迁就味道。人们有时赋予他的形象，好像就是粗俗、自产自销的农民讲道者，只能吸引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头脑简单的乡下人。但这个形象与实际并不相符——他常常对伦敦更复杂的会众讲道，并且获得中产阶级上层人士和贵族的称赞，而这些人是很习惯他们的大学讲员的。

也许我们低估了17世纪农村听众的神学意识和把握能力，我们很可能也低估了班扬讲道的扎实内容，因为只要简短研究一下他的讲道，就会发现它们充满了营养丰富的教义、细腻机智的推理以及大有能力的洞见。但他特别的天才之处在于，他能吸引普通的劳工阶层，而在这一点上，他跟随的正是他主人的脚踪，因为“普通人都很乐意听他讲”。这里显然有一些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形象或者就是和妇女、儿童连在一起，或者就是等同于某种职业群体。

对讲道者班扬更准确的描述，是常常被归给他、也可以从他自己的话中推论出来的说法。在《诠释者的家庭基督徒》（Interpreter’sHouse Christian）中，有一幅面色阴沉的人的画像——这就是福音的传道人。“你会看见他的眼睛向上望着天，手上拿着最好的那本书，口里宣讲着真理的律法—–他的工作就是认识奥秘之事，并把它们指示给罪人看—–你看他站着的样子，好像是在恳求人—–”在这幅对讲道者的描述中，对班扬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恳求人”，而且重音落在“恳求”两个字上！

说到这里，我们也许可以考察一下讲道者班扬和《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扬之间的关系。对他的一种看法，也许在很多方面和今天这样一位小说家一样：他创作了一本荣登榜首的畅销书之后，虽再经多次努力，但仍无法重现辉煌。福特（R.E.Ford）1957年在福音派图书馆一次讲座的题目是：“约翰·班扬鲜为人知的作品”。

这个题目很恰当——它们的确鲜为人知。但现在的问题是，情形本该如此吗？从班扬的笔下产生了差不多60部作品，而且正如我们将试图说明的那样，这些作品很多都准确地反映了他的讲道。当然，它们的品质有起伏，但对如此多产的情形来说，这并不罕见，况且很多作品还在他生前、身后重印了多次。不幸的是，只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它们才变得“鲜为人知”。事实上，如果你对班扬的认识仅限于《天路历程》、《圣战》（The Holy War）和《丰盛的恩典》（Grace Abounding），那么，虽然你已经拥有了一些罕见的珍宝，但如果你愿意再深挖一下产生了如此珍宝的矿场，你将会发现，自己得到了一座大宝库。

如果班扬现在在场的话，我想请他告诉我们的是，他愿意离世后如何被人所知——是《天路历程》的作者呢，还是福音的讲道者。从他作品中收集到的所有线索，都把我引向一个结论，后者更接近他的心愿。

讲道者班扬

对班扬的生平和见证只需粗略一瞄，很快就可看出，对他来说，讲道既是他所热衷的，也是他一生的成就。经过那些年属灵冲突的严重伤害以后，他在1653年加入了贝德福德教会。但仅仅过了两年的时间，我们发现，团契里的人已经认出了他讲道的恩赐，并鼓励他在这方面操练。他服侍了会众一段时间以后，就和教会的旅行讲道者一起被差派出去，到附近的乡村传福音。

这很快导致对此项工作更正式的任命。教会的呼召印证了他内心的确信和愿望，要从事这项伟大的任务。“我无法得到满足，”他说，“除非我看到自己的恩赐被使用—–因此，虽然我自己是所有圣徒中最不配的，然而我还是带着因看见自己的软弱而产生的巨大恐惧和颤抖，开始了这项工作，并按照我恩赐和信心的大小，传讲上帝在他圣洁的真理话语中向我揭示出来那当受赞美的福音—–”他把对他讲道的迅速回应，看作是“上帝已经呼召了我从事这工作、并在其中与我同在”的确认，于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生都没有再偏离的道路。因为讲道，他在1660年被投入监狱。试图使他闭口的事件以及最终把他关了12年的草率法律程序，间接见证了他在当地所产生的影响。因为讲道，当他可以获释时，却仍被关在了监狱里。他记下了当法官基林（Keelin）命令他闭嘴、并以放逐甚至杀头相威胁时，他的回答：“我告诉他，就这件事情而言，我的看法和他有点不同。因为如果我今天出狱，明天就会在上帝的帮助下传讲福音。”而谁听到他年青的妻子伊丽莎白勇敢的话语时，不会被感动呢？她虽然刚刚流产，要照顾四个小孩，其中一个还双目失明，我们却听见她向法官请求释放她的丈夫。法官告诉她，除非她让丈夫停止讲道。“我主啊，”她说，“—–他只要还能说话，就不敢退出讲道。”

在贝德福德的监狱中，他向他的狱友讲道——偶然短期获释，他也继续讲道。1672年获释后，他立刻又开始了这项活动，虽然压力更大，而且他在1675年又被关了一段时间。但正如我们已经提过的那样，当他被呼召回家时，仍然还在干着讲道的活儿。创作出《天路历程》的那紧张的几个月，也许令人们今天还记得他，但耗尽了他一生精力的，却是讲道。

他在《丰盛的恩典》中，向我们敞开了他在这个话题上的心思。他用了寥寥几句话告诉我们他的背景和家庭状况，但用了54大段的文字详细告诉我们他对讲道的看法。单就这个证据就可以清楚看出他的优先次序。我们这里只能从他的长篇大论中摘录几句，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人之所以能触动人心，是因为他的讲道也发自内心。讲道者自己对上帝的经历，不可能与他的服侍分割开来，他的属灵情感也是如此。他说：“我传讲的是我所感受到的，我所痛彻心扉地感受到的。”所以他从上帝在他身上动工、上帝的话语“在罪人身上动工”的地方开始——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揭示罪人的心。当初生牛犊的生涩，两年后被更审慎的成熟所取代以后，这个方法有什么改变吗？没有！他说：“我仍然传讲我所看见和所感受到的。”但重点的确有所转移——他现在聚焦在救主那可称颂的恩典上，因为“主藉着基督，给我的灵魂带来了稳固的平安和安慰”。然后焦点又有所转移——上帝带领他进入“与基督联合的奥秘，我既然发现了这一点，也就向他们展现出来”。

正如他在宣讲时，他的心被所讲的信息牵动一样，他的情感也和他的听众彼此共鸣。听众对他来说，并不只是例行公事的待哺之牲。

“哦，真愿那些今天听我讲道的人，能和我一样看见，罪恶、死亡、地狱以及上帝的咒诅究竟是什么；也看见上帝透过基督赐下的恩典、慈爱、怜悯是什么—–”我在讲道中，真的是殚精竭虑，要催生出上帝的孩子；除非我看见我做工的果效，否则永不满足。在所有这一切中，他都知道，讲道者最需要的是什么——讲台的自由和权柄。

“我在讲道中曾感到—–好像上帝的一位天使就站在我后面，鼓励我一样。哦，正是因为我的灵魂经历了这样的权能和属天的确据，所以我无法满足，我相信，而且很肯定；我想比我的确信更进一步的是，我可以合法地表达说，我所断言的那些事情，是真的。”

从一开始，主就乐意鼓励这种全身心的讲道方式。当他开始讲道以后，“成百上千的人从各个地方前来，听主的话”。很快“有些人被圣言触动，心中深深感到他们的罪有多大，对基督的需要有多迫切”。他欢喜快乐地看到，他们的灵魂苏醒过来，流泪见证恩典，并“心中火热地努力认识耶稣基督”。

对标志着18世纪人们聆听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讲道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热情和属灵奋兴，我们并没有什么记载，但班扬的影响和受欢迎程度，却是毫无疑问的。

班扬在1672年获释并被任命为牧师以后，贝德福德教会的分堂遍布整个郡，往东深入到剑桥郡（Cambridgeshire），往南进入了黑特福郡（Hertfordshire）。他对这些会众的关怀，为他赢得了亦庄亦谐的绰号——“班扬主教”。他的朋友和传记作者查尔斯·多怡（CharlesDoe）记载说，只要提前一天通知人们班扬要到伦敦，被吸引的人就会多得礼堂都装不下——一个阴暗冬日早晨7点的聚会，就能来1200人，而主日则会有3000人到场。

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他的讲道是什么样子？在他众多的出版作品中，只有一份事实上在标题中注明了“讲道”两个字——《班扬最后的讲道》（Bunyan’s Last Sermon），这是依据其听众的笔记、在1689年出版的讲章。但把这篇讲章和他很多其他作品加以对照，在形式和方法上的明显相似之处，让我们可以合理地总结说，虽然这些作品可能是在不同场合讲道的整理，而且也进行了一些编辑，但却相当准确地反映了他的讲道风格。不过，我们还有更确定的证据。他好几份作品的出版情形，都表明它们最初的确源自讲道。他在《耶路撒冷的罪人得救了》（The Jerusalem Sinner Saved）的序言中说：“我发现，因着上帝的恩典，讲这个题目很成功。”我们也被告知，《灵魂的伟大及其难以言喻的失丧》（The Greatness of the Soul and the Unspeakableness of the Lossthereof）最开始是“在品勒（Pinner）大厅讲的”，而曼顿、欧文、巴克斯特等人，也给那里的会众讲过道。贝德福德监狱主日令人压抑的环境和班扬狱友的属灵需要，催生了《圣城》（The Holy City），而且班扬也说：“我们都吃了，而且很得饱足。”查尔斯·多怡事实上为他作见证说，他听班扬讲过《义人的愿望得满足》(The Desires of the Righteous Granted)，此文后来在1692年出版。

支持我们的观点的最后一条论据，来自班扬的作品本身。听听这段话吧：“—–除了上帝、除了基督之外，为什么还要让其他东西占据我的心呢？祂爱我，这爱，过于一切知识所能了解。祂爱我，所以拥有我；祂爱我，所以我也要爱祂；祂的爱使他为我舍弃了一切；主啊，让我的爱也使我为你舍弃一切。我是出自爱的子孙、承受爱的对象、彰显爱的丰碑，就是那白白的爱、那无与伦比的爱、那细致入微的爱、那过于一切知识所能了解的爱；所以，为什么我不能在爱中生活呢？就是活在那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圣洁的爱、真诚的爱中。”（《圣徒所知道的基督之爱》[The Saints Knowledge of Christ’s Love]）。这不是写下来的讲道还能是什么！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几乎从他的每本书中都可以找到。即使在争辩中，他也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讲道者的本相——表现的是讲道者激动人心的迫切，而不是教科书精心构建的思路。布朗（Brown）非常贴切地评论说：“随便让他（班扬）写什么题目，写不了多久，他就会或者在温柔中融化，或者在火焰中闪耀。”把这句引文中的动词换一下，你就会得到显然是真讲道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