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3清教徒的牧养
祷告的操练
如果说，《指南》所赋予讲道的突出地位，使之与《公祷书》区别开来的话，那么它对公共祷告的安排，也具有同样的效果。虽然这些圣徒们保留了固定的礼仪式框架，但他们却没有要求祷告的特定形式。
因此他们的建议被称作“指南”。这个意思就是，这里所推荐关于祷告的做法，只是为传道人的祷告提供指导。正如我们前面所注意到的那样，从其前言来看，《指南》是某种程度的妥协。前圣公会人士并不完全排斥《公祷书》，虽然他们对把它独断地强加给传道人也表示哀叹。温和的苏格兰人对他们自己“有分辨力的”礼仪，即《公律书》，也不觉得那么难以接受。不过，独立教会人士却相信，即使使用一份指南，也与圣灵的自由不一致。在这些方面取得和谐并不容易，正如贝黎清楚说明的那样：“一群人试图在序言中把《指南》变成彻头彻尾的礼仪书，另一群人则要把它尽量放松、弱化，结果变得什么用都没有；但上帝帮助了我们，把两块石头都挪去了。”
威斯敏斯特会议的争辩，与我们今天也相关。首先是因为，所谓的“开放崇拜”以及有时讲台祷告的内容，都让人担心。事实上，我有一次曾听到，有人感谢上帝“差派圣灵来舔我们，使我们成形”，难道能说这样的祷告属灵吗？《指南》的制定者绝不会称这种低俗的呓语为圣灵引导的祷告！正如米切尔（Mitchell）清楚说明的那样：“鼓励未经思考或纯粹即兴的发挥，或把在这方面的娴熟看成是上帝赐给祂所有儿女——虽然程度不同——的那种属灵恩赐的表现，没有比这更偏离他们观念的了。”即使独立教会人士菲利普·奈尔（Philip Nye）也承认，在固定的标准形式和即兴的祷告之间，有一条中间路线。他说：“我两种都不赞同，宁愿选择经过学习的祷告。”显然，正如奈尔所论证的那样，公共祷告所需要的预备，并不比讲道少。如果就讲道而言，“大大张口我就充满它”的办法，是不负责任，那我们为什么会以为，这在祷告中就可以接受了呢？如果讲道的笔记或大纲——在约拿单·爱德华滋的情形中，甚至是写出来的讲章——是可以接受的，那为什么写出来的祷告就不可以呢？我们也不要忘了，即便对传道人来说是即兴的祷告，但当他说出来以后，他所说出来的，也就成为祷告的会众从讲台上所领受到的标准形式！
一旦可以接受预先准备好的祷告，那么对待礼仪标准的反对意见，我们就必须有相当程度的保留。事实上，《诗篇》就可以看作是一份礼仪文件，而使徒们不是把《诗篇》2章的一部分，也纳入他们在《使徒行传》4章24-30节中的祷告吗？清教徒和其他人反对强加的礼仪——这是他们对《公祷书》的主要意见，但他们并不完全反对使用预先写好的标准形式。约翰·欧文也承认这一点，虽然他认为，基督给传道人有特别的祷告恩赐。
当然，正如《指南》的序言明白说明的那样，只诵读固定的祷告，可能会是完全不属灵的行为。澄清了此点以后，我们或许可以放心地说，独立派有点不必要的“过激”。他们可能对强加仪式的机械化滥用，有点反应过度，虽然这种过度反应也可以理解。的确，如果英格兰国家教会一开始就更紧密地坚持加尔文简单、更灵活的仪式（包括固定的祷告），这种过度反应或许就能避免。但实际的情况是，独立派协助下产生的《指南》，把改革宗教会与审慎的礼仪式崇拜传统切割开了。我们目前“放开一切”的做法，事实上得追溯到这里。不过，属灵的人难道不能在自己先想好的祷告和固定形式的祷告中自由地选择吗？最重要的关键是心灵的状态。一个骄傲地反对礼仪的人，和一个盲目使用礼仪的人，可能同样不属灵。
把《公祷书》完全弃置一边是相当不对的，而在这个世纪后期，长老会的马太·亨利也曾在一个场合驳斥了过度批评它的另一个传道人。“我们大概可以说，如果大会能产生一份经过重大修订、赋予讲道更高地位的《公祷书》，也许就够了。简言之，一种改革宗的《圣公会崇拜手册》（ASB）①，也许沿着巴克斯特在1661年的萨沃伊（Savoy）会议上所制定的改革宗礼仪的方向，但也融入一些克兰麦美丽、属灵的祷告为选项。事实上，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发展的话，恢复时期的一些反清教徒的敌意或许可以大大减少。是的，如《指南》的序言所说，《公祷书》已经成为某些人的偶像，但克兰麦的祷告也的确帮助很多英国人生发了真诚的敬虔。谁会说，下面这个谦卑来到圣餐前的祷告，神学不正确、没有圣灵的膏抹呢？
①圣公会最近基于《公祷书》而编写的崇拜手册。——译注
哦，仁慈的主啊，我们来到您的桌前，不是傲慢地依靠我们自己的义，而是靠您丰富、伟大的怜悯。我们甚至连捡您桌下的碎渣儿也不配。但您却是总有恩典、永不改变的主—–
显然，克兰麦的公共祷告，在今天还有很多可以教我们的东西。
至于认为使用固定形式就是不属灵的看法，在18世纪的复兴中得到了决定性的驳斥。虽然约翰·卫斯理对《公祷书》明显也有一些清教徒式的批评，但当他宣布说，“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礼仪，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能比英格兰国家教会的《公祷书》蕴含更坚实、合乎圣经、理性的敬虔”，他是否很不属灵呢？那些对阿米念主义者任何一句话都绝不阿们的人，让我们听听加尔文主义者怀特菲尔德是如何判决英格兰国家教会的崇拜的：“我一直有意识地为她的《讲道集》和《信条》辩护，并且我也随时为她的《礼仪》说好话。”“如果英格兰加尔文主义循道会人士的看法还不够，那让我们听听威尔士人的看法。艾菲恩·伊万斯（Eifion Evans）博士提醒我们，丹尼尔·罗兰德（DanielRowland）早期在兰杰德（Llangeitho）服侍时，“当他在阅读圣公会的《公祷书》礼仪时”，“上帝的能力有了一次奇妙彰显”。“回到英格兰，甚至奥古斯都·托普雷迪（Augustus Toplady）也因为加尔文影响了1552年版的《公祷书》，深以为荣。“谁没有因加尔文在其释经讲义结束时的祷告而蒙受祝福呢？我们引用这些名人，不是为了否定清教徒对《公祷书》的合理批评，而是警诫肤浅、反应过度的危险。
赞美的特权
对威斯敏斯特的改革者来说，公共崇拜包括宣告、祷告和赞美。因此《指南》总结说：“因为唱《诗篇》是一切定例中最适合表达喜乐和感恩的，—–基督徒有责任用唱《诗篇》的方式来赞美上帝，包括公开在一起的聚会中，和私下在家里的时候。”因为时间和重要性的缘故，我们无法长篇大论地讨论是只唱《诗篇》，还是可以唱其他圣诗。因为这对威斯敏斯特大会来说，还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而英国圣诗的时代，还基本上没有来临。不过，瓦特和卫斯理的圣诗在随后一个世纪的整个英语世界中，对只唱《诗篇》的人产生了不少冲击。在美国，1788年的《长老会指南》（Presbyterian Directory）把唱“《诗篇》和圣诗”放在一起。而在这之前的40年，约拿单·爱德华滋也对新风尚做出了温和的肯定。不过，当他有了在家乡之外的讲道经验以后，才发现他在北安普顿（Northampton）的会众几乎只唱瓦特的圣诗，完全忽略了《诗篇》。他并非“不喜欢”他们使用一些圣诗，但他的确不喜欢他们“把《诗篇》弃之不顾”。不过，这种温和对迈克尔·布歇尔（Michael Bushell）来说，并不足够。话说回来，布歇尔为只唱《诗篇》进行的迂回辩护，也值得现代诗班和圣诗爱好者引起注意！只唱《诗篇》的人在现代崇拜中，显然应该得到更多关注。毕竟，《诗篇》不也是新约里盟约后裔的遗产吗？
不过，我们也许会怀疑，布歇尔的话是否说得有点过头。他说使徒在《以弗所书》5章19节和《歌罗西书》3章16节中，完全排除了使徒后时代的圣诗的可能性，结论似乎不那么明显。我们当然不会否认《诗篇》中有“基督的话”，但新约基督徒肯定不仅可以用预言的语言、同时也可以用应验的语言来唱“基督的话”。如果我们的理解、讲道和祷告都可以用新约的语言来表达，却规定我们的赞美只能用旧约的语言，这看起来有点奇怪。加尔文是一个好例子。他并不是只唱《诗篇》的人，虽然那首托他的名而作的优美圣诗，并不一定真的是他写的。改教家曾说，“公共祷告有两类：一类只是用说，一类是用唱”。那么，如果说出来的祷告可以使用新约的语言，为什么唱出来的祷告就必须限定在旧约呢？难道基督徒的赞美和犹太人的赞美，没有任何不同吗？这种问题难道能用音律来确定吗？
布歇尔认为，“非启示的赞美”——即没有出现在圣经中的圣诗——不能在基督徒的崇拜中出现。但照这种方式推论下去，只能意味着最僵化的礼仪式崇拜，这要求我们的祷告和讲道都必须一字一句地取自圣经，因为，哪个基督徒对崇拜中有任何部分不源自启示，能感到满意呢？所以结论当然是，只要能保证崇拜的每个部分都和圣经真理一致，就够了，并不需要一字一句地抄录。换个角度说，如果《诗篇》不像我们的讲道那样，“没有受到任何人手的玷污”，那么盎格鲁-苏格兰《诗歌集》（Psalter）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用理查德·特瑞（Richard Terry）爵士的话说，它将“在单调的‘摇篮曲’——即8.6.8.6.——的重担下呻吟”。难道圣灵就是这么呆板地把《诗篇》启示给大卫和亚萨，导致有时令人难堪——如果不是滑稽的话——的结果吗？但这样一来，规范性原则就把整个长老会给《诗篇》谱曲的传统都推翻了，反而要求人们使用圣公会的圣咏！因此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答案当然只能是，礼仪的形式并非核心，使它们可以被人接受的，乃是神圣启示的真理内容。诚然如此！此外，把一首正统、满有基督的圣诗称为“未受启示”，不是对圣灵的侮辱吗？这当然不是说，这些圣诗能补充圣经，而只是承认说，一首圣诗可以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启示的内容。正如《威斯敏斯特指南》关心讲道和祷告要忠心反映上帝的话语一样，满足同样条件的圣诗，也当然可以被接纳。与加尔文的实际立场一致的，是后来的长老会人士，如查尔斯·贺智（CharlesHodge）、阿尔伯特·巴恩斯（Albert Barnes）等人，他们都赞同使用使徒之后的圣诗。至于现代赞美诗，我们的先祖也许会说，有些对很小的孩子来说可能是有用的辅助教导手段。但对成人来说，这些只能是不成熟的基督徒听了肤浅的讲道以后所产生的冲动。当改革宗信仰的健康胃口被培养出来以后，只有《诗篇》和改革宗传统里的圣诗，才能成为赞美的恰当渠道。
不幸的是，英语世界只唱《诗篇》的人，常常只使用17世纪毫无诗意的版本。这不是说，我们要忽略有些充满荣耀、声名远播的《诗篇》，我也不想在评论中显得毫无恩慈。但的确还有一些更好的版本，可以用来说服那些在瓦特和卫斯理的优雅和活力下成长起来的人，使他们认识到，《诗篇》也不应该被忽略。《盎格鲁-日内瓦诗歌集》(Anglo-Geneva Psalter)75拥有马洛特（Marot）和贝扎（Beza）隽永的翻译，使用了不同的曲式，也采用了格雷特（Greiter）和波罗瓦（Bourgeois）华彩的旋律，显然符合这些要求。这些是激励了英勇的胡格诺人为基督受苦的《诗篇》。改革宗崇拜刚开始时，其实并不沉闷，如果我们从下面这个学生的经历来看的话；他1545年路过斯特拉斯堡，而加尔文6年前在那里刚刚发表了他的第一份诗歌集：
你永远无法想象，当一个人来到上帝的话语被纯洁地宣讲、圣礼被纯洁地实施的地方，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良心又能经历何等的平安。当你听到美好的《诗篇》被吟唱、主的奇妙工作被传扬时—–当我刚开始听到这歌声时，我几乎不能控制地喜极而泣。你不会听到彼此掩盖的声音。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本乐书。男男女女都在赞美主。
结论：以心灵和诚实敬拜
我愿意用这个在真崇拜中的喜乐结束。毕竟，诗人宣告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16：11）我们有时会想，这是否一直是17世纪的主旋律。的确，那时候有伟大的神学家、满有能力的讲道者以及不时出现的复兴。但那时也有——借用理查德・巴克斯特的《大公神学》（Catholick Theologie,1675）的副标题——“教条的言语斗士”，他们辛辣的辩论和极端正统的争吵，有时掩盖了赞美的声音。啊，清教徒复制了他们的信条和精力。这个世纪的结束，是被异端、分裂、僵死和世俗化占据的低潮。而这一切，仍然出现在清教徒试图完成宗教改革的忠心、但却标准化的努力之后。我们今天也能感到这些事情的压力吗？我们不是渴求那些复兴和更新，相信它们可以治愈我们目前很多——如果不是全部——的疾病吗？我们不敢以为，单单对崇拜加以改革，就会保证真正的崇拜，就像宗教改革也不会自动带来复兴一样。我们必须迫切地恳求上帝，更谦卑地依靠圣灵。
与威斯敏斯特圣徒所制定的标准化崇拜——包括严肃禁食和公共感恩——不同，后来一个世纪的循道会人士恢复了不那么正式的爱宴。《彼得后书》2章13节和《犹大书》12节中提到过这种爱宴，它在早期教会中也曾出现。托马斯·曼顿怀疑它们在教会的团契中是否有恒久的地位，但加尔文却乐于承认，这些“简朴”又“节制”的聚集，是“忠心的圣徒在一起举行的宴席，好见证他们的弟兄之情”。在福音复兴的早期，在循道会的爱宴上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似乎是为了证明上帝只与全心寻求祂的人相遇，无论他们使用的形式为何。约翰·卫斯理在他1739年1月1日、礼拜一的日记中，做了如下记载：
霍尔先生、肯沁（Kinchin）、尹格罕姆（Ingham）、怀特菲尔德、哈琴斯（Hutchins）以及我的兄弟查尔斯，都出席了费特巷（Fetter Lane）的爱宴，同时出席的还有我们60位弟兄。大约凌晨三点钟，我们还在继续祷告的时候，上帝的能力极大地临到我们，以至于很多人发出极度快乐的呼喊，也有很多人倒在了地上。当我们从上帝庄严临在的敬畏和惊叹中稍事恢复，我们就异口同声地大喊：“我们赞美您，哦，上帝！我们承认您是主。”
愿主在祂无限的怜悯中，在今天也再次与我们这样相遇。让我们祷告：
全能的上帝，请赐恩给我们，好让我们永远留意您在律法书、先知书和福音书中，所赐给我们的规范，以至于我们能不断持守您的诫命，完全依靠您口中所出的话，决不偏向左或向右，单单向您献上真正、诚实、属灵的崇拜，从而荣耀您的名，正如您所命令我们的那样。也求您赐下恩典，使我们可以真正、发自内心地转向您，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给您，让您按您的旨意来统管我们，藉着您的圣灵来掌管我们的情感，以至于我们可以一生竭力荣耀您的名，直到我们歇了一切的劳苦，到达那蒙福的安息，就是您独生的爱子、我们的耶稣基督用祂的宝血所赚得的。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