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清教徒的牧养

清教徒的牧养

作者：巴刻（J.I.Packer）/翻译：赵刚

导言

我们这一册里的文章，收录自威斯敏斯特论坛（WestminsterConference）。因为获得了论坛的全部文章版权，我们就有了在全面整理的基础上，根据主题编辑出版选集的想法，我们当然希望选择范围不只局限在单独一个人，而是可以更自由地根据内容和需要选择。所以就有了这一册《清教徒的牧养》。以后我们还将陆续推出其他选辑。

主题的选定首先考虑牧养的因素，很多新兴教会的带领人不知道怎么牧养，甚至对牧养究竟是什么、包含些什么内容都不甚了了。而清教徒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在实践中的敬虔，或在生活中活出信仰，这是和他们细致、全面的牧养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决定选辑这一册。当然，清教徒的牧养和他们的信仰生活一样，都有其神学背景，所以我们后面也会逐渐整理出深入讨论他们神学的选辑。

威斯敏斯特论坛从195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六十多年，每年5～8篇文章，累积下来也有三四百篇，从中选择并不容易。我们选择的主要标准，在于能在相关的问题上，给当前的教会提供比较全面的指导；而对历史背景和争辩讨论得比较多的，则倾向于放弃。因为我们的兴趣毕竟不在于学院式的历史神学，而在于当前实际中的应用。类似地，一些对清教徒研究本身可能很有意思的话题，但对当下中国教会的处境也许关系不大，我们也倾向于放弃。最后，除非必要，我们也尽量避免与本系列前面的内容重复。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本册中的各篇文章。

虽然本册不是这个清教徒系列的第一本，而且前面已出版的书中也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清教徒的概貌，但我们还是决定再选两篇概览性的文章。这首先有可能是编者自恋的心理作祟，但我们的初衷是为本册的主题做个铺垫。然而这立刻暴露出来我们试图通过会议论文选辑进行教导的尴尬：我们并不总能找到正好对题的文章。我们希望找一两篇对清教徒的牧养（神学和实践）的基本理念做出全面总结和概览的文章，但能找到的要么范围更大些，要么又太局限在某一方面的具体问题。但既然是概览，范围大点比小点要好，所以有了现在这两篇和本系列前面内容可能有些重叠的文章。

第一篇“清教主义的本质”，一些内容钟马田博士已经讲过，赖肯（Leland Ryken）博士的书也有反映，我们收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全面而且简练地反映了近期学界的一些发展，但总体精神和前面提到的作品是一致的。

第二篇“可见的圣徒”，范围更小一些地局限在清教徒的实践敬虔。这还是比我们所期望的范围要大一些，但与本册的主题更直接相关，因为牧养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培养信徒在实践中的敬虔。罗伯兹（Maurice J.Roberts）考察这个问题的全面角度，也是我们很欣赏的一个因素。他不仅指出了清教徒敬虔的重要性和特征表现，而且总结了产生这种敬虔的神学根基——包括良心、重生和律法在基督徒生活中的作用，甚至还概览了一下其他传统中的敬虔观念！当然，如罗伯兹自己所承认的，这样一篇小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他对更正教会或福音派教会共通的一些东西，如重生、与基督联合等，都一带而过。因此我们不能期待从这篇文章中看到清教徒成圣神学的全貌。这个话题我们希望后面会有单独的一册跟进。

崇拜是大公教会牧养传统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清教徒运动爆发的直接诱因，因此在这个主题上选几篇是当然之义，虽然按我们的观察，华人教会在这方面有很多忽略。威斯敏斯特论坛其实还有几篇文章都讨论了这个问题，但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我们选择了声望更高的巴刻博士的两篇文章做入门介绍，然后辅以克里夫特（Alan Clifford）的文章做更深入、细致一点的讨论。可惜的是，我们当时不知道巴刻博士的文章已经在别的地方被收录、翻译成中文，否则也许可以选择其他几篇文章。但无论如何，巴刻博士的两篇文章中，第一篇让我们看到第四诫对我们的重要性，第二篇对清教徒的崇拜观有更提纲挈领的总结，让我们在读克里夫特繁琐的讨论时，更能抓住重点。这些文章本身对我们这些不太重视崇拜的人来说，就足以造成冲击，而且内容也很清楚明白，所以就不多说了。

要顺便一提的是，现在西方教会对崇拜音乐有很多争论，威斯敏斯特论坛对此也有一些探讨，但考虑到它还不是华人教会的主要关注，所以我们就没有收录了。

在清教徒看来，崇拜中最重要的环节是讲道，因此他们在这方面的卓越也是众所周知的。虽然钟马田博士已经有一篇文章介绍清教徒的讲道，但鉴于这个话题的重要性，以及我们眼中的当今华人教会的需要，所以还是收录了四篇文章，从不同方面呈现清教徒讲道的特征。不过，因为篇幅的限制，我们没有回溯清教徒讲道的宗教改革和改革宗渊源，而是直接聚焦在清教徒的讲道本身。

弗瑞尔（Brian Freer）的文章是一篇很棒的概览，覆盖的范围非常全面，从讲道的圣经基础，到讲道者所需付出的努力，再到讲台上的牧养在基督里的荣耀，值得每一位蒙召从事此圣工的人认真阅读、思考。具体的内容我就留给读者自己去发现了。

谈到清教徒的讲道，我们必须考察威廉·帕金斯（Wiliam Perkins）和他的《先知讲道的艺术》(The Art of Prophesying)，因此我们选录了肯铎（R.T.Kendall）的文章。肯铎简要地回顾了帕金斯的背景，包括他的神学前提，然后相当完整地把《先知讲道的艺术》过了一遍，使我们能对这部影响清教徒讲道的奠基性作品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不过，肯铎在字里行间里表露出的另一个关注，也许需要在这里多解释几句。

肯铎很正确地指出：“《先知讲道的艺术》的神学前提，就是今天会被称之为改革宗的恩典教义。”然后他很快转入预定论在讲道中的位置问题，最后在结论时说，清教徒拒绝把预定论放在讲道的中心位置，或者至少会弱化与之相关的被弃绝者的无效呼召问题。这个结论似乎和清教徒以“实践性预定论”（experimental predestinarianism）①闻名的特征不太一致，所以我们需要说明一下。

①DJohn Coffey Paul C.H.Lim,”Introduction”,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uritanism,ed.John Coffey Paul C.H.Lim,Cambridge U.,2008,p.4.

肯铎非常正确地理解了改革宗预定论的教义，视之为恩典教义的核心表现。然而，这样一来，说清教徒拒绝在讲道中给予预定论中心位置，岂非也等于说，清教徒拒绝在讲道中给予恩典中心位置？这与他在文章结束时引用“属天医生薛伯斯”的例子表明的恩慈之心，似乎并不一致。因此我们认为，肯铎在这一点上或许可以有更好的表达方式。

肯铎暗示，帕金斯在讲道中对预定论有所弱化，是因为他从学院象牙塔里出来后，进入了更实际的教牧环境一段时间。我们其实可以非常赞同肯铎的建议，认为没有多年牧会经验的人，不应该作讲道学的老师。但多年的牧会经验给我们带来的改变，可能使我们对曾经热爱的教义加以修正甚或放弃，也可能使我们对所热爱的教义有更成熟、稳健、契合会众实际的表达。我想，把帕金斯的转变（以及文中提到的其他一些清教徒）视为后一种情形，更符合清教徒的整体特征。这也许也是肯铎的意思，但如前所述，他的表达却可能使人产生误解，以为这些人是第一种情形。

怎样契合听众实际地传讲上帝主权的恩典，也许看一些例子能让我们感受更深。清教徒有很多杰出的讲道者，我们选择了让清教徒的神学泰斗约翰·欧文（John Owen）愿意拿自己全部学识去换其讲道才能的约翰·班扬（John Bunyan）——著名的《天路历程》的作者。哈里斯（John Harris）的刻画和总结非常清楚、全面，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让读者自己去感受这位讲道大师撞击人心的力量。

最后一篇关于清教徒如何宣讲上帝律法的文章，从某个角度说，更接近神学式的理论阐述。但是，透彻理解清教徒在这个神学议题上的看法，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讲道乃至整个牧养理念。而且傅格森（Sinclair B.Ferguson）以深厚的神学功底，把这个复杂的问题言简意赅、条理清楚地向我们阐释出来，任何一个认真阅读的人都会获益匪浅。

在清教徒的观念中，传福音与讲道密切相关，虽然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清教徒并不传福音。这来自两方面的误解：一是对其加尔文主义神学、特别是多特会议五点的误解；一是对“什么是传福音”的误解。因此我们选了三篇文章来澄清这些问题，而巴刻博士正是急于澄清这些问题的人。他的第一篇文章针对后一种误解。事实上，巴刻博士明确指出，有两种传福音的方式：“现代的”和“清教徒式的”。他进一步指出，清教徒式的传福音方式，才是更符合圣经的方式。巴刻把这两种方式几乎决然对立的态度，或许会让一些人感到犹豫，但其深刻的神学洞察，却是任何一个对上帝忠心的牧者都不能忽视的。

正是基于这样深刻的神学洞察力，巴刻在接下来“清教徒对传福音的看法”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在福音派圈子、特别是在有传福音热情的人中，甚少被提到的问题，即福音信息究竟是什么。这自然就牵涉到我们上面提到的第一个误解。不过，巴刻并不单单专注在这个具体问题上，而是更全面地加以处理。他由此总结出来的一些要点，对现在热心传福音的人，我认为有醍醐灌顶的效果，值得细读。

顺便一提的是，巴刻这两篇文章也在其他地方被收录并被翻译成中文。但因为这两篇文章不好找到别的替代，所以我们独立翻译后收录在这里，也没有觉得太过意不去。

哈尔斯的文章更细致、具体地澄清了第一种误解，并特别指出了导致误解的另外一个现在不常被提到的极端，即超级加尔文主义。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福音不能被自由提供给所有人，只能提供给选民。这是基于加尔文主义五点的错误推论，但的确给很多人在接受加尔文主义五点上带来困难，并由此怀疑加尔文主义者传福音的热情。从范围更大的改革宗教会来说，这或许的确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但对清教徒、特别是清教徒中最优秀的阐释者来说，这种责难并不成立。哈尔斯的文章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澄清这桩历史神学上的公案，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回到符合圣经的传福音方式。

第五部分的标题是“教牧辅导技巧”，但内容并不仅仅包括现在更狭义的教牧辅导（与现代心理学辅导的范围重叠），还包括清教徒在讲台之外的很多牧养实践，包括要理问答、祷告、案例式的生活指导等。因为在本丛书第一册中，已经收录了巴刻博士论清教徒良心的文章，所以这里就没有再收录这方面的文章了。

前面两篇是与现代心理学辅导范围重叠的教牧辅导，第一篇是概览性的，第二篇聚焦在清教徒对忧郁症的处理上。从某个角度说，现代心理学在19世纪晚期才发展出来，因此谈论清教徒对所谓现代心理疾病的处理，有时空错乱之虞。但另一方面，基督徒本于圣经相信，日光之下无新事，所以现象和事物并非总是在名词之后才出现。我们要做的是恰当的“翻译”。我们所选的两位作者，在这方面都有比较清醒的把握。

C.S.路易斯（C.S.Lewis）曾说，阅读过去时代人的作品，有助于我们跳出当代的藩篱。读了韦伯（Daniel Webber）对清教徒辅导的归纳，就有这样的效果。比如他谈到，清教徒的辅导是从主日讲台上开始的，这对面临现代心理学冲击感到有点手足无措的牧师，不啻一剂镇静剂。而他对清教徒辅导实践长处的五条观察，对我们既是鼓励，也是鞭策。他最后就我们现时代所面临的挑战给出的忠告，更是充满了清教徒的智慧。具体内容就留待读者去挖掘了。

克罗斯利（Gareth Crossley）的后一篇文章，把基督徒应该基于圣经的辅导（以清教徒为例）与现代世俗心理学的不同，对照得更清楚。对那些因世俗心理学的冲击而感到有点迷惘的基督徒来说，清教徒对忧郁症的辅导实践，有一条几乎振聋发聩的智慧：他们会区分属灵忧郁和心理忧郁！这后面反映的其实是更深刻的神学差异：以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人论，以及由此建立的心理学，与圣经所启示的对人的看法，并不一致。这当然不是全盘否定世俗医学的任何作用（清教徒对此也有很中肯的看法，可能会让一些偏见人士吃惊），但清教徒的实践的确提醒我们，回到我们信仰真正的稳固根基，以此为出发点，才是最重要的。

如威尔森（J.Lewis Wilson）在“要理问答”一文中所说，要理问答是一件清教徒自己非常热衷，但常常被我们、甚至被清教徒研究者所忽略的事情，因此我们收录了这一篇文章。不过，要理问答所呈现出来的神学多样性，也许是让研究者望而却步的一个原因。这在威尔森的文章里也有体现。这篇文章在1966年的会议上发表，那时学术界正流行所谓的“用加尔文批判加尔文主义”，看起来这种区分似乎也影响到了威尔森的神学评论。不过，这种观点现在至少在改革宗和福音派的圈子里，由于理查德·马勒（Richard A.Muller）等人的工作①，已经受到了很多质疑，所以需要读者注意。撇开这一部分不谈，威尔森文章的其他部分，特别是要理问答在教会牧养中的重要性，还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

①参阅，比如Richard A.Muller,Post-Reformation Reformed Dogmatics,4vols.,Grand Rapids,MI:Baker Academic,2003.

祷告的重要性属于基督徒生活的道理开端，在一本谈教牧的书中还要收录这么一篇，似乎都有点羞于启齿。然而本人根据自己在教会中有限的经历发现，这对很多地方的很多人来说，还真是一门需要再温习（或学习）的功课——由此也可见我们的牧养荒废到了什么程度！因此我们收录了这篇“清教徒的祷告指南”。

关于清教徒的日常生活，我们在这里收录一篇，是从教牧的角度，看清教徒牧师如何在生活上对信徒提供实际的指导。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基督徒指南》（Christian Directory）无疑是体现清教徒案例式牧养指导的首选。当然，我们并非提倡照搬17世纪英国清教徒的生活方式，但以巴克斯特为代表的清教徒牧者心肠，对我们现在的教会带领人无疑有很多启迪。

牧养从定义上说，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主要发生在教会环境中（并非仅指教堂）。因此在一本讨论牧养的书中，没有一点关于教会本质和治理的内容，有点说不过去。但清教徒在教会论上的争论，是比他们在崇拜问题上的争论更臭名昭著的，所以选文有一些困难。我们这里只能勉为其难地零星收录了几篇，毫无全面、系统讨论清教徒教会论的伪装。

第一篇是关于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和分离主义者的教会理念。布拉丘（Stephen Brachlow）在其中分析了约翰·罗宾逊为什么会转向分离主义，以及他作为一个分离主义者的教会理念是什么。我们在这里最关注的是他的教会理念。虽然布拉丘告诉我们，他不打算全面讨论罗宾逊的教会论，但他具体关注的四个方面，即圣经作为教会论的基础、教会成员要求、教会盟约、会友劝诫，对我们还是有很多借鉴意义。

戴维斯（Andrew Davies）对教会职分的梳理要全面一些。他对清教徒关于教会权柄的争论，虽然没有作出结论（也不可能作出），但对各派的观念，却总结得相当到位。在这个问题上有兴趣深入的人，将会发现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入门介绍。他后半部分关于职分的讨论也相当清楚简练，值得仔细咀嚼。但他最后以讲道的重要性收尾，固然这一点本身无可置疑，但对整篇的布局来说，略显突兀。但关于清教徒教会论争论的文章，本身就很难写。

最后一篇关于教会劝诫的文章，倒是意外地让我们感到满意，但希罕（Robert Sheehan）的文章全面、深入、细致，特别是对劝诫步骤的详细阐释，表明它是一颗令人爱不释手的珍珠，所以我们也收在了这里。仔细阅读它的人，一定会对教会劝诫有更健康、平衡的认识。

钟马田博士曾在他的文章“我们能从历史中领受教训吗？”中告诉我们，清教徒的分裂是最终导致清教徒运动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他在我们这一册所收录的“约翰·欧文论分裂”里也正确地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对教会本质的不同认定。钟马田博士似乎认同欧文的独立派教会论，而因为该文是为“合法的分离”辩护，这可能导致的一个不幸印象是：独立派的教会论应该为清教徒运动的分裂负更大的责任。但这显然不是钟马田博士的本意，也不会被独立派或公理会人士认同。所以我们再选录了阿博特（Roger Abbott）的“约翰·欧文与基督徒合一的基础”。这让我们看到，虽然欧文为分离的权利辩护，但他更积极关注的是教会的合一。事实上，有学者认为，欧文在两者间的平衡，为后世的宽容观念奠定了基础。

我们以这两篇谈分裂与合一的文章——而且都是研究约翰·欧文的文章——结束本书，一个更现实的原因是基于对华人教会历史和现状的观察。我们的确不能简单追求组织的合一，却以放弃福音的核心为代价，但在“合法地分离”幌子下，有多少罪恶假汝名而行呢！欧文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没有随时尽最大努力根治这项（分裂的）罪恶，除去这种对福音极力阻拦的人，几乎不配称为基督徒。”

所以，正如巴刻博士在“清教徒和主日”一文开头所说，我们现在学习清教徒，不是把他们当偶像，“过于圣经所记”（林前4：6），也不能东施效颦，而是要“透过观察他们在他们的日子里，如何把圣言应用在他们自己身上，学到我们在我们的日子里，如何把圣言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如果读者能在阅读、思考和使用本书时，时刻记得这一点，则我们就看到自己的辛劳被上帝纪念的证据了。

赵刚

2012年8月

代序：回归古道

清教徒运动是一场源于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从16世纪早期直到1689年英国《宽容法案》通过，历时近150年，其影响范围主要在英国和美国。

1517年，马丁·路德开始宗教改革，成为世界现代史发端的重要事件之一，之后加尔文在瑞士把宗教改革引向深入。英国受宗教改革影响略晚，清教徒运动最初从本质上是英国本土的宗教改革运动，它在精神上则深受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影响。

清教徒运动发端于16世纪早期英王亨利八世的改革，成形于1558年之后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亨利八世推动宗教改革的初衷有为离婚而脱离罗马教会的功利性考虑，因此一开始就伴随着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表现在英国教会在进行改革之后，在教义上是加尔文主义的，但在体制上却继承了主教制，同时保留了大量罗马天主教的遗风，包括许多的礼仪和服饰的规范等。清教徒则继承了纯正的宗教改革精神，盼望在英国促进纯正信仰的发展，彻底革新国家教会。他们为此付上了许多卓绝的努力，但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

最初，清教徒追求的是教会礼仪方面的改革，包括不再穿有神父遗风的圣袍、在洗礼时不在婴儿头上画十字架、圣餐时不必下跪等等。至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清教徒的追求遭遇了挫折，他们便转向更深一层的追问，那就是：主教制是否具有合理性？由此，清教徒运动转向长老制阶段，长老派追求教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即由主教制转向长老制，这一运动始于伊丽莎白年间，在詹姆士一世时达到高峰。詹姆士一世在汉普顿御前会议上威胁清教徒们要老老实实，不然，“我会把他们赶出这块地方——或者更糟”。此前已有一部分清教徒走上了与英国国教分裂的道路，他们是公理制的教会，也称为独立派。1620年，“五月花号”远航蛮荒之地的北美新大陆，这艘船上的成员均来自一个清教徒独立派的教会。詹姆士一世的儿子查理一世上台后，对清教徒实行高压政策，于是更多的清教徒远走新大陆，在异乡建造他们所追求的“山上之城”。

1649年，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革命爆发，清教徒是这场革命中的主力军，成为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英国革命中，由于克伦威尔的兴起，公理会后来居上，超越长老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克伦威尔之后，英国经历王政复辟和光荣革命。当1689年《宽容法案》通过以后，清教徒在英国所追求的目标大都已经达到，而清教徒运动也到了尾声。

值得一提的是，“五月花号”的清教徒移民成为美国的开国先贤，永载史册。他们于1620年凭借有限的补给，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远航北美。在登陆之前，他们签署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这个公约奠定了美国公民公共治理的基本原则，也被誉为是美国的“出生证明”。

20世纪40年代以来，针对清教徒的研究已成为西方学界的热点。由于各种原因，华人学界对于清教徒的介绍却非常有限。虽然有一些出色的学者和神学家竭力推介清教徒精神，但是我们还是对清教徒缺少深入的了解。为此，我们策划这一套“清教徒研究译丛”（PuritanLiteratures），计划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清教徒：

1、清教徒的原典著作。

2、当代研究清教徒的力著。

钟马田博士等人于20世纪50年代所发起的清教徒论坛（后改名为威斯敏斯特论坛[Westminster Conference]），半个多世纪以来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后被结集成Puritan Papers系列。我们有幸得到全部授权，因此也将从其中精选文章以翻译出版，《清教徒的牧养》（Puritan Papers：On Pastoral Ministry）和《清教徒与圣灵工作》（Puritan Papers:On the Work ofthe Holy Spirit）就是其中最优秀的论文选集。

不久之后我们还将推出当代西方神学界出色的清教徒研究学者周毕克（Joel R.Beeke）的《清教徒神学》（A Puritan Theology），此作品也是当代清教徒研究的力著。

在某种意义上，本社最近出版的《为了上帝的荣耀——加尔文主义导论》（Living For God’s Glory）也属于这一类著作，不过该书是聚焦于加尔文主义，包括清教徒，但不限于清教徒。

3、当代历史性的著作，介绍清教徒历史的基本史实，源流及发展进程。

当代华人教会情形复杂多样，海外华人教会多已进入后现代的处境中；而大陆教会还在一个独特的社会环境里。这与清教徒的历史处境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这样的处境中，如何持守信仰之纯正与教会之纯洁，就成为摆在众教会面前的问题和挑战。而清教徒在历史中所凸现的独特属灵气质，也更显其稀缺和珍贵，尤其值得我们效法。

华人教会作为大公教会之组成部分，也理当追溯历史，回归古道，查考信仰先贤之信心见证，追随他们的佳美脚踪。又通过他们回归古老的改教精神，认识历久弥新的纯正真理，并在当代建造合上帝心意的教会，传扬祂荣耀的福音。

策划人：悦瀚

201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