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殉道史

《殉道史》

作者：福克斯

导言

在世界历史上，教会史学家的书绝少能对历史产生影响，唯独约翰·福克斯的《殉道史》是个例外。

历史学家大卫·娄兹（David Loades）说，在该书1563年出版后的20年中，其“影响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到1570年再版的时候，它已经成了这个民族神话的一部分··福克斯为宗教改革的胜利提供了历史，也提供了神学”。新近的《大英百科全书》的“殉道史”条也称“它影响普通民众对于天主教的观点至少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该书对宗教裁判所的描绘尤其激发了英国民众对当时政治地位显赫的西班牙的反感”。16世纪英国女王玛丽一世获得“血腥玛丽”之称，部分原因也在于该书呈现了天主教的玛丽女王对她政下的更正教信徒的迫害。当然，该书最重要的作用还在于它对当时英国宗教改革的影响。当代历史学家约翰·伯罗（John Burrow）称它是“除了圣经之外，对后期都铎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中的英国更正教思想影响最为重大的一个因素”。在它出版后很长时期，约翰·班扬（John Banyan）的《天路历程》（ThePilgrim’s Progress，1678）问世之前，《殉道史》一直是英国清教徒家中除了圣经之外最受重视、读者面最广的书。

《殉道史》作者福克斯

约翰·福克斯（1517-1587）生于英国林肯郡波士顿小镇上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丧父，自幼勤奋敬虔。劳作之余，其他男孩们出去玩乐之时，往往会发现他在教堂里，要么祷告，要么埋首书卷。1535年，17岁的福克斯被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录取，之后分别于1537年和1543年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后又在该学院担任了一年的逻辑学讲师。到25岁时，已熟读大量拉丁语希腊教父著作、经院派著作，并谙熟教会法，对希伯来语也驾轻就熟。由于在牛津的这些年间，福克斯逐渐转向福音派信仰，并公开支持被亨利八世（1509-1547）治下的英国国教会定罪的那些更正教信条，因此，在1545年一次牛津大规模清洗更正教信徒的运动中，福克斯也辞去牛津教职，原本颇有前途的学术道路就此放弃，从此开始了他颠簸的生涯，也开始了延续一生之久的《殉道史》编撰事业。

辞去教职的福克斯在经济上一度陷入困境，只得转向不稳定的家庭教师工作，最后，不久前被亨利八世处决的萨里伯爵（Earl of Surrey）的家族雇请了他，让他为伯爵的五个遗孤当家庭教师。由于政治环境的限制，当时的福克斯在伯爵家只能深居简出，直到爱德华六世（EdwardⅥ，1547-1553）继位，才又公开露面，并开始收集资料，撰写宗教改革家遭逼迫的历史。不过好景不长，随着天主教女王玛丽的登基（1553-1558），福克斯不仅失去了伯爵家的教职，而且不得不携家人逃往欧洲大陆。在那里，他结识了新教改革家约翰·诺克斯（John Knox），还有信奉新教的其他一些逃亡者，他们对他撰写《殉道史》的计划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1554年，福克斯终于利用从英国带出来的资料在斯特拉斯堡首次出版了拉丁文版的《殉道史》。

1558年，玛丽女王去世，亲更正教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继位。福克斯得以返回英国，出版了英文版的《殉道史》第一版。此后一直到1583年，福克斯离世前四年，《殉道史》一直处于修订、再版过程中，总共产生过四个版本，可以说《殉道史》是福克斯穷其毕生经历的一项事业，而1570年的第三版，伊丽莎白女王还授意必须存放于各教堂、大学及公共聚会场所。

尽管《殉道史》因着伊丽莎白一世亲更正教的态度而受到广泛欢迎，甚至得到官方推崇，但福克斯穷困的生活境遇并未因此得到改变。与此同时，他又两次拒绝了到英国国教会供职的机会，原因就在于“他与许多遭放逐的更正教人士一样，具有某种清教徒倾向，不愿意穿戴女王于1559年颁布的法令中规定的那些教士服饰”。还有人试图为他在当时有利的新政权下谋得一官半职，他也不愿轻易接受帮助，因为“他具有一副如此不属这世界的性情，连动用他有权位的朋友的关系来帮助自己升迁这样的事他都不屑于去做”。出于与他的《殉道史》一致的这种精神，福克斯终其一生“经济状况时常捉襟见肘，生活从未真正宽裕过，尽管他对穷人却总是仁慈以待”。

论及福克斯的性格，上个世纪著名的宗教改革史家J.F.莫兹利如此概括道：“他是一个性情仁善的古道热肠之人，信仰上极为敬虔，学问上极为勤奋，而且十分热衷于结交学术诤友。”他友善的性情使他获得“交友天才”的美称，他仁慈的个性甚至使他乐于充当红娘这样的角色。因他敬虔的祷告生活，伊丽莎白时代的海军司令德雷克（Francis Drake）爵士甚至将他在西班牙卡迪兹（Cadiz）那场战役的胜利归功于福克斯的祷告。还有许多人看到福克斯那与世俗分别为圣的生活，广传他有预言与神医的能力，纷纷将病人抬到他跟前求医治，但福克斯自己制止了这种行为。然而，作为神的仆人，神子民灵魂的牧者，他确实也担任他们灵魂的医生。据当代福克斯研究家、历史学家弗里曼（Tom Free-man）记载，有一位叫作罗伯特·布里格斯（Robert Briggs）的律师，为自己的罪孽感深陷绝望，又无法相信自己有得救的指望，屡次自杀未遂，最后发作癫痫。福克斯去探访他，与随行的人为他祷告几次之后，他灵魂与身体的病俱得痊愈。福克斯对待工作也是极其勤勉认真，甚至到了殚精竭虑的程度.他多年来不断修改、增订《殉道史》，常常使他的身体不堪重负，连他自己在1570年版的题献上也说，《殉道史》已经耗尽了他的健康。到了晚年他变得形销骨立，久违的朋友一眼望见，几乎无法相认。

除此之外，福克斯生性最大的特征是他的温柔敦和，不喜纷争，对残忍暴戾之事更是深恶痛绝。对信仰上的歧见或异端，他坚决反对施以极刑，因为他相信“功德或得救都不在于被强制的良心”。1572年，曾有几位说弗莱芒语的重洗派信徒被伊丽莎白政府以异端罪判处火刑。福克斯虽然不赞同重洗派的神学观点，但对他们被判处极刑的做法极力反对，多番上书女王及相关权力部门，又去狱中探访这些重洗派，劝其放弃在他看来是错误的观点，但终究未果，其中两名重洗派信徒仍被处以火刑。福克斯这次反对“教会”暴力的举动尽管失败，但由此举可见福克斯撰写《殉道史》的最主要精神：任何以暴力控制信仰的教会都不是真教会，不管其声称自己是天主教抑或更正教；真正的教会是不会诉诸血腥的，其武器应该是属灵与属天的。他曾在一部叫《得胜的基督》（Christus Triumphans，1556）的圣经剧中借剧中人物的口发出这样的呼吁：“放下所有的武力吧。让我们用忍耐代替威胁，将暴力化作祷告。”他相信圣经上的锡安山是基督属灵教会的预表，正如先知以赛亚预言，在神圣山上的遍处都不应有伤害与屠戮。为此，他质问：“罗马教会何以向锡安山交代？因为在这所谓的教会里，从以往到如今的许多年间，有多少杀害屠戮、残忍暴政的事情发生，有多少基督徒被火焚、被血溅，有多少可恶可恨的事见诸世间··”与此同时他也见证道：“看到真教会经过那样的狂风骤雨却依然挺立，这是何等奇妙！”

《殉道史》的内容与版本

《殉道史》记述了西方历史上从1世纪到16世纪这漫长的时期内基督徒为信仰而殉难的事迹，其中着重叙述了从14世纪到福克斯自己的生活时代，即从英国宗教改革的先锋威克里夫时代到玛丽一世整个统治期间，英国的更正教信徒或亲更正教人士所受的各种患难与逼迫。其目的是基于福克斯和支持他这项伟大事业的更正教朋友们这样一份希望：让它成为一部“具体的宣传作品，不止歌颂敬虔者的受难，同时尽一切可能做到让英国永远不要再遭遇这样的灾难”。

在距玛丽一世去世仅五年的1563年，当时的英国教会仍处在更正教与天主教激烈斗争时期，而担负着此等重大使命的福克斯就将历代以来，尤其是玛丽女王统治期间那些为更正教信仰牺牲的殉道者事迹收集、整理、记录下来，并用栩栩如生的描述公之于众，为当时英国上下反对和拒绝罗马天主教势力起到了极为重大的作用，成为了推进英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力作。

《殉道史》的四个英文版本中，最完整的那一版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教会初期基督徒遭罗马皇帝逼迫的历史，其中包含新约圣经里许多使徒的殉道故事，一段记述了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情形的简短的中世纪教会史，以及14世纪中叶开始的威克里夫派或罗拉德派运动。第二部分讲述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的教会境况，此间，亨利八世与罗马教皇之间的争执终于导致英国教会脱离教皇权威，并颁行了《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第三部分讲述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女王五年统治期间在伦敦主教埃德蒙·邦纳（Edmund Bonner）的唆使下发起的对更正教信徒的迫害运动，将近三百位非天主教信徒被以异端罪公开判处火刑。

《殉道史》在福克斯生前的四个英文版本分别是1563、1570、1576和1583年版，其基础是此前的两个拉丁文版。上文提及的最早的1554年拉丁文版主要记述14、15世纪以英国改教先锋约翰·威克里夫和跟从他的罗拉德派信徒为代表的“真实教会”遭逼迫的历史。该版本的史料和教会史观皆得益于他的朋友，支持宗教改革的英国主教和历史学家约翰贝尔（John Bale，1495-1563）。史料主要来自于贝尔的一份手稿，贝尔解释《启示录》的《两种教会的形象》（The Image of Both Churches,1547）一书则直接影响了福克斯关于真假教会的思考。

玛丽女王在英国本土的宗教迫害运动伊始，福克斯立即着手收集资料，将他的传记续写下去，一直写到他的时代，于1559年在巴塞尔出版了第二部长750页分六卷本的拉丁文版《殉道史》，其中第一卷基本上是1554年版的重印，第二卷涉及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的宗教迫害事件。这一卷内容主要依据贝尔的相关研究，还有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1498-1547）的《历代志》(Chronicle)（莎士比亚的大部分历史剧也都以此书为依据）提供的史料。后四卷则专门记述玛丽女王在位期间的迫害事件，其中比较有名的殉道士有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约翰·胡珀（John Hooper）和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等人。这部分史料既有来自后来成为伦敦主教的埃德蒙·格林德尔（Edmund Grindal）等学者提供的当时的审讯、争议与判决记录，也有殉道士们的信件以及自述的审讯经过等。克兰麦是这段时期有详细记载的最后一位殉道士，他死于1556年3月。至于那些无法寻到其详细资料的殉道者，福克斯只能在书中列出他们的名单。书中的最后四页也是一份名单，罗列的是玛丽王朝最后两年半的殉道者的名字、行刑时间和地点。

在这个版本的《殉道史》中，除了约翰·胡斯和布拉格的哲罗姆外，涉及的殉道士基本都来自英国本土。但福克斯在这个版本中已经表达了他要写一卷乃至数卷欧陆殉道事迹的愿望，并希望借此将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放在整个欧洲背景上来描述。因此，1559年10月，伊丽莎白女王继位后，流落他乡五年重返英格兰的福克斯马不停蹄地立即着手“完善”他的《殉道史》。

1563年3月20日，福克斯终于在当时著名的更正教出版家，被称为“英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首席印刷商”的约翰·戴（John Day，1522-1584）那里出版了再次扩充的《殉道史》英文版第一版，题名为《在这末后危险岁月里关乎教会的事迹与见证》(The Actes and Monuments of These Latter and Perilous Dayes,Touching Matters of the Church)，几乎与此同时人们就开始称它为《殉道史》（The Book of Martyrs），该作也就以此名流传开来。这是一本巨大的对开本著作，共1800页，内容涵盖从威克里夫到伊丽莎白继位之间的英国教会史，序言部分还概略介绍了更早的一段教会历史，尤其是公元1000年之后教皇制度的产生。书中有大量充满震撼人心描述的引文，还有描摹基督徒殉难场景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木刻插图。由于书中包含了大批更正教殉道士活生生的故事，包括玛丽逼迫时期许多目击者的经历和口述见证，该书成为伊丽莎白时代更正教运动的强大支持。这一版本也成为英国历史上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印刷技术最成熟的出版项目。

第一版出版后，立刻引起托马斯·哈丁（Thomas Harding）、托马斯·斯特普尔顿（Thomas Stapleton）和尼古拉斯·哈普斯费尔德（Nicho-las Harpsfield）等天主教学者的猛烈攻击，其中在玛丽王朝时期任坎特伯雷大助祭但当时已被监禁在伦敦塔里的哈普斯费尔德的攻击最为猛烈。他在长达1000页的拉丁文著作《六篇对话》（Dialogi Sex）中辟出250页专门针对福克斯，质疑福克斯记载的更正教牺牲者的殉道士地位，推翻福克斯所呈现的一些人敬虔品质的可信性，认为这些人中有的不过是普通罪犯，他们所持的异端思想在正统更正教看来也会是异端思想。这篇驳文是福克斯生前遇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他有系统的驳斥。与此同时，福克斯自己也在第一版发行后发现书中有不少错误，包括资料翻译上的错误，以及与作品总体信息不相称的段落，这些都要求福克斯着手准备该作的第二版。哈普斯费尔德的反驳则促使福克斯为他的第二版做更精细也更广泛的调查研究。

在为第二版做准备的资料收集工作中，福克斯新的合作者是他多年的深交亨利·布尔（Henry Bull）和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主教等。他们为福克斯提供了玛丽时期殉道士的大量信件，以及各种手稿，这些信件和手稿内容都出现在以后的版本中，《殉道史》为此也更像一部集体编著的，而非来自一个作者的作品。

1570年，分为两卷对开本的第二版《殉道史》出版。虽然第一版的内容包含其中，但几乎是完全重写过的。首先时间范围延伸到初期教会，第一卷专门针对宗教改革之前的时期。英国的历史虽然仍占主要部分，但发生在欧洲其余地方的事件比重明显增加。由于第一版的问世，大量新资料涌向福克斯，因此福克斯在第二版中使用的资料范围更加拓宽，除了立场鲜明的更正教学者的作品外，他还采用了像教皇庇护二世（PiusⅡ）和约翰内斯·科赫洛伊斯（Johannes Cochlaeus）这些天主教史学家的作品，还有众多的小册子、布道文和信件，以及许多第一版的读者反馈给他的与玛丽王朝迫害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个人口头或书面证词。另一方面，福克斯也在该版中针对他的批评者的观点做出了相应的增删、修正与回应。对于哈普斯费尔德的批驳，凡福克斯觉得批评得在理的地方，他都在第二版中做出修正，而不合理之处，他则以加倍的证据来回应。

1570年版本得到了伊丽莎白政府的大力推荐。1571年4月，坎特伯雷主教会议上议院下令，所有大教堂内除了圣经外，都当存放《殉道史》，高层神职人员家中也当提供数册，以便家中仆人或访客阅读；同时，教区教堂也被非正式要求提供这一《殉道史》最新版。

1576年，在约翰·戴的儿子理查德（Richard）负责下第三版也发行了，但它基本上是第二版的重印，内容上没有什么重大突破。

1583年，福克斯在世时的最后一版《殉道史》问世，分两卷，双栏对开，共2100页。这一卷篇幅几乎是圣经的四倍的巨作“在当时可说是外观最威严、内容最复杂、印刷技术要求最高的一部英文书，甚至还可以保守地说，它是英国头两三百年的印刷史上最大最复杂的一部书”。书的首页上还附了这样一个请求，说作者“盼望你，好读者，用你的祷告来帮助他”。这一版除了更好的纸质和印刷字体外，还根据需要和新发现的资料对内容做了相应的增删，同时还增添了一篇福克斯表达个人观点的长文，叫《启示录展开的数字奥秘》（The Mystical Numbers in the Apocalyps Opened），通过《启示录》中的大事年表来阐释人类历史，这是福克斯生前的最后一项重大工程。

接下来的101年间，又陆续有五个版本问世，每个版本也都包含一些新的资料，大多是后来发生的信仰逼迫事件以及各版本编辑的评论性介绍。而读者目前手中的这个版本，则是20世纪的编辑为了方便现代读者的阅读重新修订的结果。看来，《殉道史》在其原作者离世归主后这漫长的数百年间，一直都是一部活的文本。

《殉道史》的史实性与叙述视角

当代最重要的福克斯研究家之一帕特里克·柯林森（Patrick Collin-son）认为，福克斯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他那个时代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然而，自从福克斯那个时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一直有人对《殉道史》的史实性和叙述视角提出强烈质疑。上文提到的第一版问世后从天主教学者阵营中发出的激烈攻击便是一例，哈丁曾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口吻称《殉道史》是“那散发着你们殉道士恶臭的巨大的粪堆，充斥着成千上万的谎言”。300年后的19世纪，塞缪尔·R.梅特兰（Samuel R.Maitland）的《关于殉道史的六封信》(Six Letters on Foxe’s Acts and Monuments,1837）几乎全盘否定福克斯这本书的史学价值，并影响了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史学界对福克斯的普遍看法，即认为他所写的那段更正教历史带着强烈的偏见，且“尽是小道消息，尽是无稽之谈”，完全不值得信任；大英百科全书得到的忠告是，福克斯即使不是谎言之父，也是杜撰高手。因此1911年的《大英百科全书》上“福克斯”条就称他“有意杜撰虚假证据”。直到1940年莫兹利（J.F.Mozley）那本证明福克斯高度诚实的福克斯传记《约翰·福克斯及其著作》(John Foxe and His Book,1940）问世，学界才开始转变对福克斯的看法，重新开始认识他的《殉道史》的价值，也由此“开始恢复对福克斯作为史学家的研究，并一直延续到今天”。2009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就称福克斯的传记“史实详尽，保存了许多无法从别处获取的关于英国宗教改革的第一手资料”。

那么，该如何看待福克斯的这本到了21世纪虽基本有定论，但仍不乏争议的《殉道史》的史实性与叙述视角呢？

首先，就史料的真实性而言，从福克斯的这本传记的版本形成过程来看，其资料来源众多，既有古代教会史权威，如优西比乌（Eusebius），比德（Bede），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等留下的各种关于早期教会的文本，又有同时代的权威人士、福克斯的个人朋友贝尔、格林德尔、布尔、帕克等人的研究成果，不言而喻，福克斯笔下资料的可靠性不会强于这些资料来源。

第二，由福克斯本人亲自了解实情而撰写的传记中最重要的部分，即关于罗拉德派受逼迫的历史及玛丽王朝宗教迫害事件，其资料的翔实性就相当可靠，因为福克斯援引的大多是第一手资料：国教名册、审讯记录、当事人留下的日记和信件、目击者的旁证等。对那个时代的英国史学文本来说，这些都是理想的资料来源范围。不过，莫兹利也提醒道，福克斯在使用资料时常常比较随意，读者在书中“会碰到相当多的小错误和不一致的地方，对此读者必须有所准备”。

第三，福克斯远非如现代史学研究所崇尚的那样，以“客观”、“中立”为原则；他会在叙述过程中毫不犹豫地插入表达自己观点的评论：“请看，这帮教皇的走卒们那装模作样的架势”或者，“这种回答一听就知道是伪造，是狡诈的包装”。总之，如上文所述，因为福克斯写作这本传记全然不是为了表现自己作为史学家的博学与客观，而是具有明确的维护“真教会”、抨击“假教会”的意图，所以他完全无意在作品中避讳自己鲜明的立场倾向。这就如古代以色列的先知，当他们受神命警告悖逆的以色列民时，他们也陈列以色列人客观上的犯罪事实，但先知的传言绝不旨在客观，以便由以色列民听后自己决定是否弃恶从善，而是用“呼天唤地”这样激烈的介入态度来强令他们悔改归向神。

第四，福克斯在编写他的《殉道史》时所用的材料总体来说是准确的，但如何呈现却是有选择性的。有的时候他逐字照抄文献，有的时候又按照自己的目的来剪裁，只要能够向读者指出，罗马天主教会如何是“敌基督”的教会，用暴力逼迫真基督徒又如何是它内在的本质，真正的教会又是如何为着所信之道，以及因着这道的扶持和安慰，甘心受苦，忍耐到底以至于死。所以莫兹利认为，就《殉道史》这整个写作意图而言，福克斯这种筛选和使用材料的方式只能“宣明福克斯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真诚寻求真理的人”。

当代另一位著名的福克斯研究家托马斯·弗里曼（Thomas S.Free-man）在《牛津英国国家人物大辞典》中用这样一段话很好地回答了迄今为止关于福克斯及其《殉道史》中的各种争议：“当代学界对《殉道史》的准确性有了一种更综合、更细微的评价··或许最有益的做法是将福克斯视为在一桩案子中为他的当事人做辩护的法庭律师，因为他知道他的当事人是无辜的，所以下定决心一定要救他。正如这位假想的律师一样，福克斯也需要面对实际上发生过的事情的证据，而这些证据他是很难去伪造的。但另一方面，他也不会去呈现那些对他当事人不利的事实；同时他还要有技巧来安排使用他所获得的证据，使它能与他所想表达的观点相一致。恰如这位辩护律师，福克斯提出了关键性的证据，也讲出了他这一方需要被人听到的故事。也正因此，在阅读福克斯的时候，绝不能不带任何批评态度，同时也一定要记住，他的写作目的是带有明显的立场的。”

上个世纪英国重要的批评家C.S.路易斯在教导读者如何阅读时常被现代读者误读、误解的弥尔顿（John Milton）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时，给出这样一个忠告：“要判断任何一个有技巧性的事物，不论它是一个瓶塞钻还是一座大教堂，判断的第一标准都是认识它到底是什么——制作它的目的何在，派何用场··第一要务是，了解在你眼前的事物：只要你认为瓶塞钻是用来开罐头的，大教堂是用来招揽游客的，那么对于这些事物的目的你就实在不能言说什么。读者对于《失乐园》首先需要知道的也是，弥尔顿想使它成为什么样的东西。”显然，对于福克斯这本四百五十多年前的传记，21世纪的读者如何阅读它，如何看待它被争议数世纪之久的“准确性”问题、叙述视角问题，路易斯上述论阅读弥尔顿的告诫对福克斯的读者同样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忠告。

——苏欲晓

英文编者前言

福克斯的《殉道史》曾是一本家喻户晓的书，在成千上万户家庭中，它曾与《天路历程》和圣经摆放在一起，即使到了今天，它仍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在传扬福音和见证更正教（Protestant，即新教）真理方面发挥着它卓越的贡献。基于该书在读者中的熟悉程度，编者对目前这个版本做一个简明扼要的介绍也就足矣。

毋庸置疑，福克斯是一位文字活泼有力，颇能吸引读者的作家。他的总体文风质朴无华，刚柔相济，出于他笔下的不少叙事作品可算得上英语语言的精华。可是，从《殉道史》这本书的原稿来看，福克斯的材料编排方式有时会让现代读者觉得差强人意，他在遣词造句、段落构造方面的文学技巧是有目共睹的，但在文学的“建构”上，他却表现出明显的缺陷：他虽将石料修劈妥当，却不太擅长将它们搭成一栋线条简洁的建筑，好让读者对它的轮廓一目了然。现有的这个版本就是试图对他这方面的缺陷做一些弥补。一册在手，现代读者总是喜欢它能有个简洁有序、眉目清晰的结构编排，编者就照此方向尽量努力，以期满足读者的希求。

作为编辑，我们相信，现有版本虽在原著基础上略有改动，但精华部分分毫不减，原著中那些最令人受益的内容完全保留。只是由于福克斯在处理材料时，叙述殉道士在法官面前受审的情景往往篇幅过长，同样的争议一遍遍出现，同样的问题一遍遍提出，同样的答案也一遍遍呈现。现有版本的编辑认为，所有这些重复都需加以避免。但与此同时，那些闻名遐迩的殉道士-他们中的每一位书中都辟了专章叙述–的事迹，我们则予以尽量周密、细致的处理；他们为之献身的那些真理，我们都予以尽可能充分而明晰的阐述。

此外，由于福克斯的这部不朽之作含有传记成分，而传记内容又与作者本人喜爱的一般宗教史内容交织错杂，现有版本就将这两部分内容剥离开来。福克斯原意是要将他的故事放在每个朝代的背景之下来叙述，等到他的主人公临到该历史场景时，他再掉转笔锋，从主人公最初的经历开始，着手叙述他的故事。讲述完毕，他又回到主体的历史叙事上。国家历史与个人历史在这种交替中产生了不太必要的叠加，出现了不少重复内容。这些跳跃式的叙事导致某种混乱，传记内容无法突出，读者得不到清晰的指引，整部叙述在读者脑海中留下的仅是一片模糊的大致印象。在各种文风中，离题散漫是现代读者最难以忍受的，他们喜欢叙事作品清晰明了、节奏快捷、动态感强、直奔主题，福克斯原作中的这种散漫风格拦阻了他们对作品全身心的接受。

编者在修订该作的整个过程中都将上面提及的这几个要点谨记于心，希望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也就是说，单单就文学性来看，福克斯的这部传记也会是我们文学中最生动、最可读的作品之一。除此之外，这部名著涉及的重大主题一罗马天主教的错谬、攻击性、不宽容，以及随时表现出来的残忍–对我们今天的时代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我们有理由希望，这本书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同时它又能很可贵地实现该书写作时的初衷。

或许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编者清楚地意识到，书中也讲述了君士坦丁皇帝、威克里夫、马丁·路德这些人的生平，而根据对“殉道士”一词的当代理解，他们并非真正的殉道士。然而，“殉道士”（martyr）一词的原义是“见证人”（witness），上面这些人毫无疑问都是基督福音的见证人，他们的见证至为宝贵。更何况，本书若少了对这些人的描述，每位读者都会觉得若有所失，因而也不够完善。

——格林顿·贝里（W.Grinton Be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