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清教徒神学27-2

代求的灵（罗8：26-27）

如果有一段经文是清教徒首先用来阐明他们祷告的教义的，那就是《罗马书》8章26-27节。这段经文在圣经中很独特，关注在信徒缺乏能力按当有的样子祷告，而圣灵用叹息来代求。让人吃惊的是，清教徒对圣灵实际上为信徒“叹息”而祷告有些费解。欧文说，若有人假设圣灵实际上为信徒祷告，这就等于忽略了基督代祷的事工。欧文相信，这种说法还表明，圣灵不是完全的上帝，因为“所有祷告—–是一种下级对上级祈求的行动”。那么，这段经文的意思，一定是与《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背后的思想类似：圣灵是所有真诚祷告的创造者。大卫·克拉克森（David Clarkson，1622-1686）曾担任约翰·欧文的助理多年，他在一篇题为“祷告中的信心”的讲道中，讲到了他对这段经文的细致分析。他如下论述代表了清教徒的传统：

祂的职分就是为我们代祷，在我们里面祷告，也就是造成我们的祷告。祂将祈求写在我们心里，我们献上这些祈求；祂创作一件美事，我们表达出来。我们相信祷告会蒙上帝悦纳，这也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祂的声音、动作、运行，也是祂的祷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祂在祷告，而我们的叹息也被称为祂的，我们在祷告时的设计和意图，也是祂的意思—–《罗马书》8章26-27节。

说圣灵在所有真诚的祷告背后，并不意味着祷告的基督徒只能消极地领受圣灵的带领，或者说他或她在圣灵运行之前做不了什么。1662年英国通过《统一法案》后，威廉·古纳尔是为数不多还留在英国国教中的一位清教徒，他认为圣灵“向我们吹气，不是像人往树桩或号角这些被动的事物或乐器中吹气一样。”古纳尔说，在祷告中，“上帝的灵和基督徒的灵魂或灵之间存在并发性”。二者都是主动的。曼顿也注意到：“我们不能在看到圣灵运行之前不尽我们的（祷告）责任，而是要使用我们作为理性受造物的能力—–并要尽责，等候和呼求主的灵施加必要的影响力，就如《雅歌》4章16节所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欧文有一句措辞优美的清教徒名言，可以作为很好的总结：“圣灵的恩赐是点燃我们向上帝所献一切祭物的火。”

《罗马书》8章26-27节前两句指出了我们在祷告时为什么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受软弱困扰，而且不知道“当怎样”祷告。无数清教徒作者就这几句经文的含义写过注释。结合曼顿基于这些经文的讲道，“欧文的《论圣灵在祷告中的工作》和班扬在《我以圣灵祷告》中的评论，从这些代表中，我们得出清教徒的核心主张，在祷告中圣灵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

总的来说，这些清教徒作者批评写出来的或形式化的祷告。例如，1661年约翰·班扬受审讯时，法官约翰·林吉（John Kelynge）质问班扬，让他解释为什么不出席当地教区教会的敬拜。班扬忠于他的清教徒传统，他说“他没有发现这是上帝话语中的命令”。”林吉指出祷告是一项责任。班扬认同这一点，但他坚持认为，这是一项需要有圣灵的帮助才能履行的责任，而不是借着《公祷书》（Book ofCommon Prayer）对英国国教公共敬拜形式和内容进行的限定。班扬继续论证说：

《公祷书》中的那些祷告是其他人写的，而不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运行—–圣经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注意—–圣经没有说是《公祷书》教导我们如何祷告，而是说圣灵。

若不了解班扬同时期和清教徒先辈的观点，人就不能正确理解班扬为什么反对使用写好的祷告文。约翰·加尔文对祷告的定义是，从本质上来说祷告是“人心的一种情感—–是在上帝面前倾倒出来和完全敞开的情感”。同时，加尔文也写过一些用于公共敬拜的祷告词。英国清教徒中一些加尔文的属灵后辈们，如理查德·巴克斯特，保留了这两种用法。但是，很多清教徒从加尔文对祷告的看法得出结论说，少用或者不用书面形式的祷告。

瓦尔特·克拉多克（Walter Cradock，约1606-1659）是一位威尔士的独立派传道人和作家，他直言不讳地说：“那可怜的（传道人）本应因在主面前倾心吐意而高兴欢喜，却被捆绑在一本老旧的服侍手册上，他还必须读出祷告，直到使上帝的灵忧伤，也让他自己的灵枯干如碎片，以至他再也不能祷告了。”“欧文是班扬的朋友，也对他赏识有加，他同样说：“经常一成不变地使用一些形式化的祷告词，会成为消灭圣灵感动的一大因素。”欧文承认，使用写下来的祷告词本身不是恶的，但因为上帝赐给信徒的圣灵是“施恩叫人恳求的灵”（亚12：10），信徒拥有祷告所需要的一切资源。此外，欧文坚称：“据我所知，圣灵，即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没有应许帮助任何人为他人写出祷告；所以，我们没有根据证明祂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人祷告。”“这些批评意见准确地反映了清教徒对使用《公祷书》中的祷告形式和内容的不满。

克拉多克和欧文对祷告的论述，其背后都有一种对圣灵工作的强烈兴趣，以及随之而来的认识：人只有靠圣灵的能力，才能正确地服侍和敬拜上帝（约4：24）。

道和圣灵：欧文对贵格主义的驳斥

1654年6月，两位来自威斯特摩兰郡肯德尔柯比（Kirby Kendal,Westmore-land）的贵格会成员，伊丽莎白·弗莱彻（Elizabeth Fletcher，约1638-1658）和伊丽莎白·莱文斯（Elizabeth Leavens，卒于1665）造访了牛津，最先把贵格会的信息带到这个大学城。她们试图警告学生们学术界的不敬虔本质，并且想要说服他们，他们的真正需要不是智识上的光照，而是圣灵的内在之光。大多数人没有理会她们的信息。伊丽莎白·弗莱彻觉得上帝引导她用更戏剧化的见证来引起学生们的注意。她袒胸半裸行走在牛津的街道上，作为“反对伪善学术的标记，她告诉他们，主会剥掉他们这些长老会和独立派人士的信仰伪装，让他们赤身裸体”。“弗莱彻的“裸露行走的记号”是早期贵格会的普遍做法，这在学生中引起了敌对反应。很多人抓住她和她的同伴，把她们拖进泥坑里，然后在圣约翰学院里用水浇她们。弗莱彻可能曾被扔在墓碑上或者被推进一个敞开的坟墓中，持续的伤害在她短暂的余生中一直折磨着她。

这些苦难没有阻碍住这些妇女的精神。下一个周日，她们拜访了牛津的一个教会，为了给会众传递上帝的警告，她们打断了敬拜。这次她们被捕，拘留在博卡尔多（Bocardo）监狱。第二天，欧文作为负责大学纪律的副校长，指责两位贵格会人士亵渎圣灵、污秽圣经。欧文确信，如果这些妇女的行为不受到惩罚，就会在大学内引起混乱，他下令鞭打这些妇女，并将她们驱逐出城。

两年后，欧文又一次难忘地与贵格会人士相遇。这是一次发生在白厅宫（Whiteball Palace）的神学辩论，他的对手是后来被人们视为17世纪英国贵格会最著名人物的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福克斯后来回忆说，当时他正和另外一位贵格会人士爱德华·皮特（Edward Pyott，卒于1670），拜访当时统治英国的英联邦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

我和爱德华·皮特去白厅一阵子了，当我们来见（克伦威尔）时，碰到了牛津大学副校长约翰·欧文先生；所以我们有感动要在克伦威尔面前谈一些贵格会会友所遭受的苦待，将这些事情在他面前陈明，并期待他可以转向基督之光，即那照亮每个世人的光。而他却说，那是一种自然之光。所以我们反过来向他证明，为什么这光是神性的，是从属灵和属天之人基督而来的属灵之光。这光也被称为基督的生命，我们里面的道和光。主上帝的能力在我里面使我兴起，我受感动劝他在耶稣脚前放下他的冠冕。我几次这样对他说，我正站在桌子旁边，而他上前坐在我旁边的桌子上，还说他要和我一样高。他就这样继续反对基督耶稣之光。

这两个事件显明了早期贵格会的一些核心特点：它强调每个人里面的神性之光（从约1：9而来的信念），激烈地发预言和劝别人改变，蔑视大学学术，并且依赖戏剧化和破坏社会的手段。

英国联邦时期的贵格主义

贵格会运动是英国内战（1642-1651）动荡的产物，当时人们熟悉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界限都被冲突的潮水破坏，真实可靠的宗教实践和信仰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分量。在当时巨大的动荡中，许许多多的人开始寻求上帝的工作带给他们灵魂平安。他们中很多成长在清教徒环境中，这样的信仰背景强调人的全然败坏、人需要圣灵的主权性归正工作。这些被称为寻求者的其中一部分人，期待信仰恢复到一种既有活力而又简单的状态，这些是他们认为使徒教会所具有的特点。正如约翰·F·麦格雷戈（J.F.McGregor）所指出的，他们认为基督真教会的标记是“具有赐给使徒的恩典，并由神迹显明出来”。没有哪一间清教徒教会声称自己具备这些超凡能力或特殊恩赐，所以寻求者觉得他们需要退出这些教会，等候他们所盼望的上帝新的供应。对于很多寻求者而言，上帝新的供应是随着贵格会和他们的信息而来临的。

虽然贵格主义早期有很多关键人物，包括爱德华·伯勒（Edward Burrough，1634-1662）、理查德·哈伯霍恩（Richard Hubberthorne,1628-1662）、威廉·迪斯伯里（William Dewsbury，约1621-1688）、詹姆斯·内勒（James Nayler,1616-1660），但后来乔治·福克斯起到了主要作用，将很多寻求者带进“一种松散的、思想体系一致的教会团契中”。到17世纪60年代末，大多数早期的贵格会领袖都过世了，只有福克斯还在，成为了贵格会团体的核心，他们在17世纪晚期联合成为“公谊会”（Society of Friends）。

福克斯曾是一个牧羊人和鞋匠，“识字但没有太多文化”，1643年他离开自己的家乡莱斯特郡德雷顿（现在的芬尼德雷顿），接下来四年，他花费了很长时间通过中部地区，最终抵达南部的伦敦。他这段旅行的目的，似乎是要寻求属灵智慧。他花了很多时间与普通浸信会人士（例如阿米念派）在一起，这些人对他的影响，可以从他后来对正统清教徒的基督论（特别是预定论教义）的反对中看出来。

最后，在1647年和1648年，福克斯找到了智慧，他写道：“是在没有任何人、任何书的帮助下找到的。”“通过一系列他称为“开启”或内在光照的经历，他确信“在牛津或剑桥受教育，不足以让人适合和有资格称为基督的传道人”，”并且认为真正的基督教本质上是一种内在的属灵经历。福克斯后来在他的《日记》（Journal）中回忆说：

“主上帝”借着祂不可见的能力，向我开启，每一个人都是被基督的神性之光所照亮的。我看到它在所有人里面闪耀，相信的人从咒诅中走出来，进入生命之光中，成为光的儿女。但那些恨光、不相信光的人则被咒诅，虽然他们曾宣称相信基督。这是我从光的开启中看到的，没有借助任何人的帮助，我当时也不知道从圣经何处可以找到，尽管后来我在阅读圣经时找到了。因为我看到，光和圣灵是在圣经赐下之前就存在的，并引领上帝的圣民前进，如果他们想正确地认识上帝或基督或圣经，所有人都必须来到圣灵面前，这都是赐予他们的光所引领、教导他们的。

《约翰福音》1章9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福克斯在上述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提到，这是他独特信息的核心，也是贵格会友信息之核心。他们认为，这段经文教导每个人都生来就有基督之光，只是被罪昏暗了，但永远不会完全熄灭。对于那些开始相信贵格会信息的人来说，这光已经成功冲破罪的拦阻，将他们的灵魂和基督联合在一起。所以，用福克斯自己对他属灵光照的描述来说，这句经文描述的是他们在“经历上”的认识。此外，他们相信，这一基督之光在他们黑暗的心中发出亮光来，并不是借通常清教徒所强调的各种蒙恩之道，也就是阅读圣经和聆听道的传讲。

这节经文也帮助贵格会定义了他们的使命。例如，福克斯在归信后意识到自己被上帝命令去“让人们转向那内在之光、灵和恩典，借着这些所有人都能以认识他们的救恩，以及他们通向上帝的道路；神圣的灵会带领他们进入所有真理，我绝对无误地知道这光和灵不会欺骗任何人”。曾为浸信会信徒，后改信贵格会的撒母耳·费希尔（Samuel Fisher，1605-1665）在宣告贵格会的传教目标时说，我们“呼召所有人在他们自己的良心中寻找那光”，他继续说：“靠着那光的带领，人们会来到上帝面前，成就他们的救恩。”

在贵格会运动的第一个十年中，这一信息非常成功。历史学家通常认为1652年是贵格会的开始。那年春天，福克斯带着他的信息北上，到了奔宁山脉（Pennines）和威斯特摩兰郡。那一年的圣灵降临节，福克斯对一大群会友讲道，包括离肯德尔柯比不远的一千多位寻求者。弗朗西斯·豪吉尔（Francis Howgill，约1618-1669）曾经是当地的浸信会传道人，他说：“我一听到他宣告说—–人里面的基督之光是通往基督的道路，我确信这是真理永恒之道，也就是上帝的道在我的心上印上印记。”他不仅确信福克斯的信息是真理，而且他还记得，那里有“上千人，都渴慕上帝”。

贵格会的信息在英国北部生根，特别是在威斯特摩兰郡、兰开夏郡、约克郡、坎伯兰郡。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信息往南传播，至少对下面四个区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柴郡；伦敦及其以北和以东的几个郡，赫特福德郡、白金汉郡、剑桥郡、埃塞克斯郡；布里斯托尔、萨默塞特和威尔特郡；以及沃里克郡和伍斯特郡的中部地区。但是，贵格会传教士的工作并不局限于不列颠诸岛。到1660年为止，热心的贵格会传教士已经进入到马萨诸塞州、德国、罗马、马尔他和耶路撒冷各地。这些工作的结果是，据估计，截止到17世纪60年代初，单英国就有至少3.5万到4万贵格会友。根据巴里·里（Barry Reay）估计，这数字可能达到6万。

以道为代价，高举圣灵

贵格会强调光照来自人的内在之光，他们称之为基督内住或内在的灵，与此同时，理查德·包曼（Richard Bauman）注意到，贵格会还提出一种激烈的宣称，即贵格会信徒的经历包括听到神圣的内在声音。贵格会并不否认上帝也的确借着写下来的圣经对人说话，但他们确信，他们也认识并享受到圣灵直接的启示和引导，正如新约时代的使徒和圣徒一样。“用贵格会神学家威廉·佩恩（William Penn，1644-1718）的话来说，圣灵直接的经历“尽管现在被嘲弄—–对贵格会信徒报以极大的嘲笑，但曾是（新约信徒们的）认识和安慰的伟大根基。””用包曼的话来说：“早期贵格主义的核心宗教经历，就是上帝在人里面直接与人交通。”

包曼的这番话在1670年小以撒·彭宁顿（Isaac Penington the Younger,1616-1679）写给一位贵格会友的信中得到证实，收信人是拿单业·斯托纳（NathanaelStonar）。彭宁顿是早期贵格会归信者中不多的“智性缜密的榜样”，他对收信人说，他们与其他“信徒”（他指的是公理会和浸信会人士）之间的主要差别，是“关乎准则”。虽然其他人宣称圣经是指引男人、女人生活和思考的标准，彭宁顿确信，内住的生命之灵“比话语或圣经中论及这些事物之间的外在关系更近、更有力”。正如彭宁顿的注释：

主在福音状态下应许会与祂的子民同在，不是作为一个过客只与人同在一夜，而是住在他们里面与他们同行。是的，如果他们受到试探，在错误的危险中，他们就会听见背后一个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难道他们不会将这作为准则，和圣经一样吗？是的，这难道不是对人心更完全的指引吗？这不比从圣经中找出这些话语更好吗？—–圣灵，就是赐下这些话语的那一位，比这些话语更大；所以我们不能只看着祂，也要在我们心中和思想中把祂高举，高过见证祂的那些话语，尽管这些话语我们品尝起来也是甜美、宝贵的。

彭宁顿在这里确认说，贵格会看重圣经是“甜美、宝贵的”，但他也同样坚定地说，当述及指导基督徒的生活和思考时，内住的灵应被视为最高权威。

同样，乔治·福克斯听到一篇关于《彼得后书》1章19节的讲道时，这位传道人告诉会众，“圣经是试金石和裁判，他们要用圣经来验证所有教义、信仰和观念”，这一点让他无法压抑自己的反对。他呼喊说：“不是的，不是圣经。”接着，他继续对当时可能被吓到的会众说，试金石和裁判应该是“圣灵，上帝的圣徒是靠圣灵赐下圣经的，所以观念、信仰和判断都应该与圣灵相互验证；因为圣灵引导人进入一切真理，也赐给人对真理的认识。”当亨廷顿郡和剑桥郡的一些浸信会人士转为贵格会信徒时，他们很热切地坚称，“他们良心中的光是他们遵守的行为准则”，而不是圣经。

所以，贵格主义不惜以牺牲上帝的道为代价高举圣灵。在很多场合，这导致早期贵格会人士表现出很奇怪的行为和言语方式。伊丽莎白·弗莱彻的以半裸行走为标记就是一例。其他还包括马哈雷特·费（Margaret Fell，1614-1702），她后来成为了福克斯的妻子，她把福克斯描述为“永恒生命的源头”，向他“万国都要跪拜”；理查德·塞尔（Richard Sale，卒于1658）对福克斯的称赞是：“赞美，赞美，永恒的赞美都归给你，昔在、今在、将要再来的那一位，就是万有之上的神，永远蒙福”；“以及詹姆斯·内勒于1656年在布里斯托尔令人惊奇地重演基督荣入耶路撒冷的一幕。”正是因为贵格会要走到圣经“背后，超越圣经”的做法，导致当时清教徒作品中对他们“不加遮掩的憎恶”如此之多。约翰·欧文是清教徒中批判贵格会最尖锐的一位。但是，欧文和他同时代的清教徒不同，他的批判不只是“靠谩骂，而是借着细致、认真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