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宽容的不宽容

第四章、比不一致还糟糕

人们把对宽容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混淆在一起。旧宽容观指的是，在一个更广泛的伦理视野范围内，一个人可以不认同另一个人的立场，但还是坚持让他有权利发表其观点。宽容的新定义则指的是，一个人不应该对别人的观点表现出不认同或贬低，而这种“宽容”经常被假设为一种最高的善。把这两种定义混淆起来，会带出很多令人混乱的讨论。我们讨论的时候会在两种宽容定义之间频繁切换，却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换掉概念了。更糟糕的是，这两种宽容的定义并非是绝对独立的：两者有一块混乱的重叠部分，这种重叠更让人们的讨论混沌不堪。

例如，你可以思考一个由很多左翼人士对右翼人士（尤其是宗教右翼人士）提出的指控，即右翼人士在最根本的主张上是非常不宽容的。就这个观点而言，右翼人士被描述为（或被漫画画成？）一群“热衷于文化战争的比特犬，长着小脑袋、大牙齿、有力的下巴，而且没有丝毫兴趣妥协立场”（正如泰勒描述的）。【1】将这样的指责不当回事，觉得它们只是左翼人士不耐烦、伪善、不宽容的咆哮之词，这样也挺好。但如果可以认真承认说这些话的确反映了第二种宽容的意义，如此反驳就更好了。

但是我们必须直面现实。首先，在一些问题上，右翼人士的确想要推动立法禁令，来禁止一些他们认为对整个社会非常有害的做法。例如，大多数右翼人士（左翼并不多）认为需要有法律来禁止晚期妊娠的堕胎行为，让触犯此法律的人承受刑罚。同样的，尽管他们可能认为，一些自愿结合的同性成年人在卧室中做什么，是法律不能干涉的，但很多人也认为要给同性恋伴侣以“婚姻”地位，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愚蠢、短视而且有害的。可能，他们会说，屡次提出的“婚姻修正案”是唯一的答案。当左翼在这些事上把右翼贴上“不宽容”的标签时，可能是因为他们把宽容（或不宽容）的事物，看作一种绝对的善。那样的话，右翼人士必须要挑战他们。但是严格地讲，在这些问题上，右翼人士的不宽容是第一种意义上的，即对宽容的旧定义：他们认为这些讨论的问题是道德性的，是需要政府来加以区别对待的，包括用一种合适的惩罚性规条来达成。而右翼人士在这些问题上本应该这样说：“我们当然在这些问题上不宽容，就像我们不会宽容恋童癖、强奸和其他恶一样。而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是值得政府歧视对待的。”

但其次，右翼人士有时充分而且直率地发表意见说，几乎没有人（即使有的话也很少）愿意被通过修改刑法来分为几类，例如，关于人们在有限政府理念，或某些经济政策上的观点。这种说法在右翼中如此强势，以至于若有人不同意的话，他就会被贴上各种标签，如傻子、白痴，甚至叛徒（如果算不上宪法的叛徒，也是美国理想的叛徒）。左翼人士就会回应说，右翼太不宽容。（我要急着补充一点就是，如果换一个案例的话，会很容易逆转“左”、“右”之分，而不失去相关性！）要重复的一点是，当左翼人士指责别人不宽容的时候，他们可能想到的是第二种意义上的不宽容，即基于新宽容观的定义。但是，在同样情况下，右翼人士的不宽容是第一种意义上的：毕竟右翼不会试图把那些在同样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人丑化为犯罪者。在第一种意义的宽容和不宽容定义下，一个人在宽容别人之前，要不认同大众的看法，甚至要激烈地反驳，说“但是呢，但是呢……”有时他的确要问，是否这种措辞已经超过了激烈的、有原则的辩论范围，而成了一种带着讥笑的藐视言语。那样的话，即使没有将对方丑化为罪人，也起到了贬低、羞辱人的效果。这时，人们对右翼人士那种刚硬下巴的比特犬形象描述，也并非完全不合适。当我们激烈反驳那些我们不认同的人时（就算我们不要求对他们或他们那种被强制的沉默施行法律禁令），这种辩论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个界限，一旦超过了，我们的宽容（第一种意义的）就渐渐滑向不宽容了？

与这些问题紧密相关的，也是人们在民主制度、多数主义（majoritarianism）侵害个人权利，以及其他复杂问题中最被激烈辩论的一些方面。我们会在本书的最后两章中更多谈到这些思路。但是，这一章的目的比较简单。我只是想要记录下一点：尽管新宽容观一直声称它是不受任何伦理、道德或宗教的思想系统限制的，事实上，它其实是非常不一致的。我认为，其问题之严重性，甚至比辩论中的不一致更糟糕：它实际上是在一边坚持说别人不宽容的同时，一边又把一些庞大的思想结构倒卖进一个文化中，将这些思想结构强加于那些不认同它的人。如果我们认识到这样的情况，会看到这其中的反讽如此好笑，甚至可以拍成一部有趣的情景喜剧了。

争夺“宽容”之道德高地

在那些支持新宽容观的人当中，存在一种普遍的观点，即谁持有对事物的强硬立场，谁就等于成了宽容的敌人。这样的人宣称自己认识“真理”，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更会变成不宽容的原因。相比之下，新宽容观的维护者更偏好人们归给苏格拉底的那种智慧：“我所有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尽管苏格拉底其实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2】有人声称他认识真理，这人就被当成是不宽容的，这种指控是有争议的，但这却还不是我所关心的。我想要做的是指出一点，即那些宣称自己占据了宽容（新宽容观）之道德高地的人，其实在观点上和那些他们批评的人一样强硬，只是这样的观点是针对其他问题时才表述出来的。

可能没有谁会比一位最著名的左翼作家更显示出这种倾向了，他就是斯坦利·费斯（Stanley Fish）。在他1999年出版的书《原则的难题》（The Trouble with Principle）中，【3】费斯提出几个例子。比如说，关于同性恋问题，一些原住民或第二、三世界的人（他们的权利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出来反对，而左翼人士会纠结于如何谴责这样的立场，同时又不显得有种族主义、或殖民主义倾向。拉什迪因为他写的小说被判定是对伊斯兰的批判，被阿亚图拉·哈梅内伊（Ayatollah Khomeini）在法特瓦（fatwa注：阿拉伯语，教法判例）法下判定死刑，而一些左翼人士就啧啧地说，拉什迪是自找的，因为他的言论太激烈、不宽容。很明显，一旦言论自由的原则和宽容原则发生冲突时，而涉及的又是少数族裔，言论自由就输了。费斯认为，这种自由主义的真正危险之处在于，它使用中立的措辞，抬高宽容，而它在这样做的时候确实很不中立，也常常是不宽容的。这就是费斯所称的“专卖店多元文化主义”。但是，就连要求以宽容为第一原则的“强多元文化主义”，在遇到基于另一种信仰系统核心而产生的不宽容之时，也会出现问题。一个人应该怎样回应拉什迪案例中的这种穆斯林不宽容呢？如果你宽容待之，你就已经放弃了宽容作为第一原则。如果你谴责之，你就变成又一个专卖店多元文化主义者。用另一位左翼学者的话说：

尽管后现代主义表现出对于其他反常规事物的完全接纳，它还是像它所反对的正统体系一样地具有排他性和审查性。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可以谈人类文化，而避谈人性；谈到性别，而避谈阶级；谈到身体，而避谈生物学；谈到快感，而非正义；谈到后殖民主义，而避谈小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正统的异端邪说”（orthodox heterodoxy），就像任何一种可想到的身份需求，都需借助它的稻草人和草靶才能运作一样。【4】

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会以“包容”之名（因为毕竟我们是宽容的嘛），而以排除异己收场（证明我们是不宽容的）。当纽约的中央公园允许纽约人搭台上演一部基督徒纪念耶稣出生的剧、一部犹太人的圣灯台剧，和一部穆斯林的星月剧。虽然都是在公共场所演出的，每部剧都会收取入场费，这就是一种包容。相比之下，在几年前，俄勒冈州的尤金市曾经禁止在公共场所摆放圣诞树，因为觉得这样是不包容的标志，其实他们的这种禁令才是不宽容。在压力之下，市政府作了些妥协，允许消防员在圣诞夜和圣诞节当天摆放一棵圣诞树，但甚至在那时还郑重宣告，只要有一个市民再提出抗议，这棵树就会被撤掉。所以市政府以包容和宽容之名，却允许某个最敏感的灵魂（或最大的哀诉者）来制定公共政策，甚至让他来自一知半解的排他行为，去推动一种不宽容很多尤金市民的政策。在过去十五年里，全国各大校园中的学生会组织都开始了一个政策，即任何学生组织都无权禁止任命实践同性恋行为的人作为他们的领袖。这当然是为了实施一种包容政策，都是以宽容之名。其结果就是“否决”了一些因良心而不能服从这项政策的福音派团体，将这些组织排除在校园这个多样体之外。但是如果校园团体都不能以他们的规则来任命自己的领袖，那就好比把一个科学俱乐部除名，仅仅因为它不愿任命一个相信地球是平的的人来做领袖；也就像禁止一个犹太人校园组织，因为他们只接受犹太人和不否认大屠杀的人做领袖；就像禁止一个穆斯林组织，只因为它禁止多神论的做领袖；这些又有什么不一样吗？在每种情况下，禁令政策都可以是为了包容而实施的，而在每种情况下，这个团体可能都会被排除在校园之外。当然，在现实中，没有哪个学生会敢走到这样的极端：学生会在制定“包容政策”时，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学生中间支持同性恋的人很多，但认为地球是平的的人却几乎不存在。但这只是表明，学生会并非有原则性地支持宽容、包容性和言论自由。相反地，他们只是有选择地包容，为的是推广他们自己的选择性价值观。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不一致性，这是一种有规划的不一致性。即使至今法庭大多都让少数学生团体胜诉，这并不能否定这些学生会自身政策的丑恶性。

根据很多网络报告，过去十年中有一位最强烈反对吸烟的电影制片人，就是城堡石娱乐公司（Castle Rock Entertainment）的创办人之一罗布·赖纳（Rob Reiner）。他的反对如此强烈，以至于任何人想要在一部城堡石电影中出现吸烟的场景，就必须先要和罗布·赖纳见面，并向他提出有说服力的论证。在多次报道中，赖纳都曾经说过：“电影基本上就是在向小孩子宣传吸烟。”换而言之，他拒绝容忍吸烟场景在自己电影公司的产品中出现，这是极罕见的一个情况。干得好，罗布！但是，他为什么不对其他行为作出同样的抵制态度呢，比如滥交、无端的暴力和亵渎性的语言？辩护之词当然是这样的：好莱坞对于这些行为的描述，并不会导致类似的行为真的发生；更何况，如果删除对其他生活方式的描述，会是很不宽容的。但是，那为什么赖纳却认为仅仅是演吸烟的场景，就是在宣传这样一种习惯，以至会引导年轻人吸烟呢？为什么吸烟场景是可以被删除的呢？有人不宽容演吸烟，而有人则对于演出轮奸的场景就可以宽容，两者都可以占据某种道德高地，这又是为什么呢？

日常生活的每个领域中都会出现类似的不一致性。十年前，《首要事务》（First Things）曾报道过评论员丹尼斯·普拉格（Dennis Prager）在一个犹太人的脱口秀节目中所说的话，是针对杜克大学的（此学府与联合循道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关联密切）。【5】自从1853年以来，杜克大学的学士毕业生礼拜中，都会向所有参加的毕业生免费赠送一本圣经。在20世纪90年代末，杜克大学的犹太人教师和学生发起抗议，说这样的赠阅冒犯了犹太学生，因为赠书中包括新约书卷。作为回应，杜克大学决定不再赠送圣经，而是把赠品放在另外的一个房间里，让愿意拿的学生自己去拿。《首要事务》引用了普拉格的一些话：

我用一些更简单的话来总结一下情况：杜克的犹太教老师和学生，以及杜克的犹太教研究机构，都反对犹太学生参加杜克大学的一个赠送免费《圣经》的聚会，这些圣经中包括他们自己的犹太《圣经》，还有新约《圣经》，而任何人都可以不拿那本赠书，这个聚会也是完全自愿参加的，而这个大学也是私立的，并且与联合循道会密切相关。要描述这种态度，最好的一个词，其实是希伯来文（或意第绪语）：厚颜无耻（chutzpah）。另一个词可能是“不知感恩”。我们美国的犹太人可能是犹太人历史上最幸运的犹太人了。在犹太人历史上，我们活在一个最自由、经济上最安全的国家，这个国家不仅宽容我们的信仰，甚至一直以这个信仰为尊荣。那么，是谁缔造了这样一个国家呢？这些男人女人，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是基督徒，他们接受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为这个社会的基础。不是犹太人创造了杜克大学，而是基督徒们，确实是一个具体的基督教教会创办的。一些杜克大学的犹太人教师和学生不仅不为此传统而感恩，却决定认为他们被这些冒犯了。……杜克的犹太人已经破坏了美国文化中的犹太—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基础，以及这个大学的文化基础。他们是为了什么这样做呢？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犹太学生不会拿到一本包括基督教经文的《圣经》。这是多么忧伤的事。很明显，多元文化主义和宽容并不能用在基督徒身上。【6】

很多当代讨论中对宽容的诉求，其不一致性，哪怕经常被忽略，也是异常明显的。

在2006年，根据BBC，【7】有一位75岁名叫阿特金森（Edward Atkinson）的老人，居住在诺维奇市（Norwich）的林恩（King’s Lynn），正在伊利莎白女王医院等待臀部手术。因为他是反对堕胎的，他就开始往医院邮寄一些被打胎的婴儿照片。医院的主任经理梅（Ruth May）将他此行为视为对医院员工的一种虐待性的、不可接受的行为，就取消了这个病人的手术。此外，斯沃弗汉法官法院还起诉了这位瘸腿的75岁老人，他因向医院员工“发送冒犯性的文字”而被判坐28天监狱。很明显的是，因为打掉一个婴儿是合法的，所以人们就应该对主张堕胎的人宽容，也就是说，不可以冒犯那些执行堕胎手术的人。但是，拍摄堕胎的图像，却是一种犯罪，而那些发放这种图片作品来反对堕胎的，则必须坐牢，甚至遭到医院拒绝提供健康服务（这些服务却是可以提供给谋杀犯和强奸犯的）。所以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一种由政府支持的不宽容，是以新宽容之名施行的。

有人需要我指出一股惊人的、丑恶的反犹主义正在欧洲回潮吗？受到袭击的犹太人（尤其当他们戴圆顶小帽或穿戴得容易认出时），和被损毁的、有时甚至被拆毁的犹太会堂的数目正在上升。世界犹太人大会（the World Jewish Congress）声称，欧洲的反犹主义正处于1945年以来的最恶劣境地。几年前，欧盟的一次多国调查结果显示，欧洲人中大约60％认为以色列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非朝鲜、苏丹或伊朗。这种论调是由几种高度多样的源头构成的：极右翼的纳粹式种族主义的抬头，极左翼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反犹主义（他们视以色列和美国为共同敌人），以及欧洲乃至全球日益增加的穆斯林人口中对犹太人的宗教仇视。这只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让我们看见一种文化，它认为自己非常宽容（第二种意义上的），但却倒退回到20世纪最大的不宽容（第一种意义上的）中去。

关于世俗化的影响

在前一章里，我讨论过世俗化过程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在很多默认的假设上“转换了轨道”。现在我要说，很多支持新宽容观的人，已经接受了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世俗主义，仿佛它是一种中立的立场。所以，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就把接受其他立场的人，看作是狭隘、不宽容的。

当然，学者们已经制造出了很多各种世俗化过程的论述。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古典理论说，世俗化几乎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宗教会退出。这个理论在1970年之前一直受到广泛接纳，而且在欧洲的大众媒体及许多领域仍很有影响力。但是，在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们观察到，美国在很多方面同时表现出世俗性和宗教性，他们开始提出的“美国特殊论”，讲的就是这个观点。他们认为，世俗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宗教的减退或废止，而是宗教被挤到社会生活的边缘：宗教变成私人化的（正如我们在上一章讨论过的）。今天人们更多谈到的不是美国特殊论，而是欧洲特殊论：在美国，宗教好像并没有衰退，而美国则轻而易举地融入进世界；但在欧洲，怀疑论者或无神论者有很高比例，有组织的宗教只有很少比例的信徒，这使这片土地显得很独特。【8】世俗化的欧洲人中，有越来越多人认同韦伯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微妙的差异，不管在欧洲还是美国，那些把自己当作世俗主义者的人，一般都视自己的立场为道德上中立的，所以也是比其他立场优越的，以至于你认为这样的立场应该被立法化，尽管它可能意味着要用法律来压制那些不认同此观点的人。有时这种观点会包装成复杂、精妙的论证。例如，一篇曾由苏利文发表在《芝加哥法律评论》（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中的文章说，宪法对公民可以自由实践其宗教信仰的条文“暗示公民也可以自由实践无宗教”。

这就是建立起一种公民公共秩序，这种秩序结束了所有教派反对所有教派的战争。这条休战协定条文的代价，就是将宗教从公共广场上驱逐出去了。但其奖赏是，只要为了和平共处的原因，应该允许宗教性的亚文化从管制中撤离。【9】

苏利文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这项将宗教私人化的条文之含义：“（宗教自由）的正确底线，并不是不受限的宗教自由，相反却是在符合世俗、道德秩序下的宗教自由。”【10】我看不出这样归给“世俗、道德秩序”的权威会比纳粹政权或其他极权主义政权下的权威更少一些装腔作势。

当然，那种把世俗参考体系作为唯一的道德中立的、具备优越性的假定，体现在很多领域。例如，在圣经研究领域，罗纳德·亨德尔（Ronald Hendel）最近辞去了“圣经文学协会”（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的职务，原因是他觉得越来越接受不了这一点，即协会愿意宽容福音派，所以（在他看来）就不再那么追求基于理性的批判性学术。【11】从他的论文中看出，对于他而言，“理性”就是和对事物的“自然主义”解释完全相关的。除这一路径之外，他把其他所有“创造论者、弄蛇者和信心医治者”都笼统地归为一类。

还有一个发生在英国的更好笑的例子。在2007年年初，英国前议会和内阁议员迈克尔·波尔蒂略（Michael Portillo）写到：

上周卡梅伦（David Cameron当时的保守党领袖，07年做首相）透露说，他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上一所英国教会学校。当他话一出口，就有想帮忙的人急着发言说他每周都参加肯辛顿的主日崇拜，但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帮助女儿进入好的教会学校，而是出于真诚的宗教认信。我是更愿意听到保守党的领袖上教堂聚会是因为那样可以帮助一个孩子进入最好的国内学校，不是因为他是信徒，听到这样的话，我会更安心一些。【12】

对于这一事件，南方浸信会神学院的校长艾伯特·莫勒尔（R.Albert Mohler）回应说：“你分析得对。波尔蒂略先生明显更愿意卡梅伦先生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而不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13】莫勒尔说，波尔蒂略继续批评当时的布莱尔首相，也是因为他在对上帝的信仰上出现的谬误：“他明显对宗教很认真。据报道说，他会在游泳池边读一些12世纪的神学作品。一年前，他告诉我们，他为参与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事向上帝祷告过，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就要看上帝怎样判决他这些行为了。”这引发了莫勒尔的回击：“所以波尔蒂略先生害怕会出现一位畏惧上帝审判的国家领袖。有人可能认为我们应该担心出现一个完全不畏惧审判的人。”当然，这个事情中最惊人的一点，是波尔蒂略先生纯粹狂妄自大的一个假设：一种世俗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立场，在其本质上，是比其他立场更优越、更安全的。把这一假设讲给那些斯大林或波尔布特统治下的受害者听听，就该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形了。

政治领域也充斥着同样的现象。当小布什在2004年赢回总统之位时，他对手阵营中最世俗化的那些人，极尽挖苦之能，言辞中充满愤怒的贬低，以及让人激怒的优越性。【14】《美国前景》（American Prospect）的主编之一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批评民主党，因为他们“既没有警告主流投票者警惕一位神权总统（这位总统用粗鄙的言语否定现代性）可能带来的危险，也没有用自己的道德语言给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反驳”。【15】很明显，“现代性”和上帝毫无关联，其反面就是神权政治。难道库特纳先生没有读过建国先辈们的著作吗？以下是由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写于2004年竞选前的一篇表达相反论点的文章，他在论述中用了很多韦伯的假设：

21世纪的最大冲突不会是发生在西方和恐怖主义之间的。然而恐怖主义是一种战术，而非一种信仰。真正的战争发生在现代文明和反文明者之间；发生在那些相信人是万物之首的人，和那些相信人类需将忠诚和身份认同归于某种更高的权威的人之间；在那些优先看待此世生命的人，和那些相信人类生命只是为超越此世生命做预备的人之间；在那些相信科学、理性和逻辑的人，和那些相信真理是通过《圣经》和宗教教义启示出来的人之间。恐怖主义仅仅是破坏、毁灭生命。但恐怖主义还不是我们面对的最大危险。【16】

当然，赖克这段讨论中有一点是对的，即恐怖主义并非一种信仰，而是一种战术。它可能、曾经、也将会被一些不同政治和宗教观点的人拿来使用。但是，这段讨论中最令人不安的是一种教义性的归类，即将所有宗教信仰者，也就是“反现代性人士”，都笼统地放在一个阵营，说他们是反对“现代文明”的。还有一篇更惊人的，是加里·威尔士（Garry Wills）在2004年11月4日的《纽约时报》上描绘的一幅平面图：

现代欧洲的那些世俗化国家，是不可能理解美国选举政体下的基要主义的。……（我们）现在更像我们那些假定的敌人，甚过像那些国家。还有其他哪些地方，可以找得到基要主义的热情、对世俗化的愤怒、宗教不宽容和对现代性的惧怕和恨的呢？不是在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或西班牙。我们可以在穆斯林世界、基地组织和萨达姆侯赛因的苏尼派支持者中找到。美国人觉得奇怪，为什么世界上其他人都觉得我们很危险、狭隘，以及对国际声援无动于衷呢。他们害怕圣战，不管表达的是哪一方的热情。【17】

但是，不应该把所有宗教人士都归为笼统的一类，就像不应该把所有无神论者、所有世俗主义者都归为一大类一样。难道这样写的人希望看到自己被归为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一个阵营吗？（彼得·辛格的无神论让他得出一个结论，即应设立一个好政策，将初生儿享有生命权的期限定为出生28天之后。）

问题在于，虽然世俗主义者宣称自己占领了道德高地，他们毫不含糊地试图推行自己的主张，他们当然有权利这样做，但他们无权假定自己的立场是“中立的”，是自身具备优越性的了。在过去出现过很多次的情况就是，世俗主义者（或无神论者、自由思想家）常常会滋生出对那些不太被启蒙的同辈们的一种高姿态的、故作谦卑的宽容。相比之下，过去一、二十年中发生的是对那些不认同他们的人的一种愈演愈烈的仇恨。简言之，随着他们越来越确信自己的优越性和中立性时，他们就变得愈加不宽容了。约翰·科菲（John Coffey）把这个问题称为“世俗宽容之迷思”。他写道：

迷思不在于世俗人们可以很宽容，他们常常是宽容的。而是在于，世俗宽容的迷思是一个世俗人自然就拥有的一种宽容，而对于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而言，不宽容是他自然就有的。这个迷思意味着，只要一个人是世俗化的，他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经免疫于毁谤和逼迫“他人”。用俗语表达出来，这个迷思是一种人常持有的、没有坚固根基的信念；用技术语言表达出来，这个迷思也是一种道德寓言，是一种支撑并滋养某种文化和那些人持有的信念的。【18】

关于其他计划

你也许不需要太多加什么内容就可以把这一部分写成另外一本书。但是我在这里只提供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说明一些组织或运动给新宽容观赋予了很高的价值，也有证据显示，这其中有其他正在展开的计划。

（1）几年前，我翻到一本32页的小册子，是用来调查一些主流教会的人权倡导工作的。这本《主流新教教会中的人权倡导》（Human Rights Advocacy in the Mainline Protestant Churches,2000-2003）是由宗教和民主研究中心（IRD,Institute on Religion and Democracy）编制的，调查了联合循道会、圣公会、美国长老会，ELCA路德会、全国教会议会和世界教会议会的观点。很明显，这些教会都希望鼓励更多自由和宽容。但是，这份IRD报告显示，在调查年间，从这些教会中出过197份抗议人权侵害的官方声明。69％的指控是针对美国（37％）或以色列（32％）的。没有任何是针对利比亚、叙利亚或朝鲜的，尽管这几个国家时不时会残暴地剥夺其公民的宗教自由。没有一份是针对以色列周边国家的。我这里绝不是说美国或以色列可以免于批评。但是，当朝鲜很明显被略过不提时（尽管上万人累死在那里的集中营劳动中），我不得不注意到这当中存在某种让人窒息的企图。

（2）在2004年，天主教联盟一则报道仔细统计了几大贺卡公司在年末发行的贺岁卡片。他们统计出443种不同的圣诞卡片，但只有9种（2％）印了这个节日的宗教意义。相比之下，在33种犹太人献殿节（hanukkah）卡片中，有26种（79％）印了大卫之星或金灯台。所有宽扎节（kwanzaa）卡片都没有宗教意义，而是民族性的。只有圣诞节贺卡中存在一种“危险的”界限和一种“粗鲁的”界限，特写出一些施虐和受虐的意味，画着一个裸体的小天使，问到：“你有在雪地里堆出一个天使吗？”而献殿节或宽扎节的卡片上却丝毫没有这些或危险或粗鲁的意味的界限。该怎么解释这样的统计数据呢（尤其是在一个文化上90％都是基督徒，而且接近90％的人都相信耶稣是由童女所生的国家）？你不需要想出一种罪恶的阴谋理论，因为阴谋理论都假设有秘密会议和恶意的同谋，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是存在的。但是，证据却显示存在一种更具腐蚀性的东西。以宽容多样性和媒体自由之名，隐秘动机的企图浮出水面：那是一种有目标性的、对基督和基督徒的鄙视和仇恨，一种不针对其他宗教的鄙视和仇恨。【19】当下的这种独特的反基督教的论战，比坏品味更甚：它透露出一种目光短浅，更不要说对历史的刻意忽略了。坦白讲这是非常惊人的。【20】

（3）在此书的第二章中，我举了一些例子，揭露新宽容观在很多学术界的奇怪面孔。现在越来越多文章记录了大学中的这种以传统宗教信徒（特别是基督徒和犹太人）为替罪羊的行径。【21】在这方面其中一篇最深刻（坦白说也是最感人）的见证，是埃里克·米勒（Eric Miller）的“独行学术界”（Alone in the Academy）。【22】在几位伟大的思想家（如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和香农［Christopher Shannon］【23】）的影响塑造之下，米勒得出一个结论：学术界存在一种对文学和历史的主导性解读方法，是必须符合“对‘压迫’和‘自由’之旁征博引的叙述”的。【24】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故事主线。其他的可能性（意识形态的、哲学的、传统的、神学上的）都被加以“压迫者”、不宽容者之名，被排除在外了。宽容的炙热之钢烧掉了其他那些叙述方式。以宽容和自由之名，全世界变成一个小圈子，而且稍显孤单。米勒描述他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做研究生的经历时，他写到：

我们的孤单，一个肯定的标识是，大学里已经完全没了任何真诚的政治讨论或辩论，不管是在研究生讨论会上、公共演讲中、或更非正式的场合里。举一个最明显也最说明问题的例子，所有的研究生都“知道”，“保守主义”（极少被定义或实际讨论过）是病态的，所以它也是可怕的、危险的。这种假设定下了一个基调，即任何对保守主义的讨论，要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历史话题。反之，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当前的观点来讨论，我们对作者、政治和人生的讨论就会受到压制。

我做一个大胆的判断，那就是，大学的这种文化，已经使之无力兼容任何挑战自由主义的主导立场的声音了。在这一方面，吉恩·贝思克（Jean Bethke Elshtain）最近所说的一句话很贴切：伴随着“治疗文化之胜利”而产生的这种自我的，她说，是一种“颤颤巍巍的、多愁善感的自我，他很容易变得不舒服，因为这个自我必须在所有时间都对自己感觉良好。这样的自我不会产生好的辩论，而是互相佐证彼此。”90年代的大学好像是这种自我之胜利的一个案例：真诚的、有原则的辩论，在那里几乎找不到了。我们这些学术界的人，至此已经变成了一群主要是为自己而战斗的人。而这种姿态会很快滋生出一种防范性、情绪化的心理状态，不是以思想开放、理性为中心的，也不是以各样知识分子应该拥有的那些品质为中心的。【25】

米勒现在任教于一个基督教文理学院，他也很快承认，虽然基督教学院和那些世俗化学府之间存在实质性的信仰和行为的差异，这些学院也还是经常陷入同样的狭隘；虽然学院会坚持说任何抉择都不是负责任的，只能继续锤炼出更强健的思想，但它还是受到这个“全球化、同质化的时代”所限制（人们会思考“是否我们与现代性的半路协约，到头来还是魔鬼的生意”）。【26】

（4）在奇特的政治世界中，有人会以宽容之名倒卖进一些其他的企图，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2006年，在美国最以宽容闻名的城市旧金山，两万五千位基督徒青少年聚集抗议流行文化中“袭击美德的恐怖主义”。城市管理者们下达了决议，警告他们带来的恶性影响，还有一些议员表现得非常易怒。他们中的一位的发言，被广为引用，是他对这些青少年的一句描述，说他们“太大声，他们很令人生厌、恶心，他们必须滚出旧金山。”【27】庆幸的是，《旧金山年鉴》（San Francisco Chronicle）对这件讽刺的事作出评论说：“这些管理者的反应如此粗鲁，简直到了极致，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了：不宽容。”【28】

不过讨论到这里就够了。这一章的主旨是考察新宽容观如何将自己视为一种自身就带有中立性的、不受任何民族的、道德的或宗教思想系统的影响，但这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的问题，比其不一致性更糟糕，因为新宽容观常常暗渡陈仓，把一些文化中庞大的思想结构引入，将其强加在那些不认同他们的人身上，同时还说那些人是不宽容的人。

注释

【1】　”Deconstructing the Gospel of Tolerance,”Christianity Today43,no.1(11January1999):48.

【2】　Priscilla Sakezles在一篇文章中（”Socratic Skepticism,”www.skeptic.com/eskeptic/08-06-25.html#feature）已经证明，每当苏格拉底说诸如“我不认为我知道那些我不知道的事”的话时，他并不是在说他什么都不知道，更不是说人类知识是不可能的。相反地，他是说，当他的确没有某种知识时，他不会说自己有了（而不像他的一些对手，会声称自己知道一些他们并不了解的事）。

【3】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4】　Terry Eagleton,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Oxford:Blackwell,1997),26.对这一思路感兴趣的人，要读一篇很重要的论文：Peter Berkowitz,”John Rawls and the Liberal Faith,”Wilson Quarterly26(22March2002):60-69.Berkowitz讨论到罗尔斯理论中关于“信心”的假设，即关于人类尊严、平等、关怀最弱势的人等等价值观。但是，罗尔斯在论述这些自由主义的基础时，他好像一边说这些理念是不证自明的，一边又在说这些需要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但是，如果前者是对的，那么信心就没有必要了。如果需要信心来建立自由主义的基础，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批评他人信心的基础呢？

【5】　First Things111(January1999):77.

【6】　First Things111(January1999):77.

【7】　Reported in First Things165(August/September2006):79.

【8】　关于这些趋势的调查，见Richard John Neuhaus,”Secularizations,”First Things190(February2009):23-28.我要立刻补充的是，这段对美国或欧洲在宗教领域的特殊论，和关于“美国特殊论”的大讨论并无必要联系。例如，参见Ted Bromund,”The Exceptional Battleground:A Controversy,”City4,no.1(2011):46-52.

【9】　Kathleen M.Sullivan,”Religion and Liberal Democracy,”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59(1992):222.

【10】　Sullivan，”Religion and Liberal Democracy,”198.我要感谢Michael Thate让我留意到Sullivan的论文。

【11】　Ronald S.Hendel,”Farewell to SBL:Faith and Reason in Biblical Studies,”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36,no.4(July/August2010):28,74.

【12】　http://www.michaelportillo.co.uk/articles/art_nipress/god.htm.

【13】　ttp://digital.library.sbts.edu/bitstream/handle/10392/1452/2007-02-26.pdf?sequence=1.

【14】　详细记录参考：Ramesh Ponnuru,”Secularism and Its Discontents,”National Review56,no.24(27December2004):32-35.

【15】　http://prospect.org/cs/articles?article=an_uncertain_trumpet_120104.

【16】　http://prospect.org/cs/articles?articleId=7858.

【17】　http://www.nytimes.com/2004/11/04/opinion/04wills.html?_r=1&ex=1100577901&ei=1&en=d52c693351bb5a97.

【18】　John Coffey,”The Myth of Secular Intolerance,”Cambridge Papers12,no.3(September2003):2.

【19】　其他类似例子可参看D.A.Carson,Christ and Culture Revisited(Grand Rapids:Eerdmans,2008),184-85.

【20】　Vincent Carroll and David Shiflett,Christianity on Trial:Arguments against Anti-Religious Bigotry(San Francisco:Encounter,2002).

【21】　例如，Candace de Russy,The Chronicle Review: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48,no.24(22February2002),sect.2,B11-B13.

【22】　First Things140(February2004):30-34.

【23】　Christopher Lasch,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American Life in an Age of Diminishing Expectations(New York:Warner,1979);Christopher Shannon,Conspicuous Criticism:Tradition,the Individual,and Culture in American Social Thought,from Veblen to Mill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

【24】　Miller,”Alone in the Academy,”31.

【25】　Miller,”Alone in the Academy,”31-32.

【26】　Miller,”Alone in the Academy,”34.

【27】　例如，SFGate,as reported in http://articles.sfgate.com/2006-03-25/news/17286242_1_culture-war-battle-cry-popular-culture.

【28】　http://articles.sfgate.com/2006-03-28/opinion/17286464_1_super-visorschristian-battle-c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