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3认识新兴教会

后现代认识论的弱点

虽然后现代的认识论有许多深刻的见解，但是它也在几方面显出严重的弱点，这些弱点必须要被面对并分析，我将列出四项。

1.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将讨论带入一个巧妙的对立。这对立是这样的：我们人类若不是有可能对某些事情有绝对、完全、彻底的认识——甚至可以说是全知性的——就是最多只能从一些极小的角度瞥见某些事情，但却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发现我们的观点是否是整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还是一个被扭曲的观点，甚或是一个偏离整体的观点，等等——其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无法了解整体是什么。这对立的设计是为要让每一个人都认同后现代对待真理的方法。没有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对任何东西拥有那全备以及彻底的全部知识；既然这是很容易证明的，这个对立就宣称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我们的知识不但是片面的，而且，我们没有办法测量我们以为知道的与整体或实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这个对立要求我们成为一个坚定的视角论者——也就是说，宣称人类的「知识」不过是一些有限的人或群体的视角而已，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掌握任何视角的相对重要性，因为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将我们的视角与那终极的实际相比较。毕竟，其他的人是用不同的角度看同样的事情的：如果没有人有对整体的观察，有谁可以说哪一个视角更接近整体的真实呢？

简单一点说，如果对立是对的，并且仅此而已，我们就必须接受后现代的认识论。很少有文字来争论这个对立，但后现代作家们却几乎在各个地方都以此为前提。只是，其中所隐藏的是一些未被承认、却极需解决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它设立了一个几乎不可能达到的严格标准。实际上，这种对立要求我们是神，拥有神所有的全知，若非如此，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有把握认识任何的客观实际。如果唯一可能认识任何客观实际的标准是全知的话，那么这个对立当然成立：偏偏我们人类不是全知的。

但是，难道没有合理的途径，可以说有限的人确实对客观事实有真正的认识呢？换句话说，用全知的标准来衡量，当然所有人类的认知都是受限于视角的。但是，有限的生命在本质上的限制难道必然没有可能真实的认识某样事物？我们可以从公认之视角转移到客观事物的真实知识吗？

我将会很快的对这些问题作更深的探索。但现在，我们只需要知道：有些认为自己从某种意义上属于后现代主义阵营的学者，却在这一点上有分成两个阵营的倾向（虽然这两个阵营的分界线不总是十分的明显）。分界线的一边是那些非常认真坚持这个对立的人，他们的结论是我们人类不可能对任何事情有客观的认识。我们所说的「真理」，只能对某一些个人或群体是「真实的」。让我们称这个立场为坚定的或强硬的后现代主义。在另一边的那些人承认：虽然人类的知识必然是受限于视角的（不管怎样，这正是让他们成为后现代主义者的部分原因），我们人类大体上能够接近客观的真理。我们等一下会思考他们如何得到这个结论。我们称这个立场为温和的或薄弱的后现代主义。

简单的说，强硬的后现代主义借助我刚刚所描述的对立，结论是：所有人类的认知不可能是对客观真实的认知，因为它从来不是站在一个肯定的、全知的观察角度。温和的后现代主义借助对立来证实所有人类的知识必然都是受限于视角的（毕竟，我们无法摆脱我们的有限性），但是更进一步地深究，并指出一些人类可能认识真实事物的途径，虽然这样的认识不能巨细靡遗。正是在强硬的后现代主义者手中，这个对立被可怕的操控着。

2．后现代讨论（特别是在强硬的后现代主义者当中）的第二个弱点是，不论了解事物或与他人沟通有多么困难，确实产生了许多的认知与有效的沟通。如果标准是完美的沟通——源头的每一个思想与情感，以绝对并精确的比例、弦外之音、以及历史与文化的背景，被接受、聆听或解读信息的人百分之百地正确吸收——那么也很容易证明，没有一个沟通是完美的。但是，如果标准稍微低一点，那么我们可以认识一些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想法，一些保罗的想法，一些阿奎那的想法，一些我们邻居的想法。

看一下当今科学哲学家们所争论的可能会对我们有益。在过去，科学哲学家们特别强调组成知识体（我们称之为科学）的各项因素。一些人集中注意理性的重要角色（理性主义）；另一些人强调在控制条件下的实验的地位（经验主义）。也有一些人将这些与其他因素混合，尝试来解释那些不规则的、不断摸索的、非线性的科学发展，提出理论并测试，相互竞争的理论被辩护，直到被证明是错的，难以处理的数据被收集，直到某些盛行的理论亟需被推翻的时候。所有人都承认，给「科学方法」下定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但是现在，在后现代认识论的影响下，在某些领域中，另一种研究科学的方法开始成为时尚，那就是「结构主义」。这些社会结构主义者主张，科学的结论与其说是理性透过证据而得到的结果，不如说是社会力量的结果。

接受这条路线的理由有许多。有些人借重托马斯·孔恩（Thomas Kuhn）那有影响力的著作。@11孔恩主张，科学家并不是简单的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累积在另一个事实上，或者收集更多的数据来对已有的理论作一些符合逻辑的调整。倒不如说，科学家会突然想到一个新的典范，或一个崭新的模式，来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这些创意的突然出现就是「典范的转移」。如果足够多的人觉得它有说服力，那么相关的科学团体就被新的理论征服，并且开始在新的典范内运作。有些人更进一步，他们认为：即使是控制下的实验也不能从任何终极的途径来测验一个理论。毕竟，正在被试验的理论性预测本身取决于主流的典范，或是各种支持或挑战那个典范的理论与假设，还有本身就受到与实际有关之假设限定的观察，而这些假设也还没有经过最终的试验。@12典范本身接着会塑造科学家们在其中运作的世界——实际上，也构成了世界。在这关头，科学知识似乎只不过是一个被尊重的传统的结合体，被一组特定的思想家社团所维护，也就是那些在这个领域之内研究的科学家。它只不过是那一组科学家们在历史上那一点的信仰系统。

@11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2nd e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程树德等译，《科学革命之结构》（台北：远流），1989。

@12见：例如来自一本篇幅巨大之作品的H.M.Collins，“The Meaning of Experiment:Replication and Reasonableness,”in Dismantling Truth:Reality in the Post-Modern World,ed.Hilary Lawson and Lisa Appignanesi(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9),88。

举一个例子可能会有帮助。那些强烈支持以这种后现代方式看待科学知识的人，常常会要求对一些问题给出社会学性质的解释，这些问题不单关于为什么某个科学家对某个特别的科学问题有兴趣，并且选择从某个角度来解决它，也关于科学理论本身的内容。@1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十五年中，许多德国的思想家离弃了一个机械的世界观，而转向神秘主义。因此，越来越多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物理学家们。有人说，物理学家们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才发展了那非确定性、非因果性——几乎可以说是神秘性——的量子力学的理论：这让他们赢回了他们所失去的高等社会地位。因此，至少在德国的传统中，量子力学不是因为数据所促成的发展，也不是由处理数据的理性产生的，而是来自社会性的野心。

@13见：例如Barry Barnes，David Bloor，and John Henry，Scientific Knowledge:A Sociological Analysis(London:Athlone Press,1996)。

这种对待科学思想的方法常常与强硬的后现代主义者有关。毕竟，今天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温和的后现代主义者，意思是说，我们所有人都承认：个人与社会的层面都会影响到科学家们如何、并且为什么会用他们所用的方法来解决一些问题。而且，正如英语是一个社会现象，说英语的科学家们所用的英语也照样是一个社会现象。

虽然如此，对科学知识采取这种强硬的后现代方式的分析，常常会让真正的科学家们伤脑筋。他们通常会指出，几乎没有一个强硬的后现代主义者是科学家、或者非常了解对他们所谈论的。特别是：

a.请再次留意那令人讨厌的、绝对性的对立那种不容易察觉的重要性；我已经在上文提出要注意这种对立了。他们向我们保证：实验不能够从任何终极的角度去测试一个理论。如果「终极」偷跟只有全知者才能够保证的实际攀上绝对的关系，这句话便是真的。但是，这么一来，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所有的科学的（或其他的）知识都不过是社会结构的产物？

b.孔恩常常被后现代主义者错误的引用——或更准确地说，他的典范转移理论常常被错误的延伸，所得到的推论可能连他自己都不会接受。无论如何，已经有许多重要的作品认真地修改孔恩的提议，更好的是将它与更全面的、对知识的科学性探索的远见相结合。@14没有人怀疑典范转移的确发生过，但是触发它们的常常是真实的、更多新数据的收集，迫使我们承认旧的诠释理论有瑕疵。当这些可恶的数据有足够说服力的时候，旧的理论也就预备着被一个更好的理论取代，后者可以解释最新的、全面的数据。换句话说，即使新理论的产生有部分需要有一个直觉的跳跃，数据常常具有推动新理论产生的力量。许多科学家之所以很快的采用新理论（换句话说，「典范转移」的原因），是因为新理论的诠释力量。并且，至少在某些个案中，与其说旧的理论是错误的，不如说是不足的——也就是说，在有些情况下，它仍然完全适用。爱因斯坦（Einstein）的相对论并没有完全推翻牛顿（Newton）的物理学定理，而只是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理论。牛顿的方程式仍然适用，只要我们不是在解决接近光速的问题，或者是在研究关于次原子质点特性的问题。

@14孔恩的作品在早期引发的讨论中，最好的是Frederic Suppe，ed.，The Structure ofScientific Theories,2nd ed.(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7)，与Gary Gutting，ed．，Paradigms and Revolutions:Applications and Appraisals of Thomas Kuhn’s Philosophy of Science(Notre Dame,I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0)。

c.强硬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及最强硬的结构主义者，是极其自相矛盾的。他们一直坚称所有的科学知识（就此而言，也包括所有其他的知识）都是社会结构的产品。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排除了自己对这分析的知识，使之不受到类似的指责。换句话说，他们深信自己的社会学的分析就是真理。然而，事实上，如果他们对科学认识论的社会学分析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结构，可能不一定与实际相符，那么，这个科学知识本身其实也可能不是单单是社会的结构。对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物理学家们来说，结构主义者坚称德国人从机械转向奥秘，这可能不是事实，而只不过是那些社会科学家的社会结构，他们因为各种文化原因而期望它是事实。或者，它可能是事实的一部分，再加上其他更有力的数据，那些数据推动物理学家们提出下一个更全面、更综合的理论。@15

@15采用这个例证，我受惠于James Robert Brown，Who Rules in Science?An Opinionated Guide to the War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56。

d.结构主义者的论点不能够满足实际科学的严格要求。物理学家们知道：波尔（Niels Bohr）较旧的量子力学理论有一些缺陷；它不能解释一些数据。物理学家海森堡（WernerHeisenberg）所提出的修正，更能解释那些不平常的数据，特别是「则曼效应」（Zeeman Effect），*因此物理学家们」」接受了新的量子力学理论。但那意味着，不论社会性的野心如何，数据与理性总是关键性的因素。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新的理论比旧的理论能解释更多的数据，并且有更强的预测性的力量。因此，它被认为是更加接近真理的——也就是说真实的宇宙。但是，强硬的后现代主义者的作品回避了这类促使新理论被采纳的科学性因素，甚至不作任何的评估。换句话说，强硬的结构主义者根本没有考虑到足够的数据。

*编按：原子因处在磁场里，而其谱线发生分裂的现象。

很明显的，对大多数人来说，科学知识已经取得许多的进步。但是它仍然不是巨细靡遗的或无所不知的，一些理论仍然在被修正。比方说，许多物理学家认为，相对论、量子理论，或两者都必须作重大的修正，或者，可能会有一个更加整全的典范，来产生出那梦寐以求的「统一场理论」——有力的证明所有四种基本的力都彼此有关连。但是，将现今在物理学领域的了解与一百年前甚至五百年前比较一下。查考在生物、化学、昆虫学或天文学中相似的进展（在这里，「进展」是一个恰当的词）。我们对世界和宇宙物质性的实际了解，远超过我们五百年前的先祖们。这并非只是因为我们现在享受着一个不同的社会结构理论，因为没有一个理论比其他理论更加接近宇宙的实际。我们对流体力学有更多的认识——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研造非常可靠的飞机。我们对次原子结构有更多的了解——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医生可以用磁共振扫描仪来扫描我们的身体，我们对基因学、微生物学、金属合金与气象学也有更多的了解。

我很讶异的是，那些强硬的后现代主义者是这样不情愿承认「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的地位。批判现实主义者坚称意义可以有适当地界定。与之相对的是天真的现实主义者（naive realists），或者非现实主义者（non-realists）：前者常常以为意义可以彻底地界定，后者则常常坚持客观的意义不能够被界定。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科学的领域，批判现实主义者们坚称：科学理论确实接近自然界，而自然界的存在不依靠任何科学性的描述（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讲述「现实主义」），但科学理论不断被探测、批评、改进、修正、替代、并且评估（因此才有「批判」这个形容词）。但是，当强硬的后现代主义者提到批判现实主义的时候，他们的评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不加考虑。@16

@16比如说，葛伦斯（Stanley J.Grenz，Renewing the Center：Evange-lical Theology in a Post-Theological Era[Grand Rapids:Baker,2000］，242）承认批判现实主义者的确「有一些道理」。他写道：这道理就是，在科学家与观察者们存在之先，已经有一个宇宙。至于科学家们对这个宇宙的真正认识，葛伦斯没有任何让步。实际上，他还说，「然而，如果说这个意见〔在科学家与观察者们存在之先，已经有一个宇宙〕足以将所有关于社会结构的讨论扫进垃圾桶，这个假设实际上就没抓住要点。」然后，他进一步为结构主义辩护，主要是再次坚称，文化是一个「显示系统，靠着它—–必然可以沟通、复制、经历、并且探索一个社会秩序」（243页，在那点上引用瑞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话）。但我认为没抓住要点的是葛伦斯。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一个在科学家之前存在的宇宙，而是科学家最终是否能够对那个宇宙有一些真实的认知，虽然他们的知识是有限的。很少有科学家坚称他们的科学决定不受个人或社会的影响。温和的后现代者很乐意承认这些影响，但是他们也坚决认为，经过观察的数据、具体的测量、重复的实验、以及用来处理这些数据的理性等所扮演的角色，会让我们否定错误的理论，并且在适当的时间，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宇宙本身。

我们当然可以对科学以外的各种领域进行长篇的讨论，但是，我们就用历史作为另一个例证吧！不错，我们永远不能够绝对有把握地说，有某件事情曾经在历史上发生，或者充分掌握它的意义，因为「绝对把握」的标准需要有全备的知识。就好像我不能百分之百地证明去年我曾经到捷克共和国，而让人没有丝毫的怀疑。我估计有某个聪明的侦探可以查到计算机中关于我的飞机航班的信息，与那些在捷克见到过我的目击者交谈，并与那些听到我讲话的牧师和其他人面谈，并且注意到我的名字在某个中心登记过。但是计算机的资料可以窜改，目击者可以收买，而且可能其他某个人使用我的名字，并且告诉其他的牧师们说他是唐纳·卡森，而实际上真正的唐纳·卡森正在洛几山中远足。可是，在与普通人的正常交谈中，通常不会期望达到绝对没有错误、且无所不知的标准，于是，可以确立我去年曾在捷克待了一段时间的这个事实。

完全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确认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上，只是我们需要考量到那些目击者已经死了，不再能约来面谈了。有些时候，保留的纪录是那么糟糕、那么晚、那样不一致、或者甚至那样自相矛盾，以至于我们几乎完全无法决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在其他有些时候，保留的纪录数量多，有多重的目击者，材料的时间早，并且有正确的理由得出结论，承认这样或那样的事的确曾经发生过：那就是历史的真相。这种真相并不等于与那件历史事实有关的所有真相，但它是真相。而且我们可以认识它，像人类认识任何事情一样——虽然不是无所不知，但是却有一个真实并且相当的认知。实际上，我们将会在第七章看到，这也是基督徒如何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的基本因素：他们依靠留下纪录的目击者（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但让人悲痛的现况是，许多后现代主义者，特别是强硬的后现代主义者，极难承认这些事实。我所遇到的许多大学本科生，被这些风度翩翩的后现代思想家所影响，在谈到真理的时候，会感到非常不舒服，尤其当对方暗示到这真理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时候。他们不愿意说任何事情是真实的，并且不愿意宣称他们可以真确地描述某个现实的元素，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标准是无所不知（换句话说，他们屈服在我前几页所提到的那可憎的对立之下），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任何对视角主义的接受就会抹杀真实的情景。在这个关头，我不得不大声疾呼，后现代的认识论不但前后矛盾（因为它以为自己的理论是真实的），而且对一些很明显的现象视而不见。

3.大部分后现代理论的第三个缺点，是他们处理道德问题的方式。最强硬的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对与错之间的任何区别都没有绝对的地位，它们只不过是社会性的结构而已。因此，许多人写的作品坚持认为，即使像大屠杀那样的恐怖事件，只是从某一个视角来说才被当作是邪恶的，但从其他的角度来说并不邪恶——比方说，那些持印欧民族优等论的人。

但是，虽然这个立场在某些区域仍然有人拥护，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它越发显得站不住脚，其中有几个原因：

a.当面对世界上如此多的邪恶之时，最敏感的灵魂很快就会看到，这个立场是破产且令人讨厌的。

b.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真的站在这个立场上很久。法国的存在主义学家坚持认为对与错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分。但是，当沙特（Jean Paul Sartre）在阿尔吉利亚宣言（Algerian Manifesto）上签名的时候，他确信法国政府所做的是错的。构成法国后现代主义基础的社会文学批判，推动的思想家在看待任何社会型态的「好」与「坏」时，大多数都采取类马克思主义者（quasi-Marxist）思想。我与当代的后现代思想家们接触的经历，不论是亲身接触，还是透过作品，让我更加肯定了他们同普通人一样，充满了关于什么是对与什么是错的意见。很简单，如果谈到布什（Bush）总统的伊拉克政策，同性恋者的权益，达佛（Darfur）＊的种族屠杀，以及经济公正的意义之时，后现代主义者们就好像那些与他们对应的现代主义者们一样，不再是不情愿地发表他们在这些事情上所认为的对与错的观点。他们在自己观点上所投注的，几乎总是超过个人的价值观。

*编按：苏丹（Sudan）的一个地区，自2003年起发生屠杀平民事件，到2007年7月31日联合国决议派驻维和部队之前，至少有二十万平民被杀，超过250万人流离失所。

c.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只要稍许接触美国大学校园就可以证明，在年轻人的手中，这些强硬的后现代主义处理伦理问题的方法，很快蜕变成每一个人追求实时的个人享乐在理智上的借口。@17

@17这让我想起包衡的一本深具洞察力的书（Richard Bauckham，Godand the Crisis of Freedom:Biblical and Contemporary Reflections[Louisville：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2002]）。包衡认为，在圣经中，自由指的是得释放脱离奴役中，事奉永活的神，不论是出埃及记的典范、还是脱离罪恶的自由，以及耶稣所应许的由此而还来的一切。但是在启蒙运动中，对自由的追求成为对人独立自主的寻求。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在启蒙运动的私生子——后现代主义——下，更容易摆脱剩下的束缚，因为这些束缚没有终极的绝对意义。过了一些时候，就可以清楚地看见，所谓的「自由」，不过是一种以别人为代价，积极寻求享乐的自我肯定的形式——因此而产生了新的统治形式。

d.这个理论再一次显出它的荒诞。根据这种理论，必须坚持后现代理论是对的，目的是为了泯灭对与错之间的终极区分。我们可不愿意像道德这样的小问题阻挡了一个好理论的成立，是吗？但最终就会过犹不及。过了一段时间，强硬的后现代理论开始分崩离析，原因很简单：它无法负责任地回应我们时代中最棘手的道德问题。

因此，虽然仍有许多有口才的后现代思想家们（特别是在美国）著书立说，并且护卫他们的认识论，更多的学者们开始谴责他们——而这些学者是不容被忽视的。后现代理论的细节逐渐不如从前那样令人信服，这促使一个有影响力的评论家伊格顿（Terry Eagleton），为他最新的一本书取名为《理论之后》。@18伊格顿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发现他的一些论证不够有说服力。然而，他对最强硬的视角主义的批评，对自由的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以及对部落主义的批评都十分睿智且透彻。比方说，他认为，如果使用得恰当，「是真的」这个命题常常在与其相关的主张上有着普遍性。伊格顿说，如果「种族主义是邪恶的」这个命题是真的，那么它不但对我和我的部落是真的，而且对所有地方的人来说也是如此，甚至连那些否认这命题的人也不例外（他们的否认显出他们的邪恶）。而且，认识这个真理是我们作为理性生物的尊严。这一切都不能够否定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对这个真理的认识都是被一个特定的文化框架所局限的，或者我们不能够了解所有关于种族主义以及它的邪恶的事实。但我们可以说，即使是在道德的范畴内，仍有可能真实地知道一些事情，即使不能够无所不知——或者更好是说，即使我们没有、也不能够了解所有相关的事情、或者掌握所有相关的细节与比例，我们仍有可能了解一些真实的事情。

@18Terry Eagleton,After Theory(New York:Basic Books,2003)。

4．后现代理论的第四个缺点就是，它奇特地混合了荒谬与傲慢。我们已经提到了荒谬性，强硬的后现代理论越是竭力向前推进，它就越显得缺乏可信度。那是因为，当它越多坚持所有理论的立场都属于社会结构，而且没有什么理论结构与客观的真理有任何必要的关联时，它也就更多的摧毁形成它自己结构的真实性。当然，最聪明的强硬后现代主义者认识到这个荒谬性，但是他们不会因此而退缩：他们只是说事实就是这样，并且是因为我们的有限、以及社会地点所带来的不可逃避、无可非议的结果。

在这个时候，傲慢开始加入。后现代主义，虽然已经非常有效地暴露了现代主义的自负，却突然也显露了它自己的自负。这个运动本来是嘲笑启蒙运动传承的傲慢，却显露了自己的傲慢。如果现代主义夸口它多么了解真实，后现代主义自命不凡的是它对真实一无所知。不论是它教条式认识论的荒谬，还是知识上实际的进步，都会迫使强硬的后现代者们改变他们的立场。

这四个缺点——还有其他的——都与后现代主义对真理宣称的关系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