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救恩计划
第五章、加尔文主义
加尔文主义反对从普救主义来理解神期望拯救人的行动（即认为这行动是针对全体人类），并坚持神的拯救行动在每个情况，都是直接针对得救的个人。因此，在拯救过程方面的特定救赎主义，就成了加尔文主义的标志。正如超自然主义是全体基督宗教的标志，福音主义是更正教的标志；同样地，特定救赎主义也是加尔文主义的标志。加尔文主义者明确地认为：神在拯救行动中，不是广泛性地针对全体人类，而是特定地针对那些确实得救的个人。他主张唯有如此，才能正当且合理地坚持「拯救的超自然主义」和「拯救恩典的直接动工」；前者是全体基督宗教的标志，将一切拯救都归功于神，后者是福音主义的标志，将拯救归功于神直接在人身上动工。他主张，在拯救过程方面的特定救赎主义，已经隐含在「拯救的超自然主义」和「神恩典的直接动工」里；否认特定救赎主义，就等于积极否认拯救恩典的直接动工（即否认福音主义），以及积极否认拯救的超自然主义（即否认基督宗教本身）。这在逻辑上就是全盘拒绝基督教信仰。
然而，在我们思想神对有罪受造物采取的行动时（或从广义来说，是对受造物采取的行动），有可能以不同的完整程度（或者应该说以不同的敏锐程度）来应用这特定救赎主义。因此，不同类型的加尔文主义就出现在思想史上。用来分辨这些类型的方法，就是看它们认为「特定救赎主义」在神的行动上占据什么位置；这也等同于说，用来分辨它们的方法，就是看它们认为「拣选的预旨」在神预旨的次序里占据什么位置。
有些人非常热衷于特定救赎主义，以致他们在神对受造物采取的一切行动上，打从根本就加以区分。他们假设神是为了区分而施行创造，并假设祂对受造物的一切预旨，都只是要让祂可以区分他们。因此，他们把神预旨次序里的「拣选」预旨（这预旨将人区分开来），在逻辑上放在「创造」的预旨之前，或至少先于一切有关人类存在的预旨；也就是说，既然人类历史是从堕落开始，那么「拣选」预旨就先于「堕落」的预旨。这些人因此被称为「堕落前拣选论者」，意即他们认为拣选的预旨在神的思考顺序里先于堕落的预旨。注1
注1我们必须注意，「堕落前拣选论者」和「堕落后拣选论者」这些词，是关系到「拣选」预旨与「堕落」预旨彼此的相对位置。有些不明白此事的历史学家，越来越习惯将「堕落前拣选论」（Supralapsarianism）一词，解释为主张神的预旨一般是在人堕落之前形成的·因此，哈尔林（Th.Haring）提到的一种观点也被称为堕落前拣选论，因为此观点认为「神的旨意包括第一位人类的堕落」·然而，没有任何加尔文主义者（不论他是堕落前拣选论者、堕落后拣选论者、救赎后拣选论者、亚目拉督主义者、培恩主义者），会质疑或能质疑这种「神的旨意包括第一位人类的堕落」的观点。也没有任何明白且支持一神论的人能质疑这点。Cf．Th．Haring，＂The Christian Faith，＂E．T．，1912，p．479．
另外，有些人承认拣选特别跟救恩有关（意即拣选在逻辑上不是先于创造或神对世界的治理，而是先于拯救罪人），而他们认为特定救赎主义的原则（就区分的意义而言），是属于神拯救受造物的范畴，而不属于祂创造这世界的范畴。因此，他们认为「拣选」在逻辑上并不是先于创造或堕落，而是先于神在救恩方面采取的那些行动。在预旨的次序里，他们把拣选置于神要达成拯救的那些预旨之前。这表示在神的思考顺序里，拣选的位置就落到创造与堕落的预旨之后，这两个预旨是一视同仁地关乎全人类，因为所有人都确实受造、也确实堕落了；同时，拣选的位置是在救赎及其施行的预旨之前，因为确实不是所有人都得蒙救赎并享有救恩。这些人因此被称为「堕落后拣选论者」，也就是说在预旨的逻辑次序安排上，他们认为拣选的预旨被排在堕落的预旨之后。
不过，还有其他人受到自己认定的圣经教导所影响（这些教导提到基督的救赎关乎全人类），并想要把救恩的普遍邀请建立在一种同等的普遍预备上，他们认为可以延后引进特定救赎的原则，把这原则放在神拯救行动本身的范围内，所以他们小心地引进这原则，让它的位置早到足以决定拯救工作的实际施行即可。因此，他们提议把神在基督里所作的拯救预备想成是为了全人类；但声称圣灵只将这预备有效地施行在特定个人身上。也就是说，他们假设神期望拯救人的某些（而非全部）行动是关乎全人类，然而只有当全部（而非部分）拯救行动在人身上生效时，人才能确实经历到拯救。他们特别归类为关乎全人类的拯救行动就是「基督的救赎」，而他们的架构可说是将神思考顺序里的拣选预旨，放置于「在基督里蒙救赎」的预旨之后。他们因此被适当地称为「救赎后拣选论者」（Post-redemptionists），意即他们认为拣选的预旨在逻辑上后于救赎的预旨。就他们的观点而言，救赎是同等地关乎全人类，神只有在向人施行这救赎时，才对人类进行区分，并因此采取特定救赎的行动。
显然，若要在预旨的次序里排入拣选预旨和保留特定救赎的原则，这是所能排入的最后位置。若我们也认为圣灵向全人类施行基督的救赎（也就是说，若我们把特定救赎的原则延到拯救过程的实际施行救恩之后），那么在神期望拯救人的行动里，很明显就完全没有特定救赎主义了。这使「拣选」完全脱离神预旨的架构，除非我们宁可说（正如有人曾讽刺地说）：「神小心拣选要拯救的对象，只限于祂预见会运用自由意志来拣选他们自己的人。」因此，所有的加尔文主义者，若不是堕落前拣选论者，就是堕落后拣选论者，否则至少是救赎后拣选论者（也称为「施行前拣选论者」〔Ante-applicationists〕）。
然而，若纯粹从上述有关拣选预旨的观点来理解救赎后拣选论者，那我们在这群人当中还未触及最低限度的加尔文主义者。在救赎后拣选论者之间也有差别，这差别不是在于拣选预旨在预旨次序里的位置（因为若再进一步延后它在这次序里的位置，就会丢弃整个特定救赎主义的原则，并且脱离加尔文主义者的圈子），而是在于他们如何看待圣灵（在拣选预旨的安排下）施行救赎工作的本质，这也跟人心在领受救赎时扮演的角色有关。即使在加尔文主义者当中，也一直存在一群人，对人类意志的自主权非常感兴趣，以致他们不愿认为这意志在神重生人的行动上是「被动的」，并热切希望将人的接受救恩，视为取决于意志本身的坚定行动。因此，他们自己发明一种加尔文主义，这思想假设神的确拣选那些将被带到基督面前得救的人，而圣灵也藉祂的恩典毫无闪失地带这些人到基督面前（藉此在救恩的施行上保存特定救赎主义的原则），但这思想认为圣灵如此有效地带这些人到基督面前，不是透过全能地、创造性地在他们身上动工（这工作使他们成为新造之人，并随后有新本性的运作），而是完全透过说服的行动，以祂无误的智慧调整这行动，来配合蒙拣选之人的确切心思情况，以致确保他们出于自由行动而自愿归向基督并倚靠祂得救。这里没有出现普救主义，只有明确的特定救赎主义。但这思想采取一种权宜之计，好使它能说人自愿归向基督，并藉着他们尚未重生的意志所采取的自由行动而与基督联合；虽然那些归向基督的人，全都是蒙神拣选要如此说服的人（祂完全知道人心的情况），以致他们才会确实运用自由意志而前来。人们将这类思想恰当地称为「配合主义」（Congruism），因为它主张的原则是：恩典所赢得的那些人，都是神以「配合人心」的方式提供恩典的人；意思是说，有些人得救、而有些人不得救的原因，在于一个单纯的事实，即圣灵在某些人身上进行恩慈的说服，而祂以一种谨慎且无误的方式来调整这行动，好确保他们会坚守福音，但祂没有以同样谨慎的调整来说服其他人。
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配合主义者」这名称的意思非常含糊，以致还有另一个团体也拥有同样的名称，但这团体明确地反对加尔文主义，而我们此处所讨论的这些人却明确地想要在观念上保持加尔文主义。这团体的教导是，圣灵的说服工作毫无分别地临到全人类；但这种从普救主义来理解的圣灵恩典能否生效，完全取决于那些平等领受恩典之人的心思情况，其是否确实与这恩典互相配合。此处决定人得救与否的，不是神的主权拣选，而是人本身的一种天生差异，这显然是自救主义的立场。为了避免把加尔文派的「配合主义者」与这种明确反对加尔文主义的团体搞混，我们习惯用他们最著名之代表人物的名字，来指称这些加尔文派的配合主义者；此代表人物确实将这种思考模式引进加尔文派的教会，他名叫培恩（Claude Pajon），于十七世纪中叶在法国扫模神学院（Theological School at Saumur）担任教授。在同一所学校中，他的前辈与老师亚目拉督（Moses Amyraut），是首先在改革宗教会里系统化阐述救赎后拣选论的人，而「培恩主义」（Pajonism）则是救赎后拣选论的一种低劣形式。因此，扫模学派的名声不佳，因为它发明且提倡加尔文主义的两种最简化类型，而这两种类型在现今的名称都是取自此学派的教授名字，也就是亚目拉督主义（或称为假设性普救主义），以及培恩主义（或按照其性质而被称为配合主义）。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呈现出四种类型的加尔文主义，而这囊括了所有可能的普遍类型：堕落前拣选论、堕落后拣选论丶救赎后拣选论（又称为亚目拉督主义或假设性普救主义）和培恩主义（又称为配合主义）。这些都是某种加尔文主义，因为它们都肯定特定救赎主义的原则，认为神以这原则来决定在救恩的事上如何待人；而且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加尔文主义的标志就是特定救赎主义。现在，假使特定救赎主义不仅是加尔文主义的标志，同时也是加尔文主义的主要内容，那么这四种类型的加尔文主义（由于都保存特定救赎主义的原则），就不只可说是彼此相似，更可说是彼此相同，并且甚至需要依照它们各自如何看待与重视特定救赎主义的原则，来排列它们之间的优劣顺序。然而，虽然特定救赎主义是加尔文主义的独特标志，使加尔文主义有别于其他的救恩计划观点（我们之前已比较过加尔文主义与这些观点），但特定救赎主义并不构成加尔文主义的主要内容；事实上，虽然加尔文主义强烈肯定特定救赎主义，但它并不完全是为了肯定而肯定。最一致体现出特定救赎主义原则的思想，不一定因此就是最佳类型的加尔文主义；光是肯定特定救赎主义的原则，虽然足以使人成为一位加尔文主义者，但不一定使人成为良好的加尔文主义者。若一个人在神期望拯救人的行动上不接受特定救赎主义的原则，他就不能成为加尔文主义者；但我们绝不可允许特定救赎主义的原则，吞没加尔文主义里其他丰富、有益的部分（就像法老的干瘦母牛吞吃掉埃及的所有肥牛一样），我们也不能认为只要肯定特定救赎主义，就是一种适当的加尔文主义。
因此，虽然我们可承认「救赎后拣选论」是一种加尔文主义，因为它确实肯定特定救赎主义的原则，但它不必然就是一种良好的、令人满意的加尔文主义，甚至不必然是一种站得住脚的加尔文主义。首先，它是一种逻辑不一致的加尔文主义，并因此是一种不稳固的加尔文主义。其次，更重要的是，它离弃「代替赎罪」（substitutiveatonement，以下简称「代赎」）的道理，而这道理对加尔文主义者来说，就跟特定救赎主义一样宝贵，甚至应该把他对特定救赎主义的大部分热心，拿来维护这代赎的道理。我说「救赎后拣选论」是逻辑不一致的加尔文主义，原因是，它怎能一方面主张神赐下祂儿子同等地为全人类而死；另一方面又说当神赐下祂儿子来舍命时，祂已完全计划让圣子的死不会同等地有益于全人类，而是只让祂将会拣选的某些人（因为神是神，在祂的预旨里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所以这里是指祂早已做好拣选了）成为这死亡的受益者？既然神是神，祂晓得祂从起初就一次全部计划好的万事，也计划祂从起初就一次全部计划好的万事，我们就不可能主张：神计划将祂儿子同等地赐给全人类，同时又计划这赏赐不会确实拯救全人类，而是只拯救一群蒙拣选的人，即祂亲自提供这赏赐的对象。简单来说，亚目拉督主义者构想出来的预旨次序，必然意味这些预旨之间有种时间先后顺序的关联；而他们的这种假设等同将神废掉，并只能藉着更改赎罪的性质来避开这点。因此，他们更改赎罪的性质，也伤害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