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1救恩计划

第四章、普救主义

全体更正教都正式宣告福音主义的立场。也就是说，所有主要的更正教团体，都在自身的正式信仰告白里同意：罪人唯独完全倚靠神的恩典才能得救，而这种倚靠是直接倚靠有位格的圣灵，祂直接在罪人心中动工运行。这种福音主义的立场，决定了更正教的敬虔特质。此敬虔特质就是，深深感到自己与拯救人的神有亲密的个人相交，可以带着直接的敬爱与信任来倚靠祂。显然地，这种敬虔是十分个人性的，并且奠基于一种强烈的确信，即神是直接且分别地对待每个罪人。不过，虽然这种个人性的感受塑造了真正福音主义的敬虔，但在更正教里广泛存在一种与此感受相违的倾向，这倾向将神期望拯救人的行动解释为临到人类全体，而非临到个人。简单来说，这倾向主张神期望拯救罪人而做的一切，并不是针对或为了特定的个人，而是毫无分别地针对或为了全人类。这就是同属福音主义的亚米念派与路德宗抱持的典型主张，而且在其他许多教派里，也有众多更正教徒对此深信不疑。

从表面上看来，若唯独只有神施行拯救，祂藉着恩典直接在人心动工（这是福音主义之信仰告白的核心）；此外，若神期望拯救人而做的一切，是针对且为了全人类（这是普救主义的主要论点）；那么全人类毫无例外都必然得救。若要避免得出以上的结论，就只能设法放宽其中一项前提的严格程度。我们要么必须主张：（1）不是唯独神施行拯救，若人要确实得救，关键乃是在于人身上的某个特质或人所做的某件事（如此我们就脱离了福音主义，而落入自然主义的自救思想里）；要么必须主张：（2）神期望达成拯救而采取的恩慈行动，终究不是绝对地作用在全人类身上（如此我们就脱离了所宣称的普救主义）；否则，我们无可避免地只能承认全人类都得救。若要让一致的福音主义与一致的普救主义彼此共存，我们就只能准备宣称全人类毫无例外都靠神的全能恩典而得救。

因此，在某些福音主义的圈子里（这些圈子决定不再以彻底的特定救赎主义来看待神恩典的分配），一直有种倾向，认为全人类都确实得救，只要他们强烈感到罪人必须完全倚靠神而得救。在1567年2月24日，于德布勒森（Debreczen）举行的会议写下《信仰告白摘要与结论》（Summa Confessionis et Conclusionum），这份文件谴责许多错误的观点，而我们发现其中一句条款反驳所谓的「普世预定论者」（Holopraedestinarii），内容是：注1「圣经出于这些理由而反对普世预定论者，这些人想象全人类都蒙拣选，并根据普世的应许而推论出普世的预定。圣经教导说，神的预定是针对特定的某些人，选民的人数也是确定的，而神对选民的了解延伸到他们每根头发。『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但这教义完全不代表神偏心或偏待人。」我们不打算仔细探究谁是这些十六世纪的普世预定论者；注2但无疑的是，从那时到现在，一直都有人为了保护神免遭「偏心或偏待人」的指控，而倾向主张神已拣选全人类得救，并用祂全能的恩典带领所有人进入蒙福的结局。

注1E．F．Karl Muller，Die Bekenntnischriften der reformirten Kirche，1903，p．451．

注2修伯（Samuel Huber，1547——1624）于1592——1595年间任教于威登堡大学，他是「普世预定论者」的典型例子。但这位「普救主义的愤怒殉道者」的相关教导，似乎只跟孟裴加会议（Mumpelgart Colloquy，1586）有关。有关修伯的记载可参考：A．Schweitzer，Die protestantischen Centraldogmen，1854，i，pp．501ff；另参G．Muller在Herzog的文章。路德所写的De Servo Arbitrio于1591在德国的巴拉丁（Palatinate）再版，用来对抗新伯拉纠主义的思想，即神已公平地拣选全人类，并没有特定地拣选某些个人。第七世纪的教义学者如何处理这思想，可参考：Hollaz，Exam．Theolog．Acroma．1741，p．643；或参：Quenstedt，Theologia Didactico-Polemica，1715，ii，p．72．奎恩施特（Quenstedt）说卡斯利奥（Sebastian Castalio）是「普世拣选」这项错误的创始人，而修伯是其跟随者并荒谬地教导：「拣选是普世性的，神实在、正当且明确地拣选全人类得救，这跟信心没有任何关系。」奎恩施特补充说，修伯没有跟随者，而他的错误已经绝迹。

这倾向中最具启发性的例子，近期出现在苏格兰长老会的两位当代神学家身上；一位是格拉斯哥大学的已故神学教授海斯提博士（William Hastie），另一位是爱丁堡大学的神学系主任帕特森博士（William P.Paterson）。海斯提在著名的克罗尔讲座（Croall lectures），谈论到「改革宗教会神学的基本原则」时宣称：「有关永恒盼望的圣道，对我来说就是改革宗神学的最新信息」；注3帕特森接续这个暗示并加以详细论述，他在贝尔德讲座（Bairdlectures）谈论「信仰的规则」时，发表一篇文章，名为「改革宗教会的见证」，而这文章让人看见他如何扩充这句话。注4帕特森认为加尔文主义本身包含「互相排斥」的要素，而排斥之处是在于「永远刑罚的教义」和「拣选与不可抗拒之恩典的教义」。「当人不想根据『摈弃』的教义，而认为神造成」某些人永远受罚时，他无疑可躲藏在「亚米念主义或半亚米念主义一类的思想」底下，藉此得以松一口气。然而，要换取这种解围的代价太过高昂，必须放弃思想的和谐性，并且不再忠于福音主义的原则（这原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因此，按照帕特森所言，唯一办法只剩下丢弃永远刑罚的教义，并「将『摈弃』解释为人暂时缺乏恩典与属灵成就」。他也有点自满地评论说：「这是一种奇怪的情况，尽管加尔文主义变得不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就是它认同无情的永远刑罚之教义；但唯有这个思想系统所包含的原则（即拣选与不可抗拒之恩典的教义），能使一种万物复原（universal restoration）的理论看来可信。」

注3Edinburgh1904，p．282．

注4London and New York，1912，pp．310-313．

帕特森最后一句话说的没错，但这句话的正确只是在于隐约指出：加尔文主义（连同拣选与不可抗拒之恩典的教义）是唯一的系统，能使任何罪人的得救看来可信。因为唯有这些教义具体呈现出纯粹的福音主义原则：救恩唯独出于神，并且唯独出于祂恩典的直接动工。至于神以极大怜悯而赐下的这种恩典，究竟是只赐给某些人，或浇灌在全人类身上？这就是另外的问题了，需要在它本身所属的领域来决定。此外，若只单纯假设神的怜悯必须浇灌在全人类身上，否则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得救了；这也无法轻易解决这个问题。这类假设的基本前提是：神应该拯救所有人；也就是说，罪并不真的是罪，罪应被设想成一种不幸，而非一种过犯。

正是这种对罪的粗浅观点，实际上决定了帕特森在此处的整个思考方向，而这观点也变得直接明显主导他论证的用词。他推论道：「人们习惯说，虽然惩罚一切有罪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公平，但若只惩罚其中一些有罪的人，这就一点也不公平了。那些得救的人，是因神的怜悯而得救，而那些失丧的人，是因他们的罪而灭亡。这如同下列说法一样正确：那些靠着医生的医术与仁心而得救的病人，应该感谢医生救他们一命，而那些死掉的人，是因自己的疾病而死亡；但既然如此，只要能证明医生有能力治疗和拯救那些死去的人，医生便无法逃脱责难。因此，我们不可能说这不会影响到关于『神的爱』的教义，因为根据加尔文主义的原则，神完全有能力按照祂对待其余人的方式，来对待所有人。假设神有能力拯救最坏的人（从不可抗拒之恩典的原则来看），并假设仍然有一部分的人类要遭受永远的刑罚，那么对此唯一的解释就是：神的爱并不完全，因为这不是一种拥抱所有人、永不倦怠的爱。」

但难道我们不能想到神基于某种原因（并非因缺乏能力），而不伸手拯救所有人吗？帕特森的推论完全不提罪的过犯，也不提神的公义以炽热的愤怒来回应这种过犯。若事实真的如他所描述的，而且人们在纯粹的不幸当中，唯独向神恳求祂的怜悯，那就会无法解释祂为何不拯救所有人。若一位医生有能力治疗他的所有病人，却任意地厚此薄彼，满足于只照顾其中某些人，那他理当遭受人们的谴责。但若一位法官有能力释放他底下的所有罪犯，难道他不能基于更崇高的考量，而决定不将所有人释放出来？我们或许无法解释，为何在上述情况的医生不解救所有人；然而，就法官的情况而言，我们反而会纳闷他怎么能释放任何人？神在运用祂的爱时，这爱必须受到祂的公义所控制。若辩论说，由于神没有去做一切祂有能力做到的事，所以祂的爱变得黯然失色；这实际上就是在否认神的道德本性。因此，若要真正解答有关神恩典之分配所引发的难题，既不是跟随亚米念主义者的路线（他们否认神恩典的全能），也不是跟随这些新普救主义者的路线（他们否认神真实地摈弃人），而是要藉着肯定祂的公义才能找到解答。古老的答案才是唯一足够的解答：神出于祂的爱而拯救许许多多的罪人，而这些都是祂全部本性能同意要拯救的人。神之所以为神，祂甚至不会容许祂那难以形容的爱，去违背祂自己，而做出任何不公义的行为——这也正是我们赞美祂、信靠祂、敬爱祂的理由。因为祂不是部分的神，不是零零散散的神，只具有某些而非全部属于真神的属性；祂是完全的神，是彻彻底底的神，拥有神应有的一切属性。

与此同时，大部分倾向普救主义的更正教徒，所接受的并非这种主张所有罪人都确实得救的一致普救主义。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地禁止人沉迷于这种美梦，并极其确定地表明不是所有人都得救，在末日时会有得救与失丧的两类人，各自进入属于自己的永恒结局。因此，倾向普救主义的福音主义，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是：要如何调和唯独神拯救人，并且神期望拯救人而做的一切，都是针对且为了全人类，然而又不是所有人都得救。他们尝试解决这问题，于是想出同属福音主义的路德宗与亚米念派的教义系统，两者都宣称结合了一种明确的福音主义与明确的普救主义，并足以应付有关得救与灭亡的各种争议。当然，我们不相信这些系统已成功解决这问题（坦白说，这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提议要强迫调整这问题里的要素，而这两个系统所调整的都是福音主义的要素。但即使如此，这两个系统都宣称已找到解决之道，并因此在它们的信仰告白里，强调同时用一种纯粹的福音主义与一种完整的普救主义，来看待神期望拯救人的行动。这值得我们花一些时间来弄清楚这点。然而，我们在此选择要看的例子，不是比较直接吸引我们注意力的特定事实，而是一些关键的陈述，好使我们更多得知这些系统的精神与观点。

我们可以从毕特博士（Joseph Agar Beet）对亚米念派思想所做的阐述，而得知福音主义的信念多么深植于这思想里。注5毕特在这段阐述的上下文里，带着某种热心要驳斥无条件拣选的教义，他说：「这个可怕错误盛行于一百年前，但其实只是夸大了一项重要的福音真理，即救恩（从最初的转向神，到最终的得救）完全是神在人身上的工作，是神恩慈地成就祂在创世以前所定的计划。」「在我们否定这项无条件拣选与预定的教义时，我们必须记得救恩（从最初的良善渴望，到最终的得救）是神恩慈计划的成就，祂在创世以前就定下这计划。」毕特在否定无条件拣选的教义时，依然小心地维护福音主义，并承认福音主义是这教义的核心；他也因此从卫理宗（Wesleyan）的立场来定义福音主义。福音主义变成只是：一切的拯救过程都出于神，以及一切用来拯救人的能力都属于神。我们接下来可能想问，这种福音主义是否实在按照毕特的想法，从无条件拣选的教义中分离出来？我们发现他自己显 然也承认，至少某些人认为这两者必定是配在一起的。但这里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身为卫理宗信徒的毕特，在见证一般的福音主义原则时强调哪些事。至于他是否在他所有思想里肯定这项原则，当然是另一回事了。

注5＂The Homiletical Review，＂Feb．，1910，vol．lix，no．2，p．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