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加尔文的人生智慧
第十三章、呼召：善行的去向
我们一贯认为，一般呼召不过是工作或营生，我们从内心深处都想要遵循一种比一般呼召更属灵、更卓越的生活方式，来让神满意。通常情况下，新成员一加入教会，就有人鼓励他去“找一项服侍”。毕竟所有成员都是服侍者。做医生、面包师和家庭主妇或许不错，不过“全职基督徒服侍”更好。我们总得用某种方式去证实，我们的日常劳作也是“国度的工作”。或许我们可以用某种方式使我们的一般呼召成为个人传福音或革新社会的途径，从而使我们的一般呼召成为圣洁的呼召。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反教权倾向表现出更深的教权主义：亦即，教会的所有会众都必须是服侍者。我们像彼得一样很难理解这道理：自己要先被基督服侍（约13:8—9），再去服侍世上的邻舍。
如我们将在本章所看到的那样，加尔文碰到了类似修道院生活的情形，尤其是在重洗派运动中，每一位成员都被期待要过类似于修道模式的生活。在今天，福音派创造了一种亚文化，它常常不过是以福音和道德为虚饰反映了这个世界。其危险在于，尽管我们与世隔绝，在“基督徒”活动的蜂箱里忙碌时，也会变得与世界相像：我们属世而不入世，而非入世而不属世。
呼召：我们善行的去向
与路德一样，加尔文也认同所有信徒皆祭司，但对这两位改教家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信徒都是牧师——被训练、考验、按立的可见教会的牧师和教师。的确，加尔文认为，我们来教会首先是为了得到服侍：借由基督的牧师，得着基督的丰富供应；借由基督的长老，得着基督的智慧引领；借由基督的执事，从基督得着现世需要的满足。每一个主日，基督徒都像在圣诞节早晨聚在起居室里的小孩子们，接受礼物，交换礼物。众多的属灵恩赐从我们接受的服侍中出现，在所有会众当中传递，然后会众借着一般呼召去爱和服侍世上的邻舍。加尔文就特殊职分（牧师、长老和执事）与一般职分（信徒皆祭司）的区别给出了很多洞见。[1]
在改教家们的敬虔观中，善行有重要地位，但是现在，善行是在呼召这一主题下谈的，而不是在称义这个话题下谈的。我们行善不是为了向神还债，而是为了邻舍的益处。如路德所言：“所以我们认为，基督徒不是活在自己里面，而是活在基督里面，活在邻舍中间。他借着信心活在基督里面，借着爱活在邻舍中间。”[2]教会是产生门徒的地方，而世界是门徒去服侍的地方。
“虽可区分却不可分割”的原则也可以用在两个国度的问题上。我们是基督国度的继承人，“在基督耶稣里成圣”（林前1:2）的人，即便在我们没有直接拓展基督国度的时候，也是如此。换句话说，我们本身是圣洁的——是分别出来的——即便我们的呼召只是普通的职业：根本不存在基督徒农业、神圣医学或者神国艺术之类的东西。即便如此，与非信徒一同投身这些职业的信徒，依然是基督国度的圣洁国民。清洁工、家庭主妇、医生或者商人所提供的服侍，是神对他创造的一切所施护理的一部分，这不需要作进一步的理由。
于是，为神工作的观念由神为我们工作（在救赎行动中）和借由我们工作（在我们的呼召中）的理念所代替。当我们照顾临终的父母，或者挖一条沟渠，或者在法庭上为一个案子申辩，神是原初的行动者，我们是他的工具。路德说，当我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神的回应“并不像他给以色列人吗哪时那样直接，而是借由农民和面包师的工作来供应”。他们是神的“面具”。[3]他写道：“神将厚恩倾在义人身上，也倾在不义的人身上，倾在信徒身上，也倾在不信的人身上。他隐身在普通的社会职能和社会阶层当中，甚至是最卑微之处。神借着呼召挤奶女工为奶牛挤奶。”[4]加尔文持相同看法：“我们也能借此获得独特的安慰，只要我们在万事上顺服神的呼召，一切看来似乎羞辱的职事，在神的眼目中则是光荣和极有价值的。”[5]
望向自身之外：恩赐伦理
在加尔文看来，圣经的敬虔观会将我们的信心引向神，将我们的爱引向邻舍。基督徒的生活是外向型的：也就是说，基督徒望向自身之外。诚然，有时候要自省。不过，自省主要是为了发现我们极其需要基督，而不是为了在我们里面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献给神。加尔文劝我们逃离由我们的罪和死构成的内在监狱，在基督里面找到唯一的避难所。如果我们将目光从基督身上移开，转而探寻内在的平安、稳妥和洁净，就只能陷入绝望或自义。“若你注目于自己，就必定灭亡。”[6]具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在此基础上，你才能最终脱离自恋，凭信心拥抱基督，以爱拥抱邻舍。如果你要努力追求经得住神审判的内在圣洁，你就会关注自己，无视基督和他人。这样的敬虔帮不了任何人。这种愚昧的做法会激起神的愤怒，避开我们的邻舍，甚至最终也不会给我们带来益处。
与其他宪制改教家的敬虔观一样，加尔文的敬虔观有两大标记：（1）所有美善的恩赐都是从神那里临到我们的；在神面前，我们不过是领受者（徒17:25—26；罗11:35—36；雅1:17）;（2）神不仅爱我们，服侍我们，也借着我们、以我们的呼召为途径来爱和服侍我们的邻舍；在他人面前，我们是给予者。因此，我们唯独将信心给神，而将善行给邻舍。我们的呼召——作为子女、配偶、父母、志愿者、雇主和雇员——是这些善行从神流向他人的渠道。我们同时投身于很多不同的呼召。所以，与其说这是工作伦理，不如说这是恩赐伦理。[7]
这样，首先是神喜悦。他因喜悦基督而喜悦我们，因为我们借由信心藏在基督里面。如今神是我们的父亲，不是我们的审判者，他视我们为儿女，借由基督的功德，他赦免了依附在我们善行上的罪。因此，既然我们在基督里，父不仅喜悦我们，也喜悦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是不完全的，永远不可能让作为审判者的他满意）。加尔文认同奥古斯丁的看法，认为神给予我们的奖赏，是他自己恩赐的冠冕。[8]
第二是我的邻舍得到了帮助。我们自由地做了神借以施惠他人的工具，而不是忧心于因为不知道该怎样向神献上礼物而使他悦纳，也没有炮制出他未曾吩咐的原则和习惯。神给了我们各人不同的技艺、知识、能力和兴趣，他的诫命指向我们周围其他人的实际需要。
第三，我也受益。加尔文常常攻击斯多葛派哲学，认为它为修道院生活奠定了基础。斯多葛派认为，我们必须离群索居，不靠他人，自己做自己的事。不可出于私利做任何事情。加尔文一再反驳，指出我们被造是为了神和彼此——在圣约中。神不需要我们，但我们需要他，需要彼此。因此，我的幸福取决于邻舍所得的益处。当神得到荣耀，邻舍得到服侍，我也寻获了巨大的喜乐和满足。即便在我服侍他人时，我也在这恩典的运行（economy of grace）中领受了神的善行。在神的荣耀和他人所得的益处中寻获我们自己的喜乐和幸福，不是自私，而是敬虔。
当我们定睛于我们自己的属灵成长和奖赏时，我们就退出了交换神恩赐的传递。事实上，我们弄反了恩赐的流向，我们带给神善行，代替了对他为我们在基督里所成就之工的充足信心。
改教家们认为，罗马和重洗派都弄反了恩赐的流向。他们带着自己的敬虔，沿梯而上献给神，更多是在关注自己，而不是基督和邻舍。当然，加尔文尤其想到了修道院生活：“有些人靠别人的汗水活着，对有助人类的共同事业却没有丝毫贡献。保罗责备了这类懒人。我们的修士和祭司就是这类人，他们大都无所事事，养尊处优，只是为了防止厌倦，在教堂唱唱诗罢了。”他们如果不是被人以无知的赞美尊崇，就会被视为贼偷。[9]呼召或天职这样的术语，从前只能用在神职人员和修士身上。不过在这样的系统中，根本无人受益。重洗派领袖并未真正挑战修道院生活，而是期待全体会众从世界分别出来，去追求完全。
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以来，有一种说法广为流传：新教工作伦理成为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加尔文主义要为此负责。加尔文主义者创造了大量财富，他们迫切地要以世上的成功来证明自己是蒙拣选的，同时又反对挥霍钱财。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文化：提倡努力工作、积蓄、为慈善事业捐款。但是，如我们所知，所谓的新教工作伦理，更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富兰克林（Ben Franklin）而不是加尔文。所谓新教工作伦理其实是价值伦理。当然，你给出了这样的说明：神借着护理恩待你，不是因着你生来的身份，而是因着你努力成为的样子。是顽强的个人主义奠定了你在社会中的“市场价值”。今天我们甚至会谈到一个人的“净值”（networth）。像这样以可估算的价钱来定义的行为-公义的做法，与加尔文有什么关系？
韦伯认识到宗教改革的教导所生发的功效，不过他提出的财富成因仅仅是一个推论，而不属于主要根源。事实恰恰相反。加尔文说：“但神若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就不可能在自己身上获得被拣选的确据。”信靠基督就是确信我们蒙了拣选。[10]正如威廉·尼泽尔所提醒我们的，“人们对加尔文的行动主义讨论了很多。这种行动主义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属于基督，因此可以毫无顾虑地行动，可以承认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但这样的行动主义，绝非出自想借善行证明一个人的基督教信仰的热切意愿。”[11]
加尔文常常思考这样的事实：我们不配得到所领受的任何恩赐；忠信不能保证地上的昌盛，属世的成功更多时候会危害信心，而并不表明神的恩待。有人认为努力工作就会获得财富，并以此为神赐福之标记，加尔文对这种人并未给予肯定。[12]他强调的是出于感恩的慷慨。“‘因为我们最像神的地方，就是慷慨’……对待邻舍，除了爱的原则，加尔文没有给出其他原则。”[13]
加尔文认为，苦行没有可夸之处。奢靡的自我放纵和禁欲主义同样可以使我们脱离神恩赐的流通。比勒尔解释说，对这位改教家而言，牺牲可能有属灵价值，但与“将精神和物质对立的古代基督教传统”没有关系，与“功德”就更没有关系了。[14]“加尔文厌恶贪婪和囤积的行为。因此他强调，积累起来的经济财货应该重新投入流通，以实现互助的目的。”[15]他也不像更加世俗化的后人那样热心于攒钱。[16]加尔文写道，所有的恩赐都是从神那里临到我们，供我们享用并与人分享。“简而言之，就像耶稣基督将自己给了我们，我们也应该存着爱心将他给我们的恩典传递给他人。财富是帮助穷人的工具。这才是财富作为幸福媒介的使用之道。”[17]
如果我们的确据并非来自世上的工作，那我们也不该认为休息的目的就是为了休息。“神命令人休息，唯一的原因是……让人进入神的工作。”因此，没有我们为神工作的份，只有神为我们工作，并借由我们、与我们一起为他人工作。正是因为我们在神里面休息，我们可以为他人工作。“这样，在神的伟大工作中得到恢复和重建，工作再次变得具有创造力和自由。”[18]视工作为功德的观念在加尔文的思想中无立锥之地：无论富足还是贫穷，无论工作还是休息，都无法从神那里赚取功德。
即便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责任，神也不欠我们工钱。可他还是供养了我们——不是作为雇主，而是作为父亲。而那些虐待雇员或者剥夺他们当得的工钱的人，必将因为阻止了恩赐的循环而面临神的问责。[19]违反神的律法，违背雇主和雇员共有的人性，这样的行为“出奇地残忍”。[20]
改教运动发生时，正值民族国家和商业资本主义兴起。商业资本主义在改教家那里找到了现成的参与者，部分原因是他们重新肯定了世俗职业。改教家提倡的关乎世俗责任、自由和卓越地工作的伦理，有助于经济增长。不过，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尤其是韦伯所谓的那种资本主义）之间没有神学上的联系。修士将工作献给神是为了奖赏，而今天的世俗主义者主要是根据其物质回报、自我价值或个人权利来为工作辩护。在改教家的观点中，真正具有革命性的信息在于，即便我们最普通、最日常的工作，如今也被带回到神恩赐的流通中。不过，虽然有言过其实之处，比勒尔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他认为，“加尔文主义是第一种赋予工作以宗教特质的基督教伦理”——即便撇开作为谋生之道这一点不谈，工作也完全可以说是“神圣的呼召”。[21]工作时，我们被纳入神对他创造物的爱的行动中——不是说我们现在与神同为救赎者，而是说我们成了他向他人传递一般恩赐和救赎恩典的工具。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圣诞老人，而是圣诞老人的精灵。
基督徒是天路客，不是漫游者
我们生来就有“闲逛”的倾向，好管闲事，爱介入他人的事务。加尔文一再鼓励我们投身到我们的呼召中，用我们投身呼召来纠正这种倾向。我们需要神亲自将我们呼召到世界的某个特定的位置上。
为了避免人因自己的愚昧和轻率使一切变得混乱，神安排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有其当尽的本分，也为了避免任何人越过自己所当尽的本分，神称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为“呼召”。因此，每一个人都有神吩咐他的生活方式。这生活方式是某种“哨岗”，免得人一生盲无目的地度日。[22]
加尔文告诫说，这不该用作忽视邻舍需要的借口，而是要激励我们献出有益而卓越的服侍。[23]神将我们每个人都放在特定的位置上，而我们的邻舍需要我们委身呼召、献上服侍，就像我们也需要他们委身呼召、献上服侍一样。那不仅是一份工作，而且是一份呼召，来自神，不仅仅来自我们的雇主。
加尔文临终前，贝扎责备他为写作耗尽心力，他记得这位改教家这样回答道：“难道你想要主来时看见我无所事事？”我们与其以修士为榜样，倒不如关注大卫这位敬虔的统治者、底波拉这位智慧的士师、但以理这位异教宫廷中敬畏神的谋臣，以及在父亲的木工坊里的耶稣。教会是神恩典的剧场，但整个世界是他荣耀的剧场。如果你知道耶稣今天下午就会再来，你今天会做什么？加尔文的回答是，他以前做什么，今天还会做什么，就如保罗激励帖撒罗尼迦人，劝他们以耶稣的再来为念，继续委身呼召，追求卓越（帖后3:1—13）。
修士自以为蒙神喜悦，从事自以为敬虔但神并未吩咐的工作，与修士相比，为一户人家盖了一座房子的那个木匠要更加高贵。事实上，在加尔文看来，相较于神委派给妻子和母亲的呼召，修女的贞洁并不是最重要的。男人没有资格轻视这样的呼召，好像它有损她们的尊严一样。“因为男人生来不是为了闲散度日，女人也不是。”女人要这么说，
[神]很喜悦她们的责任……所以女人要学会喜乐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虽然世人轻看这份责任，但要让从主而来的安慰使一切劳苦变得甘甜，并且她们能说：“尽管世人不承认我所做的一切，但神看见我在这里，他的天使也是我所行之事的充足见证。”[24]
既然神能够降下来临到我们，出现在襁褓中，悬挂在十字架上，我们就不该认为有什么呼召是卑贱的或不重要的。加尔文说，当基督——宇宙的神——把毛巾系在腰上洗门徒的脚时，他使最卑微的呼召变为尊贵。只要有益于他人，就没有什么服侍“有损我们的尊严”。几代人之后，诗人布道家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在祷告中对神说话，很好地描述了这种敬虔：
仆人按此而行，
苦工得为圣工：
打扫房屋似遵神命，
屋与劳作皆净。
此乃著名奇石，
可使万物成金：
世间万物经神一触，
岂可轻视毫分。[25]
改变世界还是参与世界？
社会学家詹姆斯·亨特（James D.Hunter）在他的《改变世界》（To Change the World）一书中列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基督徒近年来转变文化的企图是短视的，而且常常适得其反。他提倡的是“忠实在场”（faithful presence）：信徒只需要活出自己的呼召，不仅作为个体，也作为体制的一部分。[26]
至少在我看来，这个行为模式很符合加尔文提倡的敬虔观。加尔文并不在意自己的服侍所产生的影响，更别说他的“遗产”的影响了，这一点一再令我深受震撼。他总是坚持不懈地忠于自己的呼召，同时又知道，自己践行呼召所产生的果效，不由自己掌控。
复兴教会是神的工作，不取决于我们的盼望和观点，就像死人复活或其他此类神迹一样……福音要被传扬，这是我们的主的旨意。我们要遵从他的吩咐，他呼召我们到哪里，我们就跟到那里。至于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功，我们不必去问。[27]
加尔文是改革者，而不是革命者，所以当时或现在的激进新教徒难以忍受的世界现状，他都坦然面对。正是因为对“这个令人悲伤的世界”不抱太大希望，他才能担负起日常的责任——甚至知道他在自己的呼召上会有亏欠。神不希望他去改变世界，而是希望他去践行自己的呼召——用神给他的恩赐去爱邻舍、服侍邻舍。他就像神派在地上的一个探子，知道一切到了最后都会恢复正常，而且基督一直在建造自己的国度，甚至在凯撒的背后照管着凯撒的事务。
这个忠实在场的行为模式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加尔文对很多人的影响。如我们所见，加尔文不追求引人注目。他不像路德，他害羞、内向，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羞怯”，甚至“懦弱”。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幕：在将致皇帝查理五世那封充满勇气的——绝非懦弱——陈词投递出去之后，加尔文瘫倒在前厅。时机来到时（表面上几乎每天都会来到），强烈的呼召感克服了他的性情，使他不再逃避公共舞台的强光照射。
加尔文并非从灰烬中重生的不死鸟（phoenix）。他能理解圣经，是受惠于教父和天主教中最优秀的遗产。而且，他的服侍与法国的文艺复兴不可分割。法国的文艺复兴不仅给了他卓越的解经技艺，也给了他关于世界的深刻知识以及解释世界的坐标。如玛丽莲·罗宾逊所言，“加尔文坚持知觉的美学特质——这点最能体现他法国人的特点了。眼前事物的美承载着真理。”[28]她还说，“从他所受的教育来看，他是优秀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也是杰出的使用拉丁文写作的文体大师，是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敏锐阐释者，还使得法语成为了一种思想语言。”[29]就像路德被视为现代德语之父，加尔文也被当作现代法语之父来纪念。事实上，日内瓦圣经——加尔文服侍期间由流亡人士制作——塑造了现代英语。单靠加尔文一人，这些事无法完成；没有无数前辈、同侪、属灵的后裔（其中有很多人恩赐与他相当，甚至超过他），他也做不出那样的成就。
在加尔文服侍的全盛时期（1550—1564），一众牧师和教授纷纷被吸引，蜂拥到日内瓦，这些人“绝大多数来自欧洲法语地区的城市阶层和法国贵族”。[30]西奥多·贝扎具勃艮第贵族血统，加尔文的同侪兼之后的继任者，本是著名的诗人和拉丁语学者。还有人来自意大利，主要是威尼斯。有些人从前是神父，甚至是主教和教授，还有的人是科学家、诗人、工匠、音乐家、医生和律师。比如，那不勒斯的维科伯爵加莱亚佐·卡拉乔洛（Geleazzo Caracciolo,Count of Vico），1551年他的妻子威胁要将他交给宗教裁判所时，他逃出了他的教父查理五世的宫廷。卡拉乔洛还是教宗保罗四世的侄子（这位教宗说，即便他的祖母接受宗教改革，他也会将她烧死），他放弃了一切，之后一直投身于帮助在日内瓦说意大利语的教会和来到日内瓦的难民。[31]
日内瓦学院的很多学生继续到海德堡大学、莱顿大学、巴塞尔大学以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些接受了宗教改革的大学学习（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分别由菲密格理和布塞实施了改革）。有些英国学生在玛丽执政期间流亡在外，到了伊丽莎白执政时又回到英国，成为教会和国家的领袖。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不知不觉地承载了宗教改革运动，那么反向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在改教运动的信念站稳脚跟的地方，古典学问得以复兴，人们对艺术和科学重新生发兴趣——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也发生在普通劳动者中间（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基础教育）。事实上，有了评论家们所谓的“新学问”，属灵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复兴通常会结伴出现。总之，加尔文的重要性在于一个事实：他为塑造在他生前身后都存在的那种传统做出了贡献。
加尔文在牧师团和宗教法庭上的忠实在场，不仅体现在教导的恢复上，也体现在充满活力的教会治理体制中——众人共同参与教牧关怀、属灵监督和执事的救济工作。整个城市都改变了，不是因为这是加尔文的目标，甚至也不单是因为加尔文的服侍。改变那座城市的，不仅有观念，也有他无力掌控的历史因素。毕竟，他与欧洲其他牧师一样，是由国家按立的。日内瓦的统治者采纳了由他起草的信仰告白、礼拜程序和教会章程。现在的牧师难以指望能对高度多元化的民族-国家产生同等的影响，尽管这个想法不算狂傲。
总而言之，加尔文虽有失败和挫折，可他始终关注信靠基督、爱邻舍，而不是自己所带来的改变和影响。通过日复一日地忠于自己的呼召，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他只是关注自己的影响，反倒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了。
